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坚的肝炎带给小家庭的压力，外人很晚才知道。吴谢宇后来一直说，爸妈没有告诉他真实病情，直到父亲去世，他都不知道父亲不行了，也不知道是肝癌，他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在70平方米洁净的家庭空间里，吴志坚的疾病就像房间里的大象，都看见了，但是没有人去坦率地谈论它。吴谢宇看到的是，妈妈早上五点多就起床，忙到晚上九十点睡下。“妈妈最讨厌医院消毒水的味道，却不得不每周带着爸爸去医院。”吴志坚总是在喝药，自嘲是“药罐子”，吴谢宇认为妈妈总是看起来很累。

吴志坚的父亲39岁去世，给他们一家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吴志坚太了解如果家中顶梁柱的男性英年早逝，家族命运会遭遇什么。仙游老家还有一大家子等着吴志坚来托举，他本来在事业上有很好的前途，现在却什么也做不了，这些内心痛苦他几乎没有向人倾诉过。

谢天琴本来就认为自己的命不好，随着父亲“右派”身份的改正、她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和在福州建立小家庭，终于迎来了命运的转机。而丈夫的肝炎以一种不断加重的趋势在发展，未来不再值得展望，它很可能变成这家子“孤儿寡母”的苦难，成了等在前头的深渊。谢天琴在情感上一直牢牢抓着老公和儿子，现在对命运的恐惧再次被勾起。她后来向马老师提到，他们一家是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守着吴志坚度过了40岁。

在吴志坚生病的日子里，夫妻俩对病情一直守口如瓶。阿花说她一直不知道弟弟有肝炎，只是看他的面色总是黑黑的。事实上，大姐不知道病情的可能性太小了，大姐的儿子阿勤有一段时间住在吴志坚家，好几次吴志坚回家晚了，谢天琴不开门，阿勤想开也不让。谢天琴对吴志坚在外边参加酒局应酬非常不高兴，其中一部分原因应该是怕吴志坚病情加重。吴志坚后来跟朋友说过，北京来的领导喜欢喝白酒，他不喝不合适。

病耻感折磨着吴志坚和谢天琴，吴谢宇被隔离在信息之外，谢天琴把自己的一部分恐惧，化成让小宇少接触爸爸，觉得这样保护了孩子。但家里的氛围让孩子实际上很不安。“我从来都极度自卑，没有自我，没有主见，于是我总是在模仿，我在书本里、屏幕上看到一个主人公，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要模仿。”

谢天琴的自卑，是有实实在在客观原因的。而吴谢宇作为下一代人，从小在城市长大，爸爸妈妈是20世纪80年代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他从小聪明伶俐，哪里需要自卑呢？他幼小的心灵其实一直承担着妈妈的情绪。妈妈看上去总是不快乐的，吴谢宇从来不敢问，只能猜是不是自己哪里没做好，又让妈妈不高兴了。

吴志坚担负的责任一点也没有减少，他的收入有相当一部分要留给大家庭。他在2008年左右跟关系亲密的人提到，每年回老家，除了给自家人钱，还要给村里老人钱，至少得一两万元的花销。大姐一家是吴志坚惦念的重点，他职业生涯里发展的关系有相当一部分用来给大姐一家谋出路。吴志坚一度瞅准单位食堂承包的机会，让大姐与朋友合伙，拿下食堂的经营权。有同事在外地发展了业务，他疏通关系后，把这块业务的物流生意给了姐夫。姐姐、姐夫没有文化，缺一技傍身，谋生之路总是随着各种外在环境的变动在起起伏伏。

吴志坚搭建各种关系，只要能解决姐姐姐夫暂时的生存问题，他都不惜力。这方面张力文很肯定吴志坚的能力，说吴志坚轻易不求人，但跟人打交道也不怵，虽然出身于农村，“但他跟领导打交道很自然，不卑不亢。像我总是躲着领导，不自信，我还挺佩服他的”。

吴志坚最小的妹妹有智力缺陷、精神不正常，吴志坚帮她找了外地电工张明，做吴家的人赘女婿。张明一家也靠着吴志坚的接济，每次吴志坚和谢天琴带着孩子回家，张明都表现得特别热情。有一次他花20元买了盘肥肠，吴志坚温和地教育他，花钱还是要节约，细水长流。吴志坚还负担了张明两个孩子的很多开支，谢天琴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抱怨，所以虽然她态度上总是比较冷淡，但张明对她也很感激。

