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得先从张巡说起。

张巡守睢阳之事，非常出名，对历史有点兴趣的人应该都听说过。所以在这里也不必细说，只做个简单的介绍。唐朝中期爆发了“安史之乱”，叛军从范阳南下，先后攻陷了洛阳和长安，气焰很盛。后来战争进入了胶着状态，叛军就打算往江淮方向突破，就派出一支大军进攻睢阳，也就是现在的商丘。

张巡带军死守睢阳。

十几万叛军把城市团团包围，战斗进行得非常惨烈。从史书记载看，张巡很有军事才能，能够随机应变，屡次挫败敌人。但是他手中的兵力不够，经不起漫长的消耗，情况还是越来越窘迫。而且最糟糕的是，睢阳城里的粮食很快就枯竭了。没吃的，怎么守城呢？一开始，他们吃纸张。纸张吃完了，就把战马杀了吃。战马也吃光了，就捉鼠雀吃。等鼠雀也吃光了怎么办呢？他们就采取了最极端的措施，开始吃人。

张巡把他的小妾杀了，分给士兵吃。一个小妾当然不够大家吃，这只是大规模吃人的信号。很快，大家就开始“括城中妇人食之”，女人吃光了，就“继以男子老弱”。最后城破的时候，睢阳城里只剩下了四百多人。据《旧唐书》说，前前后后，吃掉了二三万人。

这样的残酷也并非没有意义。张巡在睢阳把叛军拖了十个月，屏障了江淮一带。而且张巡本人也非常勇敢，作战时坚守一线，和士卒同甘共苦。等睢阳城破时，他慷慨赴死，毫无难色。叛军首领听说张巡督战时把牙齿都咬碎，就用刀撬开他的嘴，发现里面的牙齿确实只剩下三四颗。但推想起来，应该不是简单的出于义愤，而是长期的营养不良。从这里也能看出来，张巡绝非历史上那种常见的伪君子，只顾号召别人牺牲，自己却偷奸耍滑。

这件事确实很难评价。其中的是非对错，大家往往各执一词，而这些分歧又牵涉到了价值观的排序问题。

商丘现在有一座“张巡祠”，七八十年代还没有，应该是后来才修建的。祠堂里供奉着张巡的塑像，上面悬着四个大字：乾坤正气。

有人说这反映了受虐心理，其实也不对。“睢阳之战”时，城内的人已被吃了个七七八八，现在的居民并非当年受难者的后裔。说到底，大家都是千年之后的局外人。但不管怎么说，读了《资治通鉴》和新、旧《唐书》里的相关记载，再看这四个字，心头的感觉总是有些复杂。如果仔细想想当年此地的惨状，就更觉得乾坤正气后面，有种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当然，这种称赞也不是当地人独出心裁，而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总的来说，历代对张巡的评价都很高。朝廷官方的态度当然是褒奖的，唐朝皇帝把他绘入凌烟阁，宋朝皇帝给他刻石碑，清朝皇帝拿他从祀历代帝王庙。这也是理所当然。皇帝当然希望臣子们都像他那样誓死不贰，替自己守住江山。至于吃人，朝廷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吃一些又打什么紧？帝王站在自己立场上，有这种想法不足为奇。

可即便是文化人，他们也大多赞赏张巡。这就不能归结为帝王心术，而牵涉到了一些比较核心的价值观了。

最有名的称赞者是韩愈，但是韩愈有些圆滑，不想在敏感问题上刺激读者的感情，所以他对吃人的事情一笔带过，含糊说“人相食且尽”，仿佛大家敞开了自相食啖，张巡也束手无策似的。相比之下，李翰就比较老实，他写过一篇《进张巡中丞传表》，上来就啃硬骨头，为吃人做全面辩护，在李翰眼里，张巡守城是大忠，相比之下，吃人这种事情是可以谅解的，哪怕张巡最早守城的时候，就打算把城里人都吃掉，那也只能是功过相掩，何况他一开始并没有这个计划，吃人也是事出无奈，看一个人要看大节，不能总纠缠那些阴暗面。

唐朝以后，这种看法成了主流，而且越往后，调门越来越高。修撰《新唐书》的宋祁就说张巡是烈丈夫，天予完节，名垂千古；敖英在《东谷赘言》里则说张巡“孤忠大节，无可间然者”，小人们拿他食人的事情做文章，完全是心理阴暗，妖言惑众；徐钧的调门更高，李翰说吃人、守城“功过相掩”，徐钧觉得吃人压根就不是什么过，被吃的人并没有什么不乐意，他在诗里就是这么说的：“析骸易子守孤城，六万惟馀四百人。生道杀民民不怨，千年庙食尚如新。”

