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国人在讨论国际秩序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的霸权逻辑都是差不多的。实际上，在这些国家中，有的秉持的是海权逻辑，有的是陆权逻辑。正是因为这个底层区别，才使得尽管近300年来挑战者来来去去，但世界霸主始终是拥抱海洋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从英国到美国。不要觉得盎格鲁-撒克逊帝国已经老了，问一句“How old are you?”，觉得它该退场了；网上对“How old are you?”还有一个搞笑版的翻译——“怎么老是你？”我们必须弄清楚“怎么老是它们”的背后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奥秘。本章就要尝试分析一下这些深层的奥秘，也就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所拥抱的海洋秩序和普通法秩序。这两个秩序彼此支撑，并且构成了上一章所说的开放秩序的基础。

开放的海洋与封闭的陆地

海权和陆权在发展逻辑上有着巨大的区别，两者甚至可以说是在不同的维度上竞争。这首先是因为大海与陆地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物理空间属性上来说，陆地可以被某个国家封闭式地占有，这块地我占了就没你的事了，就像俄国把克里米亚半岛从乌克兰手中抢过来一样；但是大海没法被占有。当然，这里说的是远离陆地的公海，靠近陆地的领海则是另外一回事——在领海范围内，你用岸炮就可以覆盖到，别人不经允许没法过来，这跟封闭式占有也差不多。在这个意义上，领海可以被视作陆地的某种延伸。在近代历史上，确定领海范围就是以岸炮射程为依据的。但岸炮的射程有限，无法覆盖公海。人们没法在公海上划界线、打界桩，所以公海没法被封闭式地占有。

不过，海洋的开放性特点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被人们认识到的。最早的海洋霸主，也就是最初开始地理大发现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曾试图把海洋封闭起来，结果两国都失败了。因为它们试图禁止其他国家在海上自由航行。要做到这一点很难，除非它们能在大海上24小时不间断地巡航，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别人到海上去，它们大部分时候也逮不着。这个政策就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政策如果落实不了，那还不如不说，否则会让自己威信扫地。“威信”在国际政治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威胁的可信性”；你的威胁没啥可信性，那你在国际博弈中也就玩不长了。

海洋无法被占有，这个特征最终被“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发现并且确立为一个重要原则，也就是海洋法里的“海洋自由”原则。也就是说，大海上没有主权者，公海不服从任何国家的国内法管辖，只服从自然法，因而是自由的。你在各种剧集里经常会看到一些情节，比如游轮跑到公海去开设赌场，这是因为公海不服从任何国家的国内法管辖。

海权的独霸性

海洋是自由的，陆地则可能是封闭的。但是在自由的海洋上，海权却一定是独霸的；而在封闭的陆地上，却总是多雄并立的。这么说好像很矛盾，但事实上，这和海洋没法被占领而陆地可以被占领这个基本区别是紧密相关的。

由于陆地可以被占领，占领者就可以在上面设置防御阵地，更可以借助山川险阻，建立无法被攻克的防线。这样一来，陆地上就很容易出现相持战，双方在一道防线附近来回拉锯，拉锯到一定程度，谁也耗不下去了，索性就以这道防线为界了。由于山川险阻的存在，陆地天然会被分割成很多块，相互之间要想征服的成本大到几乎无法承受，结果就是多雄并立的秩序。哪怕某个国家成为陆地霸主，也只是说它比其他国家的力量更强，有些鹤立鸡群的味道，但是鹤还是吃不掉鸡，所以它不是独霸的。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的陆地霸主一直是这样，它只能形成一个区域性的霸权秩序。

而海洋就不一样了。公海没法被占领，上面也不可能有山川险阻，没法在海上设置防御阵地，所以就不存在相持战。一旦在公海上打起来便必定是歼灭战，失败一方的远洋力量被打残，还原为一个海岸警卫队。所以，公海上的秩序便是独霸性的，海上任何多强并立的结构都只是个过渡阶段而不会是常态，但这种过渡阶段可能预示着某种霸权转移过程。海洋上的秩序的独霸性还体现在，海洋是连为一体的，所以霸主的力量一定会覆盖所有公海海域，而不会局限在特定海域，从而也就没有海上划界而治的可能性；海洋连通全球，海洋霸主因此也天然地是全球霸主。