2008年，因为病情发展，吴志坚接受了一次介入手术。第二年，他关系非常好的一个朋友患癌，在福州一家医院被医生判了“死刑”。另一个朋友陆国鹏早些年下海做医疗生意，医疗资源很多，经过各种比较权衡之后，陆国鹏为这位朋友找到上海的一家医院做了手术，相当成功。知道这件事情后，吴志坚也找到陆国鹏，讲述了自己一年前做介入手术的事情，那时候还只是肝硬化。可现在自己新的诊断报告出来了，是肝癌。张力文和陆国鹏这才知道吴志坚的病，很吃惊：“都得病这么多年了，平时我们聚会也不吭一声，做手术这么大的决定，也不到处寻求信息！”

2022年夏天在福州向我们讲起这件事，陆国鹏还是惋惜，“我当时就骂他，怎么不早一年来找我？从肝硬化到肝癌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段。如果他2008年的治疗方案选得好，可能不会走那么快。他这个人，太不愿意麻烦别人了”。陆国鹏急得骂他，吴志坚只是不吭声，他那时候看着状态还可以，陆国鹏没有预料到他后来病情发展那么快。

谢天琴和吴志坚的小家庭曾经在朋友中比较领先。1998年，他们就在福州市区和郊区各有了一套单位福利房。调到南平铝厂在马尾的分厂后，吴志坚一开始在基建部门，与分管的副厂长关系不错，工作能力也强，成了基建科经理。2008年吴志坚的病情严重了，被调到安防部当负责人，管理安全生产和厂里的门卫，比过去要边缘。吴志坚仍然在为姐姐一家谋出路，他把姐夫弄到厂里当了保安。张力文说：“吴志坚基本上也只能做到这些了，他也没有多大的权力。”

吴志坚仍然是工作和朋友圈子里比较活跃的一员。他喜欢穿花衣服，在同龄男性中并不多见。以他为中心的好友圈有十几个人，吴志坚很乐于组织大家聚起来，陆国鹏也感激他的付出：“他做事的风格，就是他都包了。只要大家愿意聚会，里边的细节都是他考虑，哪个时间大家都合适，去哪个地方大家最方便，他都会给安排好。”等到朋友们聚在一起，他话不多。张力文说，事后回忆起来，他才意识到吴志坚也是个要强的人，“好的分享，坏的从来不说”。他是朋友中的倾听者，很少提自家的事情，所以朋友们一直认为他没有什么困难，家庭生活也很和谐。

2008年前后，吴志坚将马尾78平方米的福利房卖了，换了一套98平方米的房子，那时的房价每平方米3700元。他还买了一辆北京现代的车，这样上下班不用坐班车。表面上看，他们的生活仍然是向上的，但马尾那套房子是吴志坚用贷款置换的，这笔贷款后来成为谢天琴经济上的一个压力。这一买一卖，只需要补20多平方米的差价，可他们还贷款了二三十万元，吴志坚还找朋友借了一些钱。

吴志坚在度尾镇的老家，仍然是全村最穷的土坯房。有着光宗耀祖愿望的吴志坚，如果稍有点经济能力，他不会不在老家建新房。陆国鹏1994年下海经商，几年后回老家盖了新房，“我们这些人习惯有钱了回家盖房，给父母改善生活，也是给自家挣个脸面”。

莆田人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市场经济中，一度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莆田人“垄断”了全国不少细分门类的生意，比如加油站、金银加工、民营医院、制鞋等。但在“莆田人”这个大概念之下，不同地域的莆田人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改革开放前，因为地理资源的不同，平原的莆田人生活最好，大山里的莆田人差些，海边的莆田人生活最苦。越苦的人越思变，所以几十年市场经济发展下来，海边的莆田人建立了不少“商业帝国”，反而像吴志坚这样生活在平原的莆田人，整体变化没有那么大。