但是，历史上也有反对的声音。

金末的王若虚对这件事就很不以为然。他说张巡这个人，可以称得上忠，但实在是不仁。用吃人的办法来守城压根就不对。敌人破城杀人是一回事，自己吃人又是一回事。所以，“其死节之名固千古不可磨，而食人之罪亦万劫不能灭也”。

有人反驳王若虚说，为了自己活命吃人当然不对，但是为了国家而吃人，有什么不对的？王若虚说，为自己还是为国家，并没有区别，因为，天下只有一个是。

明末的王夫之反对得更坚决。他说凡事都有界限，情况危急时，作为君子，应该和孤城共存亡，但也仅限于此，张巡超过了这个界限，所作所为就是贼仁戕义。人不能吃人，这还需要理由吗？只要是个人，想到这种事情就会心悸神惊，能干出这种事的，就不是人。“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什么是最高原则？这就是最高原则。李翰提出的那些辩护理由，王夫之嗤之以鼻，说这是“逞游辞以导狂澜”；至于“生道杀民民不怨”，王夫之多半是没读过，否则也会斥为禽兽言论。

当然，我们可以找到反驳王夫之的理由。你不吃人，城破后这些人也许都会死啊，有什么区别呢？

可是在王夫之眼里，这个区别可就大了。

睢阳军民为什么要替唐朝守城？因为唐朝代表文明，叛军代表野蛮。哪怕城破了，国亡了，文明也只是中断，并没有死亡。但如果文明体都可以吃自己的子民，那么它和叛军有什么区别？文明又有什么意义？忠臣烈子们捍卫的东西又是什么？如果大家都认可为了朝廷可以吃人，我们就失去了文明的目标。

所以王夫之的结论是：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城破也只能由它去破，国亡也只能由它去亡，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吃人。

如此能说王夫之不爱国吗？肯定不能。无论用任何标准衡量，王夫之都是一个热诚的爱国者，也是个顽固的民族主义者，现代人看起来甚至会觉得有点过于极端。他把入侵者都说成“夷狄禽兽”，不肯把他们归属于人类。相比之下，君臣大义倒是次要的了。王夫之说帝位可以禅让，可以继承，甚至也可以强行推翻，但是唯独“不可使夷类间之”。但就是这样一个激烈的爱国者，依旧坚定地认为——有些事情，更加重要。

在王夫之、王若虚他们的态度里，有种超出功利考量的东西。人们也许会觉得他们的道理虽然高尚，但总归有些迂阔，像是书斋的书呆子想法，不知世事艰难，而韩愈他们的说法似乎更接近现实。其实并非如此。韩愈出生时，“安史之乱”早已结束，他虽然也见识过一些动荡，但并不太严重。宋祁、敖英他们更是生活在太平年月，哪里见识过关起门来杀人吃的事情？他们议论张巡，才真是书斋里的议论，而王夫之、王若虚反倒有比较切实的经验。

王若虚生活在金朝末期。蒙古灭金时，发动过“汴京围城”，整座城市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死者累累，数量难以估计。破城前，汴京也发生了粮食危机，虽然没有睢阳城内那么惨烈，但也留下了“人相食”的记录。王若虚当时就在开封城内，担任直学士。他目睹过围城的全过程，感受自然不同。对于宋祁他们来说，“人相食”只是让人颇为不快的三个字，而王若虚肯定明白这三个字后面是何等沉重的苦难。

王夫之的经历更复杂。他生活在明清交替之际，属于坚定的抗清派。他和朋友一起组织过“衡山举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只能逃亡。王夫之追随南明的永历朝廷，忽而肇庆，忽而桂林，忽而梧州，四处颠沛流离。其间他遇到过不少险情，不是被抄家，就是被追捕。有一次他被困在永福水砦，绝粮四日，全家几乎集体饿死。永历政权覆灭后，王夫之和妻子在湖南四处躲藏，严寒时身上只有一件破麻布衣服，外面罩着一件烂袄，情形和乞丐无异。

乱世的种种惨剧，他当然是知道的。至于“食人”之事，清军守新会，南明金声桓守南昌，都曾大规模发生过。王夫之虽然不曾目睹，但肯定有所耳闻。按照他交游的广阔，甚至很可能听过亲历者的讲述。

