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时候，如果你住在珍金镇，或是去乔特中学读书，那么你这辈子打交道的人很可能就不会变，也许最后只是点头之交，但大都是那些人。纽约城却是未知的，时时刻刻充满了变数，选择走这条街而不是那条街，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改变：你遇到了谁，你看到了谁，或者是避免看到谁。在我们最开始交往的时候，塞莱斯特最喜欢讲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故事，讲给朋友们听，讲给陌生人听，有时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还讲给我听。那天，她本来打算在宾州站乘坐1:30的火车，但她的室友想要和她一起坐地铁到中央车站。室友磨磨蹭蹭地收拾行李，收拾了好久，结果她们错过了那趟车。

“我也有可能上了另一列火车，”她脑袋靠在我的胸前，“我也有可能乘坐4:05那趟车，但可能在另一节车厢。或者我就在那节车厢，但坐在另外的位置上，我们就有可能错过彼此。”

“那天也许会错过，”我的指尖抚摸着她可爱的卷发，“但我最终还是会找到你的。”我这样说，因为我知道塞莱斯特想要听这话。她暖暖的身体躺在我的怀里，散发着象牙牌香皂的味道，何况我确实也是这样认为的。也许我的角度并不浪漫，但至少符合统计学概率：两个分别来自珍金镇和吕达尔的孩子，都在纽约上大学，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在某个地方相遇。

“我之所以选择了那个位置只是因为那本化学书。你当时甚至没在座位上。”

“是的。”我说道。

塞莱斯特微笑道：“我一直都很喜欢化学。”

在那些日子里，塞莱斯特是个非常幸福的人儿，但回首往事，她就成了事不凑巧的终极受害者，当时她觉得她擅长化学，就应该找个医生丈夫，而不是自己成为医生。如果再过上几年，她就不会掉进那个坑里。

那本化学书也是在机缘巧合下才出现的。如果那学期一开始我就认真学习，埃布尔博士就没有理由让我惧怕挂科，我就不会走到哪儿都带着《有机化学》那本书。化学书还能成为钓到漂亮女孩的诱饵，谁能想得到呢？

如果不是眼看就要挂科了，我就不会在火车上看化学书；如果没在火车上看化学书，就不会遇到塞莱斯特，就不会踏上我现在的这条人生路。

但我不能只讲火车、动力学和女孩子，我还得说一说为什么我的化学差点挂科。

我想要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篮球队的选拔，梅芙力挫了我所有的念头。她说，去了只会分心，会影响学习，成绩就会完蛋，那么我们就再没机会掏空教育基金了，只能把钱全留给诺尔玛和布莱特。再说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篮球队也就那么一回事。结果呢，凡是有人招呼打篮球比赛，我都去。第三年学期刚开始，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早上，我手里拿着篮球，偶然碰见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五个家伙，他们正要去莫里斯山公园。他们一行人都瘦瘦的，留着长头发，蓄着胡须，戴着眼镜，还有一个人光着脚。光脚的是艾瑞，他从宿舍房间出来的时候没穿鞋子，对我们说，他听说莫里斯山那儿总有人在找人打比赛。我们敬佩他的权威消息，但回想起来，我非常确定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哈莱姆区[哈莱姆区：也译作哈林区。]乱得一塌糊涂，虽然林赛市长[林赛市长：当时的纽约市长约翰·林赛（John Lindsay）。]愿意走街串巷，但哥伦比亚的学生还是更愿意待在学校这一边。1959年，梅芙在巴纳德上大学的时候，情况不一样。前往阿波罗剧场观看业余选手之夜，女孩们和她们的约会对象依然会盛装打扮。但到了1968年，可以这样说，这个国家所有的希望都被推到墙边，枪决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小伙子们去上课，哈莱姆区的小伙子们上战场；这是现实，不会因为星期六的一场友谊赛而暂停。

