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星期里，整个巴黎都在沸沸扬扬地谈论伯爵府上这桩胆大包天的偷盗未遂案。窃贼临死前曾在一张笔录上签了字，指控贝内代托是杀害他的凶手。警方受命派出全部警探追查杀人凶手的线索。

卡德鲁斯的短刀、遮光提灯、钥匙串和衣服都在法院书记室存了档，就是背心没找到；尸体送去了陈尸所。

有人问起，伯爵总是回答说，出事的那晚他正好在奥特伊别墅，所以他知道的情况都是听布索尼神甫告诉他的，这位神甫完全是碰巧，那天晚上要在他家的图书室里查找几本珍贵的书籍，所以是在那儿过夜的。

只有贝尔图乔，每当听到有人提到贝内代托这个名字，就变得脸色煞白；不过，好端端的谁也不会去注意到贝尔图乔的这种脸色变化。

被请去查勘现场的维尔福，已经接手这桩案子，并以他对自己负责起诉的刑事案件的一贯的热忱，着手安排了预审的准备工作。

但是三个星期过去了，紧锣密鼓的侦查工作毫无结果；在社交场上，大家开始忘记了伯爵府上这桩偷盗未遂以及同伙刺杀窃贼的案子，他们的兴趣转移到了唐格拉尔小姐和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子爵日趋临近的婚事。

这桩婚事差不多已经是宣布了的，年轻人在银行家府上已经被当作未婚夫来加以接待。

老卡瓦尔坎蒂先生方面也已去了信，他回信说完全赞成这门亲事，并在表示因公务在身，实在无法抽空离开帕尔马而深感遗憾的同时，申明同意把年息十五万利弗尔的本金交给儿子。

这三百万本金，已经说定将存放在唐格拉尔的银行里，由他去进行投资；有人早就在年轻人的耳边吹风，暗示他未来的岳父近来在交易所里屡屡失手，情况很不妙；但年轻人胸襟坦荡，对唐格拉尔先生笃信不疑，不为这些风言风语所动，并以体恤为念，从不把这些话搬给男爵听。

因此，男爵对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子爵欢喜得不得了。

欧仁妮·唐格拉尔小姐却不然。她出于对婚姻的本能的憎恶，当初接受安德烈亚是作为摆脱莫尔塞夫的一种手段；而现在，安德烈亚逼得太紧，她就开始对安德烈亚有了一种显而易见的反感。

男爵也许早就觉察到了这一点；但由于他把这种厌恶看成是任性所致，所以也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且说博尚要求宽延的期限快到了。不过，莫尔塞夫也已经体会到基督山劝他听其自然的忠告确实是高招；根本没有人注意到有关将军的那则消息，谁也没有跑出来说，那个出卖约阿尼纳城堡的军官，就是这位在贵族院有着席位的高贵伯爵。

但阿尔贝并没有因此就觉得所受的羞辱减轻些，因为在那使他感到愤怒的寥寥几行文字里，很明显的有一种有意损伤当事人的味道。另外，博尚上次结束谈话的方式，也在他的内心留下了一个苦涩的回忆。因而他心里一直存着决斗的念头，而且一心希望，如果博尚同意决斗的话，最好能对所有的人，甚至对自己的证人，都不要提起决斗的真正原因。

至于博尚，自从阿尔贝那天前去拜访过他以后，就没人再见到过他；凡是有人问起，报馆里的人总是回答说他出去旅行了，要过几天才回来。

他上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

一天早上，贴身男仆叫醒阿尔贝，禀报博尚来访。

阿尔贝揉揉眼睛，吩咐仆人先让博尚等在楼下的小吸烟室里；随后他很快地穿好衣服，走下楼去。

只见博尚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步子；博尚看见了他，就停住脚步。

“我本来正想今天去您那儿呢，现在您不等我去，就先来看我，看来是个好兆头哟，先生，”阿尔贝说，“唔，请快告诉我，我是该向您伸出手说：‘博尚，认错吧，咱俩还是朋友’呢，还是该干脆就问一声‘您用什么武器’呢？”

“阿尔贝，”博尚说，他那忧郁的脸色使阿尔贝看了不由得感到很惊惶，“我们先坐下来，慢慢谈吧。”

“可我觉得正相反，先生，在我们坐下以前，您得先回答我的问题才是吧？”

“阿尔贝，”报纸编辑说，“有时候，事情难就难在回答上。”

“为了让您容易回答些，先生，我就再重复问一遍吧：您收不收回那条消息，收回还是不收回？”

“莫尔塞夫，对于一个事关法兰西贵族院议员、陆军少将德·莫尔塞夫伯爵先生的荣誉、社会地位和生命的问题，一个人光回答收回或不收回是不够的。”

“那么该怎么样呢？”

