皇祐四年（1052）五月一日，据有广源州（治今越南高平省广和县）多年的当地豪酋侬智高突然率领部众袭击并攻下了北宋广南西路的重镇邕州（治今广西南宁）。

宋代广南西路的治所在桂州（治今广西桂林），邕州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水平远远不如更靠近中原的桂州。比如人口一项，据元丰年间（1078-1085）统计，桂州有四万六千多户，而邕州只有五千多户。邕州人口在整个广南西路也是垫底的水平，且不说与它接壤的宜州人口多达一万五千多户，就连它旁边的小州宾州（治今广西宾阳）人口都有七千多户。邕州的经济水平，在整个广南西路是比较低的。

但邕州的军事战略地位却很高。唐五代以来，这里一直是建武军节度使驻地，也是宋朝中央在广西的军事桥头堡。虽然节度使的权力在宋代都已经被中央收回，节度使已成虚名，但节度州仍然是大州重镇的身份。宋太宗初年一度派兵经略交趾，而向朝廷献计趁当时交趾内乱出兵一举收复汉唐旧疆的，就是邕州知州侯仁宝（？—981）。侯仁宝后来领兵南征交趾，战死于白藤江口，宋朝收复交趾的计划功亏一篑。但由此可见，邕州一直是广西经略南疆的重要军事基地。

此外，邕州虽然只下辖两个县，但邕州所统领的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管治的羁縻州却多达四十余个。其范围，除今广西的南宁市以外，还包括了今崇左市和百色市的大部分地区。据《宋史全文》记载，南宋中期主政广西的张栻（1133-1180）曾说，广西边郡之中，“邕管为最重”，因为其“所管幅员数千里”。

邕州管辖的四十多个羁縻州，基本上都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各羁縻州之间争夺地盘，相互攻杀，局面十分混乱。广源州也是邕州所属的一个羁縻州，位于邕州西南方郁江（左江、右江在南宁汇合后称“郁江”）的上源。史称该地“峭绝深阻”，乃是一处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且矿产资源丰富，“产黄金、丹砂”。广源州靠着黄金和丹砂这两种贵重物资的生产和贸易，经济实力较强，“颇有邑居聚落”，已经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市镇。

五代至宋初，广源州地处大理、宋朝以及交趾三方的中间地带，政治地位既微妙又尴尬。根据宋朝方面的史料，广源州最早归附宋朝是在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当时广源州酋长侬民富向宋廷上缴了当年南汉政权给他的册封诏敕，请求宋朝授予官职。有意思的是，大理方面的史料又显示，侬民富还拥有大理高官头衔“坦绰”，这是南诏与大理政权内部设立的官级官职。说明广源州酋长侬民富在各方势力中间周旋应对，借力打力，以致不得不处于尴尬境地。

侬智高的父亲侬存福本是广源州附近傥犹州的世家土豪，宋仁宗初年，侬存福趁乱夺取了广源州。拿下广源州后，他急需得到宋朝中央的认可，把抢来的地盘合法化。沈括（1031-1095）在其所著的《梦溪笔谈》中曾提到，天圣七年（1029），侬存福主动归附朝廷，宋廷给了他“邕州卫职”的虚衔。虽然是个芝麻绿豆的小官，但他却从此拥有了朝廷命官的身份。有了朝廷的背书，侬存福更加有恃无恐地以武力兼并附近其他羁縻州的地盘。

不久之后，宋廷大概是意识到被侬存福利用了，广西转运使章频按照中央的命令收回了宋仁宗授予侬存福的邕州卫职，拒绝为其扩张背书。此后，在侬存福主动表示想要将所领地盘献给宋朝的时候，宋廷甚至宁愿“不受其地”。

但这并没有影响侬存福凭借广源州的经济实力野蛮生长。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解释说，“广源州地产金，一两直一缣”。他是真的家里有矿啊——守着金矿就可以发大财！侬存福“由是富强”，并借着“淘金热”，“招诱中国及诸洞民，其徒甚盛”。侬存福的迅速崛起，在宋朝看来，只是当地豪酋内部势力的此消彼长，只要不给自己惹事，并不想理会。不过这种情况却引起了当时交趾政权的高度关注。

