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朱元璋的说法，潘富被揪出来，缘于当地一个叫黄鲁的人来京城告御状。告状的内容，是潘富与知县李皋合谋向当地百姓科敛“荆杖”。

所谓“荆杖”，指的是衙门里统一以荆木制成，用来打人屁股的官杖。按宽窄、长短、粗细不同，有“大荆杖”与“小荆杖”之分，前者用于重罪犯，后者用于轻罪犯[《皇朝通志》卷七十五，钦定四库全书本，第4页。]。除了大小荆杖，衙门里的常规刑具还包括大小竹板和鞭子。自宋元时代以来，这些刑具的置办成本，一直由衙门直接摊派给本县百姓。

按告状者的叙述，潘富的罪行是“其有将荆杖至者，故推不好，不行收受，留难刁蹬，生事捶楚，民出钱矣。既得钱后，而乃荆杖息焉”。百姓拿了自制的荆杖过来，潘富以不合格为由拒收，刁难民众的同时还使用暴力，迫使民众不得不交钱来代替交荆杖。民众把钱交上之后，荆杖这个事情也就消停了。

朱元璋很认同告状者的说辞。毕竟勒令民众以银钱代替粮食来缴纳赋税，是历代统治者加大汲取力度的惯用手段。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缴纳荆杖与缴纳粮食是有区别的，那就是粮食的规格天然统一，荆杖则不然。同是荆杖，不同的人交上来的重量、长度、宽度、厚度等，大概率会很不一样。也就是说，站在衙门的角度，让百姓直接缴纳荆杖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最省事的办法便是让百姓交钱，衙门拿了钱再雇人去统一制作荆杖。潘富和胥吏们做的，大概便是这样的事情。

然而，站在百姓的角度，荆木可以直接进山去砍伐，银钱却需要拿东西去卖才能有，而且一根荆杖算多少钱完全由衙门胥吏说了算，无论怎么算，都是百分之百要吃亏。告状者的愤怒，便是缘于这一点。

衙门有客观上的难处，百姓觉得自己被二次盘剥。常规时代解决这种冲突的办法，要么是衙门强势相压，迫使民众服从；要么是衙门与地方士绅耆老商议，定出一个众人勉强能够接受的价码。但洪武时代不是常规时代，朱元璋在《大诰》里一再号召民众进京城举报不法胥吏，于是，溧阳县的“荆杖问题”便成了朱元璋亲自审理的御案。

类似的案件，还有《御制大诰三编》里的“团槽喂驴案”。

该案的大致情节是：朱元璋曾起兵二十三万北行，命北平布政司为大军准备驴子，每两名士兵配备一头驴子作为脚力。兵力调至北平约半数时，朱元璋改了主意，宣布停止行动，让所有士兵回归卫所，唯已备好的驴子留下，由北平布政司负责喂养。朱元璋认为，半数兵力到了北平，那么北平布政司至少应该已备好五万匹驴子。布政司衙门可以将这些驴子分配到民间让百姓们领养。他觉得这种事根本不会增加百姓的负担，“庄农虽作生理，带驴前去，羁绊于郊，不甚妨人，亦无草料之费”，农夫下地干活时带上驴子，将之拴在郊野吃草，既不妨碍干农活，也不需要额外开支草料。但北平布政司衙门的做法却是“令民入邑，团槽喂驴”，在城里建起了有团槽（大概是指围成一圈，圈中间有柱子用来拴驴的那种食槽）的驴棚，让老百姓进城来服劳役喂驴。此举让朱元璋勃然大怒：

令民入邑，团槽喂驴，料民必为之艰，赂必至矣。呜呼苦哉！……且驴在野，各户分养，草料不费，人工不妨。役令团槽，每驴妨夫一名，出城取草，归家取料，往复艰辛。[《御制大诰三编·团槽喂驴第二十四》，《洪武御制全书》，第909—910页。]

