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有本源，发愿也当存个初心。因此，在这十五天的漫谈开始之前，我想先抛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此时此刻，我们——也就是我和你两个各自独立的人，会选择李商隐作为分享这段时光的载体？你尽可思考你的答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却想先讲一桩闲事。

2020年出了这样一则新闻：有个小姑娘认为，李商隐抄袭了某位古风作者的灵感，于是发帖号召粉丝们去搜索他的相关信息。被骂上热搜后，她道了歉，说自己本以为李商隐是一位现代网友，不知道原来是个“冷门诗人”。——知识盲区并不值得嘲笑，小姑娘的委屈是实在的。只是对知道李商隐的那部分人而言，这句话提供了丰富的玩味空间，让他们有了荒诞、割裂或者单纯的优越感。从传播学意义上看，这则新闻呈现得很高级。但是，回到事件本身，我们更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李商隐的影响力有壁垒。

我想谈谈李商隐，初心就和这件事有点关联。我总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对他多一点儿了解，虽然这点儿了解里必然存在偏差。

人间永远不可能再次得到一个原原本本的李商隐了，但即使只能拥有一个朦胧的影子，我们也不妨去看上一会儿，就好像看着金庸先生在《天龙八部》里写到的无量玉壁：山谷里逍遥子和李秋水两位高人相对舞剑，影子反射投在山壁间，就这几点朦胧的剑影，已经足以让无量剑几代弟子参悟几十年。只要本体足够美，即使是影子，也有意义。

现在，如果你仍觉得刚才的问题不好回答，我想请你将它简化成另一个问题：你所了解的李商隐是什么样子的？

大多数人都知道唐朝有李杜，也有小李杜。李商隐就是这个小李。上学后，我们也在教学大纲要求下背过他的《登乐游原》《锦瑟》和一两首《无题》。他擅长写格律谨严的近体诗，情感丰富，表意却总朦胧不清，不爱把话说明白。如果你读过《红楼梦》，或许会记得林妹妹跟宝玉说过不喜欢他，但话音没落又赞了“留得残荷听雨声”这句诗——不过，她记错了，应该是“枯荷”。

若你再熟悉一些典故，应该也能看出“商隐”这个名字的含义：商山的隐士。它指的是汉高祖刘邦深为敬重的、出山就能匡扶天下的四位老人——商山四皓——西晋的史书《高士传》里说他们“修道洁己，非义不动”，所以李商隐字义山。有了这层领会，再想想李商隐的生平，你可能就会隐隐被这个名字刺心：他一辈子仕途不顺，虽然志向很高，但到死都没能得到过匡扶天下的机会。

再喜欢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大历史的视角中，他只是个在时代边缘游走的小人物。但我们之所以仍会谈起他，是因为这个小人物在诗歌史上是个巨人——虽然是个寂寞的巨人。

活着的时候，李商隐应该也算有一点儿诗名，只是远没到大诗人的份儿上。《全唐诗》一首首翻下来，你会发现和他有过酬答往来并且留下了记录的只有四个人，除温庭筠名气大些，其他人在文坛地位都不高。在晚唐五代的史书记载中，李商隐被归入苦吟一派，时人都说他才命相妨，是可怜可叹的。

这种评价没有任何信息量：它本来就是千古以来怀才不遇的文人们共用的一张脸谱，给贾岛、给孟郊或者给李贺都不违和，丝毫没展示出李商隐的个人特色。

那段时期，人们欣赏他的文章多过诗。各家选本对义山诗的考语都是绮艳、华美——虽然听着也像好话，但在我国文人的价值体系里，这实则并不算很高的评价。美、艳，意味着格调不高：雕饰太重，文胜于质，这不符合中国崇尚天然、讲究如出无意的审美。极端情况下，别有用心的人更可以把这种诗风解读为儒家所不齿的郑卫之声，借此作出作者才高于德，是轻薄文人的推定。

