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婆婆让我去买些阿司匹林。她给了我一张十块的钞票，告诉我怎么去最近的药房。

“你真的不介意跑一趟吗？”

我摇摇头，朝门口走去。她刚刚跟我说的那个故事还萦绕在我的心头，我想要想点别的，但屋子太逼仄了，我得绕过那么多家具、那么多架子和那么多摆满装饰品的柜子，很难再分散精力去想别的事。我走出门，穿过昏暗的走廊。我没有开灯，因为我更喜欢电梯门打开时会照进走廊的自然光。

我婆婆在壁炉上摆了一棵圣诞树。那是个用煤气加热的壁炉，是用石头搭建的，每次搬家她都坚持要带上它。那棵圣诞树矮小、干瘪，绿得很假。树上挂着几个红色的圆球、两个金色的花环，还有六个圣诞老人，看起来像是被集体吊死在树枝上。我每天经过这棵树时都要停下来看它好几次，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也常常想到它。我会想到，我母亲以前买的圣诞花环要比这棵树上的蓬松、柔软得多，还会想到，树上那些圣诞老人的眼睛没有画在脸上凸起的位置，也就是说，没有画在它们该在的位置。

等我走到药房，店门已经关了。已经十点一刻了，我得找一家晚上开着的药房。我不熟悉这片街区，但又不想打电话给马里亚诺，于是，我顺着车辆行驶的方向，试着朝离我最近的那条大道走去。我得重新适应这座城市才行。

去西班牙以前，我们退了原来租的公寓，把没法带走的东西都打包了。我母亲从她工作的地方拿来四十七个箱子，这些箱子本来是用来装门多萨出产的葡萄酒的，我们需要这么多数量的箱子来打包。有两次，马里亚诺留下我和我母亲独处，她又问我到底为什么要走；但我一直没有回答。一辆搬家卡车把我们所有的箱子送到了行李寄存处。我现在会想起这件事，是因为我几乎可以肯定，在一个写着“浴室用品”的箱子里，有一板阿司匹林。但是，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后，我们还没去拿箱子。我们得找个新的住处，而在找新的住处前，我们得把之前用掉的钱赚回来。

就在不久前，我婆婆跟我说了那个可怕的故事，但她在讲述时显得很自豪，还说有人该把这个故事写下来。这件事发生在她离婚之前，发生在她卖掉房子，赞助我们去西班牙之前。讲完故事后，她的血压降低了，还觉得头痛得要命，只好拜托我去买阿司匹林。她觉得我很想念我的母亲，但她不明白为什么我不想打电话给她。

我看到一个街区以外有一家药房，就在大街上，我等着信号灯变绿，穿过马路。这家药房也关门了，不过门口贴着一张晚上营业的药房的名单。如果我的方向感没错，穿过卡兰萨车站的铁轨后，在圣菲大道的另一侧就有家药店。但要去那里还得再走四个街区，而我已经离家很远了。我想，要是马里亚诺这时候回家了该有多好，他肯定会问他妈妈我去哪儿了，而我婆婆就得告诉他，晚上十点半，她派我去了一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街区，为她买阿司匹林。想到这里，我又自问，这有什么好的？

我婆婆是这么开始讲述这个故事的，她站在她家餐厅的正中央，她丈夫出去工作了，但很快就会回来。她的四个孩子也出门了，一个跟着爸爸去工作，还有几个在学校。前一天晚上，她又和她丈夫大吵了一架，还提出要离婚。他们家的房子很大，但她已经失去了对这个家的掌控。负责清扫的女佣正在工作，但她已经记不清壁橱里有什么，也不确定食品柜里是否缺了什么。一家人坐在桌边吃饭时，她的孩子们总要取笑她的吃相。他们嘲笑她吃鸡时大口大口啃骨头的样子，嘲笑她总要吃两份甜点，嘲笑她总在两颊塞得鼓鼓的时候去喝水。我很孤独，她在心里想，我的孩子只相信他们的爸爸。

我沿着第一条街道向前走，到了路口却发现这是一条没有出口的死路，到了下一个街区，我又遇到了同样的状况。我想找个人问问路。我遇到了一个女人，她十分怀疑地打量着我，说，再走两个街区，就可以沿着地下通道走到圣菲大道的另一侧。

那天，我婆婆就站在餐厅中央，她看了看自己的手，决定了下一步该怎么做。她抓起大衣和钱包，出门叫了辆出租车，来到利伯塔德街。那天下着暴雨，但她知道，如果此时不完成这件必须完成的事，那她一辈子都完成不了。下车时，她的凉鞋被雨浸湿了，积水一直漫到了她的脚脖子。她按响了路边一家金店的门铃。她看着店主穿过金碧辉煌的橱窗，朝她走来。我猜想，他打开门时一定从头到脚地打量了她一番，看到一个被淋得湿漉漉的人走进自己的店，他心里一定很不高兴。店里的空调开得很足，冷风吹着她的后颈。

“我想卖这只戒指。”她说。她以为把这枚戒指摘下来会很难，因为这些年来她胖了不少，但她的手是湿的，戒指一下子就滑了下来。

店主把戒指放在一个小小的电子秤上：“我可以给您三十美金。”

她犹豫了一会儿，说：“这是我的结婚戒指。”

店主回答：“它就值这个价。”

