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马克思以来，研究资本主义的起源一直是社会活动家和学者的必经之路。他们深信人类进程的首要任务是构建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毫不奇怪，每一次新的革命运动都会回到“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的问题上，并带来新的社会主体(social subject)的视角，发现新的剥削和反抗场域。本书就是在这一传统中构思的。但有两点考虑特别推动了本研究。

首先，人们希望从女权主义的角度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避免“妇女史”与工人阶级男性的历史分离而造成的局限。本书取自莎士比亚《暴风雨》(1612)的标题《凯列班与女巫》(Caliban and the Witch)便反映了这一倾向。然而，在我的理解中，凯列班不仅代表着反殖民主义的反叛者，他的斗争在当代加勒比文学中仍有回响，而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象征。更具体地说，他象征了以无产阶级的身体作为抵抗资本主义逻辑的场域和工具。最重要的是，在《暴风雨》中女巫的形象原本被限制于一个遥远的背景中，而本书将其置于舞台的中央。她体现了资本主义必须摧毁的女性主体世界：异端分子，治疗师，不听话的妻子，敢于独居的女人，在主人的食物中下毒并激励奴隶造反的奥比巫女(obeah women)。

其次，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新的全球扩张，通常与资本主义起源有关的一系列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回潮。其中包括新一轮的“圈地”，掠夺数以百万计农业生产者的土地，以及通过大规模监禁政策对工人进行大规模的贫困化(pauperization)和罪犯化(criminalization)，这让人想起米歇尔·福柯在疯癫史研究中描述的“大禁闭”(Great Confinement)。我们还目睹了新的移民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并伴随着对流浪工人的迫害，这再次让人想起16世纪和17世纪的欧洲为使“流浪者”能够被就地剥削而实行的“血腥法律”。对本书来说，最重要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加剧了，包括在一些国家（如南非和巴西），猎杀女巫的行动重新开始了。

为什么在资本统治了500年之后，在第三个1000年之初，大量的工人仍然被定义为贫民、女巫和不法之徒？掠夺土地与大规模贫困化和持续攻击妇女有什么关系？一旦我们通过女权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将对过去和现在的资本主义发展有什么了解？

正是带着这些问题，在这部作品中，我从妇女、身体和原始积累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福柯理论——这些概念框架是这部作品的参考点。因此，我将在导论中首先讨论我的分析与这些不同理论视角的关系。

“原始积累”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用来描述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关系发展前提的一个术语。这是一个有用的术语，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标准，通过这个标准，我们可以把由资本主义的出现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概念化。但它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原始积累”被马克思当作一个基础性的过程，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结构性条件。这使我们能够把过去理解为一种留存到现在的东西。这是我在本著作中使用该词的一个重要考虑。

但是，我的分析在两个方面与马克思的不同。马克思是从男性无产阶级雇佣劳动者和商品生产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原始积累的，而我是从原始积累对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劳动力生产所带来的变化的角度来考察它的。因此，我对原始积累的描述包括了一系列马克思没有提及但对资本主义积累却极为重要的历史现象。它们包括：(1)新的劳动性别分工的发展，迫使妇女的劳动和妇女的生育功能从属于劳动力的再生产；(2)新的父权制秩序的构建，其基础是把妇女排除在雇佣劳动(waged-work)之外，使她们从属于男人；(3)无产阶级身体的机械化，以及将妇女的身体变成生育新工人的机器。最重要的是，我把16世纪和17世纪的猎巫放在我对原始积累分析的中心位置。我认为在欧洲和新大陆，迫害女巫与殖民和征用欧洲农民的土地，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重要。

我的分析在评价原始积累的遗产和功能方面也与马克思的不同。尽管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凶残性——他宣称，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但毫无疑问，他将资本主义发展视为人类解放过程中的一个必要步骤。他认为，它处置了小规模的财产，（以任何其他经济制度都无法比拟的程度）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从而为人类从匮乏中解放出来创造了物质条件。他还认为，资本主义扩张的最早阶段充斥的暴力将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成熟而消退。因为那时会由经济立法来规训和剥削劳动者(Marx 1909 Vol.Ⅰ)。在这一点上，他是大错特错的。原始积累最暴力的一面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每一个阶段（包括现在）如影随形。这说明农民不断被逐出他们的土地，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和掠夺，以及对妇女的贬低，在任何时候都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必要条件。

我要补充的是，如果马克思从妇女的角度来审视资本主义的历史，他就不可能假定资本主义为人类解放铺平了道路。因为这段历史表明，即使在男子获得一定程度的形式自由时，妇女也总是被当作社会低等生物，受到类似奴隶制的剥削。那么，在本书中，“妇女”不仅是一段需要被看见的隐秘历史，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剥削形式。因此，妇女也意味着一个独特的角度，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将重新考虑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

