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把这副骨头丢在这倒霉的旅行中了。”罗杰想道。当时的英国外交部长爱德华·格雷对他说，由于来自秘鲁的消息破绽百出，英国政府若想了解那里发生的事，唯一的办法就是由凯斯门特本人回到伊基托斯，去看看秘鲁政府有没有为结束普图马约的暴行而有所作为，还是因不愿或不能对付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而采取了拖延战术。

罗杰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糕。从伊基托斯回来后，岁末在巴黎与沃德共度了几日，关节炎发作了，疟疾也来折磨他。痔疮虽没像以前那样出血，但仍然让他难以忍受。1911年年初，他一回到伦敦就去看医生。他去咨询的两位医生都说他的情况是在亚马孙地区过于劳累、精神过于紧张的结果，需要休息，需要一段安静的假期。

但是他还不能休假，他要写出英国政府急着要的报告，出席外交部的各种会议，报告在亚马孙地区的所见所闻，拜访反奴隶制协会……这一切都占用了他不少时间。此外，他还要会见秘鲁亚马孙公司的英国领导层和秘鲁领导层。这些高层在第一次会议上用将近两个小时听取他关于普图马约的印象，之后都像石头般呆住了，拉长着脸，半张着嘴，露出又惊又疑的目光，仿佛脚下的地板开裂，屋顶塌落，不知说什么好，一个问题也没提就告辞了。

第二次秘鲁亚马孙公司高层会议，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参加了。罗杰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本人。以前他多次听说过他，各种人谈论他，有的像对待宗教圣人或政治领袖（从不是对企业家）那样神化他，有的则把残暴行径和可怕的（无所顾忌的虐待、贪婪、吝啬、不诚实、讹诈及无与伦比的欺诈）的罪行归于他。罗杰盯着他观察，像昆虫学家观察一个尚未被列入物种目录的神秘小虫子。

据说他懂英语，但由于胆怯或虚荣，从来不说。他身边有个翻译，在他耳边以极低的声音把听到的一切翻给他听。此人个头不高，皮肤黝黑，有着梅斯蒂索人的特征，斜视的眼睛有些亚洲人的味道，前额很宽，梳得服服帖帖的直发中分，胡子也是刚刚梳理过的，散发着花露水的香味。关于他有洁癖、穿着讲究的传说大概是真的，他的穿戴无可挑剔，细呢西装大概是在萨维尔街[伦敦西区的裁缝街（Savile Row），是一条有二百年历史的小街。自19世纪初逐渐聚集高级裁缝师，成为高级男装定制街。]的裁缝店手工定制的。其他高层讲话的时候，他没有开口。对，此时他们讲话了，他们向罗杰·凯斯门特提了许许多多问题，毫无疑问，都是阿拉纳的律师替他们准备的，想陷他于矛盾之中并暗示他搞错、夸大、多心及多疑——一个文明的欧洲市民到了原始世界都会这样不冷静。

回答他们的时候，罗杰引用的证词和精确的细节加重了第一次会议上发言的分量。他说话时一直用眼睛扫着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后者像偶像那样安详，坐在位子上一动不动，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一副让人摸不透的表情，但是从他那冷漠的神色中流露出僵硬的意味。这让罗杰想起普图马约橡胶公司收购站站长们那种灵魂空虚的神色，那种失去了（如果有时还有的话）辨别是与非、好与坏、善与恶、人道与非人道能力的神色。

这样说来，这个衣冠楚楚、微微发胖的小个子是相当于一个欧洲体量的帝国的主人、几万人生命和财产的主人，被仇恨也被吹捧，在亚马孙地区穷苦人的世界里聚敛了可与欧洲列强相匹敌的大量财富。一开始，他是出生在秘鲁森林深处一个大概叫做里奥哈的村子里的穷孩子，挨户叫卖自家编的草帽，只上了几年小学，但是超人的工作能力、做生意的天资和绝对的寡廉少耻补偿了学历的不足，他慢慢地向社会金字塔的顶端爬去，从走街串巷在广袤的亚马孙地区叫卖草帽到在森林中独自冒着生命危险成为有能力向橡胶商们提供各种物品的人。他提供砍刀、卡宾枪、渔网、小刀、盛橡胶液的铁罐、食物罐头、木薯粉、家用器具，来换取橡胶商们得来的部分橡胶，然后在伊基托斯和马瑙斯卖给出口公司。他用赚来的钱，最终从物品提供者和中介人熬成了生产者和出口商。起初，他同哥伦比亚橡胶商合伙经营，但这些人不如他聪明、勤快，也不如他无耻，最后把自己的土地、库房、土著人小工都廉价卖给了他，还得为他工作。他任人唯亲，把自己的兄弟、内兄弟摆在企业的关键位置上，因此企业尽管规模很大，而且从1908年就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注册，但实际上仍然是家族企业。他的财富到底有多少？传说无疑夸大了实际数字，不过他在伦敦市中心拥有一栋昂贵的秘鲁亚马孙公司大楼；在肯辛顿大街拥有一处宅邸，比起周围的王子和银行家的宫殿毫不逊色；在日内瓦的住宅和比亚里兹的避暑山庄是由时髦的设计师布置的，到处是名画和贵重的摆设。但是据说他本人的生活很节俭，不酗酒，不赌博，没有情人，把业余时间都花在自己老婆身上。他从小就爱上了她——她也是里奥哈人——但很多年以后，埃利奥诺拉·苏马埃塔才答应他的求婚，那时他已经有钱有势，而她则是出生的小村子里的学校老师。

第二次秘鲁亚马孙公司高层会议之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通过翻译作出保证，普图马约的各站点上的缺点、管理上的不足之处都要立即加以纠正，因为在大不列颠帝国的法律范围内与利他道德规范内活动一直是其企业的政策。阿拉纳向领事告别时只点了点头，没有伸手。

他花了一个半月写出《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在外事办的一个房间里开始写，有打字员帮助他。后来他宁愿在伯爵区爱滩公园附近的寓所里工作。寓所在美丽的圣库斯伯特和圣马提亚教堂旁边，他有时钻进去听美妙的管风琴演奏。整个伦敦流传着《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就像他关于刚果的报告那样，颇具有毁灭性，给各种小报和八卦场合提供了种种推测、闲言碎语的口实，因此政治家、慈善机构、反奴隶制组织和人道主义组织的成员，还有一些报人都来打断他的工作。于是他要求外事办同意他去爱尔兰。他住在都柏林莫勒斯沃思大街的布思威尔斯旅馆里。这一年，他于三月初完成了工作。接着，上司和同事的祝贺立即像雪片般地飞来，爱德华·格雷爵士亲自在办公室里召见他，赞扬他的报告，并建议他作些小小的修改。报告文本马上送到了美国政府，以便伦敦和华盛顿一起向奥古斯托·贝纳迪诺·莱吉亚总统的秘鲁政府施压，要求他以文明社会的名义结束奴隶制度，废弃酷刑，禁止拐骗妇女儿童，禁止灭绝土著人社会，并把被告人送交法庭。

然而罗杰还不能按医嘱去休假，工作太需要他了。他还要跟政府、议会和反奴隶制协会的各个委员会开会，研究公众和私人机构如何更有实效地行动起来，改善亚马孙地区土著人的状况。在他的建议下，首先在普图马约资助成立一间传教所——这是阿拉纳的公司一直阻止的，现在他答应提供方便。

他终于去爱尔兰休假了。他一到达爱尔兰，就接到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一封私人信件，外长通知他，由于外长本人的推荐，乔治五世陛下决定赐予他贵族称号，以表彰他在刚果和亚马孙地区为联合王国作出的贡献。

亲朋好友蜂拥而至，为他祝贺。他第一次听到人们称他罗杰爵士时，满腹犹豫地差点儿哈哈大笑起来。如何接受一个他从心底里认为是敌对的、把他的祖国变为殖民地的政权授予的爵位呢？话又说回来，他本人不是正作为外交人员在为这位国王和这个政权服务吗？他从来不曾像那几天那样感到自己几年来一直生活在隐蔽的双面做派之中：一方面遵守纪律，高效率地为大英帝国服务；另一方面投身于爱尔兰解放事业，但并不与约翰·雷蒙德领导的温和派一起去为爱尔兰争取自治，而是跟激进派如由汤姆·克拉克秘密领导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联系上了，目标则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独立。罗杰犹豫了很久，心神不宁，最后决定给爱德华·格雷爵士写信，对授予自己的荣誉恳切地表示感谢。消息在报刊传开了，他的威望也提高了。

英美两国政府要求秘鲁政府把报告中提到的主犯——菲德尔·贝拉尔德、阿尔弗雷德·蒙特、奥古斯特·希门尼斯、阿曼多·诺尔曼德、何塞·伊诺森特·丰塞卡、阿维拉多·阿圭罗、埃里亚斯·马丁内基和奥雷略·罗德里格斯——加以逮捕和审判。起初，这一交涉似乎有了成果。联合王国驻利马代办卢西恩·杰洛米先生电告外事办说秘鲁亚马孙公司的那些雇员已经被辞退。利马派来的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一到伊基托斯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去普图马约的各个站点进行调查，但他没能与委员会同行，因为突然病倒了，必须立即去美国动手术。委员会由一位坚强有力、备受尊敬的人，《东方日报》社长罗慕洛·帕雷德斯带领，他带着由一位医生、两名翻译及九名士兵组成的卫队到了普图马约。委员会考察了秘鲁亚马孙公司所有的橡胶收购站，刚刚回到伊基托斯，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就已经康复，回到了伊基托斯。秘鲁政府早先就答应了杰洛米先生，说一接到帕雷德斯和巴尔卡塞尔的报告就立即采取行动。

然而，不久，杰洛米又报告说，莱吉亚的政府不安地通知他说通缉犯中的大部分已逃到巴西，另外几个也许躲藏在森林里，要么潜入了哥伦比亚境内。美英两国曾要求巴西政府把逃犯引渡给秘鲁政府交付审判，但是巴西外长里奥·布兰科男爵回答说秘鲁和巴西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因此那些犯人不能被引渡，否则会在国际上引起微妙的司法纠纷。

几天后，英国代办又报告说，在与秘鲁外长的一次私人会晤中，该外长以非官方的方式向他承认，莱吉亚总统的处境很尴尬。尽管哥伦比亚早已在边境增加了驻军，但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及其安保队在普图马约的存在仍构成了对哥伦比亚唯一的屏障，阻止了它对该地区的侵略，因而英美两国的要求有些不着调：关闭并追查秘鲁亚马孙公司等于把哥伦比亚觊觎的一大片秘鲁领土拱手让出，不管是莱吉亚还是任何一位秘鲁省长都不会干这种事，否则就是自杀。秘鲁缺乏资源，不可能在普图马约这一边远地区装备一支足以保卫国家主权的驻军。卢西恩·杰洛米还说，因此，不要期待秘鲁政府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它只能做一些毫无实质行动的声明与姿态。