此刻，我走下地铁口，穿过通道，好去到大道的另一头。走到分岔路口，看到墙上张贴的海报，才想起我以前曾来过这个地方几次。在我的右手边，再下两层楼梯，就是地铁站，而我的左手边就是出口。或许是因为我觉得地铁站里会有药房，或许是因为我想再回忆回忆这个地铁站的样子，我选择走向右手边，走下楼梯。我愿意在这种事情上浪费时间，因为这有助于我向前看，有助于我继续生活，毕竟，整整一个半月，我什么都没干。于是，我朝地铁站走去。我身上有一张地铁卡，还能用，我刷卡进了站。这时，一辆列车正好进站，车轮在刹车时发出了尖厉的声音，随后车门齐齐打开。站台上没几个人，因为地铁十一点就停止运营了。有个人从第一节车厢探出头看了看，可能是安保人员，正在揣测我到底要不要上车。列车驶远后，我在一条没人坐的长凳上坐下。车站内一片寂静。这时，长凳那边有什么东西动了动。是一个坐在地板上的老人。他是个乞丐，他的双腿只剩下两截残肢，膝盖和膝盖以下的部分都消失了。他在看轨道对面的洗发水广告。

我婆婆收了钱，她告诉我，离开金店时她一直抚摩着自己空荡荡的无名指。雨已经停了，但人行道上还有积水，湿漉漉的凉鞋弄得她的双脚很难受。几天后，她用口袋里的那三十美金买了一双新凉鞋，但她一直没有勇气穿上。卖了戒指后，她又拖了二十六个月，才终于离了婚。她在餐厅里跟我讲了这个故事，一边讲一边涂着指甲。她说我们不必急着还她钱，她不缺那笔去西班牙的旅费，我们想什么时候还给她都行。她说她很想念她的孩子们，但她知道他们都各自有事要忙，她不能一想他们就给他们打电话，那会很讨人嫌的。我想，我必须听她说话，这是我的义务，因为我住在她家，因为她失去了价值三十美金的结婚戒指，这令我感到很愧疚。因为她坚持要给我们烧饭，每次我们洗完衣服，她就非得帮我们烫，因为她从一开始就对我很好。她还说，她问C室的邻居讨来了周日的分类广告专栏，帮我们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新公寓，因为她觉得我们现在住的这间不够亮堂。我愿意听她喋喋不休，因为我没有其他事情可做；我看着她，因为她就坐在那棵圣诞树前。最后，她说她很喜欢跟我聊天，像今天这样，像两个朋友一样。她说她小时候会在厨房里和母亲聊个不停，她说要是她母亲还在就好了。她停了下来，于是我又翻开了我的杂志，这时她又开口说：

“向上帝祈祷的时候，我会这样说：‘上帝啊，请尽您所能地帮助我们吧。’”她长叹了一口气。“真的，我从来不祈求具体的东西。听了那么多别人的故事后，我已经学会不再为他们祈求对他们来说‘最好的’东西了。”

就在这时，她说她的头很痛，很晕，问我能不能帮她买几片阿司匹林。

又一辆列车驶离站台。那个乞丐看了我一眼，问：

“您也不打算乘车吗？”

“我需要我的箱子。”我说。此时我忽然想起了它们，于是我知道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知道了我为什么还坐在凳子上。

但我婆婆还说了些别的。一句傻话，却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她说，拿着三十美金走出那家店，她却回不了家了。她有打车的钱，记得家里的地址，也没有别的事要做，但她就是回不了家。她走到街角的公交车站，坐在铁制长椅上，就那么一直坐着。她看着往来的行人。她不想，也不能思考任何事，她不能做出任何决定。只有她的身体机械地看着、呼吸着。她陷入了一段循环往复、永无止境的时间中，公交车来了，又走了，车站的人走空了，又挤满了。每个等车的人都带着东西。他们把自己的东西放在手袋或公文包中，夹在胳膊底下，提在手里，或放在地上，夹在两脚之间。他们就这样谨慎地看管着自己的东西，而他们的东西则牢牢地支撑着他们。

那个乞丐朝我爬来。我不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但看到他爬得那么快，我不禁吓了一跳。他散发出一股垃圾的味道，但他看起来很友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街道导览。

“您想要您的箱子，”他说着，打开那本导览递给我，“但您不知道怎么走……”

尽管那是一本旧版的导览，我还是找到了城市的地铁线路图。从雷蒂罗站到宪法站，从中央车站到查卡里塔站。

我婆婆说，她记得当时发生的一切，甚至能准确地说出车站里的每个人带的每一样东西。但她手里什么也没有，所以她哪儿也去不了。她说她就坐在四十平方厘米的空间中，这是她的原话。很久之后我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很难想象我婆婆会说这样的话，但这确实是她的原话，她说她就坐在四十平方厘米的空间中，这就是她的身体在这个世间占据的全部空间。

那个乞丐等着我。有那么一秒，他垂下了眼睛，于是，我看到他的眼皮上还有一对画上去的眼睛，看起来就像是挂在圣诞树上的圣诞老人的眼睛。我知道我应该站起来，我知道一到行李寄存处，我就能找到我需要的那个箱子。但我不能这么做。我甚至连动都不能动。我要是站起来，就会不可避免地看到自己的身体所占据的空间。我要是看地图——那乞丐此刻又把地图凑向我，仿佛想让我看得更清楚——就会发现，我无法向他指出我想去的地方，因为，在整座城市中，竟没有我的容身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