搞清楚了这个逻辑，我们马上又会发现一点，在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霸主海军的主要任务不是在海上硬碰硬——硬碰硬的战斗，最多只需要一两场战役就搞定了，而是对敌人进行封锁，将敌人的船只困在家里，让它们没法出港。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要建设大海军，挑战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德国确实能力超强，短短十几年内就发展起世界第二大海军。但是到了“一战”中，真正硬碰硬的战争只有1916年的一场日德兰海战，在此之前，德军一直不敢出港。日德兰海战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海战，虽然从战术上看，德军的损失小于英军，但从战略上看，德军却彻底失去了与英国海军叫板的实力，从此之后再也不敢出港了，只能龟缩在港内。直至德国战败前，为了让其庞大的舰队不被英国缴获，德军只好自行将它们全部凿沉。不能出港的海军，用途还不如陆军，因为海军的建设和维护费用远大于陆军，会消耗掉相当大一部分本来可以用在陆地上的资源。

海洋是各种物资最主要的运输通道，在战争时期也是如此。霸主的海上封锁，就是对对手的综合战争能力的斩断，因为现代战争只要进入持久战，首先比拼的就是工业生产和组织能力，没有物资，这些能力就全都落空了。

“马六甲困局”与“第一岛链”

搞明白了海洋上的这些基本逻辑，再来看看网上常见的对中国海权战略的两个说法——突破“马六甲困局”和“第一岛链”困局，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两个伪命题。

所谓“马六甲困局”，是说目前中国的海上贸易航线非常依赖于马六甲海峡这个航道，一旦它被对手封锁，中国就会陷入非常危险的困境，所以只要在印度洋方向找到一个友好国家，为中国提供出海口，就能破解马六甲困局。

但问题是，海洋是连成一体的，不像陆地是由多个国家分割控制的。在陆地上，和某个国家关系不好，可以绕着它走，它就打不着你；可是在海上，中国就算能绕开马六甲，难道还绕得开波斯湾吗？绕不开波斯湾的话，绕开马六甲又有什么意义呢？反过来，对手如果能够封锁马六甲，难道就没有能力封锁友好国家所提供的港口吗？如果能够封锁这个港口，那么用它来破解马六甲困局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在这里完全不是说在印度洋方向找到友好国家提供港口没有意义，它当然会有意义，但并不是在破解马六甲困局这个层面上。就破解困局这个层面，它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困局”本身就是伪命题。

所谓“第一岛链”困局，是指在西太平洋上，从日本列岛向南，中经琉球群岛、菲律宾，直到南洋群岛，形成了对东亚大陆的岛链围困；中国的海军如果不能冲出“第一岛链”，便无从维护中国的海权。

然而，只要认为海权战略的第一诉求是“冲出”，那就意味着你已经不是一种海洋视角了。如果你的目标仅仅是“冲出”，对手索性就放过你，让你“冲出”，待你“冲出”之后马上在后面关上门，你又该怎么办呢？冲出去的海军是要去封锁谁吗？以“冲出”为目标的海军和以“封锁”为目标的海军，其军队内部的配置逻辑以及国家整体战略上的综合配置逻辑，都是不一样的。以“冲出”为目标的海军很难实现“封锁”的功能；而在军事意义上，真正意义上的掌控海权是指掌控了封锁权。如果将目标设定为“冲出”，那就根本不是真正的海洋视角，只能落入一直被“封锁”的命运。照这么说，似乎中国一开始就必须志存高远，以能够封锁对手、成为真正的海洋霸主为目标。这种想法非常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就中国的地理条件来说，这种想法根本就不现实。

因为要成为海洋霸主就得有远洋舰队，这是很耗费资金的，海战对国家财政能力的要求相当高。这就造成只有岛国才能够作为海洋霸主存在，因为只有岛国才不用再供养一支庞大的陆军，国防开支基本上可以全用于海军建设；而陆地国家必须分出至少一半的国防资源用于陆军建设，尤其是当中国的周边环绕着世界上最庞大的一群陆军时，中国要跟岛国比拼海军，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

在国际政治意义上，美国就是个超级岛国，因为它的陆地邻国对它没有任何威胁，所以今天的海洋霸主就是美国。

海洋的贸易属性与中国的机会

我们似乎越说越悲观，中国是不是只能忍受被威胁的命运了呢？那还真不是。因为独霸的海洋霸主所建立的又必定是个自由的霸权秩序。一个“自由的霸权秩序”，这听上去似乎更矛盾了。