谁对谁错先放在一边，单就贴近现实的程度来说，韩愈、宋祁他们的看法，更像是隔岸观花的书生式议论；而王若虚、王夫之的观点，看似迂阔，其实倒是基于个人体验的真实感受。他们如此强烈地批评张巡，恐怕倒是因为近距离体验过那种恐怖，知道有些事情不是轻飘飘地用“忠义”二字就能打发的。

王若虚姑且不论，单说王夫之。王夫之的不少想法，确实有应激的成分在里面。他被明末的惨相所惊，进而反思明朝的历史，再进而上溯整个中国的历史，这些思考的结果大多收录在《读通鉴论》和《宋论》里。在历代史论书籍里，这两本书可能是最独到，也最精彩的。它们也都有强烈的时代印痕，虽然是论史，但往往还是落在王夫之所处的现实里去。

王夫之的道德期许很高，论人论事也丝毫不肯马虎。但是，王夫之一边推崇道德，一边又极其厌恶以道德之名来杀人诛心。在他看来，嗜杀是最大的邪恶，暴戾是最坏的品质，人一旦暴戾嗜杀，就不再是人，而是禽兽。什么道德都救不了这样的人。

儒家确实一直提倡仁爱，反对残暴，但很少有人像王夫之这么敏感，把“仁暴之辨”放到了一切问题的核心位置。就像前面提到的“睢阳之战”的问题，王夫之上来就论断说，能忍心吃人者，“必非人！”其他所有的大道理，统统推倒不认。在别人看来，这有点一根筋的蛮不讲理，但王夫之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这么果决。

他这种态度未必是天然产生，多半还是受了现实世界的刺激。明朝后期，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暴戾之气。这件事说来也有点奇怪。当时北方虽然凋敝，但至少在江南一带，经济前所未有的繁荣，文化也极其昌盛。按理说，那里的知识分子应该心平气和些才是。然而并非如此，就连江南读书人的想法也越来越极端，行事也越来越过激，带着难以捉摸的戾气。

比如晚明有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当然，魏忠贤那帮人行事极其残暴恶毒，这里也不必多说。可就算是东林党人，做起事来也往往不留余地，杀机萌动。在他们看来，正邪不两立，坏人几乎没有存活于天地之间的价值，必须加以扑灭。

就像东林党的祁彪佳，本是浙江的世胄膏粱，文雅风流，精于度曲，他的朋友张岱后来缅怀说，祁彪佳辞世后，“花月、声音、饮食之道难得解人”。可就是这样一位翩翩佳公子，也是满腹杀心。他当按察御史后，一天之内就活活用棍棒打死四名囚徒，曝尸三日。祁彪佳说这几名犯人都是奸恶的“大憝”，一旦抓到他们的党徒，也都军法从事，直接杖毙了事。后来他想起此事，也颇为后悔，但当时他觉得这是伸张天地之正气，欣欣然地向朋友夸耀。而另一位东林大佬文震孟也称赞他，说祁彪佳以雷霆手段惩奸除恶，政绩斐然，是国朝二百年所仅见。

像这样不经覆讯直接杀人，确实能起震慑作用，社会空气似乎迅速清明，但乖戾嗜杀之气也就此种下了。今天能这样草草杖毙奸徒，明天为什么就不能杖毙“东林正人”呢？这就是王夫之所说的“贼仁戕义”，中了戾气之毒。他在《四书训义》里抱怨，“道义成乎偏激之意气”，虽然没有说得很具体，但想来也是受到了类似事件的刺激。

明末文人论人也过于苛刻，动不动就要拿君子小人、正人邪人这套词儿说事。赵园女士专门研究过晚明史，她就说宋朝文人喜谈抽象义理，明末文人则喜谈具体人事，对他人的道德锱铢必较，进行全方位审视。一旦把某人划入小人行列，就一片喊打喊杀，动不动就说要“膏斧锧”“投魑魅”，恨不得把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

时过境迁后，王夫之对这种风气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吹毛求疵地窥察隐私，听到揭发就兴奋，为自己那点猜度人心的小聪明沾沾自喜，为自己居高临下的批判态度而自豪，这都是病——惨刻暴戾之病。

也正因为这样，他对历史上的包拯、海瑞评价都很低，认为“弗足道”。为什么呢？

因为王夫之觉得他们两个人都“褊躁”，做的事情短期内看着很有效，但天长日久，就会让人们濡染暴戾之气。就像海瑞曾提议恢复朱元璋“贪官剥皮”之刑，王夫之只会觉得这是丧心病狂的禽兽之论。在他看来，贪官当然要处理，但是如果用“剥皮囊草”这样残暴的手段去处理，那比贪官横行还可怕，会把整个社会推到非人的境地。