为此，外事办决定，在陛下政府公开发表《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并要求国际社会对秘鲁进行制裁之前，派罗杰·凯斯门特再次去亚马孙地区亲眼证实对方是否进行了某些改革、是否启动了司法程序、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是否真的采取了法律行动。尽管罗杰在此后数月中多次说出了心中曾经暗自说的话：“我要把这副骨头丢在这次倒霉的旅行中了。”爱德华·格雷爵士还是坚持己见，于是罗杰不得不接受了任务。

罗杰正准备出发的时候，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到达了伦敦。在巴巴多斯，他们在史密斯神父的保护下度过了五个月。其间，神父给他们上英语课，教他们读写，教会他们习惯穿西式服装。然而罗杰看到，尽管有吃有穿，不受虐待，但西方的文明使得这两个孩子愁容满面、郁郁寡欢。看样子他们总是害怕围观者上下打量他们，触摸他们，好像他们很脏，给他们擦擦皮肤，向他们提些听不懂、答不出的问题，没完没了地审视着他们，从而加害他们。罗杰带他们游动物园，去海德公园吃冰激凌，去看望自己的姐姐妮娜、姨妹格特鲁德，去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家，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一起参加晚会。大家对他们都很亲热，但总是好奇地盯着他们，尤其当他们脱下衬衣，把背部和臀部的疤痕给大家看的时候，大家都显得惊慌失措。有时，罗杰发现他们总是眼含泪水。罗杰打算送他们去爱尔兰受教育，他的熟人帕特里克·皮尔斯在都柏林郊外办了一所圣恩达双语学校，于是他为此写了一封信，并告知这两个孩子来自何处。罗杰曾在圣恩达做过一次关于非洲的演说，以资助的方式支持帕特里克·皮尔斯的盖尔同盟及其出版物，支持这所双语学校普及古老的爱尔兰语。皮尔斯是诗人、作家、天主教徒、教育家及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表示接收这两个孩子，并减免注册费和住宿费。然而当接到答复时，罗杰却决定同意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的请求——他们每天都请求他把他们送回亚马孙地区。这两个孩子在英国感到很不幸，觉得自己变成了怪人，成了让人觉得惊奇、开心、感动及用来吓唬一些以正常人对待他们的人的展览品。总之，他们永远是异国情调的外来人。

在返回伊基托斯的旅途中，对现实给他的这个教训，罗杰·凯斯门特想得很多：人的灵魂深处是如此矛盾百出、不可捉摸。两个孩子曾想逃出虐待他们、逼他们像牲口一样干活而不让他们吃饱的地狱般的亚马孙地区；他也作出了努力，用自己那少得可怜的存款中的大部分为他们购买了去欧洲的船票，抚养了他们七个月，期待能让他们得救，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然而，在这里，不管什么原因，他们远未能感到幸福，或者至少像在普图马约那样过上可以忍受的生活。尽管没人打他们，甚至对他们很亲热，但他们总感到孤独、格格不入，心里明白自己永远不会融入这个世界。

罗杰出发去亚马孙之前，外事办接受他的建议，重新任命了一位驻普图马约领事：乔治·马歇尔。这是一个很好的人选，罗杰在刚果时就认识了他，他在揭露利奥波尔多二世政权罪行的运动中极为热情地工作，在对待殖民主义的态度上与凯斯门特的立场一致，届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对付阿拉纳的公司。罗杰跟他有过两次长谈，计划着要紧密合作。

1911年8月16日，罗杰、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乘马格达莱纳号从南安普顿港出发，目的地是巴巴多斯。十二天后到达该岛。自从轮船驶入加勒比海的银蓝色水域，罗杰感到最近几个月因病痛、担心和体力、脑力劳动而沉睡了的性欲苏醒了，脑子里全是幻想和欲望。在日记里，他把自己的情绪简要地用五个字写出：“我又燃烧了。”

一下船，罗杰就去感谢史密斯神父对那两个小孩的照顾。看到在伦敦不善表达感情的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与神父又是拥抱又是拍打的亲热劲儿，罗杰甚为感动。史密斯神父带他们去访问乌尔苏拉会修道院，安静的走廊里种着角豆树和开着紫色花朵的叶子花，街上的噪声传不到这里，时间似乎停止。罗杰离开了其他人，在一张凳子上坐下来，观察着一队正在运送树叶的蚂蚁仿佛巴西宗教游行中抬着圣母架的脚夫。此时他想起来：今天是他的生日。四十七岁了！不能说老，许多男人和女人此时在体力和心理方面风华正茂、精力充沛，充满着希望和理想。但他觉得自己老了，有一种走到生命尽头的倒霉感。在非洲，他偶尔和赫伯特·沃德一道想象最后的岁月。雕塑家想在晚年时在地中海的普罗旺斯或托斯卡纳找一处农舍住下，有一间宽大的工作室，养养鸡鸭猫狗，星期天自己做几样法式炖鱼之类香喷喷的菜肴请亲戚们来品尝。罗杰却跳起来以肯定的语气说：“我不会老，肯定不会老。”他有过这种预感。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有过这种预感。此时他又感觉：我确实不会老。

史密斯神父同意他们在布里奇敦停留的八天里为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提供住宿。第二天，罗杰去了以前路过该岛时常去的公共浴室。正如预期的那样，他看到了年轻健壮的男人。跟巴西一样，这里没有人会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这里的男男女女都很注重自己的身材，并且毫不在乎地展示出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年轻小伙子让他感到心慌意乱。与一切黑白混血儿一样，那小伙子面色苍白，皮肤平滑、发亮，大大的碧眼流露出大胆的眼神，贴身游泳裤下露出富于弹性的无毛大腿，使得罗杰一看就觉得眩晕。如果一个小伙子懂得他需要什么，而且打算满足他或者起码可以谈谈条件，那么经验会给他有一种强烈的直觉，很快能看出别人不易察觉的苗头——一丝微笑、一闪的眼神、招引人的手势或身体语言。怀着内心的痛苦，他感到那漂亮年轻人用眼神传递给自己的瞬间信息完全不同。尽管如此，他还是上前跟他谈了一会儿。那青年是巴巴多斯一位牧师的儿子，希望成为一名会计师，正在一所商业学校学习，不久将趁假期陪同父亲去牙买加。罗杰请他吃冰激凌，他拒绝了。

罗杰回到旅馆，激动异常，用写自己的隐私时才使用的粗俗、电报式的笔调在日记里写道：“公共浴室，牧师之子，漂亮，家伙粗长，很柔软，在我手中勃起。我用嘴吸吮，两分钟的幸福。”接着又自慰了一次才去洗澡。他一面细心地擦着肥皂，一面力图驱除在这种情况下经常袭来的悲伤和孤独。

第二天中午，他在布里奇敦港口一家饭馆的露天茶座吃饭时，看到安德列斯·奥当纳尔从身旁走过。他叫了他一声。阿拉纳的前工头、恩特雷·里奥斯站站长立刻认出了他，接着用疑惧、害怕的目光看了他几秒钟，最后还是跟他握了握手，接受邀请坐下来。二人便谈了起来。喝了一口白兰地，要了一杯咖啡。他承认罗杰在普图马约的出现对橡胶商来说就像乌伊托托巫师的诅咒——他刚走，就流传警察和法官很快会带着逮捕令到来，所有橡胶收购站的站长、工头和管家都会吃官司；说由于阿拉纳的公司是英国公司，他们将被押解到英国受审。因此许多人像奥当纳尔一样，宁愿逃到巴西、哥伦比亚或厄瓜多尔。他之所以来巴西，是因为有人答应在甘蔗种植园给他一份工作，但直到今日他都没有得到，所以打算到美国去，在美国有机会在铁路上工作。奥当纳尔穿的不是长筒靴，没了手枪，没了皮鞭，套着旧工装裤，上身穿破衬衣，坐在茶座里，简直就是一个为前途发愁的倒霉鬼。

“您还不知道吧？但是我救了您一条命，凯斯门特先生。”告别时，他对罗杰说道，“当然，您是不会相信的。”

“不管怎样，您总得跟我讲讲。”

“阿曼多·诺尔曼德确信，如果您活着离开那里，收购站所有的站长都得进监狱，最好把您淹死在河里或被豹子、鳄鱼吃掉，您知道，就像那位法国探险家尤金·罗比雄，因为那个法国人提的问题叫人精神紧张，就让他失踪了。”

“为什么没把我干掉？你们在这方面很有经验，不是很容易吗？”

“是我让他们考虑可能招致的后果，”安德列斯·奥当纳尔有些自得地说道，“维克多·马塞多也支持我。您是英国人，堂胡里奥的公司是英国公司。根据英国法律，杀了您，我们将在英国受审，被处以绞刑。”

“我不是英国人，我是爱尔兰人，”罗杰纠正道，“事情也许不像您想的那样。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谢谢您。对了，您还是尽快走掉，别告诉我您去哪儿。我必须把我见到您一事向上级报告。英国政府很快会下令逮捕您。”

当天午后，他又去了公共浴室。这回比上次运气好，一个他曾在健身房看到在练习举重的皮肤黝黑、面带笑容的年轻人朝他微微一笑，搀起他的胳膊，带他去了一家冰激凌店。二人喝着菠萝汁和香蕉汁，他告诉罗杰自己叫斯坦利·威克斯。他们靠得很近，他的腿蹭着罗杰的腿。随后，他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挽起罗杰走进了一间密室，并立即插上了门销，互相吻了起来，互相咬着耳朵和脖颈，同时脱下裤子。斯坦利那黑黑的东西红红的龟头已经湿润，在罗杰的盯视下粗大起来。罗杰透不过气来了。“两英镑，你先给我吸吮，”罗杰听见他说，“然后我从后面给你插进去。”罗杰同意并跪了下来。事后，罗杰回到旅馆房间里，在日记本上写道：“公共浴室，斯坦利·威克斯，年轻力壮，二十七岁，又大又硬，至少九英寸长。接吻，啃咬，插入时还叫喊。两英镑。”

9月5日，罗杰、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乘博尼费斯号从巴巴多斯出发向帕拉驶去。这艘船很不舒适，又小又挤，但是在去帕拉的一路上，罗杰受益匪浅，因为和赫伯特·斯宾塞·迪克医生在一起。那是一位美国人，曾在阿拉纳公司的埃尔恩坎托收购站工作过，除了进一步证实罗杰所了解到的暴行，他还就自己在普图马约的经历讲了许多故事，有的很残忍，有的则很滑稽。看起来此人很具冒险精神，走遍了半个世界，易动感情，知识丰富。在甲板上，坐在他身旁吸着烟，无节制地喝着威士忌，一面欣赏夜幕降临，一面听他充满智慧的讲话，确实很惬意。迪克医生很赞成英美两国为解决亚马孙地区的残暴行为而进行的奔走交涉，但他又是宿命论者，对此抱怀疑态度：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事情都不会有所改变。

