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简单做个背景介绍。我的高中时代是在达拉斯的乌尔苏拉会中学度过的，那是一所天主教女校。上高三那年，我去杜克大学参观，当即被计算机科学系征服，下定了来这里学习的决心。我进入杜克，五年后取得计算机科学本科学位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大学时代，我有好几个暑假都在IBM实习，毕业后得到了他们的录用，却没有接受，转而进入一家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软件公司，也就是微软。我在微软工作了九年，辗转多个职位，最终成为主管信息产品的总经理。如今，我从事慈善工作，主要致力于寻求各种方法，改善人们的生活——在工作中我时常感觉重任在肩，担心辜负人们的信任。同时，我也是比尔·盖茨的妻子。1994年元旦，我们在纽约结婚，现在育有三个孩子。

这就是我的大致背景。现在，我想讲个长一点的故事——关于我如何走上女性赋权的道路，以及我帮助的人们如何带给我力量。

1995年秋天，我与比尔结婚快两年时，我们计划前往中国。临出发前，我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次中国之行对我们至关重要。比尔难得能从微软的工作中抽身，况且还有别的夫妇与我们同行。我不想影响大家，所以打算回国后再告诉比尔。当时，有整整一天半的时间我都在犹豫，心想：还是先瞒着他好了。转念一想，又觉得这样不妥，我必须立刻告诉他，免得万一出什么问题。况且，更重要的是比尔有权知道，因为这也是他的孩子。

一天早上，我跟比尔坐下来，谈了怀孕的事，他听完有两个反应。首先，他为即将到来的宝宝欢欣雀跃，接着他说：“你居然想过瞒着我？开什么玩笑？！”

瞧啊，我尚未为人父母，就差点犯下第一个错误。

我们去了中国，旅程十分精彩。怀孕带来的不适并不像想象中那么严重，只有一次，我们在中国西部一座历史悠久的博物馆参观，馆长掀开了一口古老的棺材。闻到那股味道，我飞快地夺门而出，竭力抑制晨吐——说是晨吐，其实它会发生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我的一位女友见状，心想：梅琳达肯定怀孕了。

旅行结束后，比尔和我希望有机会独处，所以离队单独回国。我们聊了许多，其间，我的一句话把比尔吓了一跳。我说：“孩子生下来我就无法继续工作了。我不回去上班了。”“你不回去上班了？”他目瞪口呆地问，“这是什么意思？”我回答：“我们很幸运，不缺我这份薪水。这关系到养育孩子的问题。你不会放慢工作节奏，而我也很难既带好孩子，又在工作中做出成绩。”

我之所以如实复述这段对话，是想事先摆明一个重要的事实：作为女性，我初次面临事业与家庭的抉择时，还很不成熟。以我当时的思维——一种无意识的惯性思维——有了孩子以后，男人理当在外工作，女人理当照顾家庭。坦白地说，我认为女性回归家庭无可厚非，不过她必须是自愿的，而不是被逼无奈。我不后悔当初的决定，再有一次机会，我依然会这么做。只是在当时，我以为这就是女人的天职。

其实，第一次有人问我是不是女权主义者时，我无言以对。我并不认为我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女权主义者的定义——那是在我们的女儿珍未满一岁时。

二十二年后，我成了坚定的女权主义者。这对我而言十分自然。支持女权主义，就是相信女性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挖掘自己的潜能，相信男性与女性应该共同努力，消除那些至今仍阻碍着女性发展的障碍与偏见。

即使是在十年前，我也不会说得如此坦然。但这些年来，我聆听过无数女性的心声——她们往往生活极度艰辛，她们的故事向我揭示了不平等的根源，让我知道人如何才能实现发展。正是这些经历，把我变成了坚定的女权主义者。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1996年那会儿，我还在用陈旧的性别观念看待问题，所以才对比尔说：“我不回去上班了。”

比尔听了大吃一惊。我是微软的一分子，这是我们婚姻中一个重要的共识。比尔1975年参与创办了这家公司。我1987年加入，是首届MBA班上唯一的女学员。不久，我们在公司的一场活动中相识。当时我正在纽约出差，我的室友（当时公司为了节省开支，差旅住宿都是两人一间）邀我参加一场我事先并不知道的晚宴。我到得很晚，所有的桌子都已坐满，只有一张还有两个相邻的空位。我坐进其中一个。不出几分钟，比尔就走进来，占据了另一个空位。