朱元璋揣测认为，北京布政司衙门的官员这样干，肯定是为了逼迫百姓来给他们送贿赂。百姓要进城来喂驴，草料却需出城去取，往返来回既占用人力，也占用时间，必定耽误正常耕作。有些百姓为了躲避喂驴，便会给官员送钱。依据这番主观推断，朱元璋下令将北平布政司经历董陵云以及相关府、州、县的官吏，集体枭首示众。

其实，朱元璋想得到的“各户分养”之法，元朝人早就想到了。不但想到了，还实践过了。但元朝人最终发现，相比各户分养，团槽喂马（驴）才是那个更不坏的制度。《元史·张珪传》记载：

阔端赤牧养马驼，岁有常法；分布郡县，各有常数。而宿卫近侍，委之仆御，役民放牧。始至，即夺其居，俾饮食之，残伤桑果，百害蜂起；其仆御四出，无所拘钤，私鬻刍豆，瘠损马驼。大德中，始责州县正官监视，盖暖棚、团槽枥以牧之。至治初，复散之民间，其害如故。监察御史及河间路守臣屡言之。臣等议：宜如大德团槽之制，正官监临，阅视肥瘠，拘钤宿卫仆御，着为令。[（明）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五《张珪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081页。]

这段记载说得很明白。元代官府的马与骆驼，一度也曾直接分配给百姓喂养。结果那些负责督管此事的“仆御”们，以监察百姓是否好好喂马喂骆驼为名，频繁下乡骚扰百姓。他们住在百姓的房子里，索要吃喝、伤害桑果，还强迫百姓从自己手里购买饲料。为了纠正这些弊端，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采取新政策，让州县官员盖起暖棚和团槽来喂养马与骆驼。元英宗至治初年（1321），又将马与骆驼直接散养到百姓家中，结果出现了同样严重的害民现象。于是，中书平章政事张珪等官员，再次建议元朝廷恢复大德旧制，用团槽来喂马与骆驼。

显然，北平布政司衙门“团槽喂驴”，不过是按旧规办事罢了。在城里搞团槽，确实会增加百姓的负担；但将驴子散养到农夫家中，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布政司衙门断不敢对驴子的喂养情形不闻不问（死了、瘦了、跑了造成损失，布政司衙门要承担责任），必然会派胥吏下乡去监察。这种监察的后果，元代底层百姓已经尝过多次。朱元璋所谓的“草料不费，人工不妨”，对底层百姓几乎没有影响，是不可能存在的事情。可惜的是，朱元璋的见识不足以认知到这一点。他对明帝国的官僚系统怀有极深的猜忌心态，这使他根本无法意识到“团槽喂驴”乃是“两害相较取其轻”，是更不坏的解决办法。

回到溧阳县的“荆杖问题”。朱元璋亲自审理该案结果，是他听了告状者的话之后，便派人前往溧阳县捉拿潘富。潘富闻讯后四处逃亡。潘富的逃亡展示出一个底层百姓所能够拥有的巨大活动能量。这再次提醒朱元璋，在元代的“宽政”下，许多江南民众已经脱离散沙化，结成了有组织的利益共同体。朱元璋了解元朝灭亡的玄机，这种民间的组织能力让他感到愤怒，也感到忧心——朱三番五次强调元代因“宽”而亡，玄机便在此处。这桩普通的“荆杖案”，最终演变成一场针对三百零七户家庭的大屠杀。杀戮结束后，朱元璋还在《大诰》中抒发感慨：

民顽者，莫甚于溧阳、广德、建平、宜兴、安吉、长兴、归安、德清、崇德蒋士鲁等三百七户。[《御制大诰三编·递送潘富第十八》，《洪武御制全书》，第905页。]

这三百零七户，可以说是我明帝国当中最顽固难化的百姓。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荆杖问题”本身的始末与是非，便已经不重要了。从《大诰》的叙述来看，潘富应该是在被抓到之后便被处以极刑，他没有得到与告状者黄鲁当面对质的机会。朱元璋也无意聆听他有没有什么话要为自己辩解。百姓有了组织能力，便会成为“顽民”，不管这些“顽民”有没有害民之举，他们都属于要被清除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