“人性本恶，我的朋友，”医生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道，“不易摆脱，只不过在欧洲各国和我的国家掩饰得很好而已，只有在发生战争、革命、骚乱的时候，才露骨地表现出来。需要有个借口，它才能公开地以集体的名义表现出来。但是在亚马孙地区正相反，它无需以爱国主义或宗教的借口即施以最残酷的暴行，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来，只需贪婪和强力。毒害我们的恶，只要有人就无处不在，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生根发芽。”

发完这番阴郁的议论，他又开了一个玩笑，讲了一个貌似否定上述议论的故事。

罗杰很喜欢跟迪克医生谈话，只是有时感到有些丧气。博尼费斯号于9月10日中午抵达帕拉。他在此地任领事期间曾一直感到失望与憋闷，但在到达这个港口前的那几天，回想起宫殿广场，他又渴望回到那里。那时他经常在晚上去那里撩拨一个寻找客人、在树下穿着紧身裤、只露出屁股和睾丸寻欢作乐的年轻人。

罗杰住的是商务旅馆，漫步宫殿广场时，他感到火热的感觉复苏（也许是他臆想出来的）了。他回想着艳遇中的几个名字，一般说来，最后会去附近的一家简陋的小旅店或在广场某个黑暗角落的草地上交欢。回想起那些匆忙而慌乱的交欢，他感到心快跳出来了。但是今晚运气不好，马科、奥林比斯、婴孩（他是这样叫的吗？）都没有出现，又差点儿遭两个衣衫褴褛、孩子样流氓的抢劫，其中一个向他打听地址，另一个企图把手伸进他的口袋去摸钱夹。他用手一推，把一个推倒在地，躲开了。二人见他态度强硬，就撒腿跑了。他怒气冲冲地回到旅馆，平静之后，在日记中写道：“宫殿广场，又粗又硬，喘不过气来，短裤上有血迹，快感的疼痛。”

第二天早晨，他拜访了英国领事和他以前在帕拉认识的几个欧洲人及巴西人。调查很有成效，至少发现了普图马约的两个逃犯。英国领事和当地警察对他说，何塞·伊诺森特·丰塞卡和阿尔弗雷德·蒙特曾在雅瓦里河边的种植园度过一段时间，现在到了马瑙斯，阿拉纳公司在港口给他们找了份海关检查员的工作。罗杰马上发电报给外事办，让他们要求巴西当局下令逮捕那两个罪犯。三天后，巴西外长回复说，彼得罗波利斯同意该请求，马上派马瑙斯警察逮捕蒙特和丰塞卡，但不会引渡他们，而是在巴西审讯。

第二天和第三天晚上都比第一天有收获。第二天，天黑下来的时候，罗杰问一个卖花的光脚男孩手中的花多少钱一束，欲加试探，男孩暗示愿意。他们来到了一块空地上，在暗影中，罗杰听到了一对对的喘气声。这种街头艳遇总是充满了危险，让他产生一种矛盾感：激动又厌恶。卖花人有一股腋臭，但是他浓重的气息、身体的热度和有力的拥抱把他燃烧了，很快达到了高潮。回到旅馆时，裤子上都是泥土，接待员不解地看着他。“我被抢劫了。”他解释道。

下一个晚上，在宫殿广场又有一次艳遇，这次是一个年轻的乞丐。罗杰请他一起散步，在街角小店里喝了杯朗姆酒。约翰把他带进贫民区一间内铺地席、铁皮搭的房间。他们脱下衣服，摸着黑，一面听着犬吠声一面在地上的棕榈席上做爱。罗杰确信自己脑袋上随时可能挨一刀或一棒，所以他早有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从不带很多的钱，也不拿出手表和银质圆珠笔，只准备一点点钞票和硬币让强盗抢去了事。但这次并没有出事，约翰陪他走到旅馆附近，大笑一声，咬了他的嘴唇就告辞走掉了。第二天，罗杰发现约翰或卖花人把阴虱传染给了自己，于是他到药店去买甘汞。这也算是一件不愉快的事：药剂师——要是女性就更糟了——直盯着他看，搞得他很不好意思；有时朝他意味深长地一笑，搞得他不知所措，甚至很生气。

在帕拉逗留的十二天里，最惬意也最糟心的事，是去拜访达·马塔夫妇。

那是他在帕拉任职期间结交的最好朋友，胡里奥是道路工程师，他的太太伊雷内是水彩画家。夫妇俩都很年轻漂亮、直爽随和、性格快活，散发着对生活的热爱。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女孩，叫玛丽娅，生着一双总带着笑意的眼睛。罗杰是在社交场合，也许是在官方活动中认识他们的，因为胡里奥在当地政府的公共工程局工作。他与这对夫妇经常见面，一起在河边散步，去看电影、看戏。这次，夫妇俩张开双臂欢迎老朋友到来，请他去饭店吃辣味十足的巴伊亚式菜肴。五岁的小玛丽娅又唱又跳，对他做鬼脸。

那晚，躺在商务旅馆的床上，罗杰又陷入了沮丧的情绪，这种情绪纠缠了他一生，特别是有街头艳遇或某次尽欢之后。他很清楚自己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像达·马塔夫妇那样的家，自己的生活将随着日益衰老而愈发孤独。念及此，他不觉伤感起来。他为这种买来的片刻欢娱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到死也品尝不到热烈的亲密无间，不会有一位妻子同他一起谈论日常生活并计划未来如旅行、度假、谈论梦想；更不会生儿育女延续他的姓氏并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后想念他；到了老年，如果能活到老，他将成为丧家犬，穷困潦倒，因为自从当了外交官，尽管薪酬可观，却因大量捐助为反对奴隶制、争取人民生存权及拥有原始文化的权利而斗争的人道主义组织而未能有所积蓄，现在还要资助那些保卫盖尔语和爱尔兰传统的组织。

然而，更有甚者，他想到自己到死也不曾有过像胡尼奥与伊雷内之间那样真正的爱情。他们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是那样地默契；温柔地手牵手，看着小玛丽娅调皮的样子相视而笑。这时他就备感痛苦。同往常遭遇心理危机时一样，他几个小时地睡不着觉，最后有了困意时，又预感在黑暗的房间里会出现出母亲那愁苦的身影。

9月22日，罗杰、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三个人乘布斯航运公司的希尔达号汽艇从帕拉出发朝着马瑙斯驶去。汽艇很破旧，简直糟糕透顶。船舱狭小，到处都很脏，饭食极坏，蚊子从下午到第二天早晨一直叮咬着。对罗杰而言，那七天的航程简直是酷刑。

在马瑙斯一登岸，罗杰就去捉拿普图马约的逃犯。他在英国领事的陪同下前去拜访省长多斯·雷耶斯，后者证实彼得罗波利斯当局确实下令逮捕蒙特和丰塞卡，但警察为什么还没有逮捕他们？省长说等他到了之后再说。他觉得这个解释很愚蠢，也许仅仅是借口。现在不可以立刻动手？否则两只鸟儿要飞掉了。今天就去办。

领事和凯斯门特手持彼得罗波利斯当局的逮捕令，不得不在省政府和警察局之间往返两次。最后，警察局长才派了两名警察去港口海关捉拿蒙特和丰塞卡。

第二天早上，英国领事愁眉苦脸地通知罗杰，试图逮捕的结果非常可笑，简直就是一场闹剧。这是警察局长刚刚告诉他的，并且连连道歉说要加以改正。派去捉拿蒙特和丰塞卡的两名警察认识这两个人，把他们押往警察局之前先一道去喝啤酒，结果喝得酩酊大醉，罪犯利用这当儿逃跑了。由于不能排除两名警察收受了贿赂，放跑了犯人，当事人已经被关起来。如他们的贪腐被证实，将会严惩。“我很抱歉，罗杰爵士，”领事对他说，“但是我没对您说，其实我早有预感。您在巴西当过外交官，很清楚发生这种事是正常的。”

罗杰感到很不舒服，恼怒又加剧了体力的消耗。等待有船去伊基托斯期间，他发烧、肌肉酸痛，很长时间卧床不起。一天午后，在挣扎于困扰着他的阳痿感觉中，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幻想：“一晚三个情人，其中两个水手，干了六次。回旅馆时得像临产的妇女那样两腿分开走。”在情绪极坏的情况下，他写下的那些荒唐文字把自己逗得放声大笑。他很有教养，在人们面前一向用词讲究，但是在私下里写日记时，总感到有一种使用脏字的欲求。不知为什么，使用秽亵的言辞时，他感到身体好些。

10月3日，希尔达号继续航行。一路上，事故层出不穷，又是瓢泼大雨，又是不断碰到水中漂浮着的木头，于10月6日清晨抵达伊基托斯。斯泰尔斯先生手拿草帽在港口等他，说继任者乔治·米歇尔及其妻子很快就到，领事正在为他们找房子。这次罗杰不住他的寓所，而是住在中心广场附近的亚马孙饭店。斯泰尔斯先生则暂时把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带去住。两个孩子决定不回普图马约，而是留在这个城市当用人，斯泰尔斯先生答应为他们找一个愿意雇用他们、待遇好的人家。

由于在巴西出了那件事，罗杰担心这里也不会有什么令人鼓舞的消息。罗慕洛·帕雷德斯考察普图马约之后写了一份报告，法官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接到后，下令拘留了阿拉纳公司那份长长的头目名单中的二百三十七名嫌疑人。其中有多少已被逮捕，斯泰尔斯先生不知道，又不能调查，因为整个伊基托斯都笼罩在一种奇怪的沉默之中，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也不知所踪，此人早在几个星期前就不见了。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总经理巴勃罗·苏马埃塔也在那份名单上，但表面上也躲藏了起来。斯泰尔斯先生敢说他的躲藏实为一场闹剧，因为阿拉纳的这位内弟和太太彼得罗妮拉大大方方地出现在当地的饭店和晚会上，没人敢去打扰他们。

后来，罗杰回忆，在伊基托斯的那八天就像一次海上遇险，不知不觉地慢慢沉没在阴谋、谣言、若明若暗的谎言、各种矛盾说法的汪洋大海之中。那是一个没有人说真话的世界，因为说真话就会树敌、会出问题、会麻烦不断，因为人们都生活在一种真与假不分、实在与骗局不分的制度里。在刚果的那几年，罗杰已经熟悉了这种深陷流沙与沼泽地时逐渐被吞没的绝望情绪，越用力就陷得越深，最终被吞噬。啊，应该尽早离开此地！

抵达的第二天，他去拜访伊基托斯的行政长官。又是一位新任命的，名叫阿道夫·加马拉，胡须硬直，大腹便便，极端自负，一双汗渍渍的手流露出神经质。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罗杰，又是拥抱又是祝贺：“多亏您，”他像演戏一样张开臂膀拍打着罗杰，“才能在亚马孙的心脏地带发现一桩骇人听闻的社会不公事件。秘鲁政府和人民感谢您，凯斯门特先生。”

