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竹林七贤”里，最受时人推崇的是嵇康。

魏晋士人一提到他，都是交口称赞，什么“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各种各样的好词都往他头上堆。嵇康的死对头钟会甚至说他是“卧龙”，这当然是危言耸听，想怂恿司马昭杀掉嵇康，但是这话至少有些舆论依据。倘若他说酒鬼刘伶是“卧龙”，司马昭就不会信。

而且嵇康的影响力也确实大，他被逮捕下狱的时候，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要求赦免他，有人还表示要和他一起入狱。

嵇康出身并不显赫，官位也不高，也就做到了中散大夫，不过是个中低品级的闲职而已。他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多半还是因为文化上的偶像效应。说起来，也是那个时代正巧迷恋他那种格调。如果他出生在严肃古板的东汉，就绝出不了头。

魏晋时期的精英圈子相当小，彼此之间都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有点像是小说家笔下的维多利亚时代上流社会，碰头碰脸的都是那一小撮人。这种文化环境最适合搞沙龙，大家聚在一起，有的没的聊上一通。倒未必要聊出什么结果，但是话要说得聪明，还要有风度。“玄学清谈”就是这么渐渐流行起来的。

嵇康很适合这种文化沙龙，所以才能成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他不光高大英俊，而且多才多艺，诗写得不错，琴弹得更好，据说书法也是一流。更重要的是，他特别擅长和人辩论。对于沙龙型的文化人来说，这个技能非常吃重。

《嵇康集》收录的文章，有一大半都是在辩论。他辩论起来确实很有一套，讲道理讲得丝丝入扣，还能随时发现对方的破绽。哪怕是抬杠，也抬得很有水平。嵇康能被大家推重，跟他这个本领很有关系。《世说新语》里说钟会写了一篇《四本论》，想要和嵇康讨论一下，但又“畏其难”，就来到嵇康的家门口，把文章远远扔了进去，然后扭头就跑。这个故事的真假不好断言，但至少说明在大家心目中，嵇康，就是辩论权威。

在现代人看来，嵇康他们辩论的主题是有点怪的。比如说音乐本身有没有喜怒哀乐，还是说纯粹是听众的主观感受？嵇康说音乐就是音乐，并不包含任何情绪。同样的音乐，有的人听了哈哈笑，有人听了掉眼泪，无非是大家的主观心理而已，跟音乐本身没什么相干。再比如说，人们求学读书，到底是不是天性喜欢呢？嵇康就说人求学读书，主要是为了混口饭吃。要是大家都有饭吃，有衣穿，也就不读书求学了。

这些辩论听上去似乎不着边际。一个时代的精英分子，为什么会热衷这些话题呢？这里也有一些隐藏的背景，那就是对儒家教化的态度。儒家认为音乐是有教育意义的。雅乐可以正人心，淫声可以乱世道。至于读经书，那当然更有天大的好事，正经人都该发自内心地喜欢。嵇康说音乐本身没有喜怒哀乐、读书求知是出于不得已，其实就是要跟儒家唱反调。

嵇康厌烦儒家，信奉老庄。而且他不光信老庄，也信神仙。“竹林七贤”里的向秀说世上并无神仙，嵇康就写文章反驳他。他认为世上有神仙，只是我们不太见得到而已。普通人就算当不了神仙，只要肯养生服药，活个几百年乃至一千年，总是没有问题的。

既然信神仙，稍带着也就信风水。嵇康也争辩过“主宅有无吉凶”的问题。嵇康认为世上当然有吉宅、有凶宅，虽然不能说住了吉宅一定幸福，住了凶宅一定倒霉，但肯定有重大影响。运势旺的人也许不怕，但是运势一般的人就要小心了。后来算命的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大致也就是嵇康的这个论调。

大家怀着崇敬之心捧读《嵇康集》，却发现这些讨论神仙和风水的文章，多少会有点泄气。以嵇康之高明，怎么会相信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呢？有人解释说，嵇康并非真的迷信。他无非是像张良一样，以此自污，佯狂避世而已。但这么说并不客观。嵇绝非佯狂避祸，而是真的相信那些东西。他经常到山里采药，以图长生久视。五石散他也是吃的。人不管怎么样狂，对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总是不敢随便作假的。

