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夏天，我开始进入吴谢宇弑母案这个选题。那是我第一次去福州，正逢那几天下大雨，凉意习习，一点都不像南方酷暑中的夏天。雨冲刷着道路，人行道上活动的地砖一踩溅起一朵朵水花，我看着溅起的水花，努力在心里给自己营造出一些轻快的感觉。

沉重的情绪被我紧紧按在了心底，努力不让它起波澜。沉重主要是对采访能否顺利进行的担忧。吴谢宇弑母案发生在2015年，2016年他开始逃亡，2019年被捕，2021年一审被判处死刑。可以说，在每个节点上，都有记者前往事发地进行报道。吴谢宇的家人、同学，父母的朋友、同事，已经被找了一轮又一轮。大家都想知道，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样一个极端惨烈的结局。但一直到2021年吴谢宇一审被判处死刑，外界对这个案件的了解依然很少。

那我去又能够触碰到多少呢？不知道。来之前，我把所有可能的采访对象都列了出来，挨个儿找了一遍，只有一个人没有坚决拒绝我，他是吴谢宇父亲的好朋友张力文。我打着伞奔向的目的地就是他定的地方。那是一个只有一层的小茶馆，雨点密集打着屋顶，旁边还有喝茶聊天的人，声音很大，我们两个小心翼翼，像是完成一次秘密任务的接头。在提到吴谢宇、谢天琴的名字的时候，我们的声音都不由自主地放低。我担心自己任何一句话都会让对方觉得冒犯，然后突然就终止了我们的谈话。

后来，我才知道对方对这次见面也是极为犹豫的。见面之前，张力文在单位的楼下转了好几圈，犹豫着要不要过来，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他内心难以解答的疑问。在吴谢宇案案发之后，他一直在回想与这个家庭交往的点滴，重新审视这个普通的家庭。他与吴谢宇的父亲吴志坚在1991年就认识了，对方比他早毕业一年，是他到工作单位认识的第一个莆田老乡。吴志坚带他认识新的朋友，帮他安排宿舍；他见证了吴志坚与谢天琴谈恋爱、结婚生子，从南平到福州定居。

他自认为自己绝对了解这个家庭。在他的心里，只有十年前吴志坚去世这件事让这个家庭蒙上了一层悲伤的色彩。其他的无论从哪里打量，这都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男主人善于交际，女主人是莆田女人传统少言的形象，两个人都在体制内，养育了一个聪明懂事、不用父母费心、学习成绩又好的孩子，让外界羡慕。如果一定要说这个家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女主人有些洁癖，比如说吃饭时米粒掉到地上一定要捡起来，家里的凳子给哪个人坐要固定。但他觉得这些都是个人习惯而已。

所有的细节都不能够解决他内心的疑问，更不足以解释吴谢宇弑母的行为。在福州的最初几天里，我们两人的交谈与其说是记者与采访对象的交流，不如说是两个同样充满困惑的人在努力地拼凑信息试图解答一道数学题目的过程。采访显得异常破碎，好像一张碎裂的拼图掉在地上，又摔成更多的碎片。如果把一次稿件的操作看成一辆驶向终点的列车，每一辆列车从开始到终点的距离有长有短，但这一次，总觉得有些看不到尽头的样子。

在后续的采访里，我从福州到了吴谢宇父母的老家仙游，这里距离福州150公里，没有通高铁，开车需要两个小时。在2008年买车前，吴志坚一家总是在春节时与张力文一起回家，然后再结伴回来。2022年7月的一天，我跟着张力文的车从福州出发，从车窗往外看，路边的景色迅速地从平原变换成一个个绿色的山头。张力文说他以前在仙游度尾镇读书，他家在深山里，从家到学校要翻过四五座大山，走一个下午才能到。他说吴志坚他们都是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一代人。在车上听着他讲过去的经历，下车的那一刻，好像一下子穿越到他们年轻的过去。

只不过仙游已经不是他讲述中贫苦的样子。眼前的仙游县城跟任何一个普通的小县城都没什么差别，有许多五六层的建筑，也有二十多层的高楼。如果一定要讲印象最深的地方，是那条将县城划为南北两块的河流——木兰溪。河面大概有七八米宽，夏季是涨水的季节，水面开阔，河水上方是抹不开的水汽，加上两岸年代久远的大树，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秀气。我住的酒店正对着水面，记得当时我还拍了一张照片，颇有江南水乡的感觉。但2023年春节之后，我跟吴琪老师再一起过去时，很惊诧于河水的变化，水已经枯竭，河床裸露，给人一种生机耗尽的感觉。