吴志坚所在的仙游，1983年与莆田县合并，成立了莆田市。仙游人和莆田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认为彼此的气质不同，仙游人自称“海滨邹鲁”，文化气质强，不太认同莆田人闯荡商业社会的特点。吴志坚所在的度尾镇，尊重读书人，很少出商业强人。和下海经商的朋友比，吴志坚显得保守，他安心在铝厂发展，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创业。吴志坚的朋友圈子里，有些人抓住机会下海了，发展得很不错。

而文化程度不高的谢天琴的弟弟谢天运，在2006年也发了家。在莆田各个区域里，仙游的经济发展相对比较晚，但最终等来了红木生意的红火。现在去仙游，能在公路边、镇中心看到各种红木加工的商铺，形成了仙游的一个重要产业。谢天运结婚后，和老婆家的三姐妹一起做红木生意，2006年左右挣到了钱。谢天琴的妹夫说，谢天运那时候很快有了千万身家。仙游的老县城沿着木兰溪而建，谢天运在那里新建的高层小区买了一套150平方米的房子，带着老母亲住了进去，成为县城新贵的一员。

弟弟变得有钱了，但谢天琴心里并不开心。她在日记里指责他“有了几个钱就认为自己了不起”，说很讨厌人和人之间都是金钱关系。谢天琴对周围人的防范心一直比较重。她刚参加工作不久，弟弟入伍，照顾盲人父母的任务留给了妹妹两口子。她写信提醒弟弟，要提防妹夫刘裕宗占自家的房子。刘裕宗无意间看到了信，非常生气，当天就要搬出去，以证清白。谢父苦苦挽留，说：“我们老两口要是没有你的照顾，那过的是个什么日子？我的房子愿意给谁就给谁，你不用在意。”

2008年、2009年，当身边的家人朋友都在各种机会中一路向前的时候，吴志坚和谢天琴小家庭的发展势头停滞了。

吴志坚2010年去世后，谢天琴在写给他的信里提到了自己的失落。她抱怨自家一直住在一楼，灰尘多、蟑螂多，二楼是可恶的退休领导。从她生活的福州火车站那一片的客观发展来说，漂亮的高层住宅越盖越多，“铁二中”的宿舍楼逐渐显得破旧了。“住在这套老房子，我的心情异常苦闷，原来我们有机会离开的，现在你走了，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现在寄希望于小宇，希望我们的儿子长大后远离这套房子，远离这座曾萦绕我们苦难的城市，远走高飞。”

朋友聚会的时候，吴志坚仍然会抢着买单，虽然大家真让他出钱的时候不多。不管是张力文还是陆国鹏，都是从农村靠着高考走出来的，和吴志坚特别惺惺相惜。陆国鹏说，高考对他们这些穷孩子是最公平的，让他们“能从穿草鞋变成穿皮鞋”。他们也肩负着把一大家子从农村带到城市的责任。但细细比较起来，他们的负担比吴志坚轻很多。

张力文的老家在仙游的大山里，家里的田地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梯田，窄的一米五，宽的不过两米。他的父母只靠种这几亩田，根本养不活家里的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初中住校的时候，张力文要沿着山路一圈圈地走上四五个小时才能到家，背上一点咸菜，回学校勉强能凑足一周的伙食。

张力文的妈妈能干，“文革”期间也偷偷砍芦苇编成席子卖。他爸爸初中毕业，是大队会计，空闲时到山上砍木头，再做成锅盖卖。等张力文的大哥、二哥高中毕业后工作，家里的生活一下子就改善了。1983年，他家的土坯房重建了院子，90年代建起了楼房。

张力文1987年上大学时，他的两个哥哥在泉州做建筑工，妹妹也开始打工了，挣的钱资助他读书。等到张力文开始工作，借着在铝厂做销售的机会，他在外边成立了运输公司，后来直接把公司给了大哥。2003年，张力文结婚生孩子，他让妹妹来自家给他们带孩子做家务，一年给妹妹5万元。二哥做橘子生意，每年资金需要周转的时候，张力文就给他垫上。二哥一般是10月要钱，第二年4月还给张力文。在张力文的资助下，二哥的生意也做起来了。弟弟相对来说没那么争气，张力文给他出学费拿到了厨师证，帮他找各种出路。“我考出来了，得给家人想各种办法，整个家族就被我拉出来了，这样一代就比一代好。”张力文的老婆是城里人，不太理解他所谓的家族责任，“三观不一样”，但是在经济上从来不拦着他。