那晚我们一直在聊天，聊过了整场晚宴，我感觉他对我有些兴趣，不过他并没立即与我联络。直到一个周六下午，我们在公司停车场巧遇，他主动与我攀谈，约我两周后与他见面。我笑着说：“好像不够冲动啊。选个近点的日子吧。”然后给了他我的电话。两个小时后，他打电话约我当天共进晚餐。“这次够冲动了吗？”他问。

我们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爱好，都爱玩解谜游戏，而且都很要强。我们搞益智比赛，玩数学游戏。我赢了数学游戏，而且第一次玩《线索》就大获全胜，那是一款桌游，玩家必须推断杀人凶手是谁、在哪里作案、使用了什么武器。我想，这激起了他对我的兴趣。他向我强烈推荐《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是他最喜欢的小说，而我已经读过了，而且是两遍。或许他就是在这时感觉找到了另一半。或者，用他的话说，是爱情的另一半。而我产生同样的感觉，是在看过他的唱片收藏之后——里面满坑满谷全是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和狄昂·华薇克（Dionne Warwick）的专辑。我们订婚后，有人问比尔：“梅琳达给你什么样的感觉？”他回答说：“不可思议的是，她让我渴望走入婚姻。”

比尔和我还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计算机软件力量无穷、无与伦比。我们知道，为个人计算机编写程序能给普通人带来机构级的算力，而计算机的普及必将改变世界。因此，在微软度过的每一天都是那么激动人心，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快马加鞭地编写软件。

然而，那次谈话意味着我们很快就不能在微软并肩作战了，而且即使孩子们再大些，我也很可能回不去了。怀孕前，我曾斟酌再三，也就这个问题跟女友和同事们聊过，不过一怀上珍，我就下定了决心。比尔也没再劝阻，只是一再地问：“你说的是真的吗？！”

眼看珍出生在即，比尔开始问我：“那你之后打算做什么呢？”我曾那么热爱工作，他难以想象我会放弃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他希望珍一出生，我就能投身新的工作。

他说得没错。我很快开始寻找新的机会，希望继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而在离开微软之前，我最关注的，就是如何帮助更多的女人和女孩投身科技行业，因为科技曾让我受益匪浅，无论是在高中、大学，还是工作之后。

在乌尔苏拉会中学，老师们为我们树立了社会平等的观念，对我们的学业严格要求，但学校仍未能完全克服当时的偏见，其中一些观念时至今日依然盛行。举个例子：我们附近还有一所达拉斯耶稣高中，那是一所天主教男校，也是我们的联谊学校。我校女生会去耶稣高中上算术和物理课，男生们则会来乌尔苏拉学习打字。

在高三开学前，我的数学老师鲍尔太太（Mrs. Bauer）去奥斯汀市参加了一个数学研讨会，在那儿见到了几台苹果II +电脑（Apple II + computer）。一回学校，她就说：“咱们得给姑娘们弄几台。”当时的校长蕾切尔修女问她：“买它做什么？没人知道这玩意儿怎么用啊。”鲍尔太太回答：“只要你肯买，我就能学会怎么教。”就这样，学校想方设法凑齐了这笔钱，购置了学校的第一批个人计算机——全校六百名女生只有五台计算机，外加一台热敏打印机。

每天晚上，鲍尔太太都驱车前往北得克萨斯州大学，利用业余时间自费学习计算机科学，白天再把学到的知识传授给我们。她最终取得了硕士学位，我们得知后欣喜若狂。我们编写了数学解题程序，用计算机转换数字的基数，还做出了原始的单格动画。一次，我做了一张方形的笑脸，它会在屏幕上随着迪士尼歌曲《小小世界》的旋律运动。我并未意识到它是简陋的，当时的电脑还无法处理复杂的图像，我为它骄傲！

就这样，我爱上了计算机。因为幸运，也因为有一位兢兢业业的恩师，能说出“咱们得给姑娘们弄几台”这句话。在我的世界里，她是号召女性投身科技的第一人，而且，日后的工作经历告诉我，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我的整个大学时代都在跟男生们一起编写代码。初入微软时，我所在的MBA班上全是男性。我去微软面试时，经理中仅有一位女性。我直觉到这不太正常。

我希望女性也能公平地享有这些机会，这成为我第一份慈善工作的重点——那是在珍出生后不久。我认为要让女生接触计算机，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与本地学区合作，把电脑送进公立学校。我跟几所学校有过深入接触，帮他们配备了电脑。我参与得越深，就越清楚，如果要为全国所有的学校配备电脑，花费将大得惊人。