退一步讲，如果嵇康真是为了避祸，那么结果也只是适得其反。当时掌权的司马家族以儒生自居，正用“名教”来做武器批判曹魏时代的“通脱”。而嵇康偏要说什么“以六经为污秽，以仁义为臭腐”，还要“非汤武而薄周孔”。这些话放在道家的语言系统里，其实并不算骇人听闻，但搁在那个大环境里，就有点像是故意唱对台戏，这就给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里说，嵇康内心深处非常信奉名教，菲薄圣贤只是表面上的伪装。司马家族打着“名教”的幌子来篡弑杀戮，嵇康气不过，才故意做出这种姿态来。“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但是鲁迅这话靠不住，他自己也未必真的如此想。

这篇演讲作于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鲁迅是借古讽今，以此来批评蒋介石，要论起真实情形，并不是这样。嵇康当然厌恶司马家族，他反对“名教”的那些言论，也许有赌气的成分，但并不全是故作姿态。嵇康的本性和“名教”就是格格不入。他打心眼里反感“名教”的烦琐虚伪，希望自由自在地生活。

但在当时，要过这样的日子非常困难。这群文化精英们聚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看上去自得其乐，其实外面的天地已经杀机四伏，露出狰狞的面目来。

当然还是因为政治。在高平陵之变后，司马家族掌握了权力，此后又镇压了几次反抗，手段极其血腥，对反对者基本都是“夷三族”，男女老幼尽数诛杀。何晏、夏侯玄、李丰这些文化界名士也卷入其中，被先后处死。就像前面说的，当时的精英圈子很小，大家几乎都是熟人。看到这样的流血事件，自然加倍地触目惊心。

而且政治的钳子也越夹越紧，司马家族盯着精英圈子的一举一动，考察这些人的态度。还能有什么态度呢？面对这样的屠戮，死者又往往是亲朋故交，大多数人除了惊惧之外，当然就是憎恨。但是憎恨是不敢表达的。不光憎恨无法表达，就连沉默也渐渐不被容忍。在司马家族看来，沉默也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竹林七贤”对此的反应各不相同。

王戎名利心很盛，和司马家族关系又不错，碰到这种局面倒是如鱼得水；刘伶是个货真价实的酒鬼，政治上无足轻重；阮咸当时岁数还小，也姑且不论；山涛则是个圆滑的老官僚，依违其间，谁都不得罪；向秀是学者型人物，胆小怕事，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的话，该唱赞歌就唱赞歌；阮籍的态度则比较复杂撕裂，他选择了屈服，但又不甘心，就去写一些晦涩的诗，做一些狂乱的事，比如他经常独自驾着车到荒野里去，到无路可走之处，就停下来号啕大哭，心中的苦痛可想而知。

相比之下，嵇康最我行我素。

他性格本来就散漫舒展，做起事来不拘小节。大家现在说到名士们的“魏晋风度”，其实往往都有些自我表演的成分，一边特立独行，一边留神着观众们的反应。嵇康却是个例外。他好像是真的不太把外界当回事。从他写的文章里，就能看出点苗头。

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说自己“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当时人们写文章都讲究风神雅致，嵇康却把早上膀胱憋尿的事儿，都漫不经心地诉诸文字。《昭明文选》收录了那么多魏晋文章，却再没有第二篇这样的。大家格外推重嵇康，多少也跟这种随心所欲的气度有关。

但是，嵇康又骄傲而刚烈。

他散漫舒展惯了，也就不肯掩饰这份骄傲和刚烈。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他当然也嗅到了周围不安全的气氛，但是依旧不为所动。阮籍为了避祸可以压抑自己，一边痛哭，一边敷衍。但是嵇康就不肯，喜欢的就是喜欢，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态度极其鲜明。

比如他讨厌钟会。钟会拜访他的时候，他就自顾自地锻铁，默然不语，把客人晾在那里。后来钟会拿着《四本论》不敢见他，恐怕也不全是怕他逻辑犀利，更担心再碰一鼻子灰。

再比如说山涛。山涛是他的朋友，打算推荐他做官，也是给他增加点安全系数的意思。嵇康不愿意，本来不愿意就推辞掉好了，可他干脆写信跟山涛绝交。当然，绝交只是个姿态，并没有真的断掉关系，临死的时候嵇康还把儿子托付给了山涛。但是他在信里说的话很难听，什么“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献之至尊”，还说山涛“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这就带几分侮辱性了。

从这里看，嵇康的脾气很坏。但是他对人好起来又好得很赤诚。

嵇康有个朋友叫吕安。吕安很不幸，摊上了一个恶毒异常的哥哥。据说这位哥哥奸污了吕安的妻子，也就是他的弟媳妇。两个人就闹了起来。最后那位哥哥居然跑到朝廷那里检举吕安。具体的罪名有点模糊，似乎是说他不孝挝母。在古代，殴打母亲可是一个绝大罪名，不光不齿于人伦，还是要杀头的。明朝翰林郑鄤就是被诬告“杖母”，结果被活活凌迟。