1039年，交趾李朝的最高统治者李德政（1000-1054）亲自带兵围攻广源州，越南方面的汉文史籍《大越史记全书》对此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交趾大军抵达广源州后，实力弱小的侬存福根本无法与之正面交锋，只得“率其部落，携其妻子，亡匿山泽”。但是，广源州地方不大，躲也躲不了，跑也跑不掉，李德政“纵兵追之，获存福及智聪等五人”。侬存福及其子侬智聪等被俘后，被押到交趾都城升龙（治今越南河内）斩首示众。

李德政是交趾李朝的第二代君主，于1028年继位，宋朝册封其为静海军节度使、交趾郡王。李德政在位时，加强中央集权，整军经武，交趾实力得到突飞猛进的提升。1044年初，李德政亲率大军南征占城，大破占城军队，击杀占城王阇耶僧诃跋摩二世。尽管侬存福也遣使向交趾称臣，但迅速崛起中的南天一霸当然不会允许侬存福在自己眼皮底下逐渐壮大。广源州的自立自强之路被交趾无情地打断了。

另一方面，在交趾李朝看来，广源州等地是自己的地盘，侬存福等当地酋长都是交趾的臣属。在诛杀侬存福的诏书中，李德政声称，“朕有天下以来，将相诸臣，靡亏大节，异方殊域，莫不来臣。而诸侬世守封疆，常供厥贡”。从诏书上可以看到，李德政不但在国内以天子自居，更是模仿宋朝建立起了自己的天下秩序，早就把侬存福这种边缘地区的“墙头草”纳入交趾的君臣结构中了。事实上，广源州臣属于交趾的情况，北宋政府也很清楚。《续资治通鉴长编》在讲述广源州的历史时就曾解释过，“广源虽号邕管西羁縻州，其实服役于交趾”。

在交趾的李朝政权看来，侬存福兼并侬氏各部地盘，袭杀各部首领，是公然造反的行为。李德政指斥侬存福“妄自尊大，窃号施令”，具体就是指侬存福以武力兼并了附近的万涯州、武勒州等地，且自称“昭圣皇帝”，立国号为“长生国”，“缮甲治兵，坚城自守，无复奉土称臣”。侬存福想要以武力割据一方，自为一国，自然会引起交趾朝廷的震怒，遭到残酷的武力镇压。

好在这次灭顶之灾中，侬存福的妻子阿侬和另一子侬智高侥幸逃脱。1041年，侬智高与其母阿侬重新回到故土，取得了傥犹州的控制权，建号“大历国”。李德政再次派兵讨伐，将侬智高生擒，押回了交趾的都城升龙。

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这次李德政“悯其父存福、兄智聪俱被诛，免其罪，复授广源州如故。以雷火、平安、婆四洞及思琅州附益之”。上次交趾朝廷对其父侬存福大开杀戒，而这次却能网开一面，恐怕不是因为李德政突然有了怜悯之心。用武力摧毁了侬存福政权后，交趾朝廷在广源州地区的统治非常不稳定。事实上，宋人对广源州地区的认知就是，当地部落“善战斗，轻死好乱”。交趾朝廷在处斩了侬存福后，急需本地的豪酋人物出来稳定局面。

侬智高遂成为替交趾朝廷稳定广源州地区的最佳人选。他既有当地豪酋的身份，又能征善战。大宋王朝未来的宰相、“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早年曾为仁宗年间的广西转运使萧固（1002-1066）写过一篇墓志铭。王安石在文章中曾透露，与侬智高打交道多年的萧固称许侬智高“才武强力”，有一方豪杰之姿。

为了巩固对边境地区的统治，交趾朝廷一度重用侬智高。1043年，李德政还派使者到广源州，“赐智高郡王印、仍拜太保”。这一时期的侬智高在交趾朝廷混得风生水起，乃至交趾朝廷内生出很多眼红他的谣言，一些流言还传到了宋朝境内。