这一研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女权运动开始，妇女就重新审视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这一问题，尽管她们并不总能认识到这一点。一段时间以来，形塑女性历史的主要框架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在描述过渡时期时最常用的称谓是“早期现代欧洲”。在不同的作者那里，它可以指代13世纪或17世纪。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些采取更加批判的取向的作品。其中包括琼·凯利(Joan Kelly)关于文艺复兴和“妇女之争”的论文、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的《自然之死》(The Death of Nature，1980)、利奥波迪娜·福图纳蒂的《再生产的奥秘》（L’Arcano della Riproduzione，1981年初版，现已出英文版）、梅里·威斯纳(Merry Wiesner)的《文艺复兴时期德意志的劳动妇女》(Working Women in Renaissance Germany，1986)和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的《世界范围内的父权制和积累》(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1986)。这些著作之外，我们还必须加上过去20年来重构妇女在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欧洲的农村和城市经济生活的许多专著，以及关于殖民前美洲和加勒比群岛妇女生活的大量文献和档案工作。在后者中，我特别记得艾琳·西尔弗布拉特(Irene Silverblatt)的《月亮、太阳和女巫》(The Moon, the Sun, and the Witches，1987)，这是第一部关于秘鲁殖民时期猎杀女巫的著作；以及希拉里·贝克尔斯(Hilary Beckles)的《自然反叛者：巴巴多斯社会史》(Natural Rebels. A Social History of Barbados，1995)。该书与芭芭拉·布什(Barbara Bush)的《加勒比社会中的奴隶妇女：1650—1838》(Slave Women in Caribbean Society: 1650–1838，1990)是关于加勒比种植园中受奴役妇女历史的主要文献。

这些学术成果证实的是，重构妇女史或从女权主义的视角看历史意味着从根本上重新界定公认的历史范畴，并把隐藏的统治和剥削结构暴露出来。因此，凯利的文章《妇女有文艺复兴吗？》(“Did Women have a Renaissance?”，1984)挑战了经典的历史分期理论，即将文艺复兴作为文化成就的杰出典范。卡洛琳·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对科学革命的社会进步性的信念提出了挑战，认为科学理性主义的出现产生了从有机模式(organic paradigm)到机械模式(mechanical paradigm)的文化转变，而这项转变将对妇女和自然的剥削合法化了。

玛丽亚·米斯的《世界范围内的父权制和积累》一书尤为重要，现已成为经典之作。该书从非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积累，将欧洲妇女的命运与被欧洲殖民的人们的命运联系起来。它提供了关于妇女在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的新认识。

《凯列班与女巫》正是基于这些作品和《伟大的凯列班》（我在前言中讨论的一部作品）中的研究才被写出来的。然而，它的历史范围更广，因为本书一方面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封建晚期的社会斗争和再生产危机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马克思所定义的“无产阶级的形成”联系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本书解决了一些历史和方法论问题，这些问题一直是妇女史和女权主义理论争论的中心。

本书要处理的最重要的历史问题是，如何解释近代初期数十万“女巫”被处死，以及如何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兴起与针对妇女的战争同时发生。女权主义学者已经形成了一个框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学者们普遍认为，猎杀女巫的目的在于摧毁妇女对其生育功能的控制，并为发展更具压迫性的父权制度铺平道路。也有人认为，猎杀女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社会变革。但是，对女巫的迫害是在什么样的具体历史环境下发动的，资本主义的兴起为什么要对妇女进行种族灭绝式的攻击，却没有得到研究。这就是我在《凯列班与女巫》中研究的问题。我开始分析16、17世纪的人口和经济危机以及重商主义时代的土地和劳动政策对女巫的迫害。我在书中只是粗略描述了为弄清楚我提到的关联——特别是猎杀女巫与近代新的劳动性别分工（将妇女限制在再生产劳动中）之间的关联——所需的必要研究。然而，这足以说明，对女巫的迫害（就像奴隶贸易和圈地一样）是欧洲以及“新大陆”中原始积累和近代无产阶级形成的一个主要面向。

