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立即指出，直到今天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确定的答案。解释这些问题的主要障碍是，那些对女巫的指控是如此怪异和不可思议，以至于任何动机或罪行都无法与之匹配。两个多世纪以来，在多个欧洲国家，数十万妇女被审判、折磨、活活烧死或绞死。她们被指控将身体和灵魂出卖给魔鬼，并通过魔法手段谋杀了几十个孩子，吸他们的血，用他们的肉制作药水，造成邻居死亡，破坏牛和庄稼，引发风暴，并做了许多其他可憎之事。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个事实？（然而即使在今天，一些历史学家还让我们相信，在当时信仰结构的背景下猎巫是相当合理的！）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并不知道受害者的观点。她们的声音只剩下审问者风格的供词，这些供词通常是在酷刑下获得的，无论我们如何倾听从记录的供词缝隙中透露的传统民间传说［如卡洛·金茨堡(1991)所做的那样］，我们都无法确定其真实性。此外，我们不能把消灭女巫的行为简单地解释为贪婪的结果。因为处置和没收的大多是极度贫困的妇女的物品，它们的回报无法与美洲的财富相比。

正是出于这些原因，一些历史学家如布莱恩·莱瓦克避免提出任何解释性理论，而只满足于确定猎巫的先决条件：例如中世纪晚期发生的法律程序从私人到公共指控系统的转变，国家权力的集中化，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对社会生活的影响(Levack 1987)。

然而，我们没有必要采信这种不可知论，也不必判定猎巫者是否真的相信他们对受害者的指控，抑或他们只是玩世不恭地将其作为社会打压的手段。如果我们考虑到猎巫发生的历史背景、被告的性别和阶级以及迫害的影响，那么我们必须得出结论，欧洲的猎巫是对妇女抵抗资本主义关系蔓延的攻击，攻击妇女凭借其性能力和对生殖的控制及其治愈疾病的能力而获得的权力。

猎巫也有助于构建新的父权制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妇女的身体、劳动、性权力和生殖权力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并被转化为经济资源。这意味着猎巫者对惩罚任何具体的违法行为不怎么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消除普遍的女性行为方式，他们再也无法容忍这些行为且必须让民众憎恶它们。审判中的指控经常提到几十年前发生的事件；巫术被定为特殊犯罪(crimen exceptum)，即一项依靠特殊手段（包括酷刑）进行调查的罪行，甚至在无法证明巫术损害了人和物的情况下，女巫也要受到惩罚。所有这些因素都表明，猎巫的目标（正如其他在激烈的社会变革和冲突时期的政治镇压一样）不是社会公认的罪行，而是必须用恐怖和定罪将先前被接纳的实践、个人组成的群体从社会中铲除出去。在这个意义上，巫术指控的功能类似于“叛国罪”（high treason，耐人寻味的是叛国罪在同一时期被引入英格兰法典），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对“恐怖主义”的指控。指控的模糊性——无法证明的事实，同时又能引发最大限度的恐怖——意味着它可以被用来惩罚任何形式的抗议，甚至令人们怀疑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方面。

我们可以在迈克尔·陶西格的经典著作中首次看到对欧洲猎巫意义的类似见解。他在《南美洲的恶魔和商品拜物教》(1980)中认为，魔鬼信仰产生于一种生产方式取代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历史时期。在这些时期，不仅生活的物质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社会秩序的形而上学基础也发生了变化——例如，人们如何理解价值是怎样产生的，什么产生了生命和生长，什么是“自然的”，什么与既定的习俗和社会关系相悖，等等(Taussig 1980：17ff.)。陶西格通过研究哥伦比亚农业工人和玻利维亚锡矿工的信仰发展了他的理论。当时在这两个国家，人们眼中正在扎根的货币关系与现存古老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形式相比，似乎是致命甚至邪恶的。因此，在陶西格研究的案例中，穷人怀疑富人是在崇拜魔鬼。不过，他将魔鬼和商品形式联系起来提醒了我们，猎巫的背景还包括了农村资本主义的扩张。其中涉及习惯权利的废除，以及现代欧洲的第一波通货膨胀浪潮。这些现象不仅助长了贫困、饥饿和社会混乱(Le Roy Ladurie 1974：208)，还将权力转移到一个新的“现代化推动者”的阶层手中。他们对前资本主义欧洲典型的集体生活形式充满恐惧和排斥。正是在这个原始资产阶级(proto-capitalist class)的倡议下，猎巫行动开始了。它既是“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们可以追求广泛的大众信仰和实践”(Normand and Roberts 2000：65)，也是一个武器，凭借它可以击溃抵抗社会和经济重组的力量。

