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还是早春，天气已经相当暖和。一个星期一的早晨，阳光在七点钟便穿透卧室的窗玻璃，唤醒了我们。

我们觉得法国乡村生活的每一天都新鲜有趣。

时光过得很快，根本无暇多想别的。

广告界的风云人物

如纱的薄雾，在湛蓝天空下笼罩着山谷的清晨。我们散步归来时，狗儿们身上沾湿了露水，胡须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它们先看到了那个陌生人，勇敢地扑上前去绕着他打转，做出虚张声势的攻击姿态。

陌生人站在游泳池边上，一只手挥舞着一只男式手提箱防范着狗儿的攻势，往深水区愈退愈近。看到我们，他似乎松了一口气。

“这狗还好吧？没有狂犬病什么的吧？”听这声音，不就是打电话来的那位伦敦人托尼吗？

他携着提箱跟进入到屋里，加入了我们早餐的行列。这位仁兄块头很大，腰腹部以上结结实实地堆满了丰厚的赘肉。鼻梁上架着一副茶色眼镜，头发刻意梳得蓬蓬松松，身上是一套灰色休闲服——不管天气冷暖，英国观光客在普罗旺斯总是喜欢这付打扮。坐定之后，他从箱子里取出一个鼓胀的记事本、一支金笔、一条免税香烟以及一个金质打火机。对了，他的手表也是金的。我敢说他的胸毛之上一定还躺着一枚金坠子。他自我介绍说从事的是广告行业。

托尼简短而自豪地述说了他的创业史。他自创广告公司，在“艰苦的企业环境、血腥的同业竞争”中崛起，最近更以极好的价钱卖出了部分股份，并签得一张五年的客户合同。现在，他说，他终于可以轻松一下了。但是在别人看来，他可不像能放开公司和个人事业不管的人。他坐立不安，时时看看手表，把桌上他那堆杂物来回摆弄着，不时调整调整眼镜，深深吸一口烟，心烦意乱地扭动一下身子。突然，他猛地站起来。

“我可以借用一下电话吗？伦敦的区号是多少？”

我和妻子早料到，他必将有此一问。英国来客总是这样――进得门来，喝一杯酒或咖啡，接着就打电话回去，查看一下是否他前脚才离开，公司后脚就关了门。就连通话的内容，也不离我们早就听熟了的那一套。

“嗨，是我。对，我是从普罗旺斯打来的。一切都好吧？有没有人留言给我？没有？大卫没回电话？可恶。听着，我今天会在外面跑跑，但是如果要找我，可以打到——（你这儿电话号码是多少？）记下了吗？什么？是啊，这儿天气很好。我会再打给你。”

托尼放下话筒，再度向我们表示他的公司营运正常，他不在几天也勉强能够维持。终于，他静下心来，准备全心全意地和我们一道，进行购买房产事宜。

在普罗旺斯购置房产可谓难矣。很多城里来的大忙人，习惯了英明果敢、当机立断的交易作风，在这儿却往往因为某些细枝末节的小事而纠缠数月，使谈判毫无进展，最终只好放弃。在购房谈判中，往往有些事会大出购买者的意料。而这第一件就是实际价格总是高于广告价格，这难免令人心生警惕，疑虑大起。其实，个中的主要原因是法国政府征收８％的过户税，公证费用也很高。有时候，房屋代售公司的佣金还要由买方承担，那又要加上3％到5％。运气不好的话，买方在房价之外总共要另加15％的价钱，才能应付掉所有的杂项支出。

卖房有方，瞒天过海

当然，这当中也有一种双方心照不宣的欺诈手段，既可省钱，又可瞒天过海，逃过政府税收这一关。这便是双重价格法。有过这样的案例――住在埃克斯（aix）的商人韦法利先生，想把他继承来的一栋乡下老房子卖掉，要价一百万法郎。 这房子并非他日常所居，因此脱手时按法律要缴纳不少的所得税，这个念头让他想起来便心如刀绞。因此他决定，报给官方的所谓“书面价格”是六十万法郎，而他也只好咬着牙根交上这部分的税款。而其余四十万法郎他要求买方付现金，而且当面点清。他会向对方说明，这么做对双方都有好处。因为 法律公证费也是依照书面价格抽取的。太棒啦！这样的话岂非皆大欢喜。