比如司马光就听到一个消息，他在《涑水记闻》中说，侬智高“朝于交趾，阴结李德政左右，欲夺其国”。这个说法的真实性令人怀疑，但却反映了交趾方面不少人对李德政重用侬智高的不满和忧虑，也说明侬智高被时人视为一个有野心、不安分的人。对广西情况非常熟悉的萧固就认为，“智高才武强力，非交趾所能争而畜也”。

果然，没过几年，侬智高就带着族人造反了。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1048年九月，“侬智高以勿恶峒叛”。《梦溪笔谈》的说法则是，“庆历八年（1048），智高自领广源州，渐吞灭右江田州一路蛮峒”。侬智高试图脱离交趾自己单干，势必要面对极大的压力，因此非常迫切地需要依附宋朝，获得军事和政治上的支持。在这期间，他多次派人联络宋朝，希望得到宋朝的接纳。但宋朝方面却并不愿为了侬智高与交趾交恶，多次拒绝了侬智高内附的请求。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皇祐元年（1049）九月，侬智高因“求内附”不成，开始骚扰邕州边境。

《梦溪笔谈》则把这种紧张感描写得更加生动。沈括说，这时“广源州孤立无所归”，而交趾出兵围攻广源州，俘获其父侬存福，“交趾觇其隙，袭取存福以归”。但侬智高坚守广源州，战局一度陷入僵持。“智高据州不肯下”，还曾试图反攻交趾，“不克，为交人所攻”。反攻失败后，侬智高终于无法在广源州立足，“出奔右江文村，具金函表投邕州，乞归朝廷”。《梦溪笔谈》这段文字把侬智高当时孤立无援，无所立足，急迫地向宋朝求助的氛围烘托得非常到位。但其中关于侬存福的记述，显然有些记忆是错乱的，因为这时侬存福早就丧命多年了。

显然，由于长期对侬智高的漠视，宋朝这时对于侬智高的动向不太把握得住。宋朝方面不同的史料呈现出不同的细节，看来获得情报的渠道是多样的，说法并不统一，在相关细节上无法做到严丝合缝。这一特点，甚至贯穿了侬智高之乱的整个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宋朝得到的有关侬智高的很多情报，本身就是一些传闻和流言。但这正好非常生动地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很多事情，并不像习惯了接受标准历史叙事的人们所坚信的那样一清二楚。

侬智高获得宋朝接纳的渴望是很强烈的。对他来说，交趾有杀父之仇。另一方面，侬智高据广源州自立，交趾也视之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双方势成水火，已无共存的可能。在当时的形势下，侬智高除了投靠宋朝，获取中原王朝的大义名分和宋朝广西驻军的支持外，别无选择。侬智高所在的邕州所属的各羁縻州，长期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在内心深处自然更加认同以宋朝为代表的中原正统，而不是交趾的闭门天子。

活跃于南宋后期的张端义，在其所著《贵耳集》中提到，侬智高参加过宋朝的科举考试，“发三解不得志”。说明侬智高接受过科举教育，能够通过地方上的发解试。参加礼部试虽然没有中第，但也说明他的汉文化水平和儒学基础都不差。《贵耳集》中的说法，看似孤证，但侬智高的情况并非孤例，当时广西一些羁縻州的土酋首领，借科举之路增强与宋朝的联系，同时提升自己在当地的政治地位，是很普遍的做法。

如庆历四年（1044）率部造反的广西当地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区希范，是广西宜州所属羁縻州环州思恩县人。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区希范为人“狡黠，颇知书。尝举进士，试礼部”。看来他的情况跟侬智高一样，在走上造反之路前，都曾致力于科举，也都通过了发解试，到了礼部试阶段。可惜临门一脚，发挥不好，没能成功“上岸”，与进士功名失之交臂。另外，侬智高起兵前后的谋主——黄玮和黄师宓，都是广州进士。说明侬智高跟当时两广地区致力于科举的儒士们同在一个圈子，他曾经参加过科举考试的说法当非虚言。