我们六个人朝公园走去，开始意识到这个现实。我们睁大了眼睛，所经之处的其他人也睁大了眼睛——孩子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台阶上，男人一群群地聚在街角，女人从开着的窗户探出头来，每个人都在打量我们。经过我们身边的女人和女孩建议我们滚回去，该干吗干吗。路边的垃圾袋一个个地裂开，满街都是垃圾。一个男人身穿无袖贴身内衣，留着爆炸头，脑后插了一个乐器的拨子，有正餐盘子那么大；他从开着的车窗钻进车里，打开了收音机。这儿有一座褐沙石建筑，木板遮挡着窗户，没有前门，墙上贴着一张通知：税务法拍。公开拍卖出售。若是父亲看到了，一定会拿出胸前口袋里一直装着的小活页笔记本，记下拍卖的日期和具体时间。

“看到这样的通知，”在我小时候，有一次我们站在费城北部的一栋公寓楼前，他对我说，“就相当于说，来吧，拿走吧。”

我对他说，我不明白。

“业主放弃了，银行也放弃了，唯一没有放弃的是美国联邦税务所，他们从不放弃。想要拿到这栋楼，只需要付清税款就行了。”

“康罗伊！”同行的一个家伙叫华莱士，我们一起上化学课，他转头叫我，“赶快跟上。”他们已经到了街区的尽头，现在我是一个落单的白人，手里拿着一个篮球。

“康罗伊！你快滚呀！”旁边一座楼的台阶上坐着三个男生，其中一个如此说道。接着，另一个嚷起来：“康罗伊！给我做个三明治！”

就在那一刻，在120号大街，我的灵魂觉醒了。

我指了指那栋贴着拍卖通知的大楼问：“谁住在那儿？”我问那个叫我做三明治的男生。

“我怎么会知道？”他说话就像是不懂语法的10岁孩子。

“他是警察。”另一个男生说道。

“警察没球。”第三个男生说道。这话一出口，三个人歇斯底里地狂笑起来。

另外五个人本来是在等我，现在加快了步伐，往回走过来。“伙计，该走了。”艾瑞说道。

“他是警察，”那个男生再次说道，举起一只手，比作手枪的样子，“你们都是警察。”

我在胸前传球，把篮球扔给穿红色T恤的男生，他直接把球扔了回来——一下，两下。

“扔到这儿来。”另一个说道。

“你们先去公园，”我对他们说道，“我马上就来。”他们都觉得这想法不怎么样，我的同伴和台阶上的男生都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我已经转身，朝角落的烟酒店走去，我想去借一支笔，我可以把需要的信息写在手掌上。

那天在去莫里斯山找人打篮球的路上，我成了父亲唯一的遗产受益人，这份遗产的价值胜过了他的公司或是他的房子。我的整个人生顿时清晰得像是一张彩色照片：想要成为我应该成为的那个人，我需要一栋大楼，具体而言，就是雷诺克斯附近120号大街上的那栋楼。我会亲自给大楼安上窗户、装上大门；我要补好墙壁、打磨地板，有那么一天我会在星期六到那里收租。梅芙认为医学院是我的宿命，塞莱斯特认为她是我的宿命，她们都错了。到了星期天，我给古奇律师打电话，解释我的处境：父亲给我的教育提供了保证，是的，但如果把这笔钱用于购买大楼，开启他本打算让我从事的事业，不是更遵从了他的愿望吗？忽略暴力和肮脏，忽略那些深不可测的财富角落，曼哈顿毕竟是个小岛，而小岛的这一部分就在不断扩张的大学旁边。他就不能代表我申请一下基金吗？古奇律师耐心地听完我的话，然后解释说，愿望和逻辑都不适用于信托基金。我父亲安排的基金只服务于我的教育，而不是我在不动产方面的事业。两周后，那栋旨在改变我人生的大楼公开拍卖，我去了。大楼以1800美元的价格成交，我无力回天。

但与往常一样，事实证明我错了。我如今经常出没的地段有很多栋楼，另找一栋差不多的大楼——被火烧过的、非法住满了人的、已经被安排上了拍卖日程的建筑，也不是没有可能。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哈莱姆区转悠，连我都觉得自己形迹可疑。白人出现在这里，要么就是买东西，要么就是卖东西，要么就是蓄意破坏别人的营生。我属于买东西的范畴，但我想要买的东西要大得多，可不是一袋大麻，而且我想要留下来。哥伦比亚的学生大都从未到过哈莱姆区，但我却熟门熟路到可以当导游。我在图书馆和档案馆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以十个街区的范围为半径，查询财产税并比较价格。我做计划，去看即将出售的大楼，在报纸上搜索法院拍卖房屋的消息。我唯一疏忽的就是化学，后来又加上了拉丁语、生理学和欧洲历史。

