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成为第一名，这种进入北大以后的失落感太多北大学生都经历过。王立行以全上海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北大经济学院，“没想到进了北大，我的成绩在班里中等往下。我觉得肯定是上海的高考卷子太简单了，没有办法跟全国卷子比，所以造成了自我感觉很牛但实际上我啥都不是的感觉”。王立行表现出了一种轻松的自嘲能力。他发现，班上通过竞赛保送进来的同学占比大概20%，高考里边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自主招生进来的，路子各不相同。

另一个以某地文科状元身份考入北大经济学院的向蔚，向我们说起她大学最大的痛苦是数学课对她来说太难了。杨冬明也提到，在北大读书那几年，经济学教育的一个核心趋势是数学化，用很高深的数学进行建模，这样的研究文章容易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但对于很多今后从事经济工作的人来说，其实并不需要进行很高深的数学学习。

向蔚对数学产生了很大的畏惧，进而开始责怪自己。“我的朋友里有想做金融工程的，已经开始学双学位了。在我的圈子里，我是一直行的，但是上了大学以后，班上突然就有奥赛进来的同学，有信息技术比赛进来的同学，还有已经自学过微积分的同学。你看，你和人家已经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了，心理压力就会特别大。我就会觉得我怎么这么差？为什么人家就学得那么好，我连个普普通通的专业课都学不好？”

虽然向蔚发现自己对历史人文类的课更有兴趣，但是她也不准备换专业，“因为我太好强了，如果我跑了，我就是个loser，还是要跟自己较一下劲，我转专业就是逃跑了，那我以后遇到问题就会逃跑”。她硬着头皮学下去，但是感觉“这个体制不给你一个调整的空间，没有替代机制”。她觉得其他人都是没有障碍地往前走，她和其他同学的差距越来越大，进而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还有没有毅力，这么辛苦地学下去？

向蔚观察着身边的新群体，她觉得北京的同学就显得很轻松，不管学习压力多大，这些同学周末都是要回家的。“他们好像一直都很轻松。这种轻松感，我们是想模仿也模仿不来的。”她得出的结论是，北京的孩子与“小镇做题家”的试错成本不一样。北京孩子视野宽、家里路子多，这条路走不通就换一条，绕着走也能到目的地；而向蔚虽然来自大城市，但是父母只知道读书这一条路，思维跟不上外边社会的发展，她认为自己跟“小镇做题家”也没多少差别。父母从小训斥她的话就是“这个社会在一直往前冲，它错不到哪里去，所以错的只能是你”。

当这群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聚集到未名湖畔，他们虽然也有“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心理准备，但是由于在过去的小世界里一直是佼佼者，这种在新群体里的失落感，绝大多数人都会经历，而且还不愿意跟同学说出来，基本选择默默承受。正如大吴谢宇一两岁的李又廷所说：“每个人真的不一样，我觉得吴谢宇对自己的要求绝对不是我这种放松的状态，他可能都没有办法容忍我这种不逼自己的。Always fight for the best，他们只想考第一，没有第二名的选项。所以我是不会跟人家交流这种心态的，这种心态我自己放在心里。”

吴谢宇大学一、二年级的成绩都在全年级前列，在大家眼里已经是成绩优秀的学生。杨冬明后来知道吴谢宇对自己成绩不满时，感到非常吃惊，他对我们脱口而出：“如果他是这种感觉的话，我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萧丽丽是从新疆考到上海读高中，然后进入北大的。她提到自己刚进北大的窘迫感：她是到了大学才有电脑的，一个师兄陪着去买的。“那时候班里同学都有彩色的课程卡，我不知道怎么在电脑上截图，去做这样一张卡片，但是又不好意思去问别人。只能自己摸索着去学，内心敏感又自卑。”

进入北大后，大家才发现这里不再只是展示学生们的考试能力。一个个体是否向外界敞开自己，能否吸收变化中的养分，在新环境中寻找自己的价值，才是更为本质性的事情。他们还要面对的，是中国经济在经历了罕见的几十年高速发展之后，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不同家庭之间的明显差别。当一群天南海北的年轻人聚到一起，每个人其实都带着他们成长过程里的具体处境。他们背后家庭实力和资源的不同，他们的视野和见识的差别，已经很难回避了。