当然，海瑞他们是有道德的君子，这一点王夫之也承认。但是王夫之认为，道德不是用来诛心杀人的。世上必然有君子，有小人，他们都有存活的权利。想要“除恶务尽”，就只会带来一片血雨腥风，让社会堕落入残暴的深渊。

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恶不仁者，不使不仁加于其身，未闻恶不仁者，不使不仁者之留遗种于天下也。悲夫！……画之以一定之法，申之以繁重之科……督之以违心之奔走，迫之以畏死之忧患，如是以使之仁不忘亲，义不背长。不率，则毅然以委之霜刃之锋，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义也……何患乎无名？”

简单地说就是：拿着刀剑架到人脖子上说，你要学好！这不是正义，这是邪恶。不管打着什么旗号，这都是邪恶。

当然，王夫之并非宽厚的老好人。有的时候，他也沾染上了当时习气，论人过苛，喜欢挑别人的毛病。王夫之自己可能没意识到，但读者是看得出的。曾国藩虽然非常推重王夫之，但也曾诧异地说，王夫之的眼光也太高了，“使处国事，天下岂尚有可用之人？”这当然是性格上的缺陷。但是王夫之不管怎么讥评别人，也都严格守住了一条界线，那就是决不呼唤暴力，绝不妄动杀心。

暴力其实是有诱惑力的。鲜血固然让人恐惧，但是也会让人怦然心动，滋生快意。人们看到不顺眼的东西，往往有用暴力抹掉它们的冲动。这种情绪潜伏在人的本能里。文人也不例外。他们不擅长杀戮，却会热衷于想象中的杀戮。在明朝后期，文人脑海里就涌动着一股嗜杀的潜流。这种潜流明面上和道德有关，其实更多牵涉到生理性的迷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暴力美学”。

不但儒门君子如此，就连那些特立独行的异端也是这样。就像李贽，他心里就有独断和暴戾的根苗。李贽本人是个文弱书生，却对秦始皇、曹操这样的枭雄赞不绝口，夸奖他们“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方可称之为江淮河海之水”。至于掀翻这个世界的过程里，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对于李贽来说并不重要。身为草鸡，却欣赏狮虎的肌肉之美，套用王夫之的话说，这也是中了“戾气”之毒。

也正因为这样，李贽读《水浒传》的时候，才会独独欣赏李逵这样的嗜血狂魔。李贽称赞李逵是梁山泊里“第一尊活佛”。读到李逵灭扈家庄满门时，李贽就评点，“妙人妙人，超然物外，真是活佛转世！”为什么呢？就是那种痛快的杀戮里，有种让李贽怦然心动的魅力，他称之为天真烂漫的真性情。

另一位才子金圣叹也不遑多让。金圣叹比李贽晚一些，跟王夫之大致是同一个时代。他同样称赞李逵是《水浒传》里的“上上人物”，看到他杀人满门之时，也夸“快人快事快笔！”

李贽这样的异端也好，金圣叹这样的才子也好，和那些诛心杀人的道德家们其实有共同的底色，那就是嗜血。

如果只指责读书人，也并不公平，当时整个社会风气就是这样，老百姓也不例外。他们也喜欢见血，看到有人流血就兴奋。袁崇焕被凌迟的时候，京城的老百姓一片狂欢，争着去吃他的肉；熊廷弼被捕下狱，每次遇到朝审，行道之人都会恶狠狠地朝他投掷石头瓦块，熊廷弼到地方以后，总是满脸鲜血淋漓。

这是因为老百姓憎恶汉奸吗？也未必。

在袁崇焕之前，郑鄤被人说是“杖母奸妹”，被凌迟处死，人们也争着去买他的肉，说是这能治疮疖。《明季北略》的作者感慨，“二十年前之文章气节，功名显宦，竟与参术甘皮同奏肤功”。那么郑鄤真的有“杖母奸妹”的禽兽之行吗？当然不是，就是政敌们的捕风捉影而已。但是老百姓并不理会其中的真伪是非，有凌迟可看，有人肉可买，也就心满意足了。如果在最后关头，皇帝真下一道诏谕，说查明郑鄤是被诬陷了，在法场上直接开释，大家恐怕只会觉得扫兴。

被这种暴戾之气吓着的，不仅仅是王夫之。钱谦益在《牧斋有学集》里也描述过这种恐怖气象：“但谓此人杀彼人，不知自心杀自心。劫末之后，怨怼相寻。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虫以二口自啮，鸟以两首相残……”