比尔热忱地相信，科技应该惠及每一个人。当时，微软也在开展一个小规模的项目，给图书馆捐赠电脑，让更多人接触互联网。项目结束后，负责执行的微软团队准备向比尔汇报结果。比尔叫上我，说：“嘿，你也来听听吧。这项目我俩应该都感兴趣。”听完各项数据，比尔和我异口同声地说：“哇，我们应该在全国推广这个项目。你觉得呢？”

那时，我们的资金还非常有限，基金会只是一个设想。我们相信人人生而平等，却也看到世界并非如此，一些地区远比另一些地区贫困，也更容易遭受疾病侵害。我们想创办一个基金会，努力消除这些不平等，但我们还缺少一位领军者。我自己无法挑起这副重担，孩子们还太小，我还不能恢复全职工作。不过当时，微软的一位女性高管正要离职，她就是比尔和我都十分敬重、欣赏的帕蒂·斯通斯弗（Patty Stonesifer），于是，在她的告别派对上，我们大胆地问她是否愿意掌管基金会。她满口答应，就此成为基金会的元老级员工，在位于比萨店楼上的一间狭小办公室里为基金会无偿工作。

就这样，我们的慈善事业拉开了帷幕。当时我们还没生第二个孩子，罗里在珍三岁时才降生，所以我才能一边在家照顾珍，一边抽时间工作。

回首过去，我意识到在一切刚刚起步时，我面临着一个命运攸关的抉择：“我是要成为职业女性，还是全职母亲？”而我的答案是：“两个都要！”先在职场打拼，再成为全职母亲，然后一半一半，最终重返职场。我拥有两段职业生涯，同时还拥有一个我梦寐以求的家庭——因为我们足够幸运，无须依赖我的收入。此外，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如此幸运，还多亏一种小药丸，让我能自由选择怀孕的时机与间隔。

后来，我开始和比尔并肩工作，寻求改变世界。尽管如此，我却从没发现自己用来优化家庭生活的避孕措施与改善世界最贫困人口的生活之间有什么关系。现在想来，这实在有些令人啼笑皆非。我们很早就开始提供自主计划生育服务，却没能理解它真正的价值，更不知道这项事业会把我推到台前。

显然，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我一向清楚避孕的重要性。我怀孕并非偶然，而是我在进入微软近十年后、在比尔跟我都做好充分准备时才做出的决定。珍出生三年后，我们迎来了罗里，再过三年又有了菲比，这一切也绝非意外，而是我和比尔共同的决定。当然，这当中也有运气的成分。我很幸运，想要孩子时就能顺利怀孕；同样幸运的是，我可以在不想怀孕时说“不”。因此，我们得到了想要的生活和理想中的家庭。

寻找被忽略的重点

2000年，比尔和我正式成立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它由威廉·盖茨基金会（William H.Gates Foundation）与盖茨学习基金会（Gates Learning Foundation）合并而成。我们为它冠以夫妻二人的名字，是因为我会主要负责基金会的管理——当时我比比尔参与得多，因为他正完全投入微软的工作，未来八年都是如此。那时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四岁的珍刚上幼儿园，罗里刚满一岁——但想到能承担更多工作，我依然十分兴奋。不过，我事先就明确提出，我只想从事幕后工作。我愿意研究问题、外出学习考察，也喜欢介绍我们的策略，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愿意代表基金会出现在公众面前。我深知作为知名公众人物，比尔过着怎样的生活，我对那种生活并不向往。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孩子们，我想更多地陪在他们身边，尽量为他们营造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我十分重视这一点，也很清楚我一旦放弃自己的隐私，就很难保障孩子们的隐私（孩子们入学时注册的姓氏是我娘家的姓弗伦奇，所以暂且可以隐姓埋名）。最后，我选择甘居幕后，因为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我一向认为，自己应该对每个问题都能对答如流，而在当时，我并不认为自己的知识储备能满足为基金会代言的需求。所以，我事先就申明不做公开演讲，也不接受采访。这些都是比尔的工作，至少一开始是这样。

基金会成立之初，我们主要着眼于政府和立法者尚未着手的问题，或他们尚未尝试的解决方案。我们想找到那些被忽略的重点，以有限的资金促成显著的进步。1993年，也就是我们结婚前一年，我们去了趟非洲，对慈善事业有了初步的认识。那时基金会尚未成立，我们也毫无头绪，不知该如何用投资改善人们的生活。