这种方法实际运作起来，必须抓紧时机，还要得到律师或公证员的极大谅解。签约时，买方、卖方和房屋中介齐集公证律师处，由律师高声念出买卖合约，一条一条地念。合约上注明的价格是六十万法郎，但买主带来的另外四十万法郎这时也要交给卖方了。可是当着律师的面，这一切未免太不妥当。于是，律师此时便会突然内急，进入洗手间，而且一呆就是半晌。直到估摸着那头钱款的数额清点得差不多了，律师才会再度露面，接过合约约定数额的支票，监督双方签字，丝毫不损其法律尊严。难怪有人不大厚道地说，在乡下做公证律师，要具备两项基本条件：一只半瞎的眼睛和一个识时务的膀胱。

在会见律师之前，或许尚有许多障碍有待克服。其中最常见的是多重所有权问题。法国法律规定，父母死后，遗产由子女共同继承，每人所持份额均等。若要出售祖产，须征得每位遗产继承人的同意。子女愈多，协议愈难达成。我家附近一户老农舍的情形便是如此。这座农舍世代相传，如今为14位堂表兄弟姊妹共有，其中有三位还有着科西嘉人的血统。据法国朋友说，科西嘉人是最难打交道的。每次有人开价要买，14个人之中一般总是大约有9个人愿意，两个人拿不定主意，而3个科西嘉兄弟总是无一例外地反对。农舍至今也没有卖出去。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它还将要传到这14人的38个子女手上去。最后呢？也许会由175个互不信任的远房亲戚共同担任业主。

即使房屋产权单归一人所有，比如马索的房子，也不能保证交易能够顺利完成。那贪得无厌的农夫可能漫天要价，指望从此靠喝酒赌钱来打发下半辈子。不料来了个慷慨买主，一口答应他的价钱，他会立刻起疑心，认为其中有诈，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一定是要价太低。他反悔不卖，思量了6个月，才以更高价格重新推出。

之后，房主总在成交之前的最后一分钟才若无其事似地说出一些好像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诸如，柴房在赌牌时输给邻居了；根据古代流传下来的传统，附近农场的羊群原则上来说，有权可以每年两次循着旧时的小路、通过目前厨房所在的位置；院子里那口井的使用权自1958年以来便争论不休，而今更有斗争升级的意思；也有可能是长期租种土地的那位佃农年老体衰，看样子熬不过明年春天等等——总之，总会有些事能出乎你的意料之外。买主必须兼具耐心和幽默感，才通得过重重关卡，最终完成交易。

同胞同心

我们开车去拜访一位我认识的房屋代理。一路上，我试图向托尼解释当地的种种状况，但徒劳。他以一种自以为谦虚的方式告诉我们说，他可是个精明强干的谈判高手，经常与纽约广告界那批难惹的家伙死缠硬斗，料想法国的小官僚或当地的农夫也占不着他的便宜。他的话开始让我觉得，好像不该介绍这些既没有汽车移动电话，又没有私人商业助理的小人物给他认识。

房产中介是位女士，她来到办公室的门口迎接我们。在落座时，她拿出厚厚两大叠房产资料，资料中还附有照片。她不会讲英文，托尼的法文在此时也变得非常有限。既然不能直接沟通，托尼索性当她不存在。目中无人的态度显得蛮横无理，更糟的是，他认为对方完全听不懂，尖酸刻薄的脏话毫无顾忌地脱口而出。在这尴尬难堪的半小时里，我忍受着托尼在翻看档案时不断迸出的“操！”“开玩笑！”等轻薄的言语，在其间的间歇处尽量把这些字句婉转地翻译成“他对价格感到惊异”之类的废话。

原先，托尼是打算寻觅一座不带土地的村舍。他太忙，恐怕根本没空料理庭院。可是翻阅房产资料之际，看得出，他的心态起了变化。想做普罗旺斯乡绅，必须拥有几亩庄园，地里种着葡萄藤和橄榄树。看完资料后，他已经开始烦恼网球场该建在何处了。颇令我失望的是，他竟然对三处房产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我们今天下午就去看看。”他宣布。并在记事本上写下，又抬腕看看手表。我以为这动作意味着他需要借用代售员的电话，打个国际长途呢，却原来这只是他的肠胃对他发出了某种讯号。“我们杀去饭馆吧，”他说：“等两点钟再来。”他向房产中介伸出两根手指头挥了挥，她微笑点头表示明白。我们终于走出了这扇门，好让那位可怜的女士自行安抚她受惊的心灵。