父亲教过我如何检查门廊下面的托梁以判断建筑的腐烂情况，如何安抚愤怒的租客，如何安装电源插座，但我只见过他买三明治之类的小东西。我知道他人生的两件事：一是他曾住在布鲁克林，没钱；二是他拥有大型建筑和房地产公司，有钱。但我缺少连接这两者的桥梁。我不知道他是如何从第一件事走到第二件事的。

“不动产。”梅芙说道。

一个星期六，我给在家的梅芙打电话，用的是宿舍的公用电话。我把一袋子硬币放在电话前的金属搁板上，我本应把这些钱存起来的。“我知道是不动产，但交易的是什么？他买了什么？他总说当年很穷，如果真有那么穷，是谁给了他贷款呢？”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分钟：“你在干什么？”

“我想要搞清楚我们的过去，我想做你一直在做的事情，我在解读过去。”

“在星期六上午，”她问道，“还是长途电话？”

梅芙是谈论这件事的不二人选，她是我姐姐，她对钱有天生的嗅觉。如果还有人能帮我解决这一问题，那就是她，但她梦想着我进医学院，凡是与之相左的事情，她都不肯听。即便我可以告诉她，又该说什么呢？我在哈莱姆区找到了另一栋即将拍卖的大楼？这个出租公寓的每层楼只有一个浴室？“我只是想要搞清楚过去发生的事情。”我说道，这倒也是实话。我在父亲公司待过不知道多少个小时，却从未想过问他一个问题。这时接线员上线，说我需要再放进75美分，然后通话三分钟，我婉言谢绝，电话中断了。

只有埃布尔博士一个人知道我掉队了，也是埃布尔博士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让我回到化学的正轨上。他打发我去系里找秘书，安排时间，每周在办公时间见他一次。他说，我缺课的次数已到了上限，从今以后，就是生病也得坚持上课。每章节之后的问题，其他学生的作业只有四五道，而我要全部作答，还要到办公室来核对答案。我一直不确定，受到如此的单独对待，到底是惩罚还是优待？若是惩罚，我觉得不至于如此；若是优待，我觉得自己不配。

“带你父母过来吧，”还有几天就是父母开放周末，他对我说，“我会告诉他们，你现在做得不错，让他们不用担心。”

我站在埃布尔博士办公室的门口，顿了顿，考虑到底是告诉他实话，还是说声“谢谢”，暂时不提这事。我喜欢这位在后面追着我打的博士，但我的故事曲折复杂，别人听了，往往会动恻隐之心，我受不了。

“怎么了？”他在等我的答案，“没有父母？”

他是开玩笑的意思，于是我笑了笑。“没有父母。”我说道。

“嗯，作为庆祝活动的安排，我星期六在办公室，你和你的监护人可以来一趟。”

“也许吧。”我说道，接着表示感谢，离开了办公室。

我很容易就猜到了，数年后莫里斯·埃布尔博士（大家都叫他“莫里”）也证实了我的猜想：他去注册处看了我的档案。他再也没有问过我父母的事情，但建议我们把每周的见面地点改到匈牙利点心店，边吃午餐边谈。他和他的妻子为化学研究生举办的晚餐会，也邀请我参加。他查看我其他科的情况，提醒其他老师注意我的处境。莫里·埃布尔同情我，成了我的指导老师。他认为正是因为我没有父母，学习上才陷入了困境，事实上，让我陷入困境的就是我父亲。大学读了一半，我认清了：我非常像我的父亲。