但旅途中的见闻令我们难以忘怀。我记得开车经过一座城镇郊外，看见一位孕妇背着一个宝宝，头上还顶着一大捆木柴。她显然已经赤脚步行了很久，男人们却穿着拖鞋，抽着香烟，不顶木柴，也不管孩子。再往前开，我又看见更多负重前行的女人。这让我开始想了解她们的生活。

从非洲回来，比尔和我在家办了场小型晚宴，款待时任杜克大学校长的南·基欧汉（Nan Keohane）。此前我几乎从没办过这样的招待，不过，我很庆幸自己这么做了。晚宴上，我们从一位研究员口中得知，贫困国家有众多儿童死于腹泻，而口服补液盐（Oral Rehydration Salts）能挽救他们的生命。随后，一位同事建议我们去看看《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3）。据报告显示，低成本的干预手段能大幅降低死亡人数，那些有需要的人却很难得到干预。没人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再后来，比尔和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尼可拉斯·克里斯多夫（Nicholas Kristof）的一篇令人心碎的文章，其中讲到，在发展中国家，有数百万儿童因腹泻死亡。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文章都交叉印证着同一个事实：在贫困国家，无数儿童正因为种种美国儿童不会遭遇的问题而死去。

有时，只有经过多方印证，新的知识和感悟才会给人留下印象，而印象一旦形成，一切就开始逐渐清晰。读到那么多儿童死亡的案例，想到这一切本可避免，我和比尔开始琢磨，或许我们能为此做点什么。

最令我们震惊的是，极少有人关注这个问题。比尔在一次演讲中把它与飞机失事作了个对比。假如一架飞机失事，三百人会因此丧生，他们的家庭会悲痛万分，每份报纸都会刊登文章。而同一天，全世界有三万名儿童死去，他们的家庭同样悲痛万分，却没有一份报纸会刊登哪怕一篇文章。我们之所以对这些孩子的死一无所知，是因为那一切都发生在贫困国家，而富裕国家的居民对贫困国家并不关注。数百万儿童死于贫困，又因为贫困而不为人知，这给我的良知带来了严重冲击。我们在全球卫生保健领域的工作就从这里开始。我们逐渐看到了改变世界应该从哪里入手。

当时，基金会的目标是挽救孩子们的生命，我们第一笔大额资金就投向了疫苗行业。美国研发的疫苗通常要等十五到二十年才能惠及发展中国家的儿童，美国研发人员瞄准的那些疾病，也不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儿童死亡的那些疾病。这样的现状令我们深感震惊。这是我们第一次清晰地看到缺乏市场激励带来的恶果：为贫困儿童生产疫苗完全无利可图，数百万儿童却因缺少疫苗而死去。

这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我们开始与各国政府及各大机构合作，共同创立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the 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sation），希望借市场之力为全世界所有的孩子带去注射疫苗的机会。除此之外，我们还学到了一课，那就是世界上不存在孤立的问题，贫困与疾病总是相伴相随。

基金会成立之初，我去过一次马拉维（Malawi）。那天，看到许多母亲顶着烈日、排着长队给孩子接种疫苗，我深受触动。交谈中，她们会告诉我自己为此走了多远的路。其中不少人从十六至二十四公里之外远道而来，还带着干粮。她们不仅得带上那个需要接种的孩子，还得带上自己所有的孩子。在她们本就十分艰辛的生活中，这又是难挨的一天。不过我们正设法缩短她们需要步行的距离，尽量减轻她们的负担，鼓励更多母亲带孩子来接种。

我还记得自己问过一位带着年幼孩子的年轻母亲：“你是带这些可爱的孩子去打针吗？”

可她的回答却是：“谁来给我打针呢？为什么天这么热，我还得走上二十公里去打针？”她指的不是疫苗，而是醋酸甲羟孕酮，一种能让她避免怀孕的长效抗孕针剂。

她的孩子已经多得养不过来，所以她害怕再生更多。但为了注射避孕针剂，她必须一整天都带着孩子们长途跋涉，况且即使到了那个遥远的诊所，注射剂也可能早已告罄。这些问题都深深地困扰着她。而在那次访问中，她只是我接触的众多母亲之一。与她们交谈后，我的关注点从儿童免疫转向了自主计划生育。