用餐时，我告诉托尼，下午我不陪他去看房子了。他表示惊讶，想不出我会有什么更重要的事需要处理。但他随即叫来第二瓶酒，然后对我说，钞票是国际语言，相信没有我也不会有困难。不幸的是，账单送来时他才知道，不论是他的美国运通金卡，或是还来不及换成现钞的旅行支票，饭馆老板都不感兴趣。最后，还是由我付了账，并对有关“国际语言”这一话题发表了一些个人看法。托尼显然并没有被我的小幽默所感染，终于流露出了一丝身在他乡而又“语言”不通的郁闷。

我走了，既庆幸解脱，又有些不安。与这样的粗人相处当然不愉快，可他毕竟是我的同胞，身在异国，你会觉得自己对他多少负有一点责任。第二天，我打电话向那位房产中介表达了歉意。“别放在心上，”她说：“巴黎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至少我听不懂他都讲了些什么。”

音乐与电力的关系

最后确认温暖的天气会持续下去的标志，是曼尼古希先生的衣着。他前来执行他的夏季计划，为我们安装中央供暖系统。他的羊毛软帽换成了印有清洁卫生用具宣传标志的棉质毡帽，脚上穿的也不再是暖和的雪靴，而是换上了棕色的帆布软鞋。他的学徒助手则是一身游击队员打扮，陆军迷彩服外加丛林帽。两人在我家的两头来回丈量着，曼尼古希同时就各项议题发表着长篇大论。

音乐是今天的第一个话题。他和妻子最近参加了一场官方主办的工匠午餐会，餐后安排了舞会，跳舞恰好是他的众多才艺之一。“真的，彼得先生，”他说：“我们一直跳到六点钟。我的脚力绝对不会输给18岁的年轻人。”我完全可以想像他拥着夫人、轻盈而精确地在地板上旋转的潇洒风姿。不知道他有没有一顶专为这种场合预备的礼帽？他总不会光着脑袋跳舞吧！这样想时我一定露出了笑意。“我知道，”他说：“你在想，华尔兹不是正经音乐。要讲到正经音乐呢，就得听大作曲家的作品了。”

他接着阐述了一大套理论。法国电力局动不动就要断电，断电期间，他便靠吹笛子来自娱自乐。他那套惊人的宏论，便是在吹笛子时偶然想到的。电力，他说道，是科学与逻辑的结合；而古典音乐呢，则是艺术与逻辑的结合。你相不相信？已经有人看出两者之间的共通点了。试听一下莫扎特的作品，是多么严谨而有节律啊，你不得不承认，莫扎特如果当电气师，一定极其出色。

我正嘡目结舌不知如何作答，学徒兄弟解了我的围。他刚计算出我们的房子加起来一共需要二十部暖气片。曼尼古希听了，做出昏倒的样子，一双手猛力地在空中甩动，好像烫伤了指头似地喊起来：“唉呀呀，那不是比装中央空调系统还贵了嘛。”他开始说要好几百万法郎，看见我惊异的样子，马上减少了两个零，说他先前用的是旧币算法。即便如此，这仍是个相当大的数目。他不断地强调角钢的价格昂贵，再加上政府还要抽18.6％的交易税，这实际上也是不得以的一个价格。说到交税，倒是让他想起财务制度的不公平是多么的可恶，充分表现出政客们的邪恶卑鄙。

“你买个澡盆，”他拿手指着我说道：“得付交易税，分文不能少。买个洗衣机，买个螺丝起子，也得交足全额的税。可是买鱼子酱呢，只须付6％的税，因为鱼子酱是营养品。那你告诉我：什么样的人才会买鱼子酱？” 我立即声明我可从不买那玩意。“我告诉你吧。是那些政客、有钱人、巴黎的大人物——他们才是吃鱼子酱的人。你看多气人！”他一边检查学徒对暖气的测量数据，一边怒气冲冲地诅咒起那些在巴黎纵情声色的阔佬们。

接下来的五六个星期，曼尼古希的光辉思想一直笼罩在我们家的上空。他拿着个差不多和他一般高的钻子，凿穿厚重的老石墙，弄得满屋子尘土飞扬。同时边做工边发表他的宏论。我们听讲的兴致不高，另外，这其中的过程漫长难熬，几乎每个屋子都要经受一番同样的折磨。我们只好安慰自己说，普罗旺斯的好处之一就是：整修房屋内部的时候，人可以住在户外。虽然还是早春，天气已经相当暖和。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阳光在七点钟便穿透卧室的窗玻璃，唤醒了我们。我俩于是决定正式开始我们的户外生活。