他紧接着说，为了满足英国政府的要求，秘鲁政府委托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所写的调查报告是“出色的”“具有摧毁性的”，将近三千页，证实了英国向奥古斯托·贝纳迪诺·莱吉亚总统转达的一切指控。

但是，当罗杰问他能否得到报告的副本时，行政长官回答说，这是国家文件，批准给外国人看不是他的管辖范围，领事先生可以通过外交部向利马向最高政府提出申请，无疑会得到允许。罗杰问他怎样才能与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见一面，此时行政长官板起了面孔，背书般地答道：“我也不知道巴尔卡塞尔法官的行程。他已完成使命，我想他已经出国了。”

罗杰困惑不解地离开行政长官府邸。到底出了什么事？那家伙怎么满嘴谎言？当天下午，他去了《东方日报》报社，去找社长罗慕洛·帕雷德斯谈话，在报社碰到了那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皮肤黢黑，满头大汗，只穿着衬衫，已有几绺白发，犹犹豫豫，一副害怕的样子。罗杰刚开口，他就做了个断然的手势让他别说话，好像在告诉他“小心，隔墙有耳”。接着抓起他的胳膊，把他带进街角一家名叫“小鱿鱼”的小酒吧，让他在角落里一张桌子旁坐下。

“请您原谅，领事先生，”他带着疑惧的神色向四周观察了一阵才开口，“我不能也不该对您说什么。我现在的处境很危险，若被人看见我跟您在一起，我就更加危险了。”

他脸色发白，声音发抖，开始咬起自己的手指甲。他要了一小杯烧酒，一口喝了下去，静静地听罗杰叙述与行政长官谈话的经过。

“那是一个既霸道又善于伪装的人，”喝酒壮胆后，他说道，“加马拉手里就有我交的一份报告，报告证实了巴尔卡塞尔法官的所有指控。我是在七月份交给他的，三个多月过去了，他还没寄给利马。您知道他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吗？众所周知，因为行政长官阿道夫·加马拉跟半个伊基托斯一样，是阿拉纳的雇员。”

至于巴尔卡塞尔法官，加马拉说他出国了，但不知身在何处。当然，如果还在伊基托斯，可能早就变成了一具僵尸。说罢，他站起身来，突然说道：

“我也随时有可能变成一具尸体，领事先生。”他一边说一边擦汗。罗杰心想，他快要哭出声来了。“然而，不幸的是，我走不掉。我有老婆孩子。我唯一的活路就是这份报纸了。”

他没说声再见就走了。罗杰怒气冲天地又去找行政长官。阿道夫·加马拉先生向他承认，说帕雷德斯社长写的报告的确没能寄给利马，那是由于“后勤出了问题，幸好已经解决了”。无论如何，这个星期一定发出去。“而且为了安全起见，是我亲自寄出的，莱吉亚总统本人要得很急。”

事情就是这样。罗杰感到被旋涡卷来卷去，在同一个地方绕来绕去，令人昏昏欲睡，而这又都是由一只居心叵测但看不见的手操纵着。所有的交涉、承诺、资料都已变质、化为乌有、言不符实。所作所言都被搁置在一边，言词否认了事实，事实又揭穿了言词中的谎话。一切都在普遍存在的骗局中运转，所有人都在言行不一的状态下活动。

在这一个星期里，罗杰多方调查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的下落，就像当年调查那位令人尊敬、热爱、敬佩的好心肠萨尔达尼亚·罗卡。所有人都答应帮助他，向他提供情况，给他传信，去找人，支使他去这儿去那儿，但没有一个人正经地向他说明法官的情况。来到伊基托斯七天之后，多亏了英国人F.J.哈丁先生，他才终于走出了那令人发疯的蛛网。哈丁先生是约翰·莉莉公司常驻伊基托斯的经理，高大笔挺，单身，头发几乎脱光，是伊基托斯少数几个不随秘鲁亚马孙公司的节拍跳舞的商人之一。

“没有人会也永远不会有人告诉您发生在巴尔卡塞尔法官身上的事，因为人们都怕卷进这纠纷中去，罗杰爵士。”在位于防波堤附近哈丁先生那栋墙上挂有苏格兰城堡版画的不大的房子里，二人喝着可可汁谈了起来。

“阿拉纳运用其在利马的影响，达到了把巴尔卡塞尔免职的目的，理由是玩忽职守及其他欲加之罪。那可怜人如果还活着，应该会后悔自己犯了一生中最糟糕的错误，不该接受这个任务，代价就是把自己送进了狼口。看样子他在利马很受尊敬，现在却遭到肮脏的中伤。谁也不知道他在何处，但愿他已经走掉。在伊基托斯，谈论他是一种禁忌。”

果然，这位来到伊基托斯调查“普图马约惊人事件”、正直却鲁莽的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的故事是非常悲惨的。罗杰在几个星期就像玩七巧板一样重新拼凑起他的故事。当法官壮起胆子下令拘捕那二百三十七名犯罪嫌疑人时，几乎所有人都与秘鲁亚马孙公司有关联，于是整个亚马孙地区像发了寒热，颤抖起来；不仅在秘鲁，也在哥伦比亚和巴西的亚马孙地区。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帝国的机器立即察觉出这次打击，开始了反击。二百三十七名罪犯中，警察只找到了九个人，在这九个人中，只有普图马约的一个部门头头奥雷略·罗德里格斯才算是真正重要的人，此人有着一长串拐骗、强奸、肢解、劫持和谋杀的犯罪记录。但是这九个人，包括罗德里格斯，都在辩护时向伊基托斯最高法院提出了人身保护权。结果法院同意在研究此案期间先行予以假释。

“不幸得很，”行政长官作苦恼状，眼睛不眨一下地说道，“这些卑劣的公民利用假释期逃跑了。您不是不知道，等最高法院批准了逮捕令，在这广袤的亚马孙地区就很难找到他们了。”

可法院根本不着急。罗杰·凯斯门特去问法官们何时能看到案卷，他们解释说“要经过严格的程序”才能看到。“在您感兴趣的卷宗前面，有着厚厚一沓在排队等着呢。”法院的一名实习生以嘲讽的口吻接着说道，“在这儿，司法是有保证的，但很慢，办这些手续需要好几年，领事先生。”

巴勃罗·苏马埃塔从假模假式的躲藏之地组织了针对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的司法反击：假借他人名义控告法官玩忽职守、挪用公款、造假等多种罪名。一天早晨，一名波拉妇女及其年纪不大的女儿在翻译的陪同下来到伊基托斯警察局，控告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强暴未成年女孩”。巴尔卡塞尔法官不得不花费大部分时间对其编造的诬蔑进行反驳、发表声明、四处奔波、书写公文，没有时间到森林地带去调查了。整个世界都倒塌了。他住宿的尤林马瓜斯小旅馆把他赶了出来，城里没有一家客栈敢留宿他。他不得不在郊外纳奈区租了一个小房间，那个区里到处是垃圾、臭水坑。到了晚上，吊床下的老鼠跑来跑去，一走路能踩到几个蟑螂。

所有这一切，罗杰·凯斯门特是一点一点地知悉的，有些细节是这里听到几句私语、那里听到几句嘀咕而获知的。与此同时，他越发敬仰那位法官，恨不得紧握他的手，祝贺他的正直和勇气。但他到底怎样了？他唯一能确切地（在伊基托斯这块土地上，“确切”二字根本没有结实的根基）知晓的就是，在利马把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的解职令送到的时候，他早已消失了。从此，在伊基托斯没人知道他的去向。他是不是被杀害了？记者本哈尼·萨尔达尼亚·罗卡的故事重演了。他遭到的敌视如此巨大，以至于没有别的办法，只得逃跑。与斯泰尔斯先生第二次在其住所见面时，《东方日报》社社长罗慕洛·帕雷德斯对罗杰说：

“罗杰爵士，我本人曾劝过巴尔卡塞尔法官赶快走，否则会被害。有许多迹象，我曾提醒过他多次。”

什么样的迹象？

挑衅：当巴尔卡塞尔法官走进一家饭馆或酒吧吃东西、喝啤酒，突然，一个醉汉上前侮辱他，挥舞着刀子向他挑战干一架。如果法官向警察局或行政长官官邸告状，他们就会让他填写没完没了的表格，详细叙述事情的细节，之后才保证说会去“调查他的诉讼”。

罗杰立刻体会到，巴尔卡塞尔法官从伊基托斯逃跑或被阿拉纳雇的杀人犯干掉之前是什么样的感受：走到哪儿都会被骗，成了由秘鲁亚马孙公司提线操纵的傀儡社会中的一个笑料，而整个伊基托斯只能奴颜婢膝地听命于这家公司。

如果说在城里，阿拉纳的公司得以不受制裁也不实行其所宣布的改革，那么显然，在普图马约的橡胶种植点，一切也都原样未动。至于土著人的状况，可能比以前更糟。尽管如此，他还是打算再到普图马约走一趟。罗慕洛·帕雷德斯、斯泰尔斯先生，还有行政长官阿道夫·加马拉都劝他赶快放弃这次旅行。

“您不会活着出来。您将死得很不值得，”《东方日报》社社长肯定地对他说道，“凯斯门特先生，我很抱歉对您说这话，可您确实是普图马约最憎恨的人，连萨尔达尼亚·罗卡、美国佬哈登堡和巴尔卡塞尔都不像您这样遭人恨。我能活着离开普图马约是个奇迹，但如果您去那里让人钉上十字架，这个奇迹不会再次出现。此外，最荒唐的是，他们会用波拉人和乌伊托托人涂了毒药的箭头射杀您，而您是要保护这些人的。还是不要去吧，明智些，不要去自杀吧。”

行政长官阿道夫·加马拉得知他要去普图马约，惊恐万状地到亚马孙旅馆去找他，把他带到一家演奏巴西音乐的酒吧喝咖啡。这是罗杰唯一一次感到这位官员在跟他坦率地讲话。

“我恳求您放弃这发疯的行动，凯斯门特先生，”他盯着罗杰的眼睛说道，“我没法保护您的安全。我很抱歉跟您说这话，但这是实情。我不愿在我的工作记录上写有您的尸首，那我的官运就结束了。我是把心捧在手上跟您说这番话的。您到不了普图马约，在这里，我会尽力不让任何人碰您一下，我是能够做到的。并不容易啊，我发誓。我可以央求甚至威胁那些有权势的人，但我的权力一旦出了这个城市就没用了。不要去普图马约，为了您，也为了我。不管怎样，我求您不要毁掉我的前程。我是作为朋友跟您谈话的，真的。”

不过最后使他放弃这次旅行的，还是一次不期而至的深夜突然来访。他已经躺下，正要睡着，亚马孙旅馆的接待员来敲门，说一位先生有紧急的事情来找他。罗杰穿衣下楼，见到了胡安·蒂松。上次在普图马约见到他之后就没有了他的消息，那次，这位秘鲁亚马孙公司的高级雇员诚心诚意地同委员会合作过。罗杰印象里那个很有自信心的人的影子没有了。他老了，疲惫不堪，情绪低落。