《凯列班与女巫》还从其他方面谈到了“妇女史”和女权主义理论。首先，它证实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女权主义理论分析的一个试验案例。我们在这一时期发现，对生产和再生产任务以及男女关系的重新定义，都是在最大限度的暴力和国家干预下实现的。这毫无疑问地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性角色是有建构特征的。我提出的分析也让我们超越了“性别”和“阶级”的二分。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性别身份确实承载了特定的劳动功能(work-function)，那么性别就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纯粹的文化现实，而应该被视为阶级关系的一种具体化。从这一观点出发，后现代女权主义者关于是否需要将“女性”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并单纯地以对立的方式来定义女权主义的争论就是错误的。我重述一遍我已提出的观点：如果“女性气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建构为一种劳动功能，并以生物命运(biological destiny)为名掩盖了其生产劳动力的作用，那么“妇女史”就是“阶级史”。这里，我们要问产生这一特定概念的劳动性别分工是否已经被超越。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当我们考虑到目前的再生产劳动的组织形式时，答案一定是否定的），那么“妇女”就是一个合法的分析范畴，与“再生产”有关的活动仍然是妇女斗争的重要基础，就像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一样。在此基础上，女权主义运动将自己与女巫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

《凯列班与女巫》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通过比较女权主义者的身体分析和福柯式身体分析在理解资本主义发展史时提供的截然不同的视角而提出的。从妇女运动开始，女权主义活动家和理论家就把“身体”作为理解男性统治的根源和女性社会身份建构的关键。跨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女权主义者认识到，对人的能力进行等级划分并将女性定义为一种退化的肉体，在历史上有助于巩固父权和男性对女性劳动的剥削。因此，对性、生育和母职的分析一直是女权主义理论和妇女史的中心。特别是，女权主义者揭露和谴责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剥削系统试图约束和占有女性身体的策略和暴力，表明妇女的身体一直是部署权力技术和权力关系的主要目标和有利场所。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许多女权主义研究都探讨了对妇女生殖功能的管制，强奸和殴打对妇女的影响，以及美如何作为（妇女）被社会接受的条件而强加给她们。这些研究对我们这个时代关于身体的讨论做出了巨大贡献，驳斥了学术界普遍将身体的发现归功于米歇尔·福柯的看法。

女权主义者从分析“身体－政治”出发，不仅彻底改变了当代哲学和政治话语，而且开始重新评价身体。这是一个必要的步骤，既可以反对女性气质与肉身的消极联系，也可以对成为一个人的意义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我在这里指的阴性书写(ècriture feminine)是20世纪70年代在法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理论和运动。它发展于拉康精神分析学派的女权学生中，她们试图创造一种语言来表达女性身体的特殊性和女性的主体性（Braidotti，同上）。]。这种重新审视有着各种形式，从追求非二元论的知识形式，到试图（与将性别“差异”视为积极价值的女权主义者一起）发展一种新的语言，并“（重新思考）人类智慧的肉身根源”。正如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所指出的那样，被重新夺回的身体绝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生物学上的先天赋予。尽管如此，“重新占有身体”或“言说身体”[毫不奇怪，20世纪“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几乎所有文献都在肯定身体的价值，就像反殖民起义和受奴役的非洲人后裔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特点一样。在这一基础上，跨越巨大的地理和文化界限，弗吉尼亚·吴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1929)预示着艾梅·塞泽尔的《返乡笔记》(Return to the Native Land，1938)的内容。吴尔夫嘲讽地责备她的女性读者及其背后的更广泛的女性世界，因为除了孩子之外，女性没有成功地生产任何东西。]等口号还是受到了后结构主义、福柯式理论家的批评。他们拒绝任何关于本能解放的呼吁，认为这是虚幻的。女权主义者则指责福柯关于性的论述无视性别的差异，同时又挪用了女权运动中形成的许多见解。这种批评是十分恰当的。此外，福柯对投资身体这类权力技术的“生产性”特征非常感兴趣，他的分析实际上排除了对权力关系的任何批判。因其将身体视为由纯粹的话语实践所构成，并更多地描述权力如何被部署而非确定其来源，福柯的身体理论近乎辩护的特征显得更加突出。因此，身体产生的“权力”是作为一个自足的、形而上的实体(a self-subsistent, metaphysical entity)出现的。它无处不在，与社会和经济关系脱节，而且它的各种变化就像神圣的第一推动者一样神秘。

分析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和原始积累能否帮助我们超越这些选择？我认为可以。女权主义的方法的第一步应该是记录社会和历史条件，以及在这些条件下身体如何作为一项核心要素和决定性的活动领域建构了女性气质。沿着这些思路，《凯列班与女巫》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身体对妇女的作用就像工厂对男性雇佣工人的作用一样：身体是妇女受剥削和反抗的主要场所，因为女性的身体被国家和男性占有并被迫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积累。因此，身体的各个方面——母职、分娩、性——在女权主义理论和妇女史上收获的重要地位是无可非议的。《凯列班与女巫》也同意女权主义拒绝将身体等同于私领域，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身体政治”的见解。此外，它还解释了身体对妇女来说如何既是身份认同的来源，同时又是监狱，以及为什么身体对女权主义者如此重要，同时要划定它的价值又如此有问题。