周日集市

晴朗的星期天我们总免不了要上一趟市场。这天，我们八点钟就到了考斯特拉集市（couste11et）。那里已经排列着一行一行陈旧的卡车和小型货车，车头都摆着一张张可以任意伸缩的桌面，上边摆放着各种货物。一块黑板上写明今天的各种蔬菜价格。摊主们嘴里嚼着刚从对面街上买来的热腾腾的各式面包，皮肤早在田地里晒得黝黑。我们看到有个老人从裤袋里取出一把木柄小刀，切下一片面包，涂上新鲜羊乳酪，又从酒瓶里倒出一杯红酒。这就是他的早餐了。

跟卡维隆、艾普等地的每周集市比起来，考斯特拉市场显得又小又不时髦。顾客都是挽着菜篮的本地人，而不是那些举着相机的观光客。只有在七八月，你才偶然会看到巴黎来的高傲妇人，穿着dior的休闲服，牵着像她们一样神经兮兮的小狗。其他时候，从深秋到早春，市场上基本都是本地居民，来买几小时前才从田里或温室里采摘下来的蔬菜水果。

我们沿着一排一排的伸缩小桌漫无目的地闲逛。法国家庭主妇毫不留情的精挑细选让我们既惊诧又羡慕。我们只要看看蔬菜的外表，便会决定买或不买，她们则不然。她们会用手使劲地捏茄子，拿起蕃茄来仔细地闻闻，啪地折断不过火柴梗粗细的四季豆，还会带着怀疑的眼光剥开翠绿的芮苣心察看。她们一路走，一路东一口西一口地品尝各家的乳酪和橄榄——如果这些东西达不到她们个人的要求，她们会瞪一眼摊主，好像摊主成心在骗她们似的。然后，愤愤然转到其他摊位去重复着同样的举动。

在市场的一头，葡萄酒合作社摆出的摊位处围了一圈男人，每个人都满含着一口新鲜登场的玫瑰红酒。隔壁摊位是个女人，摊上排练着各种大大小小的蛋，外加鲜活的兔子。再过去的摊位摆的是堆积如山的蔬菜和紫苏，还有一罐一罐的蜂蜜，大瓶大瓶的橄榄油以及桃子干、黑麦汁、鲜花和香草、果酱和乳酪——在旭日的映照之下，每样东西看起来都令人垂涎欲滴。

我们买了烧烤用的红辣椒、棕壳的大鸡蛋、紫苏、桃子、羊乳酪、芮苣，还有粉红色斑纹的洋葱。直到篮子已经装不下了，我们才过街去买长条面包。餐盘上若有橄榄油、酱汁之类残余物的话，用这种面包抹净了吃是最美味的了。面包店里拥挤不堪，人声喧哗。暖烘烘的面团味和杏仁香飘逸在店里的每一个角落。排队等候时，我们想起有人说过，法国人花在肠胃上的钞票，一点儿也不比英国人花在汽车和音响上的钱少。这话在这里得到了证实。

每个人都好像在疯狂大采购。一个圆胖快活的妇人买了6大条面包——加起来足有3公尺长。除此之外，还有帽子大小的巧克力奶油蛋卷，外加一整个儿苹果派，切得薄薄的苹果片在中央铺成一圈，表面涂抹了杏子酱，看起来亮晶晶的。这让我们强烈地意识到，我们还没有吃早餐呢！

于是，决定用一顿丰盛的午餐来慰劳一下自己，内容有：烤红椒拌橄榄油加紫苏末、熏肉胎贝卷串烧以及沙拉和乳酪。春日的暖阳熏得我们昏昏欲睡，而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

电话答录机的妙用

电话铃声如果在星期天中午到下午三点之间响起，对方一定是英国人。这已经是我们从生活中总结出的颠扑不破的定律。星期天的午餐，是法国人一周中最轻松愉快的一顿饭，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在这种时候去打扰别人的。

