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末的一个清晨，在瑟瑟寒风中，我带着儿子马愷洋来到圣路易斯森林公园，参观这里的密苏里州历史博物馆，打算了解一下圣路易斯的地方历史文化。在接下来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参观了“路易斯安那购地案”“1904年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密苏里州移民史”等几个展区。看着5岁的马愷洋即将失去参观兴趣，我赶紧见好就收，结束了“单独辅导”，在博物馆礼品店里将他“放生”。马愷洋显然很享受被各式各样的玩具簇拥的感觉，我看着他小手划过那些介绍圣路易斯历史的书籍与传记、海报与明信片、拼图与毛绒玩具……不经意间，我的目光随着他的手指，落到了一摞车尾贴纸上，上面印着这样一句话：“循规蹈矩的女人很少创造历史。”（Well-behaved women seldom make history.）马愷洋以这种出人意料而又分外有趣的方式，将美国妇女史领域的著名学者劳拉·撒切尔·乌尔里奇（Laurel Thatcher Ulrich）的这句大胆的名言带到我眼前，这句名言也恰好为我花费10年写成的这本书做了一个巧妙而诙谐的总结。

本书的主角是一群不循规蹈矩的中国妇女，书中的篇章讲述了她们如何在一座饱经战火的城市里创造历史的故事。本书记录了她们的生存体验，描述了她们与饥饿、贫困、家庭矛盾所做的不懈斗争。就在这些妇女设法克服重重困难、维持生计之时，她们也时常会和法律“打交道”，以原告、被告或证人的身份，接受或协助警察和法庭的调查。这些生活经历被保存在历史档案之中，使我们今天得以了解她们的故事。通过努力发掘和细心拼凑妇女生存经历的各个片段，我希望能在其中找到一些具有更加广泛历史意义的结论。

这一系列研究工作是在巴尔的摩、布法罗、圣路易斯和北京四座城市完成的。在成书的过程中，我受益于众多导师、朋友和同事的深刻见解与评论。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我有幸在罗威廉和梅尔清（Tobie Meyer-Fong）两位杰出历史学家的指导下完成学业。罗威廉教授在城市史和中国近代史等领域造诣深厚，正是在他的影响之下，我选择了自己的研究题目，并且逐渐确定了研究的框架和解读材料的方法。他的鼓励与耐心，还有那些极具启发性的建议，指引着我走过研究和论文写作的每个阶段。如果没有他的指导和支持，我很难想象能最终完成这本书。在罗威廉教授众多研究生的眼中，他是一位“儒家”仁君，而他的搭档梅尔清教授则深谙“法家”治世之道。她总是敦促我以富有批判性的方法去解读原始资料，大胆立论，开口须言之有物，下笔应流畅清晰，按时完成工作计划。对于我的博士论文以及这本书，梅尔清教授慷慨赐教，给予了不少中肯且“尖锐”的批评。多年来，我一直不断回顾与反思这些批评，力图使自己的研究与写作更进一步。这本书或许未必达到导师们理想的标准，但我希望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辜负他们的支持和信任。

除了以上两位导师，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其他多位教授的教导也让我受益终身。玛丽·莱恩（Mary Ryan）教授既是美国妇女史研究的先驱，也亲眼见证了1970年代的女权运动，我有幸成为她的研究助手，听她介绍美国妇女史和城市史研究，并从中获益匪浅。她的“城市与性别”研讨班为我开启了一段激动人心的学术之旅，正是得益于这段美国史的学习经历，我在研究中可以不断探索中国的性别与城市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蔡欣怡（Kellee Tsai）教授在不断鼓励我的同时，也对我严格要求，从写好每一篇课堂读书报告到撰写博士论文，使我做好了充分准备，去应对写作过程中的各种挑战。路易斯·加兰博斯（Louis Galambos）教授在我的研讨班和求职试讲中提出了很多发人深思的问题。韩嵩（Marta Hanson）教授是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她仔细阅读了论文全稿，逐页点评。冉枚烁（Mary Rankin）教授与戴真兰教授曾经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做过讲座，我与她们有过交谈，得到了许多指导。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始终谨记以上各位老师的教诲，并尽最大努力将反思的成果融入写作之中。我的博士班的同学们——赵刚、彭涓涓、冯慧轩（Amy Hwei-shuan Feng-Parker）、朴世英（Saeyoung Park）、郭劼、曾金等，自发成立了“博士论文工作坊”，我们不仅阅读批评各自的论文草稿，还可以“吐槽”或互致“心灵鸡汤”，共同度过了这段艰辛的学术生涯。

在布法罗，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教授帮助我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阵地。她的友谊和对我学术研究的评论，不断支持和启发我，使我在寒冷的纽约上州度过了一段温暖时光。当我还是纽约州立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时，经常与历史系的几位年轻同事们把酒言“学”，其中包括艾米丽·斯特劳斯（Emily Strauss）、斯蒂文·费边（Steven Fabian）及戴维·金克拉（David Kinkela）。历史系的其他同事，特别是埃伦·利特维基（Ellen Litwicki）、玛丽·贝丝·希文思（Mary Beth Sievens）、约翰·斯特普（John Staples）、南希·哈格多恩（Nancy Hagedorn）、艾琳·莱昂（Eileen Lyon）、杰奎琳·斯万辛格（Jacqueline Swansinger）、珍妮弗·希尔德布兰德（Jennifer Hildebrand）、马库斯·温克（Markus Vink）、约翰·阿诺德（John Arnold）、彼得·麦科德（Peter McCord）等，他们都在本书成书过程中给予我莫大的帮助。