原始积累的历史提供了许多针对福柯理论的反例，证明福柯的辩护中有许多明显的历史遗漏。其中最明显的遗漏是，他在分析对身体的规训时遗漏了猎巫和魔鬼学的话语。毫无疑问，如果将这些纳入其中，我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为这两者都表明施加在妇女身上的权力是具有压迫性的，并表明福柯在描述微观权力的动态时所想象的受害者与其迫害者之间存在的共谋和角色反转，是不太合理的。

研究“猎巫”也对福柯的“生命权力”(bio-power)理论提出了挑战，消除了福柯在描述这一制度如何出现时营造的神秘感。福柯认为，大概在18世纪欧洲发生了权力的转型，由一种以杀戮权为基础的权力，转变为一种通过管理和促进生命力（如人口增长）来行使的权力。但他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这一转型动力的线索。然而，如果我们把这种转型放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背景下，这个谜团就消失了。因为促进生命力不过是源自对劳动力的积累和再生产的新的关注。我们还可以看到，国家对人口增长的促进，可以与对生命的大规模破坏同时发生；因为在许多历史情况下——例如贩卖奴隶的历史——这两者是互为前提的。事实上，在一个生命从属于利润的生产体系中，劳动力的积累只能通过最大限度的暴力来实现。这用玛丽亚·米斯的话说就是，暴力本身成了最具生产力的力量。

总之，如果福柯在他的《性经验史》(1978)中研究了猎杀女巫事件，而不是专注于教牧的忏悔，他就能发现这种历史不能从一个普遍、抽象和无性的主体的角度来书写。此外，他还会认识到，酷刑和死亡是可以为“生命”服务的，或者准确来说，是可以为劳动力生产服务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目标是把生命转化为劳动能力和“死劳动”。

从这个角度看，原始积累一直是个普遍的过程，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它最初的历史模型已经沉淀了一些策略，这并非偶然。在每一次重大的资本主义危机面前，这些策略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启动，用于降低劳动力成本并隐藏对妇女和殖民地臣民的剥削。

19世纪对社会主义的兴起、巴黎公社和1873年积累危机的反应就是“瓜分非洲”(Scramble for Africa)。同时，核心家庭制度在欧洲建立了起来，其核心是妇女在经济上依附于男子——在妇女被驱逐出雇佣劳动的场所之后。这样的事情今天也正在发生：劳动力市场的新的全球扩张正试图使反殖民主义斗争以及其他反叛主体（学生、女权主义者、蓝领工人）的斗争倒退——这些反叛者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削弱了劳动的性别分工和国际分工。

因此，当下出现了堪比“过渡时期”的大规模暴力和奴役，也就不足为奇了。不同的是，今天的侵略者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他们仍在向同样一群人宣扬金钱的价值。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全球列强一直在抢掠他们，使他们陷入贫困。在计算机时代，对开发新的生殖技术的投资证实，征服女性的身体仍然是积累劳动力和财富的先决条件。这些技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使妇女沦为子宫。

此外，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伴随全球化蔓延而来的“贫困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因为我们看到，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对妇女生活的首要影响。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凯列班与女巫》中学到的政治教训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必然是忠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因为只有诋毁那些受剥削者（妇女、被殖民者、非洲奴隶的后代、因全球化而流离失所的移民）的“本性”，资本主义才能合理化和神秘化其社会关系中的矛盾——承诺自由，现实却是普遍的胁迫；承诺繁荣，现实却是普遍的贫困。

在资本主义的核心，不仅有雇佣合同劳动和奴役之间的共生(symbiotic)关系，还有劳动能力的积累和毁灭的辩证(dialectics)关系。妇女为此付出了最高的代价，包括她们的身体、工作和生命。

因此，我们不可能把资本主义与任何形式的解放联系起来，也不可能把这个制度的长久性归结为它满足人类需求的能力。如果说资本主义能够自我再生产，那只是因为它在世界无产阶级的身体里建立了不平等的网络，并且它有能力使剥削全球化。这个过程仍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展开着，就像过去500年一样。

不同的是，今天对这一进程的抵抗也达到了全球范围。

顶着一篮菠菜的女人。中世纪的妇女经常在花园里种植草药。有关草药特性的知识是她们代代相传的秘密之一。意大利，约13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