阉党暴戾，东林党也暴戾；正人君子暴戾，异端另类也暴戾；精英们暴戾，草根们也暴戾。当整个社会弥漫着暴戾之气时，已露出末世的征兆了。一呼一吸，必有相应。文字上的血终究会流到现实里，菜市口的血也终究会流到围城里。

此情此景对王夫之刺激很大。

按理说，他经历过亡国的惨痛，反思历史的时候应该重视富国强兵，歌颂征伐四夷。但是恰恰相反，他把那套东西都斥为暴虐之政、“申韩”邪术。王夫之的主张是什么？听上去更接近于小政府、大社会的样子。朝廷要宽厚从容，克制干预的冲动，小毛小病不要去管它。他在《宋论》里就说：“有利焉，不汲汲以兴；有害焉，不汲汲以除；有善焉，不汲汲督人之为之；有不善焉，不汲汲禁人之蹈之。”见到好事，不要急吼吼地去做；见到坏事，不要急吼吼地去禁，给民间留下足够的空间。世间必然有好人有坏人，有君子有小人，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不要大惊小怪，上纲上线。只要维持住一个中正平和的局面，社会自会欣欣向荣。

这样行得通吗？也不好说。

粗看上去，王夫之的说法有点像亚当·斯密，但是亚当·斯密背后是不同的社会体系，王夫之依仗的却还是官僚政治那一套。思想资源和社会经验都摆在那里，让他凭空设想出另一套全新事物来，也不现实。但这样一来，在亚当·斯密那里能行得通的事，在王夫之这里未必行得通。一味宽厚平和也可能导致因循守旧，国家渐渐腐坏掉。王夫之多少知道这一点，但是他还是坚持认为，就算这样，也比惨刻暴戾好。这种念头也许会令人觉得迂阔，但是王夫之见到了太多的鲜血，太多的暴戾，知道人和非人之间的界限是何等脆弱。他实在是被眼前的一切给惊呆了。

王夫之极其厌恶“夷狄”，极其热爱华夏，民族主义非常强烈，但是他还是觉得，人之为人，有超出其上的东西。理解了他的所思所虑，也才能理解他对“睢阳之战”的激烈态度。

现代人都说明末清初有“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其实在当时，黄宗羲名满天下，顾炎武风头较逊，王夫之则默默无闻，几乎没有谁听说过他，影响力就更谈不上了。一直到晚清，王夫之才被人们从历史中打捞出来，一下子声名鹊起，地位隐隐然超过了黄宗羲和顾炎武。谭嗣同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钱穆觉得五百年有点多，也可能是怕盖住了王阳明，就往下砍了两百年，说王夫之是三百年来未有之人。

三百年也好，五百年也好，都是恭维之词，做不得准。但是王夫之这个人确实有点奇怪，有人就说他跟所有的古代学者都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主要就是一种很独特的现代性。他的观点既敏锐又迂阔，既激进又保守，但撇开这些具体观念不说，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像古代人，而颇像现代人。考虑到他能接触到的文化资源，这一点是很让人吃惊的。

当然，后人这些称赞之词，王夫之自己并不知道。在他晚年时候，天地间的尘埃似乎渐渐落定，他对反清复明大业也绝望了。王夫之关起门来，开始著书立说。他说我老了，在天地之间我一无所有，只剩下这颗心，现在就把它讲述出来。

他居住的地方，“其冈童，其溪渴，其靳有之木不给于荣，其草癯靡纷披而恒若凋”，也是一副劫后的萧条景象。而他在书斋里写了一个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他就坐在这幅堂联下，思索着这个世界何以至此。

王夫之想了很多事情，也写了几百万字的书。他说的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关于人性的底线。他似乎相信，世界总是会出问题，各种各样的灾难也总是会降临，但是只要人们不被戾气淹没，守住基本的人性，那么情况再坏也终究有个限度。只要大家想到吃人还知道心悸神惊，看到有人倒霉还知道不赶尽杀绝，那么人间总也还不至于变成地狱。

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王夫之也不知道，但应该还是怀有希望。他在《姜斋文集》里说：“阳禽回翼，地远天孤。一线斜阳，疑非疑是。”

你看，他还是想象着天上有一只大雁，在地远天孤间疲惫地飞翔，虽然天地渐渐陷入黑暗，但它看着前方那点光亮，虽然充满怀疑却终于不忍放弃，还是挣扎着要飞过去。

那只大雁就是王夫之自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