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是中世纪抗争中的一个转折点，平均有30%至40%的欧洲人因它而殒命(Ziegler 1969：230)。1315—1322年的大饥荒削弱了人们对疾病的抵抗力(Jordan 1996)。紧随着饥荒而来的是这场史无前例的人口暴跌，它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并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由于高发病率带来的杠杆效应，社会等级制度被颠覆了。高病死率也破坏了社会规训：面对突然死亡的可能性，人们不再关心工作或遵守社会和性的规章制度，而是试着享受时光，尽可能大吃大喝，不去考虑未来。

然而，这场瘟疫最重要的后果是加剧了阶级矛盾所引发的劳工危机；随着劳动力的减少，工人变得极度匮乏，工人成本大大增加，这坚定了人们打破封建统治枷锁的决心。

正如克里斯托弗·戴尔所指出的，流行病造成的劳动力稀缺使权力关系往有利于下层阶级的方向转变。在土地稀缺的时候，领主可通过威胁将人驱逐出去来控制农民。但在人口减少、土地变得充裕之后，领主的威胁就不再有任何严重的后果，因为农民现在可以自由迁徙，找到新的土地耕种(Dyer 1968: 26)。因此，当农作物腐烂、牲畜在田野里游荡时，农民和手工业者突然翻身做主，掌握了局势。这种发展的一个表现是罢租现象越来越多了。同时，他们可以大量流亡到荒地或城市，从而来要挟领主。正如庄园记录简短记载的那样，农民“拒绝付款”(negant solvere)。他们还宣布“不再遵从乡规民约”(negant consuetudines)，无视领主修缮房屋、清理沟渠或追赶逃跑农奴的命令（同上：24）。

到14世纪末，拒付租金和拒服劳役已成为一种集体现象。所有村庄联合起来，停止缴纳罚款、税款和佃租，不再承认劳役折现或庄园法庭的禁令——这两项是巩固封建权力的主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多少数额的地租和劳役变得没那么重要了。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作为封建秩序基础的阶级关系被颠覆了。一位16世纪初的作家如此总结这种情况，他的话反映了贵族的观点：

为应对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和封建地租的崩溃，人们试图恢复劳役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恢复奴隶制，从而增加对劳动的剥削。佛罗伦萨在1366年批准进口奴隶。但这些措施只会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在英格兰，贵族为了控制劳动成本，实施了限制最高工资的劳工法，这导致了1381年的农民起义。这场起义从一个地区蔓延到另一个地区，最后以成千上万的农民从肯特郡游行到伦敦“与国王对话”而告终(Hilton 1973；Dobson 1983)。同样在法国，1379—1382年之间，出现了“革命的旋风”(Boissonnade 1927：314)。无产阶级暴动在贝济耶爆发，40名织工和鞋匠被绞死。在蒙彼利埃，起义的工人宣布：“到了圣诞节，我们将以6便士一磅的价格出售基督徒的肉。”卡尔卡松、奥尔良、亚眠、图尔奈、鲁昂等地都爆发了起义。最后1413年在巴黎，一个“工人民主制”团体在巴黎掌权。在意大利，最重要的起义是琼皮的起义。它始于1382年7月，当时佛罗伦萨的纺织工人一度迫使资产阶级让他们进入政府，并宣布一切雇佣劳动者的债务延期偿付。他们实质上宣告了一种无产阶级（“上帝的子民”）专政，尽管贵族和资产阶级很快联合起来将其粉碎了(Rodolico 1971)。

“现在是时候了”——这句话在约翰·鲍尔的信中反复出现，并很好地诠释了14世纪末欧洲无产阶级的精神。当时在佛罗伦萨，命运转盘(wheel of fortune)开始出现在酒馆和工作车间的墙壁上，象征着命运即将改变。

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和手工业者斗争的政治视野和组织范围扩大了。整个地区都有起义发生，人们组成集会、招募军队。有时，农民成群结队，攻击领主的城堡，并摧毁保存着他们奴役画押痕迹的档案。到了15世纪，农民和贵族之间的对抗变成了真正的战争，比如西班牙的雷门萨(remensas)起义，从1462年持续到了1486年。在1476年的德意志，鼓手汉斯(Hans the Piper)领导的阴谋开始了一轮“农民战争”。这场战争升级演变为1493年到1517年之间由“农民联盟”(Bundschuch)领导的4次血腥叛乱，并最终在1522年至1525年间爆发了全面战争，波及四个国家(Engels 1977；Blickle 1977)。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起义者并不满足于限制封建统治，也不只是为了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而讨价还价。他们的目的是要结束领主的权力。正如英格兰农民在1381年的农民起义中所宣称的那样，“旧法必须废除”。尽管起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溃败，领导人也被残忍处决，但事实上到15世纪初，至少在英格兰，农奴制或隶农制(villeinage)几乎完全消失了(Titow 1969：58)。

接下来便是所谓的“欧洲无产阶级的黄金时代”(Marx 1909，Vol. I；Braudel 1967：128ff.)，这种描述与对15世纪的标准描绘大相径庭。通常，15世纪被形象地描绘成一个被死亡之舞和死亡警告(memento mori)笼罩的世界。

索罗德·罗杰斯在其著名的关于中世纪英格兰工资和生活条件的研究中，为这一时期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形象。“在任何时候，”罗杰斯写道，“（英格兰的）工资都没有这么高过，食物也没有这么便宜过。”(Rogers 1894：326ff.)有时，工人在一年中的每一天都能拿工资，哪怕在星期天和大型节日他们不工作。雇主还给他们提供食物，并按每英里的距离付给他们从家里来回上班的差旅费(viaticum)。此外，他们还要求以现金支付工资，并希望每周只工作5天。

正如将看到的那样，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富饶的程度。不过，对于西欧的广大农民和城市工人来说，15世纪是一段拥有了空前权力的时期。劳动力的稀缺使他们占了上风，雇主争相要他们服务的景象也增强了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并抹去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堕落和屈从。在雇主眼中，工人要求高工资的“可耻行为”，只有他们新表现出的傲慢才可与之比肩——他们在满足了自己的需要之后，拒绝继续工作（由于工资较高，他们现在可以更快地完成工作）；他们固执己见，只把自己雇出去以完成有限的任务，而不是长时间劳作；他们要求获得工资之外的其他福利。当时的社会批评家抱怨，他们身穿华服，看起来与领主无异。约翰·高尔(John Gower)在《人类之镜》(Mirour de l’omme，1378)中抱怨说：“奴仆现在是主人，主人则成了奴仆。”“农民模仿自由人的生活方式，穿着自由人的衣服，装扮成自由人的样子。”(Hatcher 1994：17)

黑死病之后，无地者的状况也有所改善(Hatcher 1994)。这不是英格兰特有的现象。1348年，诺曼底的教士们抱怨说，他们找不到人去耕种他们的土地，因为没有一个农民索要的工资是不超过14世纪初6个奴仆的收入的。在意大利、法国和德意志，工资翻了一倍之后又增加了两倍(Boissonnade 1927：316—320)。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的土地上，务农每天的工资相当于一头猪或一只羊的价格。这些工资率也适用于妇女，因为在黑死病之后，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收入差距大大缩小了。

对欧洲无产阶级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达到了直到19世纪都无人能及的生活水平，而且农奴制消亡了。到14世纪末，土地上的奴役实际上已经消失了(Marx 1909，Vol. I：788)。在任何地方，农奴都被自由农民——土地的公簿持有者或租契持有者——取代了，他们只接受在高报酬的情况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