我真后悔拿起了话筒，电话那头儿是那做广告生意的托尼。从电话里的声音听来，他的人近在咫尺。

“想到该跟你这个根据地联络联络。”我听着他深吸一口烟的声音，心里打定了买一部电话答录机的主意，专门对付这种喜欢在星期天骚扰我们的人。

“我找到一所不错的房子。”他没有停下来听听这项重大宣布的反映，因此也就没注意到我的心猛地一沉而发出的声音。“离你那里有一段距离，不过，倒比较靠近海边。”我告诉他，我为他感到高兴，同时表示，他离海边愈近愈好。“还需要大量的整修，所以，我不准备付他们开出的价钱。我想我可能得从英国带一批熟悉的工人过来做这事儿。上次，他们整修我的办公室，从头到尾只花了六星期。是爱尔兰人，不过活儿干得可真棒。像我现在看上的这个地方，他们一个月就能搞掂。”

我倒很想鼓励他这么做。可以想像，一群爱尔兰工人，一旦尝到在普罗旺斯做工的甜头——和煦的阳光，大口大口畅饮价格便宜而又味道甘甜的当地葡萄酒，外加大把大把的怠工机会，屋主又远在千里外，不会有人时时刻刻地挑毛病——何乐而不为呢。我几乎能够预见，爱尔兰人会把工期一直拖到十月，说不定八月间还会把全家从英国接来让大伙儿好好度个假。那样的话，我就有笑话可看了。不过，我最终还是老实地告诉托尼，他最好还是雇佣本地工人的好，而且应该请一位建筑师，由他负责召募工人。

“我用不着什么建筑师，”托尼毫不迟疑地说：“我知道该怎么装修。”他当然知道。“举手之劳的事，干吗要花大钱请建筑师？” 好啦，看来我是什么帮也不上忙了，他什么都知道。于是我问他何时回英国。“今晚就走。” 没等我再说什么，他便开始向我宣读他那个记事本中记载的忙碌日程。周一要见客户，接着去纽约三天，在米尔顿·凯恩斯开业务会议。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表明自己乃是不可或缺的行政主管。“总之，” 他说：“我会跟你联系。一两周内我还不会下手买那房子，不过一旦签约，我会马上告诉你。”

妻子和我坐在游泳池边，纳闷我们怎么总躲不开厚颜无礼之人的纠缠。到夏天，这种人来得还会更多，他们要吃要喝要住，游了几天泳之后，还会要我们送他们上机场。我们自认并非孤僻遁世，但与托尼短暂接触的经验足以提醒我们：往后的几个月内，我们需要坚定的立场，灵敏的反应，以及一部电话答录机。

私人领地，内有蝮蛇

马索一定也意识到了夏季的来临。因为几天后我在林中看到他时，他正忙着加固防止露营者入侵的围篱。在写着“私人领地！”的几块牌子下方，他又钉上了一连串简短但凶险的警告语，“当心！内有蝮蛇！” 这是一个绝妙的警告方式。充满了威胁恐吓的成份，却又不像“内有恶犬”、“当心触电”或“武装人员巡视”之类的说法需要眼见为证。再不怕死的露营者，在夜晚钻进睡袋以前，恐怕也得考虑考虑，睡榻之下是否还躺着一位当地最原始的原住民。我问马索，卢贝隆山区真的有蝮蛇吗？他摇着头，对于外国人的无知再度表示惋惜 。

“是啊，”他说：“不算大啦，”他用手比了比，30公分长的样子：“可是你如果被咬，45分钟以内就得赶到医生那儿，否则……”他做了个鬼脸，头歪向一边，舌头伸出来吊在嘴边。看到我惊惧的表情，马索说得更加起劲了。“人家说，男人要是被蝮蛇咬了，必死无疑。可是女人要是被蝮蛇咬了——” 他倾身向前，挑动着眉毛说道：“死的是蝮蛇。”看到他的话产生了效果，他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兴之所至，还递给我一根粗大的黄色香烟。“以后可要注意了，没穿上结实的靴子，可千万别上山散步。”

据大学者马索说，卢贝隆蝮蛇通常会避开人类，只有在受到骚扰时才会发动攻击。一旦被蛇追赶，马索的建议是作之字形跑动，而且最好往上跑，因为蝮蛇发怒时，在平地上短距离直线冲刺，速度快得惊人。我下意识地向四下张望了一圈，马索见壮，哈哈大笑起来，“当然啦，你也不妨学学农夫的本事，一把抓住它的七寸要害，捏得它嘴巴大张，往它嘴里猛吐一口唾沫，啪的一声！它就一命呜呼了。” 他示范着吐了一口浓痰，正中他养的一条狗的脑袋。“但最好还是带个女人同行。女人没男人跑得快，蛇会先咬到她的。”说完这些话，他得意洋洋地回家吃早餐去了，留下我孤零零一个人，小心翼翼地在树丛中摸索前进，一面走一面练习吐痰功夫。