我还记得自己在尼日尔（Niger）的一个村庄拜访过一位母亲，她叫萨迪·赛义尼（Sadi Seyni）。我们说话时，她的六个孩子就在一旁使尽浑身解数吸引妈妈的注意。像我见过的许多母亲一样，她也对我说：“我不能再生孩子了。就这几个我都养不起！”

科罗哥丘是内罗毕一片规模庞大的贫民区，在那里，我见到了玛丽。她是一位年轻的母亲，靠贩卖碎牛仔布制成的背包为生。她把我请进家中，每天，她都得在这里一边缝背包，一边照看两个年幼的孩子。她平时会采取避孕措施，因为，用她的话说，“生活不易”。我问她丈夫是否赞成，她回答：“他也明白生活不易。”

在这些旅途中，我发现，无论我出发时带着何种目的，我的所见所闻总是指向妇女的避孕需求。在一些地方，每个女人都经历过丧子之痛，所有人都至少认识一位难产而死的母亲。更多的母亲急于寻求避孕手段，因为她们养活现在这些孩子都很艰难。我渐渐明白，女人们为什么总是提到避孕措施，即使她们知道那并不是我此行的目的。

我看到的那些数据，是这些女性真实的人生。

2012年，在全球最贫困的六十九个国家，有2.6亿女性采取避孕措施，另有2亿女性希望获取避孕药具，却求助无门。这意味着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不计其数的女性会过早、过晚、过于频繁地怀孕，超出她们身体所能承受的限度。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能将生育间隔扩大到三年以上，每个孩子活过一岁的概率会提高近一倍——活过五岁的概率也会高出35%。这足以证明推广避孕措施，势在必行。不过，提高儿童存活率只是原因之一。

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公共卫生保健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项目工作人员在孟加拉国的几个村庄给一半家庭发放了避孕药品，另一半没有发放。二十年后，研究人员发现，服用避孕药品的母亲更为健康，她们的孩子成长得更加茁壮，而且她们的家庭经济状况更好，女性收入更高，子女受教育程度更高。

原因很简单：只要能自主安排怀孕的时间与间隔，女性就有更多机会继续学业，赚取收入，保障子女健康，也能把更多时间、金钱投入到孩子所需的食品、照顾和教育当中，让子女茁壮成长。只要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孩子们就不会陷入贫困。这就是家庭，甚至国家摆脱贫困的道路。实际上，过去五十年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在不推广避孕措施的情况下摆脱贫困。

基金会很早就开始捐赠避孕药具，但我们的投入与它带来的社会效益完全不成正比。直到多年后，我们才真正意识到，避孕药具堪称史上最有助于拯救生命、终结贫困、造福女性的发明。

完全认识到自主计划生育的力量之后，我们知道，基金会必须把普及避孕药具作为重中之重。

当然，这不仅是投入更多资金的问题。我们还需要资助制药机构，研发副作用更小、药效更持久、造价更低廉的避孕药品，让女人们在本村庄或家中就能服用。我们还需要在全球开展工作，与各国政府、跨国机构和制药企业通力合作，与当地合作伙伴共同努力，让女性能在居住地享受自主计划生育服务。我们还希望更多人能挺身而出，为那些默默无闻的女性发声。那时我已经结识了众多杰出的工作者，其中一些已在自主计划生育领域耕耘了数十年。我尽可能多地与人们交流，想知道基金会能为他们提供哪些帮助，如何才能帮他们扩大音量。

不过听了我的问题，他们无一例外都会尴尬地陷入沉默，仿佛答案就在眼前，我却视而不见。终于，他们中有人告诉我：“成为其中一员，就是对公共领域活动家最大的支持。你得加入我们。”

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在生活中，我十分注重隐私——在某些方面甚至十分腼腆。在学校，我总是举手发言，别的同学则会坐在后排喊出自己的答案。我喜欢从事幕后工作，更愿意分析数据，检查工作，与人交流，制定策略，解决问题。在那个阶段，我已经习惯了做演讲和接受采访。突然，朋友们、同事们和各路活动家都希望我站出来公开倡导自主计划生育，我被吓住了。

我想，哇哦，我真的要公开提倡自主计划生育吗？毕竟，这可是一个政治色彩强烈的议题，也是我的教会和众多保守派极力反对的。时任基金会首席行政官的帕蒂·斯通斯弗给我打了预防针：“梅琳达，如果基金会全面涉足这个领域，你将会成为众矢之的，因为你是天主教徒。所有质疑都会冲着你来。”