吴谢宇的父母是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这本是让人骄傲的家庭资源。不过谢天琴上大学时的处境，与二十多年后她儿子在北大面临的局面，是完全不一样的。用吴谢宇一位同学的话来说，社会变化这么快，父母辈要想帮助孩子在北大竞争，没有几家能做到。他们能听得懂孩子说的自己在北大的处境，就很不容易了。

以谢天琴敏感自卑的性格，大学生活居然给她留下了不错的回忆。她从小因为家庭的缘故，不愿意与人来往，但是1986年考入大学后，她既没有多少从小地方到苏州的自卑感，也没有在同学中感到不舒适。按照教授她中国现代史的老师陈斯民对我们的解释，那时候家庭之间的差别不大，学生们穿得都很朴实，考上大学不容易，学生很自豪，家长也自信。谢天琴她们那个年级六十多个学生，多数来自农村和小城镇，一小部分来自城市里的普通家庭。

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当时新建的校区离市区有20公里，在上方山的山脚，周围都是农田。老师大部分住在城里，下午4点半校车开走后，周围一片寂静，同学们下课后在山坡上散步、讨论问题。陈斯民说，很多农村来的孩子读了四年书都没进过几次苏州城，离城市文明远了一点，但好处是同学们相处多，学习氛围浓。

陈斯民是1987级一个班的班主任，他说那时候老师和同学的时间都多，老师了解学生们比较充分。老师们会谈论学生，每个学生的性格是什么样的，谁和谁关系比较好，谁可能遇到了一些事，大家就帮着化解化解。班主任经常去学生宿舍聊天，有同学过生日，大家也会一起热闹热闹。谢天琴话很少，总是跟在一群学生后边，笑眯眯的。

学生们整体情绪饱满也是因为大学意味着人生向上曲线的开端。谢天琴他们毕业了就能在铁路沿线的学校当老师，而铁路那时基本建在经济发达地区。

吴志坚的好友张力文也念念不忘他在大学的经历，他提供了一个贫苦山区孩子如何度过大学生活的样本。张力文和吴志坚、谢天琴都是仙游老乡，但三个人又处在不同的小阶层里。谢天琴家是县城里的居民，处在最高等级；吴志坚家是平原上的农民；张力文家在最穷的大山沟里，条件最艰苦。1987年他去上大学，从福州坐火车到昆明，是人生里第一次见到火车，第一次见到大巴。他根本不知道怎么乘车，“好在我碰到一个老乡，他带着我去火车站，带着我进站。那时候福州到昆明没有直达，要从株洲转车，三天四夜。中途在株洲等半天，我就在株洲火车站广场上枕着行李睡觉”。

到了昆明大学之后，张力文人生中第一次见到足球，第一次见到围棋。他的个子只有一米六，打不了篮球。他发现同学中有厂长的孩子，有部门领导的孩子，他很茫然，思考自己有什么优势，能够建立什么样的优势。张力文开始练体操，想把身体练得壮壮的。他修了两个专业的课，那时候还没有双学位的说法。虽然家里穷，但是好在兄妹多，张力文的哥哥妹妹已经出去打工了，他们一起两个月给他150块，他每个月有25块助学金，还能在图书馆工作得到25块，居然造就了“我那时唯一不匮乏的可能是金钱”的境况。张力文很愿意帮助同学，经常借钱给同学，他善于结交朋友，和大家的关系很好。等到大学毕业分到南平铝厂，他开启了一路向上的人生。

像谢天琴和张力文那一代的大学生，依靠高考和大学生活完全改变了人生。他们习惯性地相信，这条路永远是更好生活的通道。在他们的理解里，像吴谢宇这样的下一辈能够成为北大的一员，已经是超额完成了人生使命。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都能获得愉快的大学生活；如今物质早已不是问题，年轻人获得了这么好的资源，他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他们怎么会过得不好呢？