南下的游客部落

复活节假期到了，我们家的30余棵樱花树在同一时间竞相开放。从马路上望过来，房子好像漂浮在一片粉红与白色交织的海面上。许多开车路过的人都特意停车拍照，有些人还探头探脑地沿着车道往上走，直到听见狗吠，才掉头回去。有一伙人特别大胆，竟开着一辆瑞士牌照的车子，直抵我们屋前。我不得不出门去询问他们有何贵干。

“我们要在这里野餐，”开车的那位告诉我。

“对不起，这儿是私人住宅。”

“不，不，”他挥动一张地图说：“这儿是卢贝隆。”

“不，不，”我指着背后的群山：“那儿才是卢贝隆。”

“可是我的车开不上去啊。”

他最终还是悻悻地把车开走了，在我们努力栽培的草皮上留下深深的车辙。旅游季节就这么开始了。

复活节那个周日，山上村子里的小停车场挤得满满的，没有一辆车挂的是本地牌照。观光客在窄街小巷里猎奇寻趣，往人家家里好奇地张望，在教堂前面摆姿势拍照。成天闲坐在杂货店隔壁门坎儿上的小伙子，伸手向每个过路人要10法郎，说是没钱打电话，然后用收到的钱跑到路边的咖啡馆享乐一番。

“进取咖啡馆”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维持着其丑陋的面貌。无论哪位室内设计师看到它，一定都会大失所望，恶梦不断――散落在各处的桌椅摇摇晃晃，全不搭配；墙上的陈年古画更是早已辨不出本色；厕所里杂乱的水流声更是声声入耳，而一个破落不堪的冰淇淋柜就摆放在厕所旁边。咖啡馆的老板十分粗鲁，甚至连养的狗都丑陋不堪。然而，就在厕所的另一侧，是一座镶有玻璃窗的阳台。那里视野开阔，端杯啤酒坐在那儿，不仅可以观赏远山近村的景色变化，还可以把阿尔卑斯山收进眼底。桌上有一张手写的字条，警告你不得把烟蒂丢到窗外，因为下面是一家露天餐厅，顾客曾经对此抱有怨言。但你只要遵守了这条规则，就没有人会来打扰你。本地的客人都坐在吧台边，阳台是观光客才去的地方。复活节的周日，阳台上人潮汹涌。

那里汇聚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荷兰人都清一色地穿着登山靴，挎着登山包；德国人则是一身珠光宝气，像是要赴宴会；巴黎人脸上都透着明显的傲气与精明，谨慎地检查着手中的玻璃杯，惟恐有细菌漏网；还有一个英国人，蹬着一双沙滩鞋，敞开上班穿的那种条纹衬衫领，在用袖珍计算器仔细计算着这趟度假的花费，而他的老婆则忙着写准备寄给家乡邻居们的风景名信片。老板的狗在桌间追来赶去，搜寻掉落的糖粒，吓得那些干净利落的巴黎人直往后退。收音机播放着一位女高音歌手的歌曲，却注定敌不过厕所里传出的混合音响。吧台上这时响起一片酒杯碰撞的声音，原来是本地客纷纷准备结账，已经到了回家吃午饭的时间了。

咖啡馆外，三辆车纠结成一团，车主冲着对方大声咆哮着。其实，只要其中有一辆车后退10公尺，这个结就打开了。可是法国人认为开车让路在道德上无法接受，正如他们喜欢随地停车、在危险弯路上任意超车一样。好像那才是法国人应有的作为。他们常批评意大利人开车横冲直撞，我倒认为，夜晚饿着肚子在100号公路上飞驰的法国人，才是最不要命的疯子。

电报杆和驻虫的故事

我离开小村，驾车回家。恰好遇到本季第一宗车祸刚刚在这条路上发生――一辆白色标致旧型车，屁股撞上一根木制电报杆，并把它折成两段。左右并无其他车辆，道路也平坦干净，真叫人想不通这车屁股怎么会如此恶狠狠地咬到电报杆上去的。” 一个年轻人站在路中央，挠着脑袋，看见我停下了车，他咧开嘴笑了。