因此，侬智高从交趾叛出实现自立之后，最初真是一门心思地想投入大宋王朝的怀抱。不过，宋朝虽然对广西边疆地区的具体情况以及侬智高的来历不甚了然，但很清楚接纳侬智高的利害得失，并不愿意火中取栗。

侬智高从皇祐元年（1049）起，一直希望宋廷能够接纳他。滕元发（1020-1090）所著的《孙威敏征南录》中记载，侬智高“始乞本朝补田州刺史，不得，又乞教练使，又乞特赐袍笏，又乞每南郊时贡金千两，愿常于邕管互市”。可见，侬智高首先希望的是得到宋朝的官职、服章，也就是获得合法的政治身份统领广源州诸部，“每南郊时贡金千两”是在对宋朝表忠心，互市则是希望宋朝能够给予他一些贸易政策上的照顾，让他在双边贸易中获得更广大的市场。但是这些要求，宋廷一概拒绝，“皆不许”。

面对广西转运使萧固提出的“以一官抚之，使抗交趾”的策略，宋廷充满了疑虑。朝廷遣使一再质问萧固，担心“智高故属交趾，纳之生事”，害怕接受侬智高内附会破坏宋朝与交趾的友好关系。朝廷质问萧固，能否保证接纳了侬智高后，交趾不会出兵相争。更重要的是，能不能保证侬智高坐大后宋朝不会被反噬——“能保交趾不争智高，智高终无为寇”。萧固自然不能保证接纳侬智高之策可以万无一失——“必保其往，非臣之所能”，所以朝廷最终还是否决了萧固的建议。

这样一来二去，拖了两三年的时间，侬智高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在跟宋朝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发现宋朝两广地区军备废弛，吏治腐败，民心思变，自己与其跟正在上升期且军力强劲的交趾死磕，还不如转过头来，从宋朝嘴里抢一块肥肉来得划算。

皇祐四年（1052）四月底，他偷偷派人烧毁了自己的根据地，谎称“失火”，然后召集部众，对大伙说：“平生积聚，今为天火所灾，无以为生，计穷矣。”大家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家业，就这么付之一炬，反倒成全了他走投无路、起兵造反的“天意”。没了家当拖累，也就把部众推入置之死地以求生的创业激情中。他给大伙指出了一条“明路”，宣称：“当拔邕州，据广州以自王，否则必死。”显然，拿下邕州和广州，割据两广，成为他起事之初的战略目标。侬智高当天就带着五千兵马沿郁江东下，一战拿下横山寨，直扑邕州。

不几日，侬智高就顺利地攻下邕州。五月，他进入邕州城，建号“大南国”，建元“启历”，自称“仁惠皇帝”，做起了割据一方土皇帝的美梦。

北宋完成统一之后，近百年来，军事压力都主要来自北方的辽和西夏，南方各州城池不修，驻军寡少，官方与民间都不见兵革多年。邕州失守后，两广的形势急剧恶化，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横州、贵州（治今广西贵港）、浔州（治今广西贵平）、龚州（治今广西平南）、藤州（治今广西藤县）、梧州、封州（治今广东封川）、康州（治今广东德庆）、端州（治今广东高要）等两广州郡相继被侬智高夺取。

侬军所到之处，面对的基本上是一座座不设防的空城。各州的守臣大多弃城而逃，虽说有官吏贪生怕死的原因，但主要还是因为无兵可守，不跑就只有等死。当然也有不怕死的，比如誓死坚守不肯跑路的康州知州赵师旦，他虽然慷慨赴死，但对大局于事无补。当时康州城中只有一个低级禁军武官“监押右班殿直”马贵所部三百人。面对侬智高的数千新胜之师，赵师旦毫无退敌之策，只能假装镇定地在敌军攻城之夜呼呼大睡，以安人心。第二天城破之后，赵师旦坦然赴死。他的死，不过是以必死之心给自己一个忠君报国的交代罢了。