我明白对我而言，这将是个巨大的转变，但世界显然需要重视自主计划生育。尽管倡导者们满腔热忱、付出了数十年的努力，但总体来讲，自主计划生育方面的进步依然十分缓慢。它已不再是全球卫生保健领域的重点议题。这样的现状，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问题在美国被过度政治化了；另一方面，在全球，艾滋病预防和疫苗接种计划吸引了大部分的资金和关注，自主计划生育问题却被忽视了。（当然，由于艾滋病盛行，人们的确开始广泛发放安全套，但对许多女性而言，安全套并不能起到很好的避孕作用，原因我稍后解释。）

我知道公开出面提倡自主计划生育会招致种种非议，那是我过去所不习惯的，而且这项工作也会占据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影响基金会别的活动。渐渐地，我意识到，要说有什么事业值得我付出这样的代价，那一定是自主计划生育事业。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切身体会。在我的家庭生活中，自主计划生育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有了它，我才能在发展事业的同时照顾好每个孩子。它简单、实惠、安全、有效——我身边所有的女性朋友都在进行自主计划生育，世界上却有几亿需要避孕的女性得不到它。这种不平等的现状毫不合理。实施自主计划生育的工具平淡无奇、随处可见，却具有拯救生命的力量。看到那么多妇女和儿童因为得不到它而失去生命，我实在无法袖手旁观。

同时，我也考虑了自己对子女的责任。现在，我有机会挺身而出，为默默无闻的女性发声。如果我对它说不，那我会为孩子们树立什么样的榜样呢？难道我希望他们将来面对困难裹足不前，说这都是跟我学的？

我母亲也深刻地影响了我的选择，尽管她本人或许并不知情。在我小时候，她总是说：“你如果不为自己的生活做主，别人就会替你代劳。”如果我不在日程表上排满我认为重要的工作，别人就会给我安排他们认为重要的工作。

最后，旅途中遇到的女性总令我难以忘怀，其中最打动我的那些人，我还保留着她们的照片。若我有机会帮助她们却选择拒绝，那她们又何必向我敞开心扉，与我分享她们的人生经历？

想到这儿，我下定了决心。我要直面自己的恐惧，公开倡导自主计划生育。

我接受了英国政府的邀请，同其他机构联合赞助了一次自主计划生育峰会，吸引了众多国家首脑、行业专家和活动人士出席。我们决定把自主计划生育方面的预算提高一倍，将这个议题列为工作重点。我们要重提一项尘封已久的承诺，争取让全世界所有女性都用上避孕药具，让女性自行决定生育与否、何时生育。

不过，我依然需要厘清自己的职责，思考基金会接下来需要做些什么。召开一次国际峰会、谈谈避孕、签署一项宣言就各自离开，这显然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制定目标，规划路线。

2012年，我们与英国政府在伦敦紧锣密鼓地举办了这场峰会。两周后，也就是7月底，伦敦奥运会开幕，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峰会引来媒体争相报道，这些文章强调了自主计划生育的重要价值，认为它足以拯救生命。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Te Lancet）刊发了一项由英国政府和我们基金会共同资助的研究结果。报告显示，采取避孕措施能将死于难产的女性人数减少三分之一。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的一项报告指出，每年有上百万名不满二十岁的少女在分娩过程中死亡或受伤，生育是少女死亡的最大诱因。这些结论为会议带来了一种紧迫感。

出席峰会的嘉宾为数众多，其中不乏政府首脑。我的演讲十分顺利，令我深感欣慰。我明白，会议成功与否，终究还是取决于我们能争取到谁的支持，能筹集多少善款。万一各国领袖对我们的倡议并不买账呢？万一各国政府并没有提高拨给自主计划生育的预算呢？我有好几个月都寝食难安，就像担心自己精心筹划的派对无人出席。与派对不同的是，峰会一旦失败，就会引发媒体关注。

我不想说我的担忧毫无必要，实际上，正是这种担忧促使我为工作殚精竭虑。最终，我们得到的支持、筹到的善款都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英国把自主计划生育方面的预算提高了一倍。坦桑尼亚、卢旺达、乌干达、布基纳法索总统及马拉维副总统出席了会议。一些发展中国家承诺将向自主计划生育领域投入二十亿美元，几位总统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包括塞内加尔，它承诺将相关预算提高一倍，肯尼亚也将这方面的预算提高了三分之一。所有与会者决定共同努力，在未来十年内让新增的1.2亿女性用上避孕药具。我们把这项运动称为“自主计划生育2020”（FP2020）。在这次峰会上，我们为普及避孕药具筹措到了史上最多的善款。