二人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谈谈，但找不到，伊基托斯的夜晚充满了噪声，到处是醉汉、赌场和性交易。不得已去了一家兼做跳舞厅的酒吧，把缠着他们跳舞的两个巴西混血女郎赶走，坐下来，要了两杯啤酒。

罗杰记得胡安·蒂松有着绅士风度，举止优雅，跟他讲话时一直是绝对坦诚的。

“莱吉亚总统提出要求之后，公司一条承诺也没兑现，尽管我们在高层会议上提醒过。我也提出了报告。所有人，包括巴勃罗·苏马埃塔、阿拉纳的兄弟和内兄弟都跟我一致，都同意要在各个站点进行根本的改善，既出于道德和宗教上的理由，也可避免产生法律上的问题。都是空话，什么都没做，什么都不想做。”

他还说，公司指示普图马约的雇员采取慎重措施，抹掉以前所干暴行的痕迹——譬如毁掉尸体。此外，为伦敦提交给秘鲁政府的报告上所列的主犯提供方便，让他们逃掉。强迫土著人割取橡胶的制度仍和以前一样。

“我一回到伊基托斯就感觉什么都没变，”罗杰说道，“您说呢，堂胡安？”

“我下星期就回利马，我想不会再回来了。我在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处境是难以维持了，与其被他们辞退，不如我主动辞职，否则他们会以极低的价格买走我的股份。在利马，我可以干别的事。尽管我为阿拉纳公司工作浪费了人生的十年，但我并不感到遗憾。虽然要从零开始，但我感觉很好。看到普图马约发生的那一切之后还在公司里工作，我感到自己很肮脏，是罪人。我跟妻子商量好了，她支持我。”

谈了将近一个小时，胡安·蒂松坚持认为不管出于什么理由，罗杰都不该再回普图马约：除了被杀害，什么也不会得到。或许对方会以极端残酷的方式残忍地拿他泄愤，他上次巡视各个站点时已经看到了。

罗杰决定给外事办再写一份报告，说明这里并没有进行任何改革，也没有对秘鲁亚马孙公司的罪犯加以制裁，更不要期待在将来会做些什么。这一切固然应归罪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但整个国家的公共管理也难辞其咎。在伊基托斯，秘鲁政府不过是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代理人。阿拉纳权势之大，足以让该地的政权、警察和司法机构积极地为他工作，允许他不担风险地继续剥削土著人，因为所有官员都从他那里拿钱，都害怕他进行报复。

像是为了给他一个理由，在那几天里，伊基托斯最高法院重新考虑那九个被捕人的要求之后，突然作出了判决。那判决简直是典型的无耻之作：在巴尔卡塞尔法官开出的名单中的二百三十七人未能全部被捕以前中止一切司法行为；在这一小撮被捕人身上进行调查将是不完整、非法的。这就是法官们念的宣判词。如此说来，那九个人就永远获释了，而这个被中止的案件，只有当警察把那二百三十七个嫌疑人全部交付法院时才能重新开审，而这是永远办不到的。

不久，在伊基托斯又发生了一件更奇怪的事，罗杰·凯斯门特承受惊愕的能力又一次受到了考验。一天，他从旅馆去斯泰尔斯先生家的路上，看到许多人围着两处像是国家机构的地方，因为门面上都挂着秘鲁的国徽和国旗。出什么事了？

“城市在搞选举，”斯泰尔斯先生解释道，声音中流露出无精打采、毫不动容的意味，“这种选举很特别，因为根据秘鲁选举法，只有拥有财产、能读会写者才有选举权。这一规定就把选民人数限制在很少的几百人之内了。而实际上，这种选举是在阿拉纳公司的办公室里内定的，当选者的名单和所得的选票数都是由他们决定的。”

事情就是这样。当天晚上，在中央广场举行了一场小型庆祝会，有乐队演奏，还分发了烧酒。这一切，罗杰都从远处看到了。巴勃罗·苏马埃塔当选为伊基托斯市的新市长！被英国与哥伦比亚合谋诬蔑的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内弟，现在由伊基托斯人民给予补偿——这是他在感谢辞里说的话——从“躲藏之处”走出来，决心为了反对秘鲁的敌人，为了亚马孙的进步而继续不屈不挠地战斗下去。分发烈性饮料之后，还召开了群众集会，放了焰火，吉他声、鼓声不断，一直闹到第二天清晨。罗杰则躲在旅馆里，以防被处以私刑。

1911年10月30日，乔治·米歇尔及其妻子终于乘由马瑙斯开来的轮船到达了伊基托斯，而罗杰正整装出发。在这位新任领事到来之前，斯泰尔斯先生和凯斯门特本人拼命地多方奔走，为那对夫妇找房子。“英国在这里遇到了难题，这都要怪您，罗杰爵士，”卸任的领事对他说道，“尽管我出了最高的价钱，但没有人愿意租房子给米歇尔夫妇，大家都怕惹恼阿拉纳，都拒绝出租。”罗杰去找罗慕洛·帕雷德斯帮忙，这位《东方日报》社社长帮他解决了难题：由他本人租下一处房子，然后转租给领事。

那是一所又旧又脏的住宅，为了迎接新主人，必须快速重新装修，再随便摆几件家具。米歇尔太太是个很随意的娇小女人，总是笑眯眯的，罗杰只在他们到达的那天在港口的轮船舷梯上见过她一面。对新居的状况，甚至对第一次踏上的这个地方，她并未感到不快，看样子她难得感到沮丧。还没打开行李，她就马上快活地奋力打扫起来。

罗杰在斯泰尔斯先生的客厅里跟老朋友兼同事乔治·米歇尔进行了一次长谈，把情况详详细细地向他作了说明，对他在新的职位上即将面临的困难毫不隐瞒。米歇尔四十多岁，胖胖的，充满了活力，从手势和动作上看，跟他的太太一样精力充沛。他边听边在本子上记，有时停下来要求再讲清楚。之后，他并没有表现出灰心丧气的样子或对于在伊基托斯等着他的前景有所不满，只是大笑一声说道：“我都明白了。我已经准备好了去战斗。”

在伊基托斯的最后几个星期里，罗杰不可抗拒地又被性这个魔鬼缠住了。上次来到伊基托斯时，他还很慎重，而现在，尽管知道许多与橡胶生意有关系的人对他充满了敌意，会给他设陷阱，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在晚上到河边的堤岸上去，那里总会有寻找顾客的女人和男人。就这样，他认识了阿西维亚德斯·鲁伊斯，如果说这是个男人的话。他把此人带到了亚马孙旅馆，给夜间看门人递上了小费，后者才让那人进去。阿西维亚德斯同意为罗杰摆出他要求的与古典雕像同样的各种姿势，几经讨价还价，他才开始脱衣。阿西维亚德斯是个乔洛，即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罗杰在日记中写道，种族混血的男性有一种人体美，甚至比巴西移民还要美，这种男性具有一种异国情调，既有印第安人的温顺与甜美，也有西班牙后裔那种男性的粗野。他与阿西维亚德斯接吻、抚摸，但并未做爱。不光是那天，第二天他再到亚马孙旅馆来时，也未做爱，那是在早晨，所以罗杰得以给他拍了几张不同姿势的裸体照。他离开后，罗杰在日记中写道：“阿西维亚德斯·鲁伊斯，乔洛，舞者的动作，小，但长，勃起时呈弯状，似弯弓。插进时好像戴手套的手。”在这几天里，《东方日报》社社长罗慕洛·帕雷德斯在街上遇袭。他从报社的印刷厂出来时，三个醉醺醺的凶相汉子攻击了他。事情发生后，他马上来到亚马孙旅馆看望罗杰，对罗杰说，要不是自己带着手枪，朝天开了一枪，吓跑了那三个侵犯者，他早就被揍死了。他还随身带着一只箱子。堂罗慕洛因此事而心情很不平静，所以没同意罗杰的建议：到街上去喝点儿什么。他对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怨恨与恼怒已达到极限。

“我曾经很尽心地跟阿拉纳的公司合作，满足他们的一切意愿。”社长抱怨道。二人在床角边上坐下来，油灯几乎照不到房间的角落，只得在暗中谈话。“那时我还是个法官，办了那份《东方日报》。我从没拒绝过他们的请求，虽然那些请求令我良心不安，但我是个讲究现实的人，领事先生，我明白什么样的战斗是赢不了的。所以，这个任务，即巴尔卡塞尔法官委托我去普图马约的任务，我一直不愿接受。从一开始我就知道那会把我卷进一场纠纷。但是他们强迫我去，巴勃罗·苏马埃塔也亲自要求我去。我去，仅仅是为了执行他的命令。我的报告在交给行政长官前先给苏马埃塔看了，他未加评论即退给了我，也许那就是表示同意了？我这才交给了行政长官。结果他们反倒向我开战，想干掉我。这次的袭击实际上是一次警告，逼我离开伊基托斯。我能到哪儿去呢？我有老婆，有五个孩子、两个女仆，凯斯门特先生。您见过这么忘恩负义的人吗？我也劝您尽快离开这里，您有生命危险，罗杰爵士。到现在为止，您还没出事，那是因为杀害一个英国人，而且是一个外交官，会引起国际纠纷。不过，您也别大意，他们很可能大醉一场就不管不顾了。听我的，快走吧，我的朋友。”

“我不是英国人，我是爱尔兰人。”罗杰轻声地纠正道。

罗慕洛·帕雷德斯把带来的箱子交给他说道：“这里是我在普图马约搜集的所有文件，也是我工作的基础。幸亏我当时没交给行政长官阿道夫·加马拉，否则会遭到跟我的报告同样的命运：放在行政长官官邸生虫子。您把它带走吧，会对您有用的。对不起，又给您加重了负担。”

四天后，向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告别后，罗杰出发了。斯泰尔斯先生把这两个孩子安排进了纳奈的一间木匠铺，除了为主人干家务活，也在铺里当学徒。在斯泰尔斯和米歇尔为他送行的港口，罗杰得知最近两个月的橡胶出口量超过了去年的纪录。这就是情况毫无改变且普图马约的乌伊托托人、波拉人、安道克人仍在遭受无情压榨的最好证明。

到达马瑙斯前的五天里，他几乎没走出自己的船舱。情绪低落，病痛难忍，对自己感到恶心，不吃不喝，只有在狭窄的船舱里酷热难忍的时候才到甲板上来。亚马孙河往下行，河面渐渐宽阔起来，看不见河岸了，此时他心想，再也不到这森林地带来了。但心情又很矛盾——在非洲刚果河航行时，他也多次这样想过——红嘴草鹭和尖叫着的鹦鹉时而从船的上方掠过，小鱼跳跃着，翻滚着尾随船体留下的涟漪，似乎在招引旅客的注意。这雄伟的景象又驱散了他在普图马约认识的那些贪婪嗜血者在森林深处给他造成的眩晕的、痛苦的经历。回想起在伦敦那次秘鲁亚马孙公司高层会议上阿拉纳那不动声色的脸，他又发誓要竭尽全力战斗到让那些精于打扮、衣冠楚楚的小人受到某种惩罚，因为他们的主要诉求就是使压榨人的机器不担风险地运转，以满足他们对财富的渴望。现在谁还敢说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对普图马约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导演了一出戏欺骗全世界，主要是欺骗秘鲁政府和英国政府，以期从森林里继续割取橡胶，这些森林同居住在其中的土著人一样受虐待。