吴谢宇的大姑阿花也以笃定的口气向我们提到，弟弟不幸英年早逝，但小宇争气地考上北大，今后吴家的出路就指望他了。曾经的小姨父刘裕宗也看似淡淡地说，吴谢宇考上北大后，还指望着他以后也能帮到自己的孩子，毕竟两个孩子只差一岁，又是这么近的亲戚。

吴谢宇能够像他父亲一样，背负起这样的期望吗？

吴谢宇的世界看上去由妈妈和高分构成，再无其他的对外连接。怎么面对变化的外界、怎么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在变动的世界里重新看待自己——这些能力，谢天琴也不具备。但是谢天琴大学毕业就进了中学工作，她一辈子待在一个“铁饭碗”内，可以不用和外界打交道。吴谢宇面临的处境早已不一样，哪怕只是在大学里，他就发现他完全应付不了这样一个小社会。而吴谢宇还想着把妈妈从哀伤幽怨的泥潭中托举起来，但托举别人，首先需要自己能站稳。

因为数学成绩不理想而质疑自己的向蔚说，她在北大过了很久才意识到大学里的选择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过程。“它考验的是你思维方式的升级，但这个摸索过程只能靠自己。”她发现自己很长时间里停留在高中生的思维：必须要先做到A，才能做到B，接下来才能做到C。“大学生活让我发现原来可以先做一半的A，然后想一想，我可以再做一半的B，或者说我就已经可以先做C了，不用堵在原来的思维里。后来我回头想入学之初的困难，学不好的课为什么不及时退课呢？我把那些课放到大四或者某个我空一点的学期去修学分，又能怎么样呢？但在当时，我想都没想过，就是觉得某一个门槛过不去，后面就完了。”

上大学之前，向蔚不用真的为自己做决策，她在一个被规定的通道里埋头往前拱。“大家都觉得你应该学习，我就一根筋地学习；后来在北大遇到挫折要自救，我就一根筋地自救，就是这样。”吴谢宇后来透露出来的心路历程与此也非常相似。

向蔚在北大还感觉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压力，害怕自己被边缘化。“北大的人或多或少是比较自我的。遇到困难时，我也要强，不肯说出来，主要是说不清楚那种不好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大家各自顾自己，人家也没有时间听你说。”她有一种模糊的感受，当她处在迷茫自责的泥塘里时，如果不自救，可能没有人会救她。

本来他们明明是在中国顶级的大学里学着热门专业，今后将从事薪水不错的体面工作的年轻人，仅仅从一个实用的标准来看，这对于多数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出路。但是如果只把眼睛盯在学习名次上，用高中生的心态来刻舟求剑，他们就找不到那把过去让自己非常自豪的“剑”。新环境带来的强烈冲击可以帮助一个人重建自我，也有可能彻底摧毁某些人的自我。

与吴谢宇同寝室的杨冬明看得比较通透，他跟我们分析说，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很世俗的学科，就是研究资源的分配。资源分配涉及社会生活，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学科，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大学并不是要把所有人都培养成经济学教授，这不是教学目的，所以传授的还是一些比较基础的概念，这些概念会涉及一些模型，但数学并不是经济学的全部。少数学生追求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那他们可能需要数学非常优秀，但是对其他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他们不用困在一个很小的局部里，应该看到更大的面貌。

杨冬明看到的实质是，在各种新处境面前，个人是有选择的，是可以发挥主动性的。而一个人遇到不好的处境能否接受自己，考验的是他的心理调节能力。萧丽丽在感到自卑之后，发现北大是一个很开放活跃的地方，只要一个人有特点，就会被识别。“我那时演讲能力很好，所以也是被认同的。”

而李又廷的自我心理建设很有趣：“高中时候我能做一个学霸，是因为我的竞争对手不行；大学的时候我的竞争对手太行，所以我没有办法考到前几名。”李又廷接受了自己在大学中等偏下的成绩，他不愿意在课堂上多发言，不想丢人现眼，但会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记好笔记。他知道自己肯定能安安稳稳毕业，绩点差一点无所谓。“我肯定不是让母校引以为荣的毕业生，只要自己日子过好就行。其实说到底，毕业的时候人家看的不就是北大那块牌子吗？所以我自己心里想，不管我考得再好或再差，都是北大毕业的。拿这么多奖学金干吗？我也不差这点钱。就这样，我就调整过来了。”