根据阿基米德原理，任何全部或部分浸入静止液体中的物体都会受到向上的浮力，浮力等于它排开液体所受到的重力大小。换言之，你可以把一个充气沙滩球强摁到水里，可一旦松开手，球立刻就会浮上来。在我漫长的学习生涯里，我压抑了自己的本性。凡是要求的，我都照着做了，却同时偷偷摸摸地记录下了遇到的待售大楼：询问价格、售卖的价格、待售的周数。我参加法院的抵押拍卖会，悄悄地坐在外围，这已成了很难改掉的习惯。我和塞莱斯特一样，有机化学得了A。第二学期，我选了生物化学；之后，到了大学第四年，我选了实验物理。我在快要淹死的时候，遇见了埃布尔博士，从此一直处在他关注的目光下。除了那半学期，我一直都是优等生，但即便之后我已上岸，他还是认为我可以做得更好。他教我怎么学习，怎么反复学习，一直学到所有的答案都铭记在心。我跟他说过，我想成为医生，他相信了我。等到申请医学院的时候，他不仅为我写了推荐信，还走了二十个街区，亲自把它交到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录取办公室主任的手中。

我从未想过要当医生，这一事实就像是谁也不会有兴趣去读的故事脚注。学医这么艰苦的事情，如果不是真正想做，谁又能做得成呢？但很多人也就这样长期坚韧不拔地熬了出来，而我也是这一传统的一部分。我猜我班上至少有一半的学生不想学医，我们都是在满足别人的期待：医生的儿子应该成为医生，以传递家风；移民的儿子应该成为医生，这样才能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在督促之下，学习最努力、最聪明的孩子应该成为医生，当年的医学仍然是聪明孩子的最佳选择。距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开始招收女生还有些时日，但医学院里却有那么几个女生。谁知道呢，也许她们才是真正想要学医的人。1970年，没人指望自己的女儿成为医生，女孩们还得争取这一权利。医学院有个很热闹的剧团，里面的演员都是医学生，他们很快就会成为沉闷枯燥的放射科医生和泌尿科医生。去看医学院剧团的表演，看到他们在台上画着一厘米宽的眼线，快乐地放声高歌。如果他们的人生完全属于他们自己，他们会做什么也是不难想象的。

入学介绍的第一天，我们到了一个环形演讲厅，里面是露天体育馆一样的座位。各路教职员工轮番登台展示疑难杂症，并告诉我们，到年末时，我们即便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至少也要能够像模像样地讨论一番。心脏外科的主任登台颂扬心脏外科的奇迹，向母亲说过要做心脏外科医生的小伙子们就吹口哨、大声叫喊、拍手，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心脏外科主任：主宰一切。接着上台的是神经学医生，听众席中另一群人欢呼起来。一个接一个的，每一个人体器官都有了高光时刻：肾脏！肺！哦，它们一个个金光闪闪！我们是一群最聪明的傻瓜。

在我读医学院的时候，公寓里有了电话，我们都有。即便是在医学院的第一年，他们也想让我们明白，我们随时都可以被叫到医院。我成为医学生的第二周，刚进门，电话就响了。

“超级好消息。”梅芙说道。六点钟之后，长途电话费下调，十点后再次下调。此时时钟显示十点零五分。

“洗耳恭听。”

“今天我跟古奇律师吃午餐，绝对的社交午餐，他觉得他应该担起我们父亲的角色。吃到一半，他提起一件事，说安德烈娅跟他联系过。”

换成别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我应该是为之一振，但我现在太疲惫了，一点也不放心上。如果我立刻开始做功课，也许凌晨两点可以上床睡觉。“然后呢？”

“她给古奇律师打电话，说觉得送你去医学院太过分了。她说，她认为基金只是上大学本科用的。”

“谁跟她说的？”

“没人，她胡乱编的。她说，当年你上乔特中学的事情，她没计较，因为你毕竟刚刚失去父亲，但到了这点上，她觉得我们是在骗取基金。”

“我们就是在骗取基金。”我坐在了厨房里唯一的椅子上，靠在小桌子边。电话在厨房里，安放在我称之为橱柜的地方。一只蟑螂从黄色的金属橱柜门前大摇大摆地走过，从门缝溜了出去，我一直看着。

“古奇律师告诉我，安德烈娅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费用，说这是全国最昂贵的医学院，你可能都不知道吧？头号。她说这就是证据，我们就是想要对付她。只需哥伦比亚大学一半的费用，你就能去宾州大学，基金里就有钱留给她的女儿们。她对古奇律师说，哥伦比亚大学，她是不会再付钱了。”

