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葬礼那天天气晴好，来的人稀奇古怪，黑压压一片。父亲和我跟安娜年迈的亲戚们一一握手。我好奇地看着他们：他们肯定是每年会来家里喝一次茶的那种人。人们向我父亲投去怜悯的目光：韦伯应该是把婚礼的消息散布出去了。我看到西里尔在出口的地方找我。我故意躲开他。我心中对他怀着怨恨，我知道这毫无道理，却控制不了我自己……身边的人纷纷为这桩可怕又愚蠢的事故扼腕叹息，而我对车祸的意外性质还心存疑问，于是心中有些许得意。

回家的路上，在车里，父亲把我的手紧紧攥在他手里。我心里想：你只有我，我也只有你了，我们孤苦伶仃，那么不幸。我哭了，头一回。那是相当舒畅的眼泪，跟我在诊所的威尼斯版画前感到的空洞截然不同。父亲给我递过来他的手帕，一言不发，一脸哀丧。

那一个月里，我们俩过得一个像鳏夫，一个像孤儿。我们一起吃晚餐，一起吃午餐，但没有社交活动。有时我们会提起安娜：“你记得吗，那天……”说的时候，我们的语气小心翼翼，避免和对方有眼神接触，因为担心伤到自己，害怕有什么东西会碰到我们其中一个人身上的痛处，勾出一些无法挽回的话语。这样的谨慎和相互的温存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以正常的语气谈论安娜，就像谈论一个亲密的人。本来我们和她在一起应该会感到幸福，但上帝把她召唤过去了——我说的是“上帝”，而不是“偶然”。然而我们不信上帝。能相信偶然已是幸福。

后来有一天，在一个朋友家中，我认识了朋友的一个表哥。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那一周我们来往得很热络，老一起出去玩，热恋的轻率在所难免。我父亲呢，也不是耐得住寂寞的人，他和一名野心勃勃的年轻姑娘一起，没有闲着。既然生活注定要重新开始，那它便又恢复到以前的模样。父亲和我在一块的时候，我们一起笑，谈论各自的战果。他肯定怀疑我和菲利普的关系不那么柏拉图，我也晓得他的新女友很爱花钱，但我们很幸福。冬天就要结束了，我们不会再租那栋别墅，但我们会换一栋，在胡安莱潘附近。

只有清晨时分，当我在床上的时候，耳边只有巴黎街上的汽车声，我的记忆偶尔会背叛我：夏天和关于它的所有回忆又回来了。安娜，安娜！我在黑暗中久久地低声重复着这个名字。有样东西从我心头涌起，我闭上眼睛喊它的名字：

“你好，忧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