而他作为上海考生的身份又给了他一层自信，“我的英语水平接近英语母语使用者，这个就是上海地区给我的优势”。他分析说，英语考卷满分150分，他最多也就考150分，也许人家高考的英语成绩和他只差几分，可是实际英语水平远远不止差这么点，“有些东西并不能反映在分数上”。而且他的日语水平也很高，“这是我在上大学之前就完全掌握的。如果你来自一个偏远地区，英语掌握得不错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李又廷说想清楚这一点，相当于做了一个取舍和决定，他大概就知道了在北大几年应该怎么过。学习要过得去，但不用太在意，他更愿意在北大享受生活，接触多元化的圈子和人。他不准备搞学术，毕业后就去工作，所以找到高质量的实习机会对他更重要。

他对自己同学的整体评价是：“北大的学生都是目的性很强的人，知道自己要什么。刚进来的时候可能经历一个学期、一个学年的迷茫，很快就调整过来了。我觉得这是北大学生作为一个比较聪明的学生群体非常典型的特质，大家知道自己要什么。”

萧丽丽也说，北大的学生都是很聪明的人，很快就能对自己的能力做一个判断：我在这个方面与同学的差距是追得上还是追不上？我要花多少力气去补差距？还是说我守住我的优势，把优势发挥好？这是一种对自我独特性的确认，同时也能帮助自己在集体中找到归属感。

以体育特长生身份进入北大的龙潭，也表现出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大一下学期，他谈恋爱了。“我找了一个分数很高的女生，我也不是特意找一个分数高的，但是她的分数确实很高，我就有了一种‘就算你不是这个学校的孩子，但也是学校的女婿’的那种感觉。”大二时龙潭被推选为学院的体育部部长，还被选为学代会代表，“我有了一种自己真正被认可的感觉，我都可以代表我的同学们了，那我还不是这个集体中的人吗？肯定是”。

龙潭是北京大学足球队的一员，代表北大参加过很多比赛，还代表中国参加过国际上的友谊交流赛。他分析自己的特点，觉得自己的优势是情商不低、待人真诚、注重团队合作。当同学们对学校的一些新规定有意见时，他能代表大家去跟学校交涉，表达大家的心声。所以，虽然考试考不过大家，但龙潭在北大的感受非常好，“一些单纯学习的人，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怎么去代表同学与学校谈判、交流”。

这些体现了北大的一个重要特点：最受欢迎的学生，远远不是高中那种学习好的学生。

李又廷把这些归纳为——北大的圈子文化很浓。有些人叫作“学生会咖”，有些人叫作“社团咖”，有些人叫作“恋爱咖”，有些人则是地道学霸。“社团咖”指那些社团——比如北大的山鹰社、自行车协会、模拟联合国之类——玩得特别好的同学。李又廷说他没见过哪个人混社团当社长的时候还能学习成绩特别好，“你必须要有所取舍，不然的话什么东西都还行，那就是中庸”。

这几个圈子很难互相跨越，每个人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一个学生想在某方面有所成就，就得放弃其他方面。李又廷对大学生活的总结是“我体验到了北大多元化的大学生活”。他觉得自己有短期突击学习的能力，但不是能潜心学术的人，而很多企业招聘强调学生的综合素质和领导力，所以志愿者经历、有分量的实习、创业大赛等都是很好的加分项，他就在这些方面做了积累。

萧丽丽意识到圈子文化，是在她谈了一个北京四中毕业的男朋友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学校是有圈子的。一旦你进入了一个圈子，大家会告诉你哪些老师的课比较有意思，然后大家一起选课、上课，一起参加很多兴趣活动。这样即使你的成绩不好，你也会觉得自己的某些方面是有所安放的。”

正如与吴谢宇同寝室的杨冬明所说，虽然大家住在一起又都是福建老乡，但他们寝室的同学从来不谈论各自的家庭。或许正是大家都聪明又敏感，而背后的家庭状况千差万别，在一个非常经济化的社会，家庭状况远远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情感关系，它太容易显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了，在同学中反而成了一个敏感话题。