十二月中旬，到达马瑙斯时，罗杰才感觉好一些。在等待开往帕拉和巴巴多斯的轮船期间，他一直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里工作，为报告补充评论和细节。一天午后，他同英国领事在一起，后者告诉他，尽管多次呼吁，但巴西当局并没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对蒙特、阿圭罗及其他逃犯加以逮捕。到处都在流传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在普图马约的几个前站长正在马代拉—马莫雷的铁路工程上工作。

在马瑙斯逗留的那一周，罗杰过的是一种禁欲的生活，晚上并不出去寻乐，只是去河岸和街上散步。不工作的时候就读几个小时的书，那是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推荐给他关于爱尔兰古代史的书。热衷于自己国家的事情，就会把普图马约的形象与他在伊基托斯看到的普遍存在的贪腐政治中的各种阴谋、谎言和暴行从脑子里赶走。但是集中考虑爱尔兰的事也不那么容易，因为每时每刻他都得记住自己还有未完成的任务，必须一到伦敦就了结。

12月17日，轮船起锚开往帕拉，他终于在帕拉看到了外事办的通知：外交部收到了他发自伊基托斯的电报，已得知秘鲁政府不顾所作诺言，并未采取任何实际措施纠正在普图马约发生的不法行为，而是允许被告们逃走。

圣诞节前夕，他登上丹尼斯号前往巴巴多斯。轮船很舒适，旅客很少，一路安静地到达了布里奇敦。外事办在那里给他订了SS特伦斯号开往纽约的船票。英国当局决定对普图马约事件中负有责任的英国公司采取有力措施，并希望美国予以配合，共同抗议秘鲁政府对国际社会的呼吁采取消极态度。

在巴巴多斯首都等待轮船期间，罗杰同在马瑙斯一样过着纯洁的生活，既没去公共浴室，也没夜出寻欢，又一次进入了禁欲期。这禁欲期有时会持续好几个月，其间，占据他脑海的都是宗教问题。在布里奇敦，他每天去拜访史密斯神父，和神父就《新约》做了几次长谈。他在各次旅行中都随身带着《新约》，不时地读一读，与爱尔兰诗歌尤其是威廉·巴特勒·叶芝的诗歌轮换着读——这位诗人的诗作，有几首他都能背下来。他还去乌尔苏拉会修道院做弥撒，像以前一样，他感到了想领受圣餐的愿望。他把这感受对史密斯神父说了，史密斯神父微笑着对他说，他并不是天主教徒，而是英国圣公会成员。如果罗杰想皈依天主教，他愿意帮他走出第一步。罗杰曾想过走这第一步，但一想到必须向史密斯神父这位好朋友忏悔自己的弱点和罪孽，就后悔了。

12月31日，开往纽约的SS特伦斯号出发了。到了纽约，他马上乘火车去了华盛顿，连去看看摩天大楼的时间都没有。英国大使詹姆斯·布莱斯通知他，美国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美国第27任总统，1909—1913年在任，曾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要接见他，这让他感到很意外。总统及其顾问想从罗杰的口中直接了解橡胶种植情况以及在美国和英国各家教会、人道主义组织和报刊上所反对的剥削奴隶的活动是否确有其事，还是像各橡胶企业与秘鲁政府所说的那样只是一种夸大其词、蛊惑人心的宣传，因为罗杰亲身经历过在普图马约发生的事件，而且是英国政府信任的人。

罗杰在布莱斯大使的寓所里被殷勤地招待，到处都听见人们称他罗杰爵士。凯斯门特去理发馆理发、修面，还修了指甲，在华盛顿一家高级服装店里换了新行头。在这几天中，他多次想起了自己生活中的矛盾现象。两个星期前，他还是一个住简陋旅店、受死亡威胁的可怜虫，而现在的他，一个梦想爱尔兰独立的爱尔兰人却成为英国王室的特派官员，来说服美国总统与英国一致要求秘鲁政府采取措施，了结发生在亚马孙地区的不光彩事件。这种生活不是有点儿荒唐吗？一场演出突然变成一场闹剧。

在华盛顿度过的三天繁忙得令人眩晕，他每天都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召开工作会议，还与美国国务卿有一次个人长谈。第三天，塔夫脱总统在几名顾问和国务卿的陪同下在白宫接见了他。就普图马约事件作阐述前，有那么一会儿工夫，他产生了一个幻觉：坐在那里的不是英国王室的外交代表，而是刚刚建国的爱尔兰共和国的特派代表，被自己国家的临时政府派到美国，为大多数爱尔兰人要求举行公投、与大不列颠断绝关系、宣布独立而进行辩护；新的爱尔兰共和国愿意与美国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因为两国都拥护民主政治，美国又有着众多的爱尔兰裔移民。

罗杰·凯斯门特完美地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接见大概进行了半个小时，之后又接见了三次。塔夫脱总统本人极为专注地听取了关于普图马约土著人境遇的报告，然后仔细地询问，并就如何更有效地迫使秘鲁政府了结橡胶公司的罪行征求了他的意见。罗杰建议美国在伊基托斯开设领事馆，同英国领事馆共同工作，揭发暴行。总统接受了这一建议。美国将于一个星期后派职业外交官斯图亚特·J.富勒出任驻伊基托斯领事。

不光是语言上的承诺，塔夫脱总统及其同僚听取讲述时表现出来的惊愕与愤怒也让罗杰确信，美国从现在起将坚定地与英国合作，一同应对亚马孙地区土著人遭遇的困境。

回到伦敦，由于劳累，加上老毛病发作，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但他仍决定全身心地完成呈交给外事办的新报告，说明秘鲁当局并未进行所承诺的改革，秘鲁亚马孙公司一直在抵制一切倡议，让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无法待下去，还把堂罗慕洛·帕雷德斯的报告截留在行政长官官邸，并因他公正地写出了四个月（3月15日至7月15日）里在阿拉纳公司各站点的亲眼所见而差点加害他。接下来，罗杰又把《东方日报》社社长在伊基托斯交给他的各种证词、谈话记录与文件精选出一部分翻译成英文，这些材料大大地丰富了他的报告。

他都是在晚间做这些事，因为白天忙着参加外事办的各种会议，从外长到众多委员会都请他去作报告，就英国政府该如何行动而提出的各种想法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一家英国公司在亚马孙地区干下了残暴行径，成了反奴隶制协会和《真理》周报发起的有力抗议活动的目标。此时，自由派报刊和许多宗教组织及人道主义组织也都起来表示支持。

罗杰主张立即发表《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对英国政府试图对莱吉亚总统保持沉默的外交方式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尽管一些行政部门还是坚持，但爱德华·格雷爵士终于接受了他的建议，内阁也通过了，报告名为《蓝皮书》。罗杰花了一个个不眠之夜，不停地吸烟，不知喝了多少杯咖啡，逐字逐句地为这份报告作最后的修改。

最终的文本终于送去印刷的那天，他感到身体很不舒服，担心单独一个人会出事，便躲到了朋友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的家里。“您简直变成了一副骷髅。”女历史学家抓住他的胳膊，带他走进客厅。罗杰拖着脚步，茫然地觉得自己随时会失去知觉。他感到腰酸背痛，于是爱丽丝加了几个枕头让他在沙发上躺下。他马上睡着了，或许是昏了过去。当他再次张开眼睛，看到姐姐妮娜和爱丽丝微笑着坐在他身边。

“我们还以为您醒不过来了呢。”他听见其中一人说道。

他睡了二十四个小时。爱丽丝唤来了家庭医生，医生的诊断是罗杰太疲乏了，要好好睡一觉。他记不起来是否做了梦。他试图站立起来，但双腿发软，又跌倒在沙发上。“刚果没害死我，亚马孙却要害死我了。”罗杰心想。

罗杰吃了些点心之后，能站起来了。一辆车把他送回了位于爱滩公园的寓所。他美美地洗了个澡，头脑清醒了些，但仍感到虚弱，便又躺了下来。

外事办给了他十天的假，强迫他休息，但他拒绝在《蓝皮书》出版前离开伦敦。不过最终他还是离开了。妮娜向教书的学校请了假，陪他到康沃尔郡休息了一个星期。他太疲乏了，连看书都集中不起精神，放荡时的形象总是分散他的注意力。由于生活平静、饮食健康，他的体力逐渐恢复，可以在田野里长时间地散步，享受温暖的气候。康沃尔温馨、文明的景色与亚马孙地区完全不一样。然而尽管在这里可以看着农夫们按部就班地放牧安详的牛群，听着马厩里那些不受野兽、毒蛇和蚊虫威胁的马匹的嘶叫声，但有一天，他思忖：居住着人类、受人类教化、经历了几个世纪惠及人类农事劳作的大自然，比起那动荡不安、难以驯服、未被驯化的亚马孙地带，已经失掉了自然世界的本色，也就是泛神论者所称的灵魂。在那片蛮荒的大地上，一切似乎仍在出生与死亡。那是一个不安定的世界，险象迭生，动荡不已。那里的人感到从现代被拽出来，扔进了遥远的过去，去和祖先打交道，回到人类诞生的曙光时代。他发觉自己竟然在怀念那个时代而不顾其中包藏着恐怖，不觉大吃一惊。

关于普图马约的《蓝皮书》于当年七月问世。发布首日就引发震撼，以伦敦为中心，以同心圆的涟漪形式扩展到整个欧洲、美国及世界许多其他地方，尤其是哥伦比亚、巴西和秘鲁。《泰晤士报》用数版的篇幅登载此事，还发表了社论，对罗杰·凯斯门特大加赞扬，说他再一次表现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无与伦比的才干，同时呼吁对那家利用奴隶劳动、施用酷刑、靠灭绝土著居民而发家致富的英国公司及其股东立即采取措施。

然而最让罗杰感动的赞扬却是他的朋友、反对比利时皇帝利奥波尔多二世运动时的同盟者埃德蒙·D.莫列尔在《每日新闻》上发表的文章。他在对《蓝皮书》的评论中，谈到罗杰时说“他从未见过像罗杰那样具有强烈吸引力的人”。不习惯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罗杰对这次新的声望的浪潮根本不感兴趣，反之，他感到很不自在，尽量躲避，然而很难避开。《蓝皮书》揭露的丑闻促使英国乃至欧洲和美国的几十家报刊都想来采访他。他接受学术机构、政治性俱乐部、宗教组织和慈善机构的邀请去做报告。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就此题目举办了一次特别圣事，赫伯特·亨森牧师做了训诫演说，严厉抨击秘鲁亚马孙公司的股东们利用奴隶劳动，以杀害、肢解等手段攫取巨额财富。