吕安的这个罪名已经够大了，但不知怎么又扯上了政治，说他写过恶毒的反动文章，妄图推翻司马家族的政权。那篇文章现在也保存下来了，看起来并不像如何反动，无非是文人想要建功立业的大话。什么“披艰扫难，荡海夷岳”，还要一脚踢倒昆仑山，再一脚踩平泰山，简直就是顺嘴胡吣。但是非要往政治上靠的话，当然也可以。司马大将军正在治理天下，河清海晏，形势大好，百姓们欢欣鼓舞还来不及，你却要踢倒昆仑山，居心何在？再说，泰山又碍着你什么了？你想影射什么？碰到这种质问，吕安自然百口难辩。

不孝加反动，这是个最糟糕的组合。按照惯例，他的朋友都应该赶紧躲开，千万不要牵涉在内。必要的时候，可能还要落井下石，划清界限。但是嵇康先是写了封信给吕安的哥哥，把他痛斥了一顿，后来又去给吕安作证辩诬，结果自投罗网。钟会借机报复，危言耸听，“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司马昭就把嵇康和吕安一起杀掉了。

吕安一案史料简略，颇有暧昧含糊之处，司马昭杀害嵇康的动机也可能比较复杂。后来的研究者对此案有不少争议，但无论如何，嵇康在事件中表现出了毋庸置疑的勇气。他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嵇康在洛阳东市被处斩，临刑前，他神色不变，要来琴，弹了一曲《广陵散》。弹完后，他还说，可惜啊，袁孝尼想跟我学这首曲子，我没教给他，现在《广陵散》就此绝传了！

然后，他就被处死了。

如此看，嵇康真是凤凰一般骄傲的人。

他当然知道世道险恶，却依旧我行我素，顺心而行。中国的名士才子多得像过江之鲫，真能做到这一点的却很少。也正因为这样，后人把他当成了心灵自由的象征，对他多多少少有点美化的成分。人们想象中的嵇康，和真实历史中的嵇康未必完全一致。

不过，嵇康在文集里留下过一篇《家诫》，展现出了他的另一副面孔。这篇《家诫》是写给儿子嵇绍的，当时这孩子大约只有十岁。嵇康给这个孩子的告诫是什么呢？

嵇康说，你以后没事不要到上司家串门，实在要去，也要拉着别人一块儿去。走的时候，也千万不要走在最后。为什么呢？因为上司可能会向你打听单位里的情况，你要是说了，说不定就会得罪人；哪怕你没说，人家也会以为是你说的。解释不清了。

别人聊天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实在想发言怎么办？忍一忍。能不说就不说，说了就会招来麻烦。人家要是有争论，你就赶紧走开。因为两个人争论，肯定有对、有不对，你要支持一方，就会得罪另一方。还是赶紧走开为好。如果看到有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你也要离他们远一点。不然的话，人家就会疑心你听到他们的秘密，说不定就会来害你。

你心里当然有很多看法，这很正常，但是不要说出来，自己想想就好。要是有人问你的看法，甚至故意激你，你也千万不要上当，一定要坚决声称没有任何看法，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不太熟的人请你吃饭，最好别去，编个理由推脱。但真要是碰上了宴会，也不要刻意躲避，那样就显得太不通世故。在宴会上，一定要留心别得罪人。人家要劝你喝酒，你不想喝怎么办？也不要说不喝，要和和气气地端着杯子，做出要喝未喝的样子。

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话。

听上去确实有点庸俗，而且跟嵇康的个性也截然相反。鲁迅先生当年正是拿着这篇文章借题发挥，说嵇康内心深处是礼教中人，“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家诫》里展现的才是嵇康的真实想法，他狷介高傲的举动都是装出来的。

这么说当然不对。

嵇康自己压根不相信《家诫》里的这一套。什么不发表意见？嵇康文集里一大半文章都是在跟别人抬杠；什么不喝也和和气气端着酒杯？嵇康见了不喜欢的人，理都懒得理，还端酒杯呢。在现实生活里，如果有谁像《家诫》那样行事，嵇康见了肯定会撇嘴鄙夷。

既然这样，嵇康为什么还要这么告诫孩子呢？

很简单，因为那是他的孩子啊。

嵇康的《家诫》如果翻译成他内心语言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我不希望你特立独行，也不盼望你醉世独醒，因为那是很苦的一条路，也是很危险的一条路，我只希望你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庸俗而安全地过一辈子。这个世界是危险的，容不得骄傲的人，容不得特立独行的人。我是骄傲的，我是特立独行的，但是我不希望你这样。我可以受苦，因为那是我选择的道路，但是我不希望你也走上这条道路。你要避开世上所有的刀剑，避开路上所有的荆棘。你要好好地活着。

