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吾申辩[《为吾申辩》(Apologia Pro Vita Sua):英格兰19世纪著名神学家、诗人约翰·亨利·纽曼的作品,反驳了查尔斯·金斯莱对他的指控。纽曼曾领导英国国教内部的“牛津运动”,意在复兴某些罗马天主教教义。1845年,纽曼皈依天主教。]

寂静旅馆  作者:奥杜•阿娃•奥拉夫斯多蒂

我考虑了各种各样的途径。有一瞬间,我想到的是,我可以借用天花板吊灯上面的挂钩。还得决定一下地点。我脑中想过不同的场景。我应该在客厅里给自己一枪,还是把自己吊死在卧室、厨房或者浴室?我还需要选一下穿什么衣服。什么衣服会比较合适?睡衣、礼拜服还是工作服?只穿袜子还是需要穿鞋子?

我又突然想到莲有一把我房间的钥匙,她可能一下子闯进来。关于她的性格,最具有代表性的事是有一次她站在客厅中央,神思忧虑地跟我讲述她前一刻的发现。她说:

“爸爸,你知道吗?每一代鸟群在岛上迁徙的次数只有一次,因此,它们不会留下任何经验可供后面的鸟儿参考。”

她又将为我的事忧虑多久?况且,她将不得不处理我的身后事。我又想起楼底的地下室,那里塞满了垃圾,早就需要整理出来打包扔掉。我这不是把包袱留给她了吗?

我打开地下室的门,第一眼看到的是当年我跟居德伦开始同居时,我亲自设计制作的那条凳子,凳子的座位可以升降。还有一副雪橇,以及一顶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才支起来的橙色帐篷,旁边是睡袋和徒步鞋。自从搬到这条街以后,我就再也没来过地下室。我在大大小小的箱子之间挪动,其中一个上面被妈妈用歪歪斜斜的字体标注了“茶具,给约纳斯”。架子上放着我为莲制作的一个娃娃小屋,旁边是一台旧的唱片机。我完全忘记了它的存在。

一个巨大的工具箱躺在地板中央,里面放着我很少用到的各式工具:一个凿子、一把圆头锤、一些飞利浦牌的螺丝刀、一把板锯、一把腻子刮刀、一个圆锯、一把木工刨、一把角尺、一个指南针、一些粗锉刀和小锉刀、三把标尺。我还有一把羊角锤,和各种类型、各种尺寸的螺丝刀一起放在工具箱里,不过我忘记那个工具箱是被塞在水槽下还是车后备厢里了。里面还有一个钻头,那是我见到居德伦之后买的第一套工具。我们在菲吕梅卢尔区租了一间地下室的公寓,公寓的油布地毯已经破烂不堪,所以在仔细研究了一番之后,我就张罗着自己铺木地板。弄完那个之后,我又学着贴瓷砖、贴墙纸,还改装了水管。我还能记起公寓的尺寸,长宽比分别是170∶80、92∶62。我同意母亲说过的话:用数字表达悲痛比表达渴望更容易,不过在讨论美的感受时,我永远不会用到“4252克”或者“52厘米”之类的形容词。

在角落深处,有一个残破的纸板盒子,它被胶带密封起来,上面用黑色签字笔写着“丢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次还有上上次搬家时,我们就想着要扔掉这个盒子了,它就这样被密封着带到了好几个地下室中。为什么这个盒子还在这里?我从工具箱中取出一把小刀,沿着胶带划开,然后拿掉盖子。看上去里面几乎都是我在大学那一年的书籍。我拿起一本尼采的《善恶的彼岸》,下面是一叠打印的论文和手写注释。在盒子的中间有一个棕色的信封。我打开那个信封,拿出一页二十七年前的剪报,那张发黄的报纸上登着爸爸的讣告。那篇讣告是他的一个朋友写的,他向妈妈写了一封慰问信。他也提到爸爸的两个儿子:洛吉,长相完全就是爸爸的翻版,当时正在商学院攻读最后一年课程;约纳斯,继承了妈妈在音乐方面的天赋,刚刚开始哲学系的学习生活。我突然意识到,再有两周,我就到父亲倒在门口台阶上时的年龄了。也许我们身上共同的基因缺陷会使我免受余生痛苦。

“我从厨房的窗户看到你爸爸摇摇晃晃的,当时我以为他只是喝醉了,”妈妈说,“当我走出门时,他就躺在走道上。他们带走了你爸爸,留下我一个人。”

“没有人会一直陪你走下去。”她这样说道。

当天夜里,妈妈将爸爸的衬衫从衣柜的衣架上取下,叠放在他们的床上。

“你不想再留着这些衣服吗,妈妈?”我问她,“至少应该等到葬礼结束吧?”

