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三个人，分坐在三张桌子前吃早餐。女演员坐在靠窗的位置，桌上放着面包片和咖啡，还有一沓文件。我和她致意了三次。我隔壁的房客则坐在另一张桌子前，我们三人便是全部顾客了。各种颜色的纸灯笼从天花板上垂挂下来，整个大厅仿佛为了某次宴会而装饰了一番。

“这是战争刚刚开始时的事情，”飞飞端来了咖啡，“婚礼最后取消了。后来他们会在这里办舞会，一年一次，迎接新年到来。”

有蜂蜜可以抹在面包片上，这让我想起预订房间时，在网站上读到的那些关于当地养蜂业的内容。飞飞说，蜜蜂随着战争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蜂蜜的生产也就随之停止了。

女演员和我对视了一眼，她露出微笑，站了起来，一手端着咖啡，另一只手抓起那些纸张，朝我走了过来。我隔壁房客的眼神追随着我们，她和我——他换了张椅子，坐到了一个更方便观察我们的位置上。

阿尔弗雷德——他是这么自我介绍的——穿了一件黄色天鹅绒外套和一条百慕大短裤，脚上是条纹袜子。

女演员问我，她能否坐到我的桌子旁。她放下手里的报纸，碰了碰自己脖子上的丝巾。

一切都很缓慢。

她说在海岸边见过我。

“我去看看海水是不是咸的。”

她笑了。

“所以呢？”

“确实是咸的。”

她望向窗外。

“这和您家乡的海不一样。”

“是啊，的确和我家乡的海不一样。”

一个女人对我说话，而我也迅速地重复了她的字句。她告诉我，她是在这个国家出生的，也在这个国家长大，不过在战争开始许久之前，她就已经离开了。

“后来我们在这里拍过一部电影。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在某个地方拍的电影，总是会被认为是在其他地方拍摄的。”

她说着，我沉默着。

我喜欢坐在一个女人对面，然后保持沉默。

“拍摄的最后一天，我站在这里，”她指着旅馆门口的广场，说道，“我的搭档也在那儿，”她又指了一次，“他要演一场被子弹打中的戏。我们重拍了六次，用掉了好几升的假血。天黑了之后，我们玩得很开心。大家都在吹牛，然后，一切都变成真实的了，只有电影是假的。”

她突然不说话了，看了看周围。那个住9号房的男人消失了。

“战争开始前几个月，有一些人陆陆续续消失了，记者、大学教授，还有艺术家。然后就轮到那些普通人了，邻居们也开始消失。那些都是拒绝接受官方政治意见的人。有些家庭一起消失，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这个国家忽然就到处都是军队了。”

我们两人沉默了片刻，然后她开口道：“当人们意识到真相，却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他们都很绝望。”

她把身子往前倾，直勾勾地看着我。

“以前城里有个动物园，”她压低了嗓音，“但是所有的动物都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被杀掉了。有人说，一头野兽逃走了。一头体格庞大的雄性动物。是什么动物呢？有些人说是老虎，有些说是美洲豹，还有些说是黑豹。所有的故事到处流传，变成它现在的样子。还有人说，这头野兽带头重建了自己的领地。”

她又调整了一次自己脖子上的丝巾，喝光了咖啡，拿小勺搅着沉在杯底的糖。

然后她告诉我，她要出发去一趟乡下，十天后回来。她要回去看看自己的家人，不过也是去为一部纪录片确认几个拍摄地点，还要找几个采访对象。

“纪录片是关于战后的女人们如何一起生活的，”她说着，挥了挥手里的那沓纸，那是纪录片的脚本，“她们的肩上承担着让家庭延续下去的重任。”

她又说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我有点儿心不在焉，思绪停留在她说自己还要回来这件事情上。

“十天后你已经走了吗？”她问道，语气里的漠不关心显得十分刻意。

我思忖着。在这死亡之国，死去并不是一件太过紧迫的事情。

“不，我觉得我应该还没走。”

我心想，这是个我可以停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