陆国鹏作为从农村考出来的人，高考的时候为了求稳，即使高出重点线60多分，他也没去报北京、上海的好学校，因为怕滑档，怕错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家五个兄弟姐妹，三个考出农门，“一个带一个，就都出来了。几个孩子分担一下，担子都挑得起”。

作为吴志坚非常亲近的朋友，他们并不知道吴志坚一个人挑起大家庭的困境。陆国鹏说，之前他们在一起，状态都很积极，说的都是正能量的事情。他认为，吴志坚不讲困难，是因为讲了也没用。“当你跟一个人倾诉的时候，是希望对方能够帮你化解，对不对？”

但是吴家的状况，其他人不可能长久地帮忙，正所谓帮急不帮穷。或许这也是吴志坚直到去世也没有向任何人托付什么的原因。

谢天琴对于怎么处理婆家那边的关系，有她的各种苦恼。吴家的媳妇、吴志坚的妻子、小宇的妈妈和谢天琴这个个体自身，这几个身份如何平衡？她的选择是，把这种责任和物质付出画上等号。物质上的付出她做得到，也不太计较，但情感上的付出她只能给亲密关系中的丈夫和儿子。

住在楼上的马老师成为她的知心人。谢天琴的盲人妈妈几乎没有社会交往，没有能力告诉女儿怎么应对成家之后的各种复杂关系。随着婚姻关系的建立，谢天琴被拉入这张以吴志坚为中心、层层向外辐射的关系网。这个小家庭成为养分制造者，要全方位向大家庭和宗族输送养料。

阿花的儿子阿勤过来读初中，住在谢天琴家里。阿勤不是个爱读书的孩子，还特别调皮。根据谢天琴曾经向马老师的倾诉，因为阿勤不好管教，校长总是找谢天琴告状。吴志坚早出晚归，侄子吃喝拉撒的琐事，也是谢天琴照顾。把侄子弄到家里吃住，对很看重家庭封闭空间的谢天琴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吴谢宇也很少经历与爸妈之外的人相处。与家里来的客人相处，是每个人从小在不经意间学习和模仿交际能力的机会。但对谢天琴来说，这些都是挑战。

谢天琴感到很苦恼，问马老师该怎么办。马老师坚定地说：“送回去！你是舅妈，孩子管好了跟你没关系，管不好了，都是你的错。”

谢天琴向马老师讨到了这个“方子”，但是该怎么跟丈夫商量，她是直说了，还是开不了口？两个人为此有没有发生冲突？外人不得而知。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事没有闹得太僵，因为阿勤几年后到福州打工，又在谢天琴家住过一阵子。马老师记得阿勤读书这事，不太长的时间后，以他被学校开除为结局。

2022年向我们回忆起当年的借住经历，阿勤最深的感受是：“没想到他家吃的喝的，也和我们一样。”言下之意是他本来以为舅舅、舅妈比他们过得好很多。他还记得有几个晚上，很晚了，他陪着舅舅一圈圈地在家旁边的操场上散步，舅舅的心事很难向人倾吐。

阿勤在这里住的时候知道谢天琴对家里的碗筷是规定好的，座位也各有安排。有时候他坐错了，小宇会指出来。阿勤不理他，小宇会再说一遍，“你这个座位坐错了”。阿勤仍然不理，发现“也没什么，就这样了”。谢天琴和吴谢宇都不是当面能够与人冲突的人，他们的内心活动很多，但是和别人的正面冲突基本不会发生。阿勤感慨，谢天琴和吴谢宇母子关系真好，他自己偶尔会和妈妈吵架，但是这对母子从来不会。

吴志坚性格温和，尽力回避和谢天琴产生冲突，但有一个“鸭子事件”，可以看出两人的摩擦。有一年，小家庭回仙游老家，吴志坚的妈妈杀了自家养的一只鸭子，给他们带回福州吃。谢天琴回到家，想直接将鸭子扔进垃圾桶。吴志坚不接受。两人妥协的结果是将这只鸭子送给楼上的马老师。马老师看到小两口脸色都不好看，知道刚吵过，不接下鸭子不合适。过了一阵子，她买了一件老人家穿的棉袄，让谢天琴送给婆婆。