英国驻秘鲁代办德斯·格雷斯报告说，《蓝皮书》在利马引发混乱。秘鲁政府担心西方国家对其进行经济禁运，便宣布立即实行改革，并向普图马约派去军队和警察。

但德斯·格雷斯又说，这一宣布也很有可能毫无成效，因为政府里有些部门提出，《蓝皮书》指出的事实是英帝国的一个阴谋，以利于哥伦比亚染指普图马约。

《蓝皮书》在公众舆论中引发的同情和支持亚马孙地区土著人的氛围使得在普图马约建立一间传教所的计划得到多方面的经济支持。英国圣公会起初有所保留：在一个天主教已经生根的国家里建立新教传教所会引起猜疑，秘鲁亚马孙公司会加以诋毁，把新教传教所诬蔑为英国王室殖民企图的一把尖刀。但罗杰在无数次的会谈、约见、通信、对话中用道理说服了他们。罗杰在爱尔兰和英国跟耶稣会和方济各会[天主教派，创始人为圣方济各，1209年正式成立，又称小兄弟会，要求修士谦卑守贫]都开过会，他对这两个教团一贯有好感。自从到了刚果，他通过阅读得知，耶稣会曾在巴拉圭和巴西组织土著人，向他们传授教义，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保持集体劳动的传统，并练习基督教基本仪式，在上述各方面都作出了努力。就这样，土著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也摆脱了被剥削、被灭绝的境遇。因此，葡萄牙捣毁了耶稣会所有的传教所，并阴谋策划让西班牙和梵蒂冈相信那些耶稣会已经变成了国中之国，对罗马教皇的权威和西班牙帝国的主权构成了危险。这一次，耶稣会于对在亚马孙地区建立传教所一事反应冷淡，相反，方济各会则热忱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就这样，罗杰·凯斯门特了解到都柏林贫民区方济各会的神父是如何工作的：他们去工厂和车间劳动，与工人同甘共苦。罗杰同他们谈话，看到他们在完成使命时是多么虔诚，看到他们怎样地同那些出卖劳动力者同甘苦、共命运。罗杰心想，没有人比这些宗教人士更适于去应对在乔雷拉与埃尔恩坎托建立传教所这项挑战。

罗杰兴带着兴奋的心情告诉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首批的四位爱尔兰方济各会的会员将去秘鲁的亚马孙地区。爱丽丝预言：“您敢肯定您还是圣公会的成员吗，罗杰？也许您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踏上皈依罗马天主教的不归路了。”

参加爱丽丝在格罗夫纳路的家中那间藏书丰富的图书室里举办的茶会的常客中有众多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其中有圣公会教徒、长老会教徒，也有天主教徒。罗杰从未发现他们之间有过摩擦，也没有过争论。经爱丽丝提醒，那几天里他常问自己：接近天主教是精神和宗教上的需求还是政治上的安排？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对选择民族主义的承诺，因为大多数主张爱尔兰独立的人都是天主教徒。

为了逃避因写出《蓝皮书》而受到的纠缠，他向部里又请了几天假，去德国度假。柏林使他产生了一种非凡的印象，在他看来，德国皇帝治下的德国社会是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发展、秩序井然、高效率的典范。这次访问虽然短暂，却使得一段时间以来萦绕在他脑子里的模糊的想法具体化了，从此成为他政治活动的最高理想：为了争取自由，爱尔兰不能依靠英帝国的理解，更不能依靠英帝国的仁慈。就在这几天里，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证实：英国议会可能重新讨论给予爱尔兰自治的法案。尽管罗杰及其朋友都认为这其实只是一种很不彻底的、形式上的让步，却在英国遭到从保守党到自由派、进步人士乃至工会和手工业者同业公会激烈、狭隘爱国主义情绪的反对。而在爱尔兰，享有行政自治、拥有自己的议会的前景把厄尔斯特统一派动员起来，热情高涨，又是开大会，又是组织志愿军，又是募捐买武器。几万人签署了盟约的北爱尔兰宣布：如果《爱尔兰自治法案》得以通过，他们将不予尊重，并用武器和生命捍卫爱尔兰留在帝国之内。在这种情况下，罗杰觉得爱尔兰独立派应该寻求德国的支持，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德国明显是英国的对手，两国如果发生战争，大不列颠在军事上的失败就会成为爱尔兰获得解放的唯一机遇。一句民族主义的谚语说：“英国的不幸就是爱尔兰的欢乐。”在那几天里，这句话被罗杰重复了好几遍。

然而，当他把得出的这个政治结论告诉在去爱尔兰的途中或在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家中结识的民族主义者朋友时，英国却正为他所做的一切表达敬佩与亲切。一念及此，他就感到很不自在。

在此期间，秘鲁亚马孙公司仍在负隅顽抗，但很显然，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这家企业已处于危险境地。《先导晨报》的记者贺拉斯·索罗古德去伦敦商业区的办公室采访公司董事时，其中一位叫阿维尔·拉尔科的先生，也是胡利奥·塞萨尔·阿拉纳的亲戚，递给他一只信封。记者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拉尔科回答说，公司对待朋友一贯慷慨。记者大怒，退还了这笔企图贿赂他的钱款并在报上揭发。秘鲁亚马孙公司不得不公开道歉，说什么这是误解，将把企图进行贿赂的责任人开除。这件丑闻之后，公司的名声一落千丈。

胡利奥·塞萨尔·阿拉纳企业的股票在伦敦证券市场开始下跌。一部分固然是由于英国的亚洲殖民地——新加坡、马来西亚、爪哇、苏门答腊和锡兰——新兴橡胶与亚马孙橡胶展开的竞争（英国科学家兼冒险家亨利·亚历山大·维克汉姆毫无顾忌地把亚马孙地区的橡胶树苗走私到上述地方种起来），但《蓝皮书》发表之后，秘鲁亚马孙公司在公众舆论及金融界的负面形象才是它垮台的关键。英国劳合社切断了对它的信贷，欧洲和美国的许多银行也跟从。反奴隶制协会和其他各种组织发起的抵制秘鲁亚马孙公司橡胶的运动夺去了公司的众多客户及合伙人。

给予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帝国致命一击的，是1912年3月12日由众议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秘鲁亚马孙公司在普图马约残暴事件上的责任。委员会由十五名委员构成，主席是一位有威望的议员查理·罗伯茨。足足开了十五个月的会。在第三十六次的会议上，公开问询了二十七个证人，旁听席挤满了记者、政治家、宗教及非宗教协会的会员，其中就有反奴隶制协会主席约翰·哈里斯。报纸杂志详细报道了历次会议的情况，登载了众多文章、漫画、小道消息和笑话加以评论。

令人翘首以待、最吸引眼球的证人就是罗杰·凯斯门特爵士。他于11月13日和12月11日两次与会作证，把在各个站点的亲眼所见准确而简明地描述了出来：颈手枷、空地上的各种刑具、土著人背部的鞭痕、各收购站的工头和负责维持秩序并在“打猎”时负责攻打部落及维护奴役规章的“小伙子”或“理性人”随身携带的皮鞭、温切斯特步枪，还有土著人遭受的过度剥削和饥饿。接着，他总结说，巴巴多斯人证词的真实性是有保障的，因为他们本人都承认自己施行过酷刑并杀人。在委员们的要求下，罗杰还解释了那普遍实行的狡猾制度：各站长不领取薪水，而是根据收到的橡胶数量收取佣金，这就促使他们要求割胶工人割取更多的橡胶，以获得更大的好处。

他第二次与会时，上演了一幕戏：在出席者惊奇的目光下，罗杰从两个办事员带来的大袋子里一件件地掏出从秘鲁亚马孙公司开设在普图马约的商店里搞来的物件，用这些物件向大家证明印第安工人受着怎样的宰割。公司为了让这些印第安人永远负债，以高出伦敦数倍的价格赊给他们物品，如劳动用品、日常生活用品、装饰用的小玩意。他展示了一支单筒猎枪，在乔雷拉站的价格是四十五先令。为了能支付这个价钱，一个乌伊托托人或波拉人就得干两年的活，也就是说，让他们付出伊基托斯一名清洁工的全年收入。接着他又拿出了粗布衬衣、粗斜纹布长裤、彩色玻璃珠串、小火药盒、龙舌兰编的腰带、陀螺、油灯、粗制草帽、治虫咬的软膏，同时高声报出这些在伦敦都能买到的东西在普图马约商店里的价钱。议员们睁大了眼睛，既愤怒又吃惊。还有更坏的，那就是罗杰爵士把他在埃尔恩坎托站、乔雷拉站和普图马约其他收购站所拍摄的数十张照片也在查理·罗伯茨主席和委员会其他成员面前展示出来，其中有背部和臀部已结痂的“阿拉纳记”字样的烙印、草丛中被兽咬鹰啄腐烂了的尸体、骨瘦如柴的男男女女、头顶盛有固体橡胶篓子的瘦弱儿童、因感染寄生虫而肚皮鼓胀得奄奄一息的初生婴儿等。这些照片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那些吃不饱、遭受贪心人虐待的土著人的生活状况，而那些贪心人唯一的目标就是攫取更多的橡胶，为此让整个种族灭亡也在所不惜。会上，一个感人的场面是秘鲁亚马孙公司的英国董事的质问，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南多尼戈尔的资深议员、既好斗又精明的爱尔兰人斯威夫特·麦克尼尔。这位议员毫不含糊地证明，生意场中的杰出人物如亨利·M.里德、约翰·罗素·久宾斯以及伦敦的明星人物、贵族及金融专家如约翰·李斯特尔·凯和索萨·迪罗男爵等对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公司里发生的事毫不知情，他们只是开开董事会、签签文件、领取巨额红利。当《真理》周报开始发表本哈尼·萨尔达尼亚·罗卡和沃尔特·哈登堡的揭发文章时，他们甚至对调查一下那些指控是否确有其事都不关心。他们仅仅满足于阿维尔·拉尔科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本人的辩解——他们辩解说揭发者企图以威胁手段从公司得到一笔钱，因未得逞而进行讹诈。没有一个人愿意负责核查一下这家因他们的名字而获得声望的企业是不是犯下了那些罪行。更有甚者，没有一个人愿意负责检查一下文件、账目、报告和往来信件，而一家公司的卑劣行为肯定会在此类档案中留下蛛丝马迹。说来令人不可置信，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阿维尔·拉尔科和其他高层直到丑闻爆发仍表现得很自信，说在各种文件账目中从未掩盖过暴行，如不给土著工人发工资，用巨额金钱购买皮鞭、手枪和步枪等。

