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的文字，鲜少涉及宏大叙事，就算提及战争和流行病，也只是给他的故事充当背景。在这些背景的衬托之下，寻常的爱恨情仇、颠沛流离、生活琐事，都像是笼罩上了一层淡淡的绝望的阴影。不致死的绝望，成就了太宰治的“丧”文学，哪怕是活泼明快的文字，也有着一种强撑的费力感。本书中的大部分故事都有着战争作为背景，而中国正是同一场战争的受害国。带着这个不同的视角去阅读太宰治的文字，译者读出了侵略国视角下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太宰治在《十五年》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战时的日本报刊通篇没有一个字值得相信（但我们还是相信了它，并准备为之赴死。父母濒临破产、捉襟见肘，道出昭然若揭的谎言时，孩子难道会揭穿他们吗？只会默默认命，同生共死）。”这是一种清醒的无奈，也代表了他对那个时代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事已至此，我就要倔强到底。我要一直保持欢快的模样，直到死前的那一夜。然后，我要坚持写小说。然而，我丝毫不打算写什么赞美战争的小说”。

太宰治爱着这片土地，爱着自己的国家。他的笔下有偷奸耍滑的普通人，有无知无学的乡野粗民，但这些人都明白自己在经历什么，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欲望和需求。他唯独批判那些伪善的主义和满口谎言的操纵战争的人。“大本营的将军们一本正经地讲授坐吃山空。他们好像不是在说笑话。然而我听了那个词，就是憋不住笑。将军们还推荐了定要打赢这场仗的歌曲，但它丝毫不流行。看来民众都不好意思唱那样的歌。将军们还总让做报纸的人用铁桶这个词。但那让我联想到棺材桶。他们还发明了‘转进’这个词，让人联想到四处滚动的球。还有一位将军冷笑着说：敌在我腹中。哪怕是一只蜜蜂飞到了腹中，我们都要吓得惊慌失措，这位将军却要将敌军大部队全部装入腹中，还觉得这样便好。”

他写出了百姓的苦乐，并质疑现实与官方论调的割裂。

他还直言了心中的“羞愧”。“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我感到无比羞愧。羞愧得无话可说。”这种羞愧，或许是对发动战争时的大言不惭的羞愧；或许是对百姓饱受战争之苦，而他却无能为力的羞愧；或许是对令人无奈的现状而生出的羞愧。

他坚称：“我终究只是一个不懂‘文化’为何物的愚笨津轻农民。”耻于承认这种“文化”，便是贯穿了太宰治所有作品的内在认知。正是这种认知，造就了太宰治文学的“丧”与“耻”的内涵。

总而言之，通过本书，读者们可以细细品味太宰治的文字中并不占据主题，却又无处不在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