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我高中时代的好友玛丽·雷曼（Mary Lehman）与我一同来到伦敦，会议结束后，我跟她和会上几位声誉卓著的女性共进晚餐。我们都喝着红酒，体会着心中的满足。我自己更是松了口气，庆幸这一切终于告一段落。在几个月紧张的策划与持续的担忧之后，我终于可以放松放松了。

就在这时，在座的女性纷纷对我说：“梅琳达，难道你看不出来？自主计划生育只是女性迈出的第一步！我们必须迈向更广泛的议题！！”

在座的所有人中，只有我从没想过这点，我听罢十分惊讶——也感觉不堪重负。我不想听到这句话。晚餐过后，我在车上不断地对玛丽说：“玛丽，她们是在开玩笑吧。”我噙着泪水反复告诉自己：绝对不行。该做的我都做了，我肩上的担子已经够重的了，况且，为了实现我们刚刚制定的各项目标，单是自主计划生育方面的工作就已经堆积如山，遑论涉足更广泛的女性议题。

几天前，我刚访问过塞内加尔，那里的见闻令我难过不已。在这种时候，我尤其难以接受那种要我承担“更多”的呼声。在塞内加尔，我与一群女人坐在一座棚屋里，听她们谈论“女性割礼”。她们都行过割礼。其中不少人还曾把自己的女儿按在手术台上，强迫她们接受割礼。当天的活动由我的同事、曾在塞内加尔工作数十年的莫莉·梅尔钦（Molly Melching）担任翻译。这些女人讲述时，莫莉对我说：“梅琳达，有些内容我就不翻译了，你听了会受不了的。”（后来，我不得不硬着头皮问她隐去了哪些内容。）

这些女人告诉我，如今她们都反对割礼。但年轻时，她们都担心女儿不行割礼就会嫁不出去。当女儿失血过多、撒手人寰时，她们就认为那是恶灵作祟。现在，她们意识到这些都是谎言，已经在村里废除了割礼。

她们认为这个故事代表着进步，当然，这毋庸置疑。但要理解它为什么堪称进步，我们就必须看到这种仪式是多么残酷，而且依旧多么盛行。她们既让我看到了长足的进步，也让我明白在这个国家，女孩们依然处境艰难。这一切令我感到恐怖——我听得呆若木鸡。当时，我感觉任何努力都是无尽的徒劳，都是我的精力和资源无法承受的。所以，我对自己说：“我放弃。”

我想，大多数人一生中或许都经历过想对自己说“我放弃”的时刻。最终我们总会发现，“放弃”只是一种痛苦的迂回，通向更坚定的承诺。不过在伦敦的那场晚宴上，听着在座的女性谈论我们还能做出多少努力，我整个人还困在从塞内加尔带回来的沮丧之中。所以，我在一周之内对自己说了两次“我放弃”。在我的能力和需要完成的事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望着它，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

尽管没说出口，但我绝对是认真的。直到后来逐渐打开心结，我才明白那一声“不！”其实只是接受之前最后的抵抗。我必须接受自己无法凭一己之力抚平塞内加尔女孩的伤痛，或照顾全球所有女性的需求。我必须接受自己能力有限，只能尽我所能做出贡献，我可以为自己无法帮助的女性心碎，但必须始终保持乐观。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内心的声音渐渐变成了“好的”，这时，我才明白那天在伦敦，在座的女人想对我说什么。自主计划生育的确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但这第一步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推广避孕药具，更在于培植女性的力量。自主计划生育对女性而言，不仅意味着掌握生育问题的决定权，更是一个关键的切入点，让我们能够突破长期拖累女性的种种障碍。

被我忽略的重点：对女性进行投资

几年前，在印度，我访问了一些女性自助互助小组，见证了女性如何相互扶助。我看到的，是女性彼此帮衬、共同提升，而这一切都从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开始。

这些年来，基金会资助的女性互助小组为数众多，主旨各不相同：有的旨在防止艾滋病蔓延，有的帮助农村女性买到更优质的种子，有的专门帮女性获得贷款。成立小组的理由不胜枚举。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初衷，女性一旦掌握信息、工具和资金，并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就会一跃而起，带动团队实现目标。

