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陈寿六树立为正面榜样的同时，朱元璋也在寻找负面榜样。

撞到枪口上的是两个底层胥吏。一位名叫何添观，是淳化镇的巡检，从九品，相当于地方捕盗官[按《明史·志第五十一·职官四》“巡检司”条的记载，“巡检、副巡检，俱从九品，主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凡在外各府州县关津要害处俱设，俾率徭役弓兵警备不虞”。]。一位名叫马德旺，是淳化镇的弓兵，也就是负责捕盗、维持治安的衙役。洪武十九年（1386）三月，嘉定县百姓郭玄二等两人“手执《大诰》赴京，首告本县首领弓兵杨凤春等害民”，也就是进京状告本县的衙役头目。他们经过淳化镇，被何添观与马德旺拦住，何、马二人提出：郭的告状材料可由他们递送至京城（淳化镇离南京城不远），但需郭玄二等人提供路费。

朱元璋知晓此事后，下令将何添观“刖足枷令”，砍掉脚之后铐上枷锁示众，将马德旺直接诛杀，“枭令示众”并以之为案例，警告明帝国的官吏们：“今后敢有如此者，罪亦如之。”[《御制大诰续编·阻当耆民赴京第六十七》，《洪武御制全书》，第840页。]

其实，若严格对照《御制大诰》的规定，何添观与马德旺二人并无过错，甚至应该获得表彰。

如前文所引，朱元璋在《御制大诰》第三十六条里说得很明白：“凡奏是奏非，不许三五人、十余人奏。”郭玄二进京告状只有两人同行，明显与《御制大诰》的规定人数不符。《御制大诰》第四十六条里，明确规定不许阻挡“赴京面奏事务者”，但同时也提到了告状者的人数，须是“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至于三五百名”。此外，郭玄二状告的是本县衙役头目，按《御制大诰》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其实无须入京告状，可以由“贤良方正”与“豪杰之士”联合本乡百姓，将其“绑缚赴京”。郭玄二没有将“本县首领弓兵杨凤春等”绑上京城，似可说明他未能取得本地“贤良方正”与“豪杰之士”的支持。

淳化镇距南京不远，是进出京城的交通要道。设立巡检司于此，除捕盗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管控人员流动，防止不明人员流入京城。何添观与马德旺在巡检司任职，自然清楚这项职责的重要性，也必然对《御制大诰》的内容烂熟于心。所以，拦截到郭玄二等两人后，他们便陷入了一种两难：《御制大诰》里严禁阻挡“赴京面奏事务者”，但同时也对入京告状者的人数做了明确限制。郭玄二等两人勉强符合前一条，却明确不符合后一条。究竟该怎么办，才能调和这种冲突，免遭“违反《大诰》”带来的杀身之祸？

据朱元璋的描述——“其巡检何添观刁蹬留难，致使弓兵马德旺索要钞贯，声言差人送赴京来”——来推测，何、马二人想出来的变通之法应该是：郭玄二等两人需留在淳化镇，不得进京（即朱元璋所谓的“刁蹬留难”）；其告状材料可由淳化镇巡检司派人送入京去，此行存在路费和人力成本，需由郭玄二等两人支付（即朱元璋所谓的“索要钞贯”）。如此，既没有阻挡“赴京面奏事务者”，也不违背《大诰》关于入京告状者的人数限制，可谓两全其美。

遗憾的是，这番深思熟虑，却反将何添观与马德旺推入了万劫不复之地。朱元璋正孜孜不倦地寻找负面典型来开刀，试图以残酷的杀戮来震慑众人，根本无心体察何添观与马德旺在《大诰》不同条目之间用心良苦的辗转腾挪。而且，鉴于《御制大诰》的正式颁布时间是洪武十八年（1385）十一月，被拿出来做负面典型的“何添观与马德旺案”，却发生在洪武十九年三月，似可推断反面典型其实不太好找。支撑该推断的一个证据，是自嘉定县到淳化镇，沿途有苏州、常州等府，当地官府皆未拦阻郭玄二等两人。

陈寿六这个正面榜样，与何添观、马德旺这两个负面榜样，同时由《御制大诰续编》树立起来，意味着洪武时代的“民众抓胥吏运动”，已经彻底取消了人数方面的限制（陈寿六抓“害民胥吏”上京时，也只有自己与弟弟、外甥三人）。接下来，朱元璋还将继续松绑，将这场“抓害民者”的群众运动，从抓胥吏扩大至抓官员，再扩大至抓普通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