这跟吴谢宇的父亲吴志坚整个家族给我的感觉类似。吴志坚13岁就失去了父亲，为了拉扯孩子，母亲改嫁，之后又生了一个妹妹。全家人集中资源将家里唯一的男孩供出农村。这之后，他开始反哺这个家庭，回馈母亲以及为他付出的姐姐。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因精神问题长期住在精神病院的妹妹以及智力有些障碍的小妹妹，都需要他的支撑。吴志坚在1999年给小妹妹招了上门女婿，一家人大部分的支出都是他支付的。整个大家庭的相处显得温暖密切，但又有回避不了的重负。吴志坚在中学时代发现患有肝炎，后来发展成肝硬化，之后又发展成肝癌，与他肩上承担的责任和担子可能不无关系。

张力文说自己是在吴志坚去世以后到他老家参加葬礼，才知道他家竟然那么穷——房子还是七八十年代建的老房子、中间是天井，四角有四间房，地面上连水泥都没有。“我们这里人只要赚了钱一定会在老家盖房子。”张力文说，这在村子里是一种脸面的象征，“吴志坚好像从来没有提过家里有什么难处，也没找人帮过忙”。相较于吴志坚总是“乐观”的一面，谢天琴表现得有些不近人情，她不爱与外界联系。张力文能理解两个人对外界表现出来的要强与抗拒，他说那是一种自卑与自傲相结合的拧巴，是他们这一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农村走出的青年所共有的特点。

从这个时候我开始在想，现代社会里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家庭，熟悉这个家庭的人似乎觉得自己了解和熟悉它运作的机理，但这个家庭内部的复杂程度已经跟人们过去的认知经验很不一样。就像吴志坚和张力文，他们生活在乡村社会的秩序里，生活的圈子是一个由责任、亲情、习俗、人情共同编织的紧密的关系网，处在关系网中的人对彼此很熟悉。但经过了几十年高速发展后，乡村变为城市，有的乡村就算没有变为城市，但在生活方式上也如城市一样将家里的大门紧闭，很少与邻居交流。大家庭衍生的新家庭不再是过去那样简单地开枝散叶，而是被动或者主动地完成了与过去生活的剥离，变得更加封闭和原子化。

这从吴谢宇跟同学的交往中就能看出来。在和吴谢宇的室友交流时，他提到寝室里四个人从来没有一起外出聚过餐，在一起也从来不聊家里的事情，彼此不知道父母的职业，他们也不知道吴谢宇的父亲早在高中时就去世了，所以对他大三搬出寝室租房子时提到的理由“父亲来北京出差”一点也没有产生怀疑。现在回头看，吴谢宇在大三下学期弑母前的一些状况，比如开始逃课，总是去食堂的他开始频繁点外卖，还最早在寝室里拉了床帘，都是有些异常的。但在大家各自为前途奔波的忙碌中，他们很难有更多的精力去关注这些事情。

这与他的父辈吴志坚和张力文所经历的大学生活是完全不同的。对张力文等人而言，大学室友一定是他们同学里最熟悉的，大家一起上课、吃饭、买东西、参加活动，知道彼此的来处和工作后的动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他们在学校里相识，形成密切关联的网络，一直到他们进入社会、结婚生子……

我很感谢吴谢宇的室友和同学在事情发生六年后能够接受采访，能够面对提问给出他们真诚的回答，倾尽回忆讲述他们对吴谢宇的了解。这也是为了解决他们内心的疑问，身边一个看起来那么熟悉的人，为何竟做出如此极端的事情？这个问题换一个问法即是，我们对身边的人能有多少了解？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们试图从各个层面去探寻吴谢宇弑母从因到果的过程，虽然困难，但所获得的材料也在我们的分析理解中，慢慢地萌发出事实的枝蔓，并形成逻辑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吴谢宇的家庭呈现出极端的一面，但这种极端也与社会发展的某些方面存在同频之处。惨剧让我们警醒的东西很多，比如父母应当如何处理跟子女的关系、距离，如何对待子女的教育，一个年轻人应当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应对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大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教育功能。

采访了很多苦难的人和事后，我有时会产生一种宿命感，觉得苦难有时会集聚在一起，就像吴谢宇的前女友，一开始我们想象她是一个会察言观色、能游刃有余于人情世故的女子。找到她后，却发现她是一个苦命的女孩子，在农村的家里不受重视，初中未毕业就出去打工。吴谢宇的出现对于她甚至像生命至暗时刻的一道光，学历不高的她有一瞬间觉得他能将她从泥潭拉出，可是希望很快破灭了。而她的人生因为吴谢宇曾经的出现，又蒙上了一层新的阴影。这几年，她小心翼翼地守着关于吴谢宇的秘密，生怕哪一天被人戳破，胆战心惊，活成了一座孤岛。她在讲述时哭得稀里哗啦，对她而言，接受采访是她多年来唯一的倾诉途径。

人生实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