要理解这一点就得看到，在国际秩序的意义上，海洋有双重属性，一重是它的军事属性，一重是它的贸易属性。海洋霸主的独霸性，只意味着在军事意义上垄断海洋，而不是对海洋贸易航线与海外贸易权的垄断。原因也很简单，我们前面讲到，地理大发现早期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曾经也尝试在贸易上垄断海洋，但是都失败了，因为在技术上它们就不可能阻止别人到海上去；既然如此，还不如索性承认海洋在贸易上的自由属性，并且成为这种自由的支持者与捍卫者。

所以，海洋霸主通过军事垄断而实现的海洋安全，就转化成一种全球公共品，可以为所有国家共享。这相当于霸主为全球的海上贸易提供了安全通道，它的利益就在于以某种方式从这个公共品中收租。所以霸主国一方面会自己利用海洋大规模做贸易，同时也会尽力推动自由贸易的发展，以便有更多人到海上来贸易，这样它能收到的租就更多。

总结一下就是，海洋霸主在海洋的军事属性上是独霸的，但在海洋的贸易属性上又是倡导自由的。这不是因为这个霸主善良，而是因为这才是最符合它利益的生存原则。

那么，中国的机会又在哪里呢？机会就在于，在过去的历史上，海洋上的军事霸主和贸易霸主都是同一个国家，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状况，那就是海上的军事霸主和贸易霸主分离了。

美国是军事霸主，可是现在海上商品物流的最大份额在中国手里，也就是说，中国成了贸易霸主。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跟前面几章提到的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枢纽地位有直接关系。当然，海洋上的基本秩序还是由军事霸主决定的，贸易霸主也要服从这个秩序；但是维持军事秩序是很费钱的，过去的军事霸主，其军事费用可以通过其贸易霸主的地位再赚回来。现在两个霸主身份分离了，整个秩序的逻辑就全变了。贸易霸主虽然仍需要服从军事霸主的秩序，但是也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谈判空间。

在厘清了这一系列海洋秩序的逻辑之后，我们再来看中国的海军战略。中国当然应当发展自己的蓝海海军，但这支海军的目标不是破解“马六甲困局”或冲出“第一岛链”。如果设定了这种目标，那么这支海军反倒会成为中国的负担——它不可能成为世界海洋霸主，却又会让既有的海洋霸主充满警惕，这会白白地压缩中国的战略回旋余地，却不会带来多少战略收益，甚至带来负收益。

这支蓝海海军的战略定位应当是成为海洋秩序中的警察性力量。既然既有的海洋军事霸主会因为不再是贸易霸主而在提供海洋秩序方面遇到一些困难，那么海洋贸易霸主就应该主动参与到对既有海洋秩序的维护当中去，与军事霸主合作，共同提供海洋秩序这个全球公共品，这也符合贸易霸主的自身利益。这样的定位，不会让昔日的霸主充满警惕，而会形成一种积极的建设性合作关系。这样的合作关系同样也会给中国带来不一样的谈判空间。

贸易霸主可能谈的内容是什么呢？真正的高手谈判，不是把具体的一件事谈下来，而是建立起一套新的规范性秩序。高手所争的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规则的主导权，这才是长线上的利益。就像我们讨论商业问题时会经常听人说到的：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国际秩序上的规则主导权就是标准，也是公共品。这恰恰是超大规模国家应当提供的。

摆小摊还是开商场

要解释清楚前述问题，还得解释一下超大规模国家的“国家利益”问题。

我们可以把国家利益理解成在商场里做生意，商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商家。中小商家只是在商场里租了一个铺面，其利益就在于自己这个铺面流水的增加。它们可以拼命增加自己的流水，甚至不惜以损害邻居的利益为代价。比如我是卖自行车的，隔壁是修自行车的，隔壁为了扩大业务，不惜收购了几个图钉摊位，到处撒图钉。于是修自行车的铺面流水变多了，利益扩大了。尽管卖自行车的利益受损了，但这对修自行车的来说并没有太直接的影响，因为还有那么多骑自行车的，修自行车仍然会有收益。

中小规模国家相当于商场里的中小商家，它们只有自己的铺面，所有利益都来自这个铺面流水的增加。但是超大规模国家就不一样了，它们不仅在这个商场里有一个较大的铺面，还是这个商场的大股东。作为大股东，最大的利益来源绝不是自己铺面的流水的增加，而是从所有人那儿收的租。