戏剧性的一刻突然出现：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在委员会面前亮相了。他的第一次出席延过期，因为他的妻子埃利奥诺拉在日内瓦患了神经病，原因是已经登上社会顶峰地位的家庭现在却急转直下地垮下来，在这样的家庭里，她感到极为焦躁不安。阿拉纳走进众议院，穿戴依然讲究，面色苍白得仿佛患了亚马孙疟疾。他在众多助手和顾问的簇拥之下而来，但议会只允许他带律师。起初他还显得很镇静、潇洒，但随着查理·罗伯茨和斯威夫特·麦克尼尔等人的追问围剿，他陷入了矛盾的境地，讲起话来磕磕巴巴。他的翻译尽量为之掩饰，但无济于事。委员会主席问他：“普图马约的各收购站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温切斯特步枪？是不是为了‘打猎’？也就是说，为了冲入部落把土著人劫持到橡胶种植地去？”他答道：“不，先生，是为了防范该地区众多的老虎。”这一回答引起了听众的哈哈大笑。他什么都想否认，但是突然承认说，对，他确实听说过一位土著妇女被活活烧死，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果说干过什么不法行为，那也是以前的事了。

阿拉纳还想诋毁沃尔特·哈登堡，指控这个美国人在马瑙斯伪造了一张汇票。斯威夫特·麦克尼尔插嘴问他是否敢于传唤伪造者本人哈登堡。他可能以为哈登堡当时住在加拿大，便回答：“是的。”“那就传他吧。”麦克尼尔说道。哈登堡一出现在席上就引起了极大震撼，也让这位橡胶商甚为惊慌失措。在律师的劝说下，阿拉纳收回了对哈登堡的指控，说他刚才讲的不是哈登堡，而是在马瑙斯银行汇票上改动了一个字母的“某个人”，其结果等于造假。哈登堡证明那一切都是阿拉纳的公司为了诋毁他而利用一个有前科、叫做胡里奥·穆列达斯的家伙所设的圈套，此人目前因涉嫌诈骗已在帕拉被捕。

从这一刻起，阿拉纳垮了下来，回答问题时犹豫不决、含含混混，流露出情绪上的不安，尤其暴露了他话里明显的虚假成分。

委员会正在议会中全力工作的时候，一场灾难落在了那位企业家的头上。最高法庭的法官斯温芬·艾迪在一群股东的要求下，下令立即停止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商业活动。法官宣布阿拉纳的公司为了获利“以超乎想象的最残暴的手段收取橡胶”，“如果阿拉纳先生确不知情，那么他的责任就更加严重，因为他比任何人都绝对有义务知晓在他管辖的范围内所发生的一切”。

议会委员会的最终报告跟一纸墓志铭差不了多少，结论如下：“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同其合伙人一样，对于在普图马约的代理人和雇员所犯下的残暴行径完全知情，因此必须负主要责任。”

委员会公布这个结论之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名声一落千丈，将里奥哈一名卑微的居民变成当代权贵的企业帝国也随之加速了破产。此时，罗杰·凯斯门特早已把亚马孙和普图马约抛在脑后了，爱尔兰再次成了他的主要心事。短暂的休假之后，外事办建议他重返巴西，去做驻里约热内卢的总领事。他原则上同意了，但总是推迟行期。借口是各式各样的，有应付部里的，也有给自己找的。实际上，他在内心已经决定不再作为外交官、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去为英国王室服务。他要找回失去的时间，倾尽智慧与精力，从现在起，为自己生命中唯一的目标——爱尔兰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因此，他只是无动于衷地从远处观察秘鲁亚马孙公司及其拥有者的最终命运。据总经理亨利·莱克斯·吉尔古德本人的供词，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根本没有普图马约的土地开发证，他开发该地区仅仅凭借“占领权”。在委员会的历次会议上，这一情况也被摸清楚了。于是各家银行和债权人对阿拉纳的公司更加不信任，立即向公司施加压力，要求支付各种款项，履行悬而未决的承诺（光是亏欠伦敦商业界各机构的债务就高达二十五万英镑）。查封其财产、拍卖其产业的威胁如雪片般飞来。阿拉纳宣布，为了挽救自己的声誉，他将付出最后一分钱。为此，在伦敦，阿拉纳卖掉了位于肯辛顿大街的宅邸、比亚里兹的别墅与日内瓦的住宅。但是变卖房产所得根本不足以平息债权人的怒火，于是债权人请求法院冻结他在英国的存款和银行账户。随着个人财产的消失，他的生意也江河日下。在亚洲橡胶的竞争压力下，亚马孙橡胶的价格一落千丈。与此同时，欧洲和美国的许多进口商决定：在独立的国际委员会证实奴隶劳动确已停止、酷刑和打劫部落的行为确已被禁止、各收购站确已为收割橡胶的土著工人发放工资并遵守英国和美国的现行劳动法之前，不再购买秘鲁橡胶。

没等这些不可能完成的要求付诸实施，普图马约的各主要工头和收购站站长因害怕被监禁，早就逃之夭夭，结果整个地区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许多土著人，甚至整个村社都趁此机会逃掉了，橡胶的割取量锐减，很快就完全停产。逃跑者临走时掠劫了仓库和办公室，抢走了值钱的东西，主要是武器与粮食。后来有消息说，是阿拉纳的公司为逃亡的杀人犯提供了大笔钱财，封住他们的嘴，让他们逃跑。然而当公司得知这些逃犯在未来可能的审讯中将变成指控公司的证人时，不禁大吃一惊。

罗杰·凯斯门特通过与老朋友、英国领事乔治·米歇尔的通信，注视着伊基托斯的衰落。后者向他讲述旅馆、饭店及过去出售从巴黎、纽约进口的物品的商店都关门了，过去毫不在乎地打开的香槟、威士忌、白兰地、波尔多葡萄酒像变戏法一样地消失了。酒馆、妓院里喝的都是辣嗓子的烧酒，有些饮料来源可疑，所谓的春药往往不仅不能增加性欲，不小心的人喝了还会引起胃部的剧烈疼痛。

和马瑙斯当年的情况一样，阿拉纳的公司及橡胶产业在伊基托斯的垮台触发了普遍危机，速度之快，跟三十年前迅速繁荣起来时一样。首批离开该城的都是些外国人——商人、开发商、各种商贩、酒馆老板、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妓女、无赖和拉皮条的——他们要么回国，要么去寻找比这个已陷入毁灭与孤立的城市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地方。

卖淫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代理人。巴西妓女黯然失色，改称“法国女郎”；波兰籍、弗兰德籍、土耳其籍、意大利籍女人被乔洛女人与印第安女人取而代之。而乔洛女人和印第安女人大多还是少女，她们原本是做女佣的，后来主人去别处发财或因经济危机无法养活她们，就失掉了工作。英国领事在一封信中对那些如小丑般浓妆艳抹、在伊基托斯堤岸上漫步勾引客人、瘦弱的十五六岁印第安女孩有过令人伤心的描写。各种报刊停刊，甚至连预告船只进出时间的小报也不见了，因为原本繁忙的水上运输已经大大减少，以致停运。伊基托斯十五年前曾与广阔的世界繁荣地贸易，又因布斯航运公司逐渐减少货运和客运而与这个广阔世界断绝了来往，从而变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航运完全停止，伊基托斯联系世界的脐带被割断。洛雷托的省城日复一日地衰落了。几年后，变成了被遗忘在亚马孙莽原深处的小村子。

一天，在都柏林，罗杰·凯斯门特因关节痛去看医生。穿过圣斯蒂芬公共绿地的湿润草坪时，看到一位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在向他打招呼，原来是那四位前去普图马约建立传教所的工人神父中的一员。二人在靠近有鸭子和天鹅遨游的池塘边的一条长凳上坐下谈起来。那四位宗教人士的经历非常艰苦。由于有奥古斯丁会神父的帮助，听命于阿拉纳公司的伊基托斯当局的敌视态度并没吓倒他们；刚到普图马约时，考验他们牺牲精神的疟疾病与蚊叮虫咬也没吓倒他们。他们不顾艰难险阻，终于在埃尔恩坎托站周围盖起类似乌伊托托人在空地上建的茅草屋，立住了脚。与当地土著人的关系从起初的不易接近、疑惧到后来变得和睦甚至热情起来。四位方济各会神父开始学习乌伊托托语和波拉语，建了一间简陋的露天教堂，只在讲经台上方用棕榈叶遮盖一下。后来，突然发生了大逃亡，各种人如站长、雇员、手工业者、看守、印第安用人和工人等，像遭到某种魔法或瘟疫的驱赶，惊恐万状地四处逃散，只剩下这四位方济各会的神父。他们的生活日益艰难，其中一位叫麦克·凯的还患了脚气病。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他们决定离开那个仿佛遭天谴的地方。

这四位方济各会神父的返国行程颇具荷马史诗般的特点，是耶稣殉难般的路程。橡胶出口锐减，收购站已无一人，混乱无章，因此离开普图马约唯一的交通工具，即秘鲁亚马孙公司所属的船只，尤其是自由号，一夜之间停运了，事先也不通知一声。四位传教士等于被搁浅在荒无人烟之地，与世隔绝，还带着一名病情严重的病人。最后，麦克·凯神父去世了，同伴们把他葬在一座小山冈上，在其墓前立了一块碑，碑文用四种语言写成：盖尔语、英语、乌伊托托语和西班牙语。余下的三位只得听天由命。有几个土著人用独木舟帮助他们沿普图马约河下行，直到雅瓦里河。在那漫长的行程中，独木舟曾两次遇险，大家只得泅水上岸，随身带着的东西也都丧失殆尽。到了雅瓦里河，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有一艘船同意把他们带到马瑙斯，条件是不给他们舱位，只能睡在甲板上，下雨天也得如此。三位传教士中年纪最大的奥内蒂神父患了肺炎。两个星期后，终于在马瑙斯找到了一间方济各会的修道院。修道院接待了他们。但是，尽管有同伴们照顾，奥内蒂神父还是去世了。人们把他葬在修道院的墓地里。余下的两个幸存者在这灾难性的曲折历程之后休养了一阵子，被送回爱尔兰，现在重新在都柏林的产业工人中进行工作。

罗杰在圣斯蒂芬草坪的茂密大树下坐了很久，竭力想象当收购站消失，当地土著人和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公司的雇员、看守及杀人犯都跑掉之后，普图马约那广大的地区是什么样子。他闭上眼睛想象肥沃的大自然会长满了矮树、藤蔓、灌木丛和杂草，遮盖了所有场地和空地。森林复苏，各种动物又回来筑巢。整个地区又听到各类鸟儿的歌唱及鹦鹉、猴子、蟒蛇、水豚、鹑鸡、美洲豹的嘶鸣、尖叫和咕噜声。雨水接连不断，悬崖峭壁塌陷，没几年工夫，就把那见证了人类的贪婪与残暴，制造了无数苦难、肢解与死亡的空地掩盖得不留痕迹。建筑用的木料因雨水的冲蚀而逐渐腐烂，房屋因木料遭白蚁啃噬而倒塌。瓦砾之下，各式各样的小虫子挖洞筑巢。在不远的将来，人类活动的痕迹在这片森林地带将被完全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