在印度，我拜访了一些农村女性。她们都来自同一个自助小组，每个人都买到了新型的种子，种出了更多作物，提高了收成——每个人都亲切地与我分享她们的故事。“梅琳达，过去我在家里只能住另一间房，家里人甚至不准我跟婆婆一起出现在主屋。我住在屋后的一间房里，连肥皂都没有，只能用炭灰洗脸。现在我有钱了，能自己买肥皂了。我的纱丽也洗得干干净净。婆婆更尊重我了，也允许我进屋了。而且我攒的钱越来越多，还给儿子买了辆自行车。”

如果你想得到婆婆的尊重，就给儿子买辆自行车吧。

为什么这样做能赢得尊重？这并不是当地特有的现象，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位媳妇赢得了婆婆的尊重，是因为她用自己的收入改善了家人的生活。一旦激发出自己的才华和潜能，我们女性就能用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从而改善所有人的生活。

提升女性权利能促进家庭兴旺、社会繁荣。原因非常简单：接纳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能让每个人受益。女性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将全球的女人和女孩纳入对话当中，就是在帮助每一个群体的全体成员。性别平等能为所有人带来发展。

提高女性的社会参与度和社会地位，往往与健康社会的各项指标相辅相成——它能带来较高的入学率、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降低未成年怀孕、家庭暴力和犯罪的发生率。同时，社会健康、社会财富也会相应提升。一些由男性主导的国家之所以深陷困境，不光是因为他们没有利用本国女性的才华，更是因为当权的男性惯于排斥女性。除非改变领导方式或转变思想，否则这些国家永远不可能实现繁荣。

人类必须认识到，女性赋权与社会的健康繁荣息息相关。这也是被我们，或者说被我忽略的一个重点，正像过去二十年的工作带给我们的种种启示一样。要实现人类的进步，就必须从培植女性的力量做起。在对所有人的投入当中，投资女性是最全面、最广泛、回报率最高的一种。

我很想告诉你，我是在何时何地领悟到这个道理，但我说不上来。它就像朝阳一样缓缓升起，逐渐浮现在我脑海中——它属于一种全新的认识，这些认识，来自其他女性的分享与促进，她们与我有着共同的立场，都希望加快世界的转变。

基利安·诺埃（Killian Noe）是我的一位挚友，她创立了一个名为康复咖啡馆（Recovery Café）的机构，专为无家可归、酒精或药物成瘾、罹患精神疾病的人服务，帮助他们重拾生活的信心。在基利安的启发下，我开始更深入地探究问题。而且她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她最爱提的问题就是：“跟过去相比，你对什么有了更深的认识？”我喜欢这个问题，因为它体现了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智慧并非知识的简单堆砌，而是对宏观事实的深刻理解。在朋友、伙伴、先驱的支持和启发下，我每年都更清晰地看到，文化、金钱和法律上的障碍就是造成贫困与疾病的罪魁祸首，它们制约着女性，让她们不能——也不相信自己能——为自己和子女谋福利。

就这样，女人和女孩成了我着手干预贫困问题的切入点。本书的每个章节都聚焦一个性别问题，它们包括：母婴健康、自主计划生育、女性及女童教育、无偿劳动、童婚，以及农业生产和职业领域的女性。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那些阻挡女性进步的障碍。女性一旦打破这些障碍，就能敲开机会的大门，不但可以摆脱贫困，还能与男性平起平坐，无论她们来自何种文化，无论她们所在的社会处于何种发展水平。毫无疑问，提高女性的地位，是最能推动世界进步的变革。

研究数据也证实这二者的确密切相关。审视贫困，你总会发现贫弱的女性，而探究繁荣富裕的原因，你总能找到拥有力量并懂得善用的女性。

如果女性能自主决定生育与否、何时生育，结婚与否、何时结婚、跟谁结婚；如果女性都能享有医疗保障，只承担合理的无偿劳动；如果我们都能得到梦寐以求的教育机会，能按自己的意愿支配金钱，能在工作中得到尊重，能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如果其他人，无论男女，愿意帮助我们提升领导力，走上更高的岗位——那么女性就能实现发展，并带动我们的家庭与社区共同繁荣。

女性面临的问题可以是一道高墙，不过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作一道大门。究竟是哪一个？我想我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今天，在每个当家做主的女性心中，“每道高墙都是一扇大门”。[美国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名言。]

让我们携起手来，一同打破高墙，跨入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