那么问题来了，中小商家永远没有机会成为大股东，在有两个商场竞争的情况下，它们凭什么愿意到你那儿交租呢？它们会对两个商场进行对比再做出选择。

首先，要对比一下两个商场的物业管理水平分别是怎样的，是不是里面到处都是撒图钉的。我们可以假设这两个商场都有能力整治撒图钉的流氓。那么第二个标准就是要看一下两个商场的管理规则，是用来约束包括大股东本身在内的所有商家的，还是只用来约束中小商家，中小商家的利益都要围绕大股东转的。如果是普遍约束所有商家的，那么中小商家就知道大股东的行为底线在哪里，知道自己可以期待什么；它们当然知道自己作为小商家没机会吃到肉，但确信自己能喝到汤。但如果一个商场的管理规则都是围绕大股东的利益转，那么中小商家会发现自己不仅吃不到肉，能不能喝到汤也没把握，弄不好自己还随时可能变成肉被大股东吃掉。在后一种商场里，大股东基本上是在以一种摆小摊的心态经营大商场。这种情况下，中小商家会选择哪一边就不言自明了。

历史上是否有过两种商场竞争的状况呢？其实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当时英美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就是管理规则对所有人有普遍约束力的商场；而德国提出的方案则是围绕德国利益转的商场——如果规则对我不利，我可以随意改规则。当然德国也有它的“道理”：因为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当然要让最伟大的民族成功，这对人类作为一个种群的进化来说是“最理想的”。

但是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争霸全球的战争，是不可能依靠闪击战完成的。最终能否在这种战争中获胜，不取决于你有几个军事天才，而取决于你的资源动员能力能否支撑你持续不断地耗下去，能耗到最后的人才会胜利。

对纳粹德国而言，它除了自己的资源，谁的资源也动员不起来，而英美能够动员起除了德国之外所有国家的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这场战争究竟谁胜谁败，从刚开始打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只不过无法确定究竟会打几年，过程当中会有怎样的波折。

我们来总结一下为什么纳粹德国的路数注定会失败。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如果以一种民族主义的方案、摆小摊的姿态和格局来面对世界，那它既无法获得其他中小国家的信任，也会真正损害自身的利益。直到“二战”之后，德国才放弃了民族主义方案。我们看到今天的德国对整个欧洲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历史上任何时候，同时不再有任何国家害怕它，不少欧洲国家还希望德国能承担更多的责任。原因就是在“二战”之后，德国终于实现了自我超越，从摆小摊的心态和格局转化成了真正的开商场的心态和格局。

看清了这个逻辑，我们也就知道了对中国最有利的国际战略。中国必须超越民族主义心态和格局，从开商场的战略格局出发，主动为已经存在但遭遇失衡的全球秩序提供公共品。也就是说，中国应当承认：在美国作为大股东所经营的这个大商场中，美国有主导性；但是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已经足够大，可以和美国坐到桌子前来谈一谈股权结构改造的事情了。这是完全可以谈的，并且这种做法会吸引大量的中小国家来支持。因为美国这个大股东在经营大商场的时候，经常会有不合规矩、说话不算话的情况，这对美国之外所有国家的利益都有损害；如果有人能成为另一个股东，对美国产生一定的制衡，以便让这个商场真正遵守其最初的承诺，那么中小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当然愿意支持。

问题又来了，美国凭什么会接受这种股权结构改造的谈判呢？这又和美国的双重属性有关了。

美国的国家性和世界性

就当今的国际政治格局而言，人们必须认可的一大前提是，美国依旧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和普遍秩序的担纲者。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点也不会发生什么实质性变化。那些所谓的美国衰落论，只是一知半解的认识而已。

而今天的美国和此前的霸主——大英帝国，都是有双重属性的。

一重属性是国家性。在这方面，它们和别的国家没有区别，都会有各种各样自利的追求，和其他国家是利益对抗的关系。还有一重属性是世界性。它们是世界秩序的主导者，而这个秩序是超越于单个国家之上，为全世界而存在的。英美作为主导者来维护这种世界秩序，也高度符合它们的国家利益，在这个层面上，它们又和其他国家是利益交融的关系。

用一个商业上的概念来打比方，就是作为霸主的英美首先是做平台的，当然它们也会做自己的产品，但是它们最大的利益来自做平台，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为了自己的产品利益而牺牲平台利益。其他国家都是产品型国家，而英美是平台型国家。

