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和巫术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巫术被认为是一种女性犯罪。在迫害的高峰期即1550年至1650年期间，情况尤其如此。在早期阶段，男性在被告中的比例高达40%，后来继续被起诉的人数变少，他们大多是流浪者、乞丐、流动工人以及吉卜赛人和下层牧师。此外，到了16世纪，魔鬼崇拜的指控已经成为政治和宗教斗争中的一个共同主题；没有哪个主教或政治家没在最激烈的时刻被指控为巫师。新教徒指责天主教徒（特别是教皇）为魔鬼服务；路德本人也被指控会魔法，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法国的让·博丹以及许多其他人也是如此。犹太人也被习惯性地指控崇拜魔鬼，后者经常被描绘成有角有爪的样子。但醒目的事实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欧洲因巫术罪被审判和处决的人中80%以上是妇女。事实上，在这一时期，除了杀婴罪之外（这一点耐人寻味），以巫术之名被迫害的妇女比以任何其他罪行被迫害的都要多。

恶魔学家也强调巫师是女性，他们为上帝使男人免于这样的祸害而感到高兴。正如西格丽德·布劳纳(1995)指出的，用来为这种现象辩护的论据发生了变化。《女巫之锤》的作者们解释说女人更容易实施巫术，因为她们“贪得无厌”。马丁·路德和人文主义作家则强调妇女的道德和精神弱点是这种变态行为的根源。但所有人都把妇女单独拎出来作为邪恶的存在。

对异端分子的迫害与对女巫的迫害还有一个区别：在后者那里，对性变态和杀婴的指控起着核心作用，同时还伴随着对避孕措施实质上的妖魔化。

避孕、堕胎和巫术之间的联系首次出现在英诺森八世(1484)的诏书中，该诏书抱怨说：

从那时起，生殖犯罪在审判中占据了突出地位。到了17世纪，女巫被指控阴谋破坏人类和动物的生殖能力，促成堕胎，并属于一个致力于杀害儿童或将其献给魔鬼的杀婴派。在大众的想象中，女巫也开始与好色的老妇人联系在一起，后者对新生命充满敌意，吃婴儿的肉，或用儿童的身体来制作魔药——这种刻板印象后来被儿童书籍普及。

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默里在《欧洲西部的女巫教》(The Witch-Cult in Western Europe，1921)中提出了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最近被生态女权主义者和“威卡教”(Wicca)的实践者重新提及。默里认为，威卡教是一种古老的母性宗教，当异端被击败后，宗教裁判所开始恐惧对教义的背离，受此刺激将注意力转向了它。换句话说，被恶魔学家当作女巫起诉的妇女（在这一理论下）是古代生育崇拜的实践者，目的是祈求生育和繁殖顺利——这些崇拜在地中海地区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但教会将其视为异教徒仪式以及对教会权力的挑战，并对此加以反对。助产士出现在被指控的名单里，女性在中世纪扮演着社区治疗师的角色，以及直到16世纪生育都被认为是女性的“秘密”，所有这些因素都被引用来支持这一观点。但这一假设不能解释猎巫发生的时间，也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生育崇拜在当局眼中变得如此可恶，以至于要消灭践行古老宗教的妇女。

一种不同的解释认为，生殖犯罪在女巫审判中的突出地位是婴儿的高死亡率所致，由于贫困和营养不良的增加，这在16世纪和17世纪很常见。人们认为，这么多儿童死亡、猝死、出生后不久就夭折或容易患各种疾病，都要归咎于女巫。但这种解释也不够深入。它没有说明为何被指控为女巫的妇女同时被指控阻止人受孕，也没有将猎巫置于16世纪经济和制度政策的背景下。因此，它忽略了攻击女巫与欧洲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关注生殖及人口规模问题之间的重要联系，当时对劳动力规模问题的讨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见，劳动力问题在17世纪变得特别紧迫，当时欧洲的人口又开始下降，唤起了人口骤降的恐慌。这类似于征服美洲后几十年美洲殖民地的情况。在这种背景下，似乎有理由认为，猎巫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试图将节育定为犯罪，并将女性的身体即子宫置于人口增长与劳动能力的生产和积累的服务中。

这只是一个假设；可以肯定的是，猎巫行动是由一个关注人口下降问题的政治阶层推动的，并由坚信数量庞大的人口是国家的财富这一观念所激发。16世纪和17世纪是重商主义的全盛时期，并见证了有关出生、死亡和婚姻的人口记录、人口普查的开始，以及人口学本身被正式划为第一门“国家科学”。这一事实清楚地证明了控制人口流动在煽动猎巫行动的政治圈子里获得的战略重要性(Cullen 1975：6ff.)。

我们还知道，许多女巫是助产士或“神婆”(wise women)，传统上她们是妇女生殖知识和生殖控制的保存者(Midelfort 1972：172)。《女巫之锤》用一整章的篇幅介绍她们，并认为她们比其他女人都要糟糕，因为这些女人帮助母亲摧毁了子宫的果实。作者们控告说，由于男人被排除在妇女分娩的房间之外，这种杀婴的阴谋变得更加容易了。作者们观察到几乎每个棚屋里都住着一位产婆，他们建议不要让妇女从事这一职业，除非此人首先证明自己是一名“好的天主教徒”。这一建议并非无人听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助产士要么被招募来监视妇女，例如检查她们是否隐瞒怀孕或非婚生子女，要么被边缘化。在法国和英格兰，从16世纪末开始很少有妇女被允许从事产科工作。而在此之前，这项活动一直是她们不可侵犯的秘密。然后到了17世纪初，第一批男性助产士开始出现。在一个世纪内，产科几乎完全处于国家控制之下。根据爱丽丝·克拉克的说法：