侬智高率军一路势如破竹。五月二十二日，他抵达广州城下，开始了长达五十七天的广州围城战。其间侬军虽然多有小胜，但始终无法突破广州城防。屯兵坚城之下，时间一久，侬军终于支持不住了。七月十九日，侬智高不得不撤围而去，两广的危局才稍微得到缓和。随后宋廷开始调兵遣将，召集人马平定乱局。

九月二十八日，仁宗接受宰相庞籍（988-1063）的建议，起用名将狄青率领陕西精锐骑兵南下平乱。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朝廷焦急地等待着前方的战况。此时离真正平叛之战的打响还有些时日。由于从陕西调兵需要时间，加之从开封南下广西路途遥远，狄青大军到次年（1053）正月才抵达广西前线的宾州。这是后话，现在暂且不表。

正在广西上演的这一幕，宋仁宗应该并不陌生。十多年前的宝元元年（1038），世代据守一方的李元昊称帝建国，引发长达数年的激烈战争，生生在辽宋之间打出一个新的政权——西夏王朝。仁宗靠着范仲淹等名臣的努力，勉强在西夏问题上保住了一些脸面。宋夏战争虽然打得难看，但最后好歹体面地结束了。

令人感慨的是，侬智高大军围攻广州的第二天，一代名臣范仲淹倒在了从青州调任颍州（治今安徽阜阳）的路上。皇祐四年（1052）五月二十三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那个人在徐州与世长辞。

事实上，侬智高称帝建国，很可能会成为宋朝在南方面对的另外一个西夏。当朝廷部署人马、调兵遣将之际，仁宗心中也充满了忧虑。这时有人说：“侬智高想要的是邕、桂七州节度使，朝廷只要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他就立即归降。”枢密副使梁適（1000-1070）严词驳斥了招安侬智高的想法，他对仁宗讲：“若尔，二广非朝廷有矣。”其实，邕、桂七州主要包括的是广西一路，如果侬智高真的坐稳了广西的地盘，则广东也不能久为宋土。所以，若果真以邕、桂七州节度使相授，则侬智高就是另一个元昊，两广之地就是另一个西夏。侬智高对宋朝而言，实是心腹大患。

然而，奇怪的是，狄青率军南下之后，在皇祐四年年末的最后一段时光里，最让仁宗忧心的却不是败报频传的两广战局。这时，朝野上下正在盛传的一则关于四川将要发生大乱的谣言，完全转移了仁宗的注意力。这段时间，仁宗似乎对兵凶战危的广西前线已经胸有成竹，反倒开始对太平无事将近半个世纪的四川忧心忡忡。

一百二十年前，后唐的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于甲午年（934）攻取了蜀地，建立了后蜀政权。六十年前的甲午年（994），王小波、李顺起义在四川爆发，使得宋朝西部的大片国土陷入混乱。因此，四川的百姓对甲午年这个自带灾难阴影的年份记忆深刻。下一个甲午年即是1054年，按照前面两个甲午年的经验，即将到来的第三个甲午年也必将有大乱发生，而且这第三个甲午年离现在已经很近了。四川的百姓在这个谣言的影响之下，感到非常恐惧和不安。

皇祐四年（1052）十二月的某一天，仁宗召见了宰相庞籍，跟他聊起了朝野上下传得沸沸扬扬的甲午再乱谣言。据史料记载，仁宗当时“从容”地对庞籍说：“昔孟知祥以后唐甲午岁得蜀，至本朝咸平中，岁在甲午，盗发益州（治今四川成都），西土大扰，故蜀父老识之。来岁复在甲午，蜀人以为恐，其精择可镇静者。”其时，“岁在甲午，蜀且有变”的传言，不仅“蜀人”尽知之，四川以外的人也无不听闻了。

通常来说，谣言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因为时间终将证明，一切虚妄的流言蜚语是假非真。然而这次，时间本身就成了造谣的对象。从仁宗跟庞籍谈话的内容来看，这时皇帝显然并不像史料所说的那样“从容”。其实，对当时的人而言，甲午再乱的谣言，既是对“过去历史”事实的再确认，又是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即将到来的“未来现实”的提前预警。特别是这个“未来”已经迫在眉睫，怎能不叫人胆战心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