“但付钱的不是她，是基金。”

“她认为她本人就是基金。”

我揉了揉眼睛，对着空无一人的厨房点了点头。“嗯，古奇律师怎么说？她起诉立案了？”

“没有的事！”我听到梅芙的声音很大，很快活，“古奇律师说，你这一辈子都可以待在学校。”

“那是不可能的。”

“你怎么知道呢？学无止境，奇妙无穷，你可以过一辈子学术的生活。”

我想到了哥伦比亚长老教会医学中心，无尽的迷宫建筑，教授们穿着白色大褂，就像天上的诸神，在走廊里翩然而来。“我不想当医生。你知道的，对吧？”

梅芙顿都没顿一下：“你不必当医生，你只需要学医。一旦学完了，你甚至可以到电视剧里演医生，我不管。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凡是需要在学校里学很久的东西，都行。”

“去帮助穷人吧，”我说道。梅芙在天主教慈善会的夜校上课，教人怎么做预算，星期四晚上她熬到很晚，批改他们的笔记，订正他们的数字，“我要做功课了。”

“我告诉你，是想让你高兴，”她说道，“但事实怎样，没关系。我为我们两个人高兴。”

我在可预见的未来里，都没有高兴可言。我选了人类组织学、胚胎学和系统解剖学。化学课上埃布尔博士对我的训练深入骨髓：每章节之后的问题，我全都做了回答，次日早上醒来后，再次作答。我们四人一组，拿到一具尸体、一把锯子、一把解剖刀，开工。在这之前，我只见过我父亲的尸体。我发现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一群白大褂像秃鹫一样蹲在他的床边，等着把他开膛破肚，分解开，再组装上。我们组的这具尸体，年龄比我父亲大，个子比他小些，皮肤是棕色的，他的嘴巴以同样可怕的方式张着，仿佛全世界的人都是如此挣扎着想要吸入最后一口气，却又办不到。我本以为要把一个人切开，贴上标签，至少还是需要那么一丁点的好奇心，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做了，因为这是任务。第一天，我的一些同学在解剖室当场呕吐，有人忍着冲到了走廊，甚至是到了洗手间。但是，这样又锯又切的，我挺了过来，一直到了大楼外才有了反应。福尔马林恶心的气味还留在我的鼻腔里，我和瘾君子还有醉鬼一起，站在华盛顿高地社区的人行道上，吐了。

大学本科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时候，我和塞莱斯特时不时地见面。我也和其他女人见面，约会是一项需要深思熟虑的计划和时间的活动，到了医学院，这些都是奢侈品，而我并不拥有。与塞莱斯特出去，感觉最不像约会，她几乎对我没有要求，大多数都是她在付出。她随和阳光，长得漂亮，却不勾魂。她和我一起坐火车去费城。我和梅芙开车送她到吕达尔，但塞莱斯特从不要求我与她家人共处。在那些日子里，梅芙和塞莱斯特两人依然很亲密。梅芙很开心，因为哥伦比亚医学院收费昂贵，排名榜首，而且无须给我提供助学金；塞莱斯特很开心，因为哥伦比亚医学院比哥伦比亚大学的主校区更靠北，她从她的学院过来更容易，当时她还是英语专业的学生。我的小公寓距离医学院有两个街区，塞莱斯特每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课结束后，就从布朗克斯到我这儿来，一直跟我在一起，等到星期一上午轮到她在系主任办公室前台值班的时候才回去。在我读本科的时候，我们根据我室友的日程表周旋，但等我到了医学院之后，就坠入了一周三天的“婚姻状态”，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状态已是我们力所能及的顶配。我们的生活原则在火车上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就已确定：我得学习，她得由着我。但我们也生活在1969年的美国：战争在无情地进行中，街上挤满了抗议者，学生依然占领着行政办公室；而我们只要有时间，就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性爱。想到人体解剖学，我想起的并不是我的那具尸体，而是年轻的塞莱斯特，裸身躺在我的床上，她让我的双手拂过她的每一块肌肉、每一块骨骼，一边摸，一边说出它们的名称。我看不见的，就摸索感受，在这一过程中，我知道了如何将她紧紧贴在我身上。那些日子里，我仅有的一点快乐是和塞莱斯特一起度过的——很晚了，我们在医院的楼顶上捧着白色纸盒，“哧溜哧溜”地吃四川面条；那次她从法文教授那儿搞到了免费票去看《午夜牛郎》[《午夜牛郎》：第4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并获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奖。]，而那是教授本想带她去看的。一切都挺好的，但后来她开始关注她即将毕业这件事，想要为未来做准备，就是在那个时候，她告诉我，我们必须得结婚了。