我问他有没有受伤。他说道：“我没事，但车子恐怕报销了。” 我回头看看上半身弯向 车顶的电报杆，要不是几根电话线吊住它，它早就倒下了。我看它也一样报销了。

“我们得快走，”年轻人说：“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事儿。”他竖起一根手指压在唇上。“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就在路那头。我得去找辆拖拉机来。”他上了我的车，肇事原因立刻清楚了。他一身酒气，仿佛刚在酒里泡过似的。他向我解释为什么得急速而且秘密地把车吊走。邮局若知道他撞坏了电报杆，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不能让别人知道。”他重复着说道，边说边加强语气似的打了两个酒嗝。

我把他送到，自己则返回家中。半小时后，当我又开车回去看看拖吊工作是否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时，发现车子还在那儿，旁边围了一群农夫，七嘴八舌地争吵着。马路上另有两部小汽车和一辆拖拉机，挡住了路面。我正看着，又有一辆车开了过来，司机在车里拼命地按起喇叭，催拖拉机让路。开拖拉机的人手指着肇事残骸，耸耸肩膀。喇叭声再度响起，这次，响个不停，回声振动山谷，相信在两公里外的梅纳村都听得到。

骚乱又持续了半小时，标致车终于被拖出沟渠，神秘车队消失在通往本地修车厂方向的路上，留下电报杆独自在微风中哀号。邮局一周后派人来换装电报杆，又吸引了一小群人围观。邮局的人问一个农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农夫一脸无辜的样子耸了耸肩。“谁知道？”他说：“也许是虫蛀的吧？”

宾主对话

巴黎来的一位朋友，一脸茫然审视着他面前的酒杯，仿佛杯子里的酒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人间蒸发了。我为他重新满上，他这才靠回椅背，抬起脸，朝向阳光。

“在巴黎，我们还开着暖气呢，”咂了一口冰凉的甜酒，他接着说道：“雨下了好几个星期。我现在可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这里了。不过告诉你，我可不适应住在这里。”

饱餐一顿之后，沐浴着午后的阳光，他看起来适应得很呢！但我没有与他争论。

“你一定不会喜欢过这种日子，”我说：“你说不定会被晒出皮肤癌，另外，酒喝得太多，也可能得肝硬化。就算你刚刚学会适应这儿的生活，可能就会开始想念巴黎戏院的乐趣了。再说，你在这儿成天都干什么呢？”

他懒洋洋地斜眼看了我一眼，戴起太阳眼镜说道：“一点不错。”

与很多来客的对话经常重复着同样的问题：

“你不想念朋友们吗？”

“不想，他们会来这儿看我们。”

“你不怀念英语电视吗？”

“不怀念。”

“英国总有什么东西是让你怀念的吧？”

“桔子柠檬果酱。”

接下来会是他们真正想问的问题，通常都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方式提出，“你们成天都干些什么呢？”

我们巴黎来的这位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换了一种方式问道，“你们不觉得无聊吗？”

我们从来不会感到无聊。恰恰相反，我们忙着呢。我们觉得法国乡村生活的每一天都新鲜有趣。我们享受着慢慢改造家里的生活环境的乐趣，以使周围的一切都按照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存在。我们设计花园，种植草木；计划着铺建一座法国滚球场；另外，我们的法语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还有那么多村落、葡萄园和市场等着我们去开发、去欣赏。时光过得很快，根本无暇多想别的。却又偏偏总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来打破我们的正常生活。上星期就充满了这类小插曲。

乡村生活中的小插曲

先是星期一，邮差先生上门来。他显得很不高兴，匆忙地握了握手之后，便单刀直入地问我，到底把信箱藏到哪里去了。时间已近正午，他还有好些信要送，要是总跟信箱捉迷藏的话，这信可怎么送得完呢？我说我并没有把信箱藏起来，它不就在车道尽头吗，稳稳当当地挂在钢柱子上吗？“没有，”邮差说：“被人拿走了。”

没办法，我只好跟他一道走下去，又一起在道旁的树丛里搜寻了五分钟，看是不是给撞 掉到哪儿去了。还是没有。若不是那根钢柱还竖在地面，此处完全看不出曾经摆过信箱的痕迹。“你看吧，”邮差说：“我就说嘛。”会有人偷信箱吗？简直难以置信。还是邮差先生见多识广。他说：“这是常有的事，这里的人有点malfini。”“malfini是什么意思？”我问道。“就是神经病。”他没好气地说。