“该像我做的那样，阿尔贝；该说：当事关一个家庭的名誉和利益时，花点钱、花点时间、受点劳累又算得了什么呢；该说：同意去跟一位朋友进行殊死的决斗，光凭个大概是不够的，要有确凿的事实根据才行；该说：如果我要拿起剑跟一位三年来我经常和他握手的朋友去厮杀，或者打开手枪的扳机对准他，我至少总得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我才能坦然自若、心安理得地到决斗场上去；而当一个人要用胳膊来拯救自己的生命时，他是需要有这样的心理状态的。”

“好啦，好啦！”莫尔塞夫不耐烦地说，“您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哪？”

“我的意思是说，我刚从约阿尼纳回来。”

“从约阿尼纳回来？您！”

“对，我。”

“这不可能。”

“我亲爱的阿尔贝，这是我的护照；您瞧瞧这些签证：日内瓦，米兰，威尼斯，的里雅斯特，德尔维诺，约阿尼纳。对于一个共和国、一个王国和一个帝国的警方，您总该是相信的吧？”

阿尔贝的目光落在护照上，然后又惊愕地抬起来望着博尚。

“您去了约阿尼纳？”他说。

“阿尔贝，倘使您是一个外国人，一个陌生人，一个像上次那个英国人那样的什么勋爵，三四个月前他跑来要我赔礼道歉，我干脆结果了他，省得他再纠缠不清，倘使您是那样的人，您明白，我就不会给自己添这份麻烦了；可是我相信，对您我是应该有这种尊重的表示的。我去的路上花了一个星期，回来花了一个星期，加上四天的检疫隔离和在那儿逗留的四十八小时；总共花了我三个星期。我昨晚刚到，现在就来了。”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您干吗兜这么大的圈子，博尚，您干吗磨磨蹭蹭的不肯回答我的问题呢！”

“这是因为，说实话，阿尔贝……”

“我看您是拿不定主意。”

“是的，我不敢说。”

“您不敢承认您的通讯员对您说了谎？哦！自尊心别这么强，博尚；承认吧，博尚，别让人对您的勇气有所怀疑吧。”

“噢！不是这么回事，”编辑部主任喃喃地说，“情况正相反……”

阿尔贝脸色变得惨白：他想开口说话，但话到了嘴边就是说不出来。

“我的朋友，”博尚充满深情地说，“请您相信，我要是能向您道歉，我是会很高兴的，我会发自内心地向您道这个歉；可是，唉……”

“可是什么？”

“那条消息是确凿的，我的朋友。”

“什么？那个法国军官……”

“是的。”

“那个费尔南？”

“是的。”

“那个把他主人的城堡出卖给敌人的叛徒……”

“原谅我对您说的话，我的朋友：那个人，就是您的父亲！”

阿尔贝狂怒之下，做了个像要朝博尚扑过去的动作；可是博尚与其说是伸出一只手，不如说是用一道温和的目光制止了他。

“您瞧，我的朋友，”他从衣袋里掏出几张纸说，“这些就是证据。”

阿尔贝打开纸；这是一份由约阿尼纳当地四位德高望重的人士签署的证明文件，证明在阿里-台佩莱纳总督麾下任上校教官的费尔南·蒙代戈上校，曾收受一千蒲尔斯[土耳其货币记账单位，每蒲尔斯合500比斯托尔。]出卖了城堡。

他们的签名是经领事认证的。

阿尔贝步履踉跄，沮丧委顿地跌坐在一张扶手椅里。

这一回是无可置疑的了，那个姓清清楚楚地写在纸上。

于是，在片刻无言而痛苦的静默过后，他觉得心口发胀，颈部的血管在扩张，眼泪止不住地夺眶而出。

博尚怀着深深的同情，望着这个被极度的痛苦压垮的年轻人，向他走近去。

“阿尔贝，”他说，“现在您理解我了，是吗？我是想亲眼去看看，亲自去作出判断，指望能找到一个有利于您父亲的解释，好为他主持公道。可是，事情正相反，我了解到的情况证实了，那个教官，那个受总督阿里帕夏提拔的费尔南·蒙代戈，就是费尔南·德·莫尔塞夫伯爵：在回家路上，我想起了您把我引为挚友的深情厚谊，于是就赶来见您了。”

阿尔贝仍然瘫坐在椅子里，双手遮住眼睛，仿佛想挡住光线似的。

“我赶来看您，”博尚继续往下说，“是要对您说：阿尔贝，我们的父辈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里所犯的过错，是不关子女的事的。阿尔贝，经历过我们出生时的那个革命年代的人，是很少能有不在军人的制服或法官的长袍上留下污渍或血迹的。阿尔贝，现在既然我有了这些证据，既然我手里掌握了您的秘密，那就任谁也无法强迫我接受一场决斗了，因为我能断定，您的良心将会谴责您，告诉您这场决斗无异于一场谋杀的；可是，我要为您做的，却正是您无法启口要求我做的事。这些证据，这些揭发，这些文件，只有我一个人掌握在手里，您愿意它们不复存在吗？这个可怕的秘密，您愿意它就保存在你我两人之间吗？请相信我以名誉担保的诺言，我决不会把这个秘密泄漏出去；告诉我，您愿意吗，阿尔贝？告诉我，您愿意吗，我的朋友？”