我们把爸爸所有的衣物都处理掉了,因为妈妈不想看到任何人穿他的外套,我背了整整四大包爸爸的衣服,送到隔壁镇子里。

在过去,每当爸爸问我在学校学得如何时,我都神经紧绷,我甚至一度怀疑他自己也在偷偷研究这些科目。后来,我的预感被证实了,在我们处理他的遗物时发现,爸爸买了一本名为《如何就尼采进行提问?》的书。

我把那篇讣告放回信封里,然后继续在盒子里翻找。在盒子底部,我找到三本破旧的笔记本。我打开其中一本,认出那稍显稚嫩的字体。潦潦草草。这些是我在大约十二岁的时候写的日记。我翻看那些日记,从日期来看,这些日记断断续续记录了三年之久。

丢掉。

这个盒子即将成为垃圾。我捡起另一本日记迅速浏览,时不时停顿下来思考一番。就我所看到的,日记内容大多描述云彩、天气,以及跟女孩子一起出游的事。这个哲学系学生在第一页引用了柏拉图的《会饮篇》,一下子为整本日记定下基调,可以看出当时我正集中精神去领会学习的纲要:

“人拥有生殖的本能,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当人的身体到了一定年岁时,我们就会感到生育的紧迫。”

每一条日记都以日期开头,紧接着是当日天气,就像一个老农民的年历书:3月2日,晴天,温度3摄氏度;4月26日,强风,温度4摄氏度;5月12日,东南方向微风,温度7摄氏度。与这些关于天气的报道相对应,我记下了每天纷繁多样的云彩形状,还有我对那些自然天体的思考。比如,风塑积云。我又是在什么时候停止关于云彩的思考呢?是在开始讨论天体之后:人们认为一轮新的月亮围绕着地球旋转,但一些专家认为,那更像是某些在太空中运动着的火箭碎片。

在那些长期盘旋于宇宙中心的星球之间,还有一串购物清单,绕着椭圆状的星空列成一排:

草莓酸奶和安全套。

没翻几页我就意识到,关于女性身体以及我跟她们之间交往的记录占据了日记的绝大部分。在这些记录中,我用她们名字的首字母来称呼那些交往过的女孩子,并为她们跟我睡觉而致以谢意。感谢K,赫然出现在第一页;感谢D,在另一页。有时候这些首字母会用下划线着重标注。感谢M。M出现了两次,几个月以后,K又出现了一次。是同一个K吗?我想是的,因为我在记录时一般会在旁边进行附注来说明。比如:L(什么都没发生)。有几个夏天我是在乡下度过的,在舅舅的农场里,于是就地取材来发挥我的比喻修辞能力:K的皮肤就像小羊羔的肚皮一样顺滑。两天后又变成了S。我极力回想我人生中第一次有机会跟女孩子交往的事,我记得有一个女人,她盯着我看时,我就想到:这个不错。我的思绪在这些记录中跳跃着。G应该是最后一个代表女朋友的字母,是居德伦?向居德伦致以谢意时,我二十二岁,而且我能记得,我们在一个山顶发生了关系。(G身上有一块因为阑尾手术而留下的新伤疤,不过我并没有跟她提起这个。)我在括号中写道。

我把笔记翻到一个确定的日期:

1986年10月11日

从学校骑自行车回家时,在去希尔菲通的路上,我看到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站在小白楼[Höfdi House,霍夫迪楼,俗称“小白楼”,1986年10月,美国总统里根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这里会晤,标志着冷战的结束。]的台阶上。他们都穿着外套,一个穿着风衣,另一个穿着毛领外套。那一片还有三只鹅。那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他们了,就那种黑白电视,屏幕上人影模糊,看起来就像是沙子和冰川。

然后我又写了一句,还用下划线标注起来:我当时就在那边。

一天后我又在同一页写下:

10月12日,爸爸去世了。

世界不同以往。

我借了斯瓦纽的拖车,花了整整三天,才把地下室空出来。

楼上楼下来来回回跑了三趟。一趟是搬一把凳子,一趟是搬唱片机,最后一趟就是搬那个标着“丢掉”的纸板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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