在英格兰，大多数女巫审判都发生在埃塞克斯，这很能说明问题。到16世纪，那里的大部分土地已经被圈起来，而在不列颠群岛地区，土地私有化既没有发生也没有提上日程，我们在那里也没有发现猎巫的记录。在这种情况下，最突出的例子是爱尔兰和苏格兰西部高地，那里找不到迫害的痕迹。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地区仍然盛行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和亲属关系，所以共同体割裂和与国家共谋这两个猎巫的先决条件也就被排除了。因此，在英国化和私有化的苏格兰低地，自给自足的经济在长老会改革的影响下正在消失，猎巫产生了至少4000名受害者，相当于女性人口的1/100，而在高地和爱尔兰，妇女在烧死女巫的时代是安全的。

农村资本主义的蔓延及其所有后果（土地掠夺、社会疏远的加深、集体关系的瓦解）是猎巫背景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以下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大多数被指控的人是贫穷的农妇——佃农(cottar)、雇佣劳动者，而指控她们的人是社会中富有的、有声望的成员。这些人往往是她们的雇主或地主，也就是说是地方权力结构的一部分，而且往往与中央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是随着迫害的深入和对女巫的恐惧［以及对被指控为巫术或“颠覆结社”(subversive association)的恐惧］在民众中的扎根，邻近的人也开始指控女巫。在英格兰，女巫通常是接受公共援助的老妇人，或者是靠挨家挨户讨一点食物、一壶酒或牛奶来生存的妇女；如果是已婚妇女，她们的丈夫就是日结工，但更多时候她们是独自生活的寡妇。她们的贫穷在认罪时尤为凸显。正是在她们需要的时候，魔鬼出现在她们面前向她们保证，从现在起她们“永远不再匮乏”，尽管魔鬼在这种场合给的钱很快就会变成灰烬，这个细节也许与当时普遍的超级通货膨胀的经历有关(Larner 1983：95；Mandrou 1968：77)。至于女巫的邪恶罪行，看起来不过是在村庄层面上演的阶级斗争：“邪恶之眼”——乞丐的请求被拒绝后施加的诅咒、拖欠租金、要求公共援助(Macfarlane 1970：97；Thomas 1971：565；Kittredge 1929：163)。阶级斗争以多种方式促成了英格兰女巫的产生。对玛格丽特·哈克特的指控表明了这一点，她是一个65岁的老寡妇，1585年于泰伯恩刑场被绞死：

在切姆斯福德、温莎和奥西斯，那些“提交”给法庭的妇女案件中，我们发现了同样的模式。沃特豪斯修女于1566年在切姆斯福德被绞死，她是一个“非常穷的女人”。在人们的描述中，她为了蛋糕或黄油乞讨，并与许多邻居“闹翻”了(Rosen 1969：76—82)。1579年在温莎被处决的伊丽莎·斯蒂尔、德韦尔修女、玛格丽特修女和达顿修女也是贫穷的寡妇；玛格丽特修女住在救济院。她们像她们所谓的领袖塞德修女一样到处乞讨，估计被拒绝后也会进行报复（同上：83—91）。切姆斯福德的女巫伊丽莎白·弗朗西斯诅咒了一个邻居，因为邻居拒绝给她一些老酵母，后来邻居的头便剧痛起来。邻居拒绝给斯汤顿修女提供酵母，她可疑地喃喃自语着走了，而邻居孩子的病愈发来势汹汹了（同上：96）。厄休拉·坎普于1582年在奥西斯被绞死，她在要一些奶酪而被拒绝之后让一个公爵瘸了腿；而阿格尼丝·莱瑟代尔的孩子拒绝给她漂洗砂，她也让这个孩子的屁股肿了。爱丽丝·纽曼在专门向穷人收税的收税员约翰逊拒绝给她12便士后，将其折磨至死；她还惩罚了一个拒绝给她一块肉的男管家（同上：119）。我们在苏格兰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式。在那里，被告也是贫穷的佃农，她们仍然坚守着自己的一块土地，但勉强生存。而且她们经常引发邻居的敌意，因为她们把牛赶到邻居的地上吃草，或者没有支付租金(Larner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