“医学院才读一年，我不可能结婚的，”我没有提及我不想结婚的事实，“之后的学习只会更难。”

“但我父母不会让我们同居的，也不会付钱让我在外面住，等着你毕业。他们拿不出那么多钱。”

“那就该找份工作，对吧？大学毕业，就该找份工作。”

话一出口，我就醒过神来，塞莱斯特想要的工作就是我。学一学诗歌，高年级的时候写一写特罗洛普[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英国作家。]的论文，挺好的，但她一直研究的是我。她打算把这间小小的公寓收拾干净，做晚饭，最后再要个孩子。女人在书中读到了妇女解放，但现实中的妇女解放是什么样，她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完全属于自己的生活？对此，塞莱斯特一无所知。

“你是要跟我分手。”她说道。

“我不是要跟你分手。”我想要的就是我已经得到的东西：一周的三个晚上。说实话，如果一周有两个晚上待在一起，我会更开心。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星期天晚上她非要在这里过夜？第二天还得一大早起来赶火车回学校。

塞莱斯特坐在床边，出神地望着窗外，盯着脏兮兮的通风井，盯着外面的砖墙。她弯腰驼背，漂亮的金色卷发垂在耷拉的肩膀上。我想要让她坐直了。她坐直了，一切都要好得多。

“不往前走，就是要分手。”

“我不是要跟你分手。”我又说了一遍，但我没坐到她身边，也没握住她的手。

她圆圆的蓝色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你为什么不帮我？”她问道，声音很小，我几乎听不到。

“帮她？”梅芙说道，“她说的可不是换公寓，她想要你娶她。”

我坐火车回家过周末，我想和姐姐谈一谈。塞莱斯特虽然一口咬定我要跟她分手，但从星期五到星期天还是睡在我床上，我需要摆脱这个环境好好想想。我回家是为了整理我的生活。

梅芙说，她在手套箱里放了一盒香烟，以备紧急之时用。我们都觉得这时完全可以放纵一下。早春时分，叶茂花繁，挡住了我们的视线，遮住了荷兰屋。鹪鹩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寻找小细枝。“医学院才读一年，你不可能娶她的。简直是疯了，她无权要求你这个。医学院读完了，一旦进入住院医生实习期，只会更忙。实习期结束之前，你都不会有时间的。”

就当时看来，进入医学院让我的本科学习就像是一场漫长的羽毛球比赛。学习一旦变得更难，我都不知道如何才能坚持下来，而学习总是变得越来越艰难。“等实习期结束了，我也不会有时间的，”我说道，“我就得行医，就要工作了。或者我不会行医，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当医生，到时候我就得去找个工作，那也不会是结婚的好时机。我这一辈子都可以这样说，是不是？‘现在不是时候’。”但根据埃布尔博士的说法，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他说第一年是最难的，第二年次之，第三年再次之。他说，不过是学习一套新的学习方法，越是往前走，越是轻松。我没跟博士说过塞莱斯特的事情。

梅芙撕掉了香烟盒外面的玻璃纸。她一点烟，我就看出来了，她没有真正戒过烟。她的动作太自然，太放松。“那就不是时间的问题了，”她说道，“你应该结婚的，但时间永远都不会合适的。”

“糖尿病患者不应该吸烟。”我在医学院这么久，这一点当然知道。事实上，这是常识，没进医学院也知道。

“糖尿病患者什么都不应该做。”

“你测血糖了吗？”