但对于一个个具体的年轻人来说，大学是进入社会之前的关键成长期，一个人怎样度过他的大学、怎样为今后的人生做打算、遇到困难该怎么办，也与他到底有没有建立起自我以及从家庭获得了怎样的情感资源有关。

向蔚说，从小爸妈对她的期望值就很高，而她刚好又用自己的优秀满足了父母的期望。“我爸妈从小不鼓励我，不注重沟通技巧，很情绪化。我从小到大，每次都是他们先把话说得特别绝。他们会说，我一定会按照他们设想的最坏方向发展。而在一个人很小的时候，会自动接受爸妈说的这一切。他们觉得你做得好是应该的，你做得不好就一定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们在别人面前会表扬我，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心认同我，那种表扬也只是为了他们有面子，我经常很没有价值感。中国的‘90后’，大家都喜欢用‘咸鱼’来自嘲，觉得这种感觉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不只是我一个人没有价值感，我觉得很多‘90后’都是这样。”

虽然向蔚觉得父母给自己带来了很不舒适的感觉，但是她对父母的反抗并不明显。她后来跟父母探讨，觉得父母应该检讨对她说过的那些话。“小时候，我是一个弱者，如果现在我把同样的话用同样的语气去跟你们说，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对？”

但是在更大程度上，她认为自己和父母之间，是甲方和乙方的关系。父母是甲方。“我们这一代人，越来越意识到了，父母就意味着你的社会资本。特别是在一个你房子首付需要父母支持的环境下，你不可能不尊重爸妈的意见，对不对？作为独生子女，爸妈也确实对你寄予了厚望，爸妈对你的很多要求和态度，都是因为你是他们唯一的小孩，对不对？”所以她认为，家庭关系，是一个人体验到的权力关系的缩影，“在你长大的过程中，你和父母争夺的是一种权力关系”。所以这种关系并不那么可爱。父母只要她追求高分，只用顾学习，其他都不要管。大学受挫的经历，让她意识到，如果父母能够让她从小更多与其他人互动，让她生活在一个微缩社会里，她后来会更适应真实的社会。

而对于其他一些同龄人来说，有的与父母关系更为平等。杨冬明说自己和父母的关系一直很平等，父母很尊重他的想法。李又廷说，从小父母对他的学习成绩有要求，但并不太苛刻，他考上北大已经远远超过了父母预期，所以在北大他做什么选择，父母都很放松，“我爸这人比较普通，但是很爱家人，我们比较平等”。

龙潭说起自己和父母，“我和我爸是可以一起喝酒的关系，比较哥们儿”，他爸爸人脉广泛，给他的空间大，也能指引方向。他在中学时走了“国家高水平运动员”的路径，为此他从一个省重点中学转到市重点，这是极其少见的选择，“但是我爸发现这件事情对我有利，他就不会在乎世俗的看法”。他大学期间花费不菲参加了去牛津、剑桥的访学团，也不时去海外旅行，“父母都很支持，大学是看外部世界的好时候，以后时间上就没这么自由了”。

但是对吴谢宇来说，他显然没有一个比较平等、宽松的家庭环境，父母也难以提供支持性的见解，他仍然执着于“怎么才能考第一”这个问题。像他一样的同龄人也不少，他们把出路理解为一个模板，好像踩错了一步，人生就很危险。

向蔚说，在模板思维里，一个北大经管院系学生的典型思路是：走学术方向还是职场方向？走学术方向就要做到大一、大二成绩非常好，绩点达到3.8或者3.75以上；如果想进投行，就要在各种寒暑假积累著名投行的实习履历，大一、大二时去做咨询顾问的助理，大二暑假要去一家不大不小的机构刷一个简历，或者去一个海外的暑期学校。光华学院的学生大三时一定要去欧洲或者美洲的商学院交换一个学期，大三暑假要找一个特别厉害的实习，这样才会决定大四的return offer(转正录用函）。

在这套模板里，金融工程的学生大一、大二的专业课绩点要保持特别高的3.8，大二开始要修数学双学位，大三一定要把GRE考出来，大三暑假去刷一个量化金融证或者去基金会、银行的策略部门刷一个实习，然后大四上学期提交申请，到美国以后就开始做working，研一暑假去一个大机构做策略，然后就能拿offer。