李商隐的名气，或者说热度到北宋才慢慢兴起。诱发点可以追溯到一个偶然事件。宋初诗人杨亿无意发现了李商隐散落在民间的诗稿百余篇。遍经搜求后，他共汇得义山诗计五百八十二首，并将之编成了一部完整的诗集。作为一代名臣，杨亿在政坛和诗坛都很有名望：他有能力用自己的审美去影响并聚集一批当时的主流文人。于是在他的带动下，宗李商隐的“西昆体”应运而生。一时间，西昆体与学白居易的白体，以及学贾岛、姚合的晚唐体三足鼎立，成为宋初诗坛一个很有影响的流派。

根据弱传播定律，凡事形成流派后，就难免会在传播需求的推动下走向表层。虽然杨亿多次赞美义山诗立意高明，但西昆体大多追随者的目光还只停留在文字表面。他们看到的是李商隐诗歌用字的考究、音韵的调和，继之应用在自身创作里，形成了求奇取巧、讲求文本美观的风气——有些偷懒的人更索性将李商隐的意象打乱重组后据为己有，这就接近于现今常说的“洗稿”。

有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在文字表层肌理上下功夫，门槛是相对低的。它出效果快，在审美趋势上也容易引发上瘾并形成套路。于是最终，西昆体式的浮靡文风像皮肤病一样在宋初文坛上传播开来，影响力甚至大到朝廷要下诏禁止的程度。诏书中，矛头直接指向李商隐，说自他而始，文字就堕入奇技淫巧一道——这恐怕是李商隐活着的时候怎么都想不到的。

于是，从创作高峰期直至死亡，再经过晚唐五代，直到宋初，这改朝换代、先兴后禁的两百多年，李商隐一直都没能获得一个公允的评价。在前半段，他被居高临下地浓缩为怀才不遇的文人符号，后半段变成了粉丝经济催生的文学现象。

历史上第一个真正能点中他的佳作，并且沉下心咀嚼到他好处的人是王安石。

王安石曾指出李商隐的七律是杜甫一脉的传承，认为有几句诗，如“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等，是杜甫尚不能及的。王安石非常推崇杜诗，这个评价因此也便格外有分量——观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且先不论，我认为比较可贵的是，王安石是第一个把李商隐的诗放入动态轴线里看的人。他注意到李商隐式语言有其根源，不再把它视为一个割裂的既有文学现象。在王安石眼中，义山诗是有生命力的：它不是一件件封闭的、完成态的工艺品，相反，它有血脉、有传承，自然也就可以继续生长。事实上，向未来持续开放可能性，也正是李商隐诗歌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可惜这番见解没有得到多少认可。南宋之后，王安石被取消配享，继而理学兴起，文坛对李商隐也旋即从诗歌品评转向人格批评。人们认为他在党争中摇摆不定、趋炎附势，是个十足的小人，还引孔子“思无邪”之说，称他的诗是“邪思”。不难看出，把道德置于美学对立面的二元论，本质又回到了晚唐五代把诗歌人格化的老路——审美风向的变化自有历史助推，究其原因，或许是偏安时期人们欠缺安全感，精神和审美取向也就双双随之从外扩转向了内省：向内的道德是经验主义的产物，向外的想象力则面向未知和前沿。二者存在着代沟，也就当然会互相制约。

至金、元、明而下，李商隐更加沉寂。少数民族入主的朝代往往更推崇有活力、质朴晓畅的作品，朦胧婉约的诗当然不受待见，而明中前期虽主张“汉后无文，唐后无诗”，诗学审美趋向唐代，但这唐指的也是盛唐，跟李商隐还是没什么关系。及明后期性灵派当道，讲露、俗、趣，着慧眼于俗世，更偏重发现而不是创想，就更和李商隐走到两条路上了。

于是，随着国民审美性格的变化，王安石之后的三四百年里，几乎没有人对李商隐的诗提出过更先进的解读。主流诗坛对李商隐的关注回到了片面而零散的偶发状态，而他的诗真正进入系统化的理论去接受全方位打量，是从清朝开始的。

晚明到清前期，满族入主中原，存活下来的汉人士大夫长期处在压抑、不安、郁结、幽暗的情绪里。新统治者要主张其合法性，则必然面临着话语权的再分配，而随着文化的定义权被转交给政治，文字狱也随之兴起。文人们担心因言获罪，表达习惯便从明代那种活泼流易的市井风格慢慢走向婉转低回，再度接近李商隐式的诗歌风格。