在圣路易斯，何谷理（Robert Hegel）教授一直对我研究北京四合院里的爱恨情仇深感兴趣，这源于他对老舍笔下老北京的挚爱，也因为他的研究涉足明清文学，对司法档案情有独钟。何谷理教授不仅帮助我提高学术研究水平，也无私地与我分享工作和生活的经验，使我尽快适应新的同事、新的学校、新的城市，开启了北美职场新篇章。在此，我还要向我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其他同事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他们是：陈绫琪（Letty Lingchei Chen）、管佩达（Beata Grant）、麦哲维（Steven Miles）、高林玲（Linling Gao-Miles）、包苏珊（Susan Brownell）、宋柏萱（Priscilla Song）、华乐瑞（Lori Watt）、马文·马库斯（Marvin Marcus）。

对我而言，北京是一座特殊的城市，这里不仅是本书的主角——城市底层妇女生活的地方，也是我出生、成长和学习的地方。正因如此，我可以按照档案提供的线索，走街串巷，回到历史发生的现场，寻找“时空穿越”的感觉。同时，我也在这座城市里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最难忘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老师和同学们，特别是戴逸、成崇德、黄兴涛、杨念群、朱浒、孔祥文、毛立平、刘文鹏、牛贯杰等，他们不仅总是大力支持我的研究工作，还把我档案调研的旅程变成一场归乡的欢庆。宋军教授最为了解历史档案。早在15年前，正是他为我打开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世界的大门；他也传授了我分类、整理和解读历史档案的诸多技巧。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张研教授是研究清朝经济史的专家，是她的言传身教将我带入历史研究的专业领域。很可惜，张研教授英年早逝，我只能通过讲述妇女和家庭的经济生活来表达对她的感激与怀念。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影印资料时，我得到了赵夏、余华林、张婷、王建伟等朋友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我的研究不可能如此顺利。而北京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特别是王勇、艾琦、刘焕晨、吴克萍、严秀、张雁，总是给我及时而重要的帮助，我对他们的感谢之情无以言表。

以上4座城市中的朋友与同事一直关注着我对现代中国底层妇女生活的考察，除此外，李榭熙（Joseph Tse-Hei Lee）教授也对我的研究表达了真诚的兴趣。他曾帮助我在美国历史学会以及亚洲研究学会的年会中组建研讨组，这些小组会议为我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宝贵机会，同时也让我得以向更大范围的听众听取意见。任思梅教授帮我翻译了本书一些离家潜逃妇女的血泪陈述，与我分享了她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并且向我提供了许多建议，对我的写作大有裨益。史谦德、张少强（Cheung Siu Keung）、张格物（Murray Rubinstein）、姜进、葛思珊、秦方、张小也、明克胜（Carl Minzner）、毛羽丰等教授也曾阅读过这份书稿中的部分篇章，我对他们的评论甚为感激，并且衷心希望他们对这个最终成果感到满意。此外，还有两位匿名读者的评论也无疑在本书的改进过程中发挥过重要影响。

塔尼娅·莱文（Tanya Levin）、陈丹妮（Annie Chan）和普可兰（Clarissa Polk）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朋友，他们在这本书的编撰过程中给予我不懈的支持和帮助。我也非常高兴能与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克丽丝廷·万纳（Kristen Wanner）合作，在编辑书稿的过程中，她的协助细致入微，大大提高了本书的质量，在我准备书稿时，她也为我提供了非常及时的指导。

本书第三章的初稿曾经以《胡同深处：20世纪40年代北京的四合院贫民区与女性社交网络》（Down the Alleyway: Courtyard Tenements and Women's Networks in 1940s Beijing）为题发表在《城市史研究》（Journal of Urban History）2010年3月第36期第2号上。第一章和第四章的部分内容曾用于《北京的女工、政治动员与革命公民身份的意义，1948—1950》（Female Workers,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the Meaning of Revolutionary Citizenship in Beijing,1948-1950）以及《放浪少女：20世纪早期北京的性、家庭与法律》（Wayward Daughters: Sex, Family, and Law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等两篇文章中，前者发表在《中国历史学前沿》（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2014年第9期第4号上，后者则被收入曾小萍与陈利教授主编的《中国法律：知识、实践与改造，16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Chinese Law: Knowledge, Practice，and Transformation,1530s to 1950s）一书中。

最后，我终于可以对我的父母马大正、张玫说：“书写完了！”他们为了听到这句话，已经在大洋彼岸等待了很多年。我于2000年出国留学，屈指一算，已经整整15年，他们的付出，无法衡量，而我的感谢，也无以言表。还有一个要感谢的人是我的妻子李淑萍。从我出国求学，到毕业工作，再到定居美国，她自始至终陪伴我左右，用耐心与奉献支持我的工作。没有她无私的支持，这本书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也或许永远无法完成。我的儿子马愷洋与这本书一同长大，从一个神奇宝贝成长为一名英俊少年。这本书中有许多章节是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铭记了我和他们共同度过的一段难忘人生旅程。

---马钊

---201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