对一些高中时期习惯了刷题的学生，这套模板仿佛他们高中时的高考“圣经”，提供了一套清晰可循的路径。如果没有照章可做的路径，他们反而慌乱。但是，在大学里存在着多维度发展和选择的可能性，一个人如果不是敞开自己去拥抱变化，不是根据自己的特点一步步往前探寻，而是固守标准严苛的模板，很可能会感到非常挫败。

李又廷提到他们班上一个“小镇做题家”类型的同学，永远是自修室一开门就冲进去学习，很少社交，也不参加社团。他用刻苦学习换来前两三名的成绩，但没有办法保住常胜将军的位置。同学们能明显感觉到，他在北大过得并不开心。大三上学期这位同学去国外当交换生，发现自己的水平“可以把整个班级的同学按在地上摩擦”。李又廷说：“他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让我都惊了。他说‘我知道外国人有点菜，但没想到他们这么菜’。”李又廷的看法是，这样思维的同学，脑子里只有分数，很难真正享受大学生活。

2013年秋天，读大二上学期的吴谢宇处在看上去学习热情饱满的阶段，他在学校附近一个机构报名了GRE培训。学生报名的目的都很明确，就是拿GRE高分申请美国最好的研究生院。这家机构的一位负责人王伟宁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非常强调他们的优势，他对事情和人物的描述也颇具所谓顶尖高校毕业生的优越感。王伟宁要求把他们的机构描述为“北京一家专门面向海淀区高校院所指导GRE备考和学术发展的机构”，“我们最早的几个创始人和不显名的内容贡献者，是比他们大一代的学神，基本都是职业科学家。我们有能力对学生学术发展潜力给出主流评判意见”。

2019年接受我们采访时，虽然距离吴谢宇在这家机构学习已经过去了五六年，但是王伟宁对吴谢宇的印象仍然非常清晰。“一是因为他在北大和我们这儿的学业都比较突出；二是他比较有特点，思路清楚、反应迅速，说话语速比较快，待人很积极，见人都打招呼，举止得体有礼。”

吴谢宇在这里表现的学习目的性和规划性都很强，也非常自律。大二的他已经在大量阅读经济学专业的英文论文，而多数北大学生要晚一两年才做这些功课；他在规定的时间框架内完成了机构的学习课程，而多数学员都会拖沓。

机构的督学与吴谢宇互动比较多，吴谢宇每次交流前都会事先列好要解决的事项，他对自己在学习上的不足有明确的认知。王伟宁说：“比如GRE题目答疑或测验反馈，因为我们强调的是严格基于学术阅读的信息整合和判断输出能力，虽然是北大学生，一般还是需要老师带着挖掘深层问题逐步引导的。他是自己先看完卷面，主动列出待提升的几个疑问点，而且往往问到一半，就能自己调整思路补全其余的一半。这不多见，就是说，他的学习曲线很陡。”

王伟宁认为吴谢宇做学术的潜力很大。“原因有三方面，第一，他在北大经济学院当时的GPA是3.8左右，这在全学院200人中能排在很前面，并且经院不像数院，没有人能绝对第一，没人敢称‘学神’。第二，他在这里的研修表现很突出，我们的课程对北大学生来讲也是很难的，相当于一个辅修专业，而且大家都是零基础，但他理解就比较透彻，能够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进度，最后的GRE成绩也反映了这一点。第三，我们这个学术社区里的学生，很多是各个院系的前几名或第一名，也就是未来一代各个领域最前沿的科学家，他在这个范围里仍然能给出比较顶级的研修结果反馈，这种跨院系的横向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

但是吴谢宇这个人有什么性格特点呢？王伟宁说，跟吴谢宇接触时，不怎么能感觉到他内心真实的声音和情绪释放，“他一直都是明确解决问题式的交流，就跟工作一样指向结果，感觉不到情绪”。

当2019年吴谢宇被公安机关捉拿归案时，王伟宁回忆起跟吴谢宇一起学习的经济学院其他同学，“他们那一级2016年本科毕业，现在大多在美国最好的研究生院读Ph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