再刚硬的人也会在心头给孩子留下一块柔软之地，再高傲的人也会在心头给孩子留下一块庸俗之地。

因为父母之心的形状，就是这样的。

嵇康终究是理想主义者，他给了孩子这么多庸俗告诫之后，还是忍不住留下一点理想和信念的空间。

在《家诫》的开头，他说：“人无志，非人也……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但这个原则在文中一闪而过，很快就淹没在婆婆妈妈的告诫之中。而这些话，更像是一个破敝的方舟。嵇康挖出一个泥潭，然后在泥潭里又辟出一小块净土，让孩子躲在上面稍做呼吸。

怕孩子是龙，又怕孩子是猪。错乱的文字后面，是嵇康错乱的内心。

这又让人想起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这部家训比嵇康的《家诫》晚了几百年，但是里面的气息如出一辙。颜之推生活在南北朝末期，经历过三次改朝换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与蓼辛”。等他晚年的时候，隋朝建立，天下初定，有了点升平气象。颜之推痛定思痛，写了这么一部《颜氏家训》，算是把自己的人生经验总结给孩子，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康泰。

颜之推的口吻跟嵇康有点像，也是既怕孩子没良心，又怕孩子良心太好，所以反复强调“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但重点还是前半句“不可不惜”。至于怎么“惜”呢？说起来也是《家诫》里的那一套：

做人要处处小心，去泰去甚，不要争强好胜，安全第一。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所以一定要读书。世道这么乱，钱财说不定就没了，但是读书识字到哪里都能混口饭吃。我见过有些人，哪怕做了俘虏，只要会念书写字，就能给人当老师，不用干体力活，所以一定要弄几百本书读读。读书呢，就可能会做官。做官不要做大官，也不要做小官，两边都不安全。做大官容易卷入是非，做小官容易被人当成牺牲品。最好是你前面有五十个上级，后面有五十个下级，这样的位置才最为安全。

颜之推历经忧患，性格已经磨得颇为圆滑。嵇康则是冷眼看世，一身傲骨。两人心性天差地别，但是对孩子说的话如出一辙。这说明不管性格如此，作为父母总是一样的。世上有朋克青年，哪里有朋克父母呢？

但是父母的告诫终归无用。

嵇康的儿子属于叛逆型，完全不听父亲的规劝。嵇康劝儿子不要参加别人的争论，可是嵇绍最喜欢品评是非。《晋书》里有他的列传，其中一多半的篇幅都是他在讲这不对、那不对。嵇绍有次参加宴会，齐王冏请他给大家弹一曲琴。按照嵇康的教诲，就算不愿意弹，也应该和和气气地拿着琴拨弄两下才是。可是嵇绍不但不弹，反而拿大道理把齐王冏数落了一番，弄得对方大惭。最后呢？嵇绍在政治斗争中坚定地站在落水狗的一方。为了保护晋惠帝，他力战而死，血染皇帝的罗衣。

嗯，嵇康的一篇《家诫》，竟是白写了。

颜之推的儿子更惨。颜愍楚倒是恪守了家训，“去泰去甚”，做了一个通事舍人，职位既没有大到会卷入是非，也没有小到会被随便当成牺牲品。按理说，他应该像父亲的预期一样，平安度过一生。可谁能想到，隋朝又碰到大乱。这次大乱比他父亲经历过的还要可怕。颜愍楚在南阳好端端地乡居，军阀朱粲来了。朱粲一开始是把他招为宾客，后来军队缺粮食，竟把宾客颜愍楚全家当成粮食活活吃掉了。

这一切，哪个父母又能想得到呢？颜之推以为世道再乱，有个读书的一技之长，总能混饭吃，谁知道世道会乱到拿读书人当饭吃的地步呢？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于亲爱者，我们总想给他们指点一条没有痛苦，没有灾难的道路。不盼着他们伟大，不盼着他们光荣，却盼着他们平安。就像有人在钢丝上舞蹈，旁观者会赞叹他们卓绝的技巧，而亲爱者却只担心他们的坠落。爱是会让人平庸的。深通世故如颜之推者如此，桀骜不驯如嵇康者也是如此。但是没有用，每个人终究都要走上自己的道路，去承受自己的命运。哪怕至亲如父子，至爱如夫妻，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和未知的世界迎面相遇。

说到底，他们只是你的爱人，不是这个世界的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