阿尔贝扑到博尚身上，抱住他的脖子。

“呵！多么高尚的心地！”他喊道。

“给，”博尚说着把那些文件交给阿尔贝。

阿尔贝伸出一只瑟瑟发抖的手抓过这些纸，把它们捏得紧紧的揉成一团，想把它们撕碎；可是他又害怕有一丁点儿碎纸片让风吹走以后，哪一天又会飞回来打在他的额头上，于是他走到那支整日点着给人点雪茄的蜡烛跟前，看着这些纸片一点点烧成灰烬。

“亲爱的朋友，我最好的朋友！”阿尔贝一边烧毁这些纸片，一边喃喃地说。

“但愿这一切如同一场恶梦似的过去吧，”博尚说，“就让它们如同这些烧黑的纸片上最后几处闪亮的红点一样地消失，或者如同从这些无声的灰烬里袅袅升起的最后一缕青烟一样地飘散吧。”

“对，对，”阿尔贝说，“但愿就只留下我对您，对我的救命恩人永存的友谊吧，这友谊会在我们的子子孙孙中间天长地久地留传下去，这友谊会永远提醒我记得，我血管里流着的血，我的整个儿生命，我的名字的荣誉，都是您给我的；因为要是这件事泄漏出去，哦！博尚，我对您实说，我会朝着脑袋给自己一枪的；噢，不，可怜的母亲！因为我无论如何不想让她伤心而死，我会逃亡到国外去的。”

“亲爱的阿尔贝！”博尚说。

可是这个年轻人很快就从这突如其来的，或者不如说有些不自然的兴奋状态中解脱开来，陷进了更加深沉的忧伤之中。

“嗯！”博尚问，“嗳，又怎么啦，我的朋友？”

“我觉得，”阿尔贝说，“我的心在碎了。请您听我说，博尚，一个父亲毫无瑕疵的姓氏带给儿子的那种敬重，那种信赖和骄傲，是没法在一秒钟里就这样割舍的。哦！博尚！博尚！现在我还怎么去跟他说话？难道我要把我的额头从他凑过来的嘴唇下面缩回来，难道我要把我的手从他伸过来的手下面缩回来吗？……喔，博尚，我是这世上最不幸的人。唉！我的母亲，可怜的母亲，”阿尔贝满眼含着泪花凝望着母亲的肖像说，“要是您知道了这一切，您会多么伤心啊！”

“哦，”博尚握住他的双手说，“坚强些，朋友！”

“可是登在您报上的那第一条消息，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阿尔贝喊道，“在所有这些事情后面，隐藏着一股我们不知道的敌意，隐藏着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仇人。”

“嗯！”博尚说，“所以您更得坚强些，阿尔贝！不要让您的情绪在脸上流露出来；您要把这痛苦蕴藏在心里，正如云层蕴藏着毁灭和死亡，只有在狂风暴雨骤然发作时才让人们猜透这致命的秘密一样。好啦，朋友，积聚起您的精力，等待那骤然发作的时刻来临吧。”

“喔！难道您以为事情还没完吗？”阿尔贝充满惊惧地说。

“我什么也没以为，我的朋友；不过说到底，一切都是可能的。顺便问一下……”

“什么事？”阿尔贝看见博尚迟疑着没把话说出口，就问道。

“您仍然要娶唐格拉尔小姐吗？”

“您在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博尚？”

“因为，在我的头脑里，这桩婚事是成还是吹，跟我们眼前考虑的这件事很有关系。”

“怎么！”阿尔贝脸涨得通红地说，“您以为唐格拉尔先生……”

“我只是问一下您的婚事现在怎么样了。嗨！请您别在我的话里去找我根本没有的意思，也别一心以为这些话有什么弦外之音好吗！”

“噢，”阿尔贝说，“这桩婚事吹了。”

“那好，”博尚说。

随后，他看到阿尔贝的神情又要变得忧郁起来，就说：

“嗨，阿尔贝，要是您信得过我，咱们就一起出去吧；乘车或骑马在树林里兜个圈子，可以让您散散心；我们再一起回来找个地方吃早饭，然后您去干您的事，我去干我的事。”

“好吧，”阿尔贝说，“不过我们还是走路吧，我觉得，稍为走得累一些，会使我感到好受些。”

“行，”博尚说。

两个朋友徒步出发，沿着林荫大道来到了玛德莱娜教堂。

“嗳，”博尚说，“既然已经到了这儿，何不再往前走几步去看看基督山先生，也好让您散散心呢；他这人尽管从来不好提问，却有一种使对方精神振作起来的奇妙本领；其实在我看来，不爱提问的人，才是最善于安慰别人的。”

“好吧，”阿尔贝说，“上他家去吧，我喜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