明末清初出了很多贰臣，即在明朝有过功名，又去清朝当官的文人，如龚鼎孳、钱谦益、曹溶，也包括后来应试博学鸿词科的江南大儒，如朱彝尊、严绳孙等。因为改朝换代被迫变节，他们遭受了很多白眼，当然就很能理解李商隐这种在晚唐党争夹缝里求生存的困境。相似的感情底色下，道德不再是困境，学者们对李商隐的研究也慢慢丰富起来。除了进一步考证李商隐的人生经历，他们也开始关注其诗作的文本构架、语言质感、风格传承、典故气息，等等，慢慢形成了一个很丰备的研究体系。可以说，我们今天对李商隐的观感，有六七成都是在清代成型的。

再往后，就是我们今天了。

从任何角度看，这一百年，我们走得都极不容易。随着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人在极短时间里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新语言重构。这个过程中，西方诗歌在翻译者的选择和引导下进入中国的诗学视野，国人也随之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意象组群和一套崭新而完整的诗学观念。

诗有了新的身份，也有了新的使命。它从站在万人中央、讲兴观群怨的温润贵族变成了冲在众人之前、手持火炬的新语言探路者。正因为这样，我们对它的评判标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除了传情表意和美学要求之外，诗多出了一个现代性的维度。也就是说，它除了觉察、吸纳和巩固之外，更要有走向未知的能力。

在这种理念冲击下，李商隐诗歌的意义就凸显了出来。他对语言有非常精准而敏感的觉察力，能辨别字句排列、词性变化导致的极细小的差别。因此，他的诗在空间设计上也就比别人更为高级。李商隐对诗的实、虚、疏、密都有很精准的控制，如高手设计园林，拿到一块地就知道这个面积需要多少建筑，这些建筑该怎么布局，又如何互相呼应，适宜什么样的游览顺序。实处功夫做得够密够硬，人们往往就敢于放手给虚处留出空间，将作品的一部分开放给未知——这或许也是很多人乍看李商隐的感觉：他好像有满腹的心事，但真说出来的最多只有三分，余下的绝不写清楚，全让你猜——这个比例，其实与造园对建筑和水面的比例要求是相似的。画作要有留白，好给读者让出来再创作的空间，这种语言高手特有的能力和胆色可能在旧式文人的审美里并不重要，但在诗歌走向新目标的过程中不可或缺。

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隋唐五代文学这编教材单给李商隐开了一章——在这段诗歌最辉煌的时期里与李商隐享有同样待遇的，只有李白和杜甫两个人。这也可以代表今天的学院派给李商隐的定位：隋唐五代这段时间里，李杜加小李，是当今最认可的三杰。

是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偏好和局限，唐代有，宋代有，金、元、明、清有，我们更有。在晚唐五代，或者金、元乃至明代，说他是冷门诗人本就没有错。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旧夹层的空间里，因为扫盲的普及、互联网的平铺，文化一直在以几何级数向不同阶层开放，社会的审美倾向也前所未有地丰富。高与低、黑和白都还在高速搅拌，每时每刻产生着无数的花纹和气泡，从未停歇。我们的文化随时在经历新的变化，还远远没到形成新的沉淀层的时候。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更该明白，每个名家、每种批评，有一个算一个，都只是一段新的接受史里的坐标。

李商隐的诗具有比别人的诗作更强的变化，理所当然也就能够吸附更多的可能性。同样处于变化中的我们，也就随之拥有了遇到一个不同于以前任何时代里定义的“新李商隐”的机会。

当然，每个全新的他都不会再是原本的他，就好像影子已经不只是本体所能决定，而更包括照向本体的那个光源一样。这才是李商隐的魅力所在。

以上就是我在第一天想说的，也可看作我对开篇“为什么是李商隐”这个问题的回答。后面我们会谈到很多内容：他所处的时代、他所在的圈层、他所爱的女子，当然更包括他的诗歌，但我希望你一定不要把这十五天里的任何内容理解为板结的知识点。

我说的每一个字，都不会是标准答案，因为李商隐本身就没有设置一个封闭的标准答案。希望你能在这场漫谈里开启创作脑，尽情去联想、兴发，最终制造出一个属于你的、全新的李商隐来。这才是今天的我们对他最好的致敬。

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