对于谢天琴的反应，马老师认为她本来就有洁癖，不足为奇。她依然认为谢天琴是贤妻良母，“莆田人对女人的要求，就是听老公、听儿子的。我们从没看到她和老公、儿子吵过架，都是他们拿主意”。

或许，家庭里的每个人能够真的吵起来，对所有人反而是一种释放。

读书改变命运，这是谢天琴和吴志坚自己的人生现实，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笃信的价值观。对孩子学习成绩的看重，成为这个小家庭的信念。吴志坚病情带给夫妻俩的压力、他的大家庭需要的支持以及谢天琴对人际交往的回避，都使得家庭氛围很难放松。吴谢宇在一审判决后写的自述材料里说，“我无法控制自己整天去猜去怀疑去揣测别人的心”。

如果是在一个情感自由流动、父母非常体谅孩子的家庭氛围中，他根本用不着总是去揣测别人的心。父母的不快乐，作为孩子的他没法理解，却不自觉地背负了父母的包袱。

吴谢宇对内在情绪的掩藏，似乎没人看出来。从小他就本能地感受到，展露情绪是一件有羞耻感的事情，妈妈极少显露情绪，也没有能力处理他的情绪。吴谢宇感叹自己如果是一台机器就好了，只用达成优秀的考分，而不用有作为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可他越想压抑情绪，情绪越成为他的负担，他在被捕后的自述材料里说：“（即使）身体好多了，然后我都考第一名还当了班长，但我心里面还是天天在害怕在疑心，我从小到大最怕的就是被别人看不起。”

与谢天琴私交很深的马老师看到的家庭表象与吴谢宇的感受完全不同。她看到的是“谢老师宽松，甚至有些溺爱孩子”，但对吴谢宇来说，妈妈的爱背后有一种执着的要求，他必须要成为“第一名”“最优秀的那一个”。

2019年吴谢宇被捕后，他跟一审律师冯颖提到，他特别想回到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时光。但是一家人在一起有什么样的具体生活场景呢？吴谢宇又说不出来，只是说就是那种“我在做作业，爸爸在客厅看电视，妈妈在厨房忙”的样子。

当吴谢宇把爸爸妈妈的要求内化之后，大家看到的是一个高度自律的优秀孩子。2021年写给姑姑的信里，吴谢宇说：“小时候还会和阿勤哥哥一起去放鞭炮，他带我出去玩，大了之后，我都是躲房间里看书，原来还会和阿勤哥哥他们玩游戏机、打牌、下飞行棋，后来都没有了。因为我心里天天越来越痛苦、越来越抑郁，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了，我就都在读书。其实我对读书也谈不上兴趣，我只是不停地在逼自己读书，我以为我考第一名妈妈就能开心、就能骄傲，我觉得我只是一台考试机器，我除了考试之外什么都不会，我除了考第一名之外一无是处。”

表哥很可能成了长辈们嘴里的“反面教材”，让吴谢宇进一步意识到，只有成绩好，才值得妈妈爱。谢天琴也跟马老师提过，不让小宇跟自己妹妹的儿子玩，因为这孩子“成绩不好，说脏话”。

曾经的小姨父刘裕宗观察到了，谢天琴其实对儿子控制很多。有一次回老家，读初中的吴谢宇找刘裕宗借手机用，说是给同学回个电话。谢天琴当即呵斥，觉得非常丢脸。

吴谢宇似乎只有回仙游，在姑姑家的日子是有生活情境的。在他写的几百页材料里，姑姑家才有充满人情味的生活。他很喜欢姑姑家炖的猪脚，特别香、特别嫩，他觉得妈妈做饭不好吃，但是爸爸告诉他，要体谅妈妈，妈妈累，以后不要说妈妈做的饭不好吃。他怀念姑姑和姑丈夏天一起给他用风油精抓背。有一次，他假期住姑姑家，问起刚刚吃的一道菜：“这是什么菜啊，这么好吃？”姑姑才知道12岁的他是第一次吃菠菜。姑姑推测，弟媳谢天琴有很多讲究，可能觉得菠菜对孩子身体不好吧。谢天琴的弟弟说，姐姐除了看书，什么都不干，跟人家也是融不入的那种感觉。