我把他请回屋里，劝他喝杯酒消消气，也好谈谈装个新信箱的事。他很乐意卖一个给我。我们谈好，新信箱应该设在旧水井旁，高约70公分，这样，他坐在邮车里就可以把信丢进信箱。这么一说，去水井旁勘察一番，再量量尺寸什么的就显得顺理成章了。等到一切进行完毕，已经到了午餐时间，而邮局的正常业务，通常要等到两点钟才会继续进行。

几天后，一阵汽车喇叭声把我从屋中召出，我看见狗儿们围着一辆崭新的白色奔驰车乱转。驾车人显然不敢轻易离开相对比较安全的座椅，但还是冒险地放下半边车窗。我往车里看去，里面坐的是一对个头矮小、皮肤棕黑的夫妇，神情紧张地冲我笑着。他们先是夸奖了一番我家狗儿的威猛，然后提出可否容许他们出来。两人都是一身城里人打扮，男的西装笔挺，女的斗蓬、帽子俱全，脚上穿着名牌皮鞋。

您在家，这真是太好了，他们说。您的房子可真漂亮。您在这儿住很久了吗？没有？那您一定需要几张真正的东方地毯了。好像今天我十分走运，他们刚从亚维依参加完一个重要的地毯展销会回来，有几张特选地毯，刚好没卖掉。本是要运回巴黎去的，有品味的巴黎人一定抢着买。但这夫妇二人决定绕到乡间小道逛逛，是命运带领他们最终来到我的面前。为了纪念这偶然的缘份，他们愿以“极动人的价格”，让我挑选他们的精选商品。

光洁利落的小个子向我述说大好消息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把地毯搬下车，在车道上极富艺术性地铺展开来，同时嘴里大声赞叹着每一块地毯：“啊，真是美！”“看看它在阳光下的色彩！”“这一块——噢，我还真舍不得卖呢！”她快步走过来，加入我们谈话的阵容，名牌皮鞋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该介绍的都说完了，她和丈夫满怀期待地望着我。

普罗旺斯人对于卖地毯的人没有好感。形容一个人是“地毯商”，等于是骂他狡猾，甚至是无耻小人。也曾有人告诉我，流动的地毯商常是小偷的同伙，先来刺探一下你家中的虚实。他们手里的地毯也可能是假货，或是偷来的。

可是我看不出这两个人像骗子，同时也觉得其中的一块小地毯好像确实挺不错。我真不应该把这想法说了出来。听了我的话，那女子飞快地瞟了她丈夫一眼，脸上马上浮现出一种演练纯熟的惊讶表情：“真了不起！”她叫起来：“先生的眼光真准。这块也是我们俩人都最偏爱的。但为什么不再买一块大些的呢？” 啊啊，我说，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但这一点小障碍马上被他们排除到一边去了。他们表示我可以开支票，不过，付现金另有折扣就是了。我又看了一眼地毯，我家的一条狗正不争气地躺在上面，微微打着鼾。那女子更加得意地说道：“您看，先生，您的爱犬已经为您挑选好了。”我屈服了，很不在行地讨价还价了不到三分钟，就以原价的五折成交。我回屋取出支票簿来填写，那两人也连忙凑过旁边来仔细地参看，叮嘱我不要填收票人的名衔。终于成交完毕，他们向我保证，明年还会再来拜访。走的时候，他们的汽车小心翼翼地绕过我新买的地毯和在上面熟睡的狗。而那位夫人微笑着，坐在地毯堆中，像女王一般雍容华贵地向我挥着手。他们的访问，耗去了我整个早晨的时间。

本周最后一桩插曲则不太愉快。一辆卡车来运送砂石，在倒车至他自己选定的卸货地点时，后轮忽然陷了下去。一阵劈啪声过后，卡车向后倾斜，一股刺鼻但十分熟悉的气味儿弥漫开来。司机下来查看损坏情况，不假思索地吐出一句在那当儿使用最恰当的字眼：“妈的！”原来，他的车撞到化粪池里去了。

“所以你看，”我对巴黎来的那位朋友说：“新鲜事儿总是一桩接着一桩，永远不会有无聊的时候。”

他没有回答。我推推他，伸过手去摘下他的太阳眼镜，刺眼的阳光唤醒了他。

“啊？什么？”他迷蒙着双眼，惊诧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