但是，将助产士在社会层面的衰落解释为女性的去职业化并没有把握到这一现象的重要性。事实上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助产士被边缘化既是因为她们不被信任，也是因为将她们排除在职业之外削弱了妇女对生育的控制。

事实上，我们可以想象，当妇女看到自己的邻居、朋友和亲戚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当她们意识到自己任何的避孕举措都可能被视为恶魔堕落的产物，这会对她们有怎样的影响。去了解那些作为女巫被围猎的妇女和她们社区中的其他妇女是如何看待这场针对她们的可怕攻击的、她们有怎样的感受和结论，“从内部”审视这场迫害［正如安妮·L. 巴斯托所写的《猎巫热潮》(Witchcraze，1994)一样］，可以使我们避免猜测迫害者的意图，而专注于猎巫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毫无疑问，猎巫通过把妇女控制生育的方法说成邪恶的工具而摧毁了它们，并让国家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制度化——这是女性从属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前提。

但是，女巫不仅是助产士、避孕的妇女，或通过从邻居那里偷一些木头或黄油来维持生计的乞丐。她也是放荡不羁的淫乱女性——妓女或通奸者，以及一般说来在婚姻和生育的束缚之外发生性行为的妇女。因此，在巫术审判中，“风评不佳”(ill repute)是有罪的证据。女巫也是反叛的妇女，她顶嘴、吵架、爆粗，在酷刑下也不哭喊。这里的“反叛”不一定指妇女可能参与的任何具体的颠覆性活动。相反，它描述的是在反封建权力的斗争中形成的女性人格(female personality)。特别是在农民当中，当时的妇女一直处于异端运动的前沿，经常以女性协会的形式组织起来，对男性权威和教会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对女巫的描述让我们想起了中世纪道德剧和故事诗中的女性形象：随时准备发起行动，和男人一样好斗、好色，穿着男性的衣服，或者手持鞭子，骄傲地骑在丈夫的背上。

当然，在被起诉的人中，有一些妇女被怀疑犯有具体罪行。一个人被指控毒死了她的丈夫，另一个人被指控杀害了她的雇主，还有一个人被指控迫使她的女儿卖淫(Le Roy Ladurie 1974：203—204)。但被审判的不仅是离经叛道的妇女，而且是妇女本身，特别是下层妇女，那些引起巨大恐惧以至于教育和惩罚的关系在她们的案件中颠倒了的妇女。“我们必须，”让·博丹宣称，“惩罚许多人，从而在人群中散布恐怖。”的确，在一些村庄里，很少有人能幸免于难。

此外，被告遭受的酷刑所表现出的性虐待揭示了一种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厌女症，而且不能以任何具体的罪行为依据来解释。根据标准程序，被告被剥光衣服并被完全剃光毛发（有人认为魔鬼藏在她们的头发中）；然后她们被长针刺遍全身，包括阴道，这是在寻找魔鬼可能给他们的造物打上的标记（就像英格兰的主人对逃跑的奴隶所做的那样）。妇女经常被强奸；所以还要调查她们是不是处女——一个纯洁的象征；如果她们不承认，就会受到更残酷的折磨：她们的四肢被撕裂；她们被绑在铁椅子上，椅子下点着火；她们的骨头被压碎。当她们被吊死或烧死时，人们会格外仔细从而不会忽视那些从她们的结局中得到的教训。处决是一个重要的公共事件，社区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参加，包括女巫的孩子，特别是她们的女儿。在某些情况下，她们会在木桩前被鞭笞，在那里她们可以看到母亲被活活烧死。

因此，猎巫是一场针对妇女的战争；它是一个贬低妇女、将她们妖魔化并摧毁其社会权力的联合进攻。同时，正是在刑讯室和女巫死去的木桩上，资产阶级的女性和家庭生活的理想型才得以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猎巫行动也放大了当时的社会趋势。事实上，针对猎巫的行动与同一时期为规范家庭生活、性别和财产关系而出台的新法律所禁止的做法之间存在着明确无误的连续性。在整个西欧，随着猎巫的进行，法律通过了对通奸者的死刑处罚（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鸡奸与叛国罪一样被处以火刑）。同时，卖淫和非婚生子女也被宣布为非法，杀婴则被定为死罪。同时，女性的友谊成了被怀疑的对象，布道坛将其谴责为颠覆夫妻之间的联盟，这同女巫检察官妖魔化女性之间的关系是如出一辙的。他们强迫她们互相指责为犯罪的同谋。“八卦”一词在中世纪本是“朋友”的意思，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八卦的含义改变了并获得了一个贬义的内涵。这进一步标志着妇女的权力和共同联系被破坏的程度。

同样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恶魔学家塑造的女性堕落形象与当代关于“性别本质”的辩论所构建的女性形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这些辩论将一个身心虚弱、生理上容易受到恶之影响的刻板女性视为典范，实际上是为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新的父权制秩序提供了正当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