谢天琴应该没有意识到，吴谢宇的童年在某种程度上复制了她的特点——没有朋友。这种没有朋友的局面，并不是“右派”家庭和艰苦的家务活带来的，而是谢天琴要求孩子一心一意读书，时间不要花在任何其他事情上带来的。爸爸相对让人放松，可爸爸在家庭生活中出现得太少。吴谢宇在2021年8月的一审法庭上，哽咽着说，“有爸才有家”。

从小到大的第一名，满足了妈妈，也给了吴谢宇一种舒坦的资本。他后来坦言，只要考第一，即使他其他方面做得不好，所有人也会对他非常包容。这让他内心逐渐变得非常自傲：自己能做到的，普通人做不到。

他说从小到大，他每天都活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小世界里，爸爸妈妈提供了一个安全、温暖的家，“我窝在里面，不愿也不敢走出来”。课本和考试提供了一个“完全确定，一切都有标准答案、一切都可以在教科书里找到解答”的理论世界，他在这个理论世界里如鱼得水。小说和影视为他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虚幻世界，在里面有“完美的主人公、完美的亲情友情爱情、完美的人生、完美的世界”，他沉溺在这个虚幻世界里，不愿也不敢走出来。

对老家的亲人，他只需嘴甜打个招呼，就不用管了，什么也不用付出，大家就拼命表扬他成绩好。同龄人都是竞争对象，考不过他，他也就懒得关注。吴谢宇提到，从小学到大学其实也有几个朋友是完全向他敞开心扉的，但是他对朋友却不吐露心声，他活在一种“自己能看透所有人看不到的东西”的自信里。一直到2021年面临一审判决的时候，他才反省到，他从来没有想过老家的舅舅、小姨、大姑是否过得好，他也从来没有问过同学准备考哪里的大学，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成绩好就能受到宠爱，他活在一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里。

洁癖——后来大家找到了这个词，对谢天琴的一些行为试图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通过这种洁癖，谢天琴建立了一套由自己定义的规则，给自己的小家庭画了一个明确的边界。或许是因为在她成长的年代里，盲人父母总在摸摸索索地打扫卫生，把洁净等同于自己的尊严；也或许是在动荡的年代里，她需要用一些强迫行为来恢复对失控的世界的控制，以及她需要用这种行为来抵消内心的某种冲突和恐惧。但对于家庭成员来说，跟有强迫症倾向的人一起生活，会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些规则是为处理她的焦虑而定的，对于其他人来说则是严苛的。

谢天琴没有表现出任何幽默的特质，她没有自我解嘲的能力，也就开不了玩笑。一旦笑话自己，那个本就风雨飘摇的自我，马上就会坍塌。高傲、冷淡、自尊，成为她最有用的武器，所以她总是显得寡言、干涩、紧绷。吴志坚的应对方法是更深地躲入自己的工作情境，以及需要为吴家大家庭谋利的生活里。

张力文印象中，谢天琴唯一的一次开玩笑是在青岛。那时候张力文仍在青岛分部当负责人，难得谢天琴联系他，提出希望和几个老师一起去青岛旅游。张力文热情地安排老师们在别墅里住宿，吃喝也招待得很好。谢天琴是高兴的，想开玩笑，但话说出来又显得生硬，“你现在有本事了，你是领导了”。张力文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他理解她，一个不擅长表达的人，开玩笑有些生硬，但张力文也能感觉到，谢天琴对于自己小家庭后来的发展，是感到失落的。

在家庭生活里感受到隔绝的吴谢宇，把心思倾注到了追求考分上。当他被捕后回忆起读书时光，得出的结论居然是：“幸亏我活在应试教育体系里，而我又恰好很擅长读书考试，在这体系里我考了第一名就万事大吉了……”

吴谢宇觉得开心的时刻不是来自他与妈妈的直接互动，而是听到妈妈在别人面前评价他乖，不用大人操心。“我从小一听妈妈和别的老师说‘小宇很乖，学习很自觉，一点都不用父母操心’，我就很开心，我觉得这是妈妈对我的认可，于是我尽全力不让妈妈为我操一点心，我尽全力装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一切OK.”让妈妈开心，似乎是一件困难的事。“唉，反正我就是从没能和妈妈交心，我总是在逃避，这就是我最致命的缺陷啊，我总是在胆小懦弱地逃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