“我的天，你要过问我的血糖了？不要跑题。你准备拿塞莱斯特怎么办？”

“我可以在夏天娶她。”我本想不客气地说上一句，因为她先对我不客气。但这话说出来，我就惊讶地发现其中还有一丝可行性。为什么不呢？干净的公寓，可口的食物，满足的性生活，开心的塞莱斯特，还有我从未想象过的成年状态。我又把这话说了一遍，就是想感受一下说这话的感觉。听起来真还可以呢，我可以在夏天娶她。在这之前，我脑子里出现的都是塞莱斯特失望的脸——她会受到伤害，我会觉得内疚，等一切都结束了，我就会想念这个裸身躺在我床上的女孩。但我从未考虑过结婚的可能性，我只是认为在未来一长串的时间里都不合适。也许，现在结婚也不是坏事，也许还是好事。

梅芙点了点头，仿佛料到了我要说这话：“你还记得爸爸和安德烈娅什么时候结婚的吗？”

“当然。”她没有听我说话。

“很奇怪，在我脑海里，他们的婚礼和爸爸的葬礼总是搅在一起。”

“不奇怪，我也是这样，应该是鲜花的缘故。”

“你觉得爸爸爱她吗？”

“安德烈娅？”我问道，其实我们还能在谈论谁呢，“一点都不爱。”

梅芙又点了点头，长长地对着车窗外吐出一口烟：“我觉得爸爸是厌倦了一个人的生活，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觉得爸爸的生活中有一个大洞，安德烈娅总在爸爸身边，对爸爸说，她就是那个能够填补大洞的人，最后爸爸决定相信她。”

“或者她不停地说，爸爸听得厌烦了。”

“你觉得爸爸娶了她，是为了让她闭嘴？”

我耸了耸肩：“爸爸娶了她，以此了结他们是否应该结婚的谈话。”这话刚一出口，我就明白了我们在谈论什么。

“所以你是爱塞莱斯特的，想要跟她一起生活。”梅芙不是在问我，只是想确认一下，把事情做个了结。

我不会在那个夏天结婚的。想法突如其来，也去得彻底，什么新的感觉也没有留下，我还是以前的感受：难过，得意，最后是失落。“不，不是那样的。”

最后的决定说出来后，我们坐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你确定？”

我点了点头，点燃了第二根香烟：“我们怎么从未谈过你的感情生活？你找一个人照顾你，我会很欣慰的。”

“我也会很欣慰的，”梅芙说道，“但我就是没有。”

我直视她的眼睛：“我不信。”

就算是与猫头鹰对视，赢的人也会是我的姐姐。但这一次她转开头：“嗯，你应该相信我。”

我从珍金镇回来后，塞莱斯特认定一切都是梅芙的错：“距离期末考试还有三个星期，她让你跟我分手？谁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我们在我的公寓里。我跟她说了，不要过来，我坐火车去找她，在她那边谈。但她说不行，太荒唐了。“我可不要当着我室友说这些。”她说道。

“梅芙没让我跟你分手。她什么都没有说，她只是听我说话而已。”

“她让你不要娶我。”

“她没有。”

“谁会跟姐姐说这些事情呢？如果我的弟弟要决定是否要学牙医，你觉得他会到布朗克斯找我，一起把这件事情说个清楚吗？没人这样做。这不正常。”

“也许他不会跟你谈。”我立刻感到有些烦躁，顺势恼怒起来，与其内疚，还不如愤怒，“也许他知道你不肯听他说话，也许他会找你们父母谈。因为你们有父母，我只有梅芙，行了吧？就是这么一回事。”

塞莱斯特感到风向变得对她不利，她就像是池塘里的小帆船，立刻在风中改变了方向。“哦，丹尼。”她的一只手放在了我的胳膊上。

“别再说了。”我说道，仿佛受伤害的人是我，“没用的。没必要争出个谁是谁非。时机不对，仅此而已。”

因为这句凭空而来的小小安抚之语，她又跟我上了一次床。之后，她说想要在这里过夜，第二天一起床就走，但我说不行。我们没有再多说什么，收拾好了她的东西，一起坐上火车回布朗克斯，每人将一个包放在膝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