尽管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平台型政策是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的，但从内部具体的利益群体的角度来看，有可能产品型政策更符合特定群体的需求。如果这些代表具体利益的群体在特定时期对内政的影响力比较大，就有可能生成不那么符合平台逻辑的政策。用国际政治学话语来表述就是，美国的国家性可能会伤害其世界性。

一旦我们承认了美国作为霸主这个前提，并且能够区分美国的国家性和世界性，从世界秩序的健康运转来考虑问题，那么它就转化为：如何才能有效地抑制住美国国家性的那一面，防止它伤害到其世界性的那一面。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需要一个力量来制衡美国。非常重要的是，这里的制衡不是挑战美国世界性的那一面，而仅仅是制衡美国国家性的那一面。而且，这个力量越是制衡美国国家性的那一面，就越能成就美国世界性的那一面。

今天，大概只有中国有这种力量去实现这种制衡了。但中国能否恰当地运用它的这种能力呢？这取决于中国能否理解前面说的两个前提，也就是美国霸主地位的不可替代性，以及美国本身的双重属性。如果不对美国的双重属性进行区分、而只是笼统地反美，那就会连带着反对了美国世界性的那一面。但世界性这一面并不专属于美国，而是属于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公共品，所以反美就会把绝大部分国家都推向中国的对立面。一旦能够区分美国的双重属性，仅仅反对它的国家性，那么绝大部分国家都会成为中国的盟友。而中国越是反对美国的国家性，就越能成全它的世界性，进而就越能成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长远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都会成为中国的盟友。也正是因为其双重属性，美国才有了接受股权改造谈判的可能性。于是问题便转化为，中国究竟是如何认识这些问题的。如果中国未能超越民族主义的思维格局，便很难对未来的秩序逻辑有恰当的理解，“股权改造”的问题也就较难谈到点子上。

忒修斯之船的隐喻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感觉很不过瘾，凭什么就得接受美国作为霸主呢？中国也具有双重属性，中国来当霸主，不是更好吗？

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没有能力当这个霸主。我们基于前面的讨论已经可以看出，全球霸主需要是特定意义上的岛国，没有强大的陆地邻居，才能集中精力去主导联通全世界的海洋；同时，全球霸主需要是全球金融中心，而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又需要有普通法的法系作为前提；另外，全球霸主需要是创新能力的全球引领者，这又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软环境；还有，全球霸主需要作为一种普遍主义理想的担纲者，才能吸引全世界的支持者。

这里说的还只是一部分必要条件。具备所有这些条件的，目前只有美国。有些条件是其他国家慢慢努力也能具备的，比如制度软环境、强大社会的发育，但有些条件是努力了也改变不了的，比如地缘处境、法律系统。只有知道自己不能干什么，才更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中国虽然无法成为美国那样的全球霸主，却有另外一种机会。我先来讲一个古希腊的故事——忒修斯之船，大家就更容易理解中国的这个机会了。

有一艘自上游向下游航行的忒修斯之船，在航行的过程中，船上的一块木板坏了，于是水手就抽出这块木板换上一块新的。在继续向下游航行的过程中，又有一块木板坏了，于是水手就再把它抽出来换掉；一再重复后，等船航行到最下游时，所有的木板都被换过一遍了。那么问题来了，此时它还是忒修斯之船吗？如果你用换下来的那些木板再造出一艘船，这艘船是不是忒修斯之船呢？这些都说不清楚了。

切换回美国霸主这个问题上，美国主导着世界秩序，但是需要中国来不断制衡其国家性，以便成就其世界性。说起来很抽象，但这个过程不是抽象的，而是在各种国际组织、各种双边和多边条约的谈判中具体展开的。

随着这个过程的不断展开，这个世界秩序中就会渗入大量中国的色彩，它不再是美国单方面行为的产物，而是中国和美国不断互动的产物。尽管它仍然是由美国主导的，但没有中国的互动，它也绝不会是这个样子。这样一来，中国的色彩就会渗入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到那时，你说这个秩序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呢？这就像忒修斯之船一样，你会发现已经说不清楚了，实际上也没必要说清楚了，因为它已经成了属于全世界的普遍秩序。

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当中，中国所拥有的力量才会真正地转化为对国际责任的担当，这会是中国对世界秩序、人类历史以及自身国家利益的最佳实践。

也许你注意到了，我刚刚提到了普通法对全球霸主地位的重要性，而英美作为世界霸主，之所以能够有前述的双重属性，也跟普通法逻辑相关。下一章我们再来仔细讨论一下普通法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