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从唐闰山“卫所军人”这个身份说起。

由朱元璋一手创立的明朝卫所，实施“其军皆世籍”[《明史》卷九十《兵二》，第2193页。]的制度，也就是军官与兵丁世袭。维系世袭的核心手段有三项：一，军官与兵丁须将妻儿子女等家属迁徙到卫所，卫所里的每一个军人都对应着一个家庭，叫作“在卫军户”。二，卫所有自己的管辖区域，朝廷会拨给他们相应数量的屯田、马匹乃至果园，卫所的军人要从事农业生产。三，前两项手段主要是为了保证卫所军人可以不断繁衍后代。如果卫所出现军人逃亡的情况，或者“在卫军户”的繁衍中断，就会启用第三项手段“清勾”。简单说来，就是从“原籍军户”之中，按亲疏次序强制勾选男丁，以补充卫所[顾诚：《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所谓“原籍军户”，指的是“在卫军户”留在原籍老家的父母兄弟等亲戚——明朝军制规定，军丁须离开原籍服役；为保证可供汲取的人力资源不会枯竭，又规定“原籍军户”不许分家。

朱元璋设计的这种卫所军户，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军事农奴”制度。它最远可以追溯到曹魏的军屯制度——曹操制定并施行的军队屯田制。为了尽可能控制住这些屯田兵，驱策他们战时流血、平时流汗，曹魏政府建立了一套以人质胁迫为核心要义的“士家制度”。屯田兵称作“士”，其子孙称作“士息”，其妻称作“士妻”，其家称作“士家”。只要做了“士”，就世世代代不能再做自由民，子子孙孙都是曹魏的兵奴和农奴。“士”死了，他的妻子也不能改嫁给自由民，只能由政府分配改嫁给其他的“士”。“士”的子女，同样只能婚配其他“士”的子女。而且，“士”在边境屯田，他的妻子儿女，会被朝廷当作人质，集体控制在他处从事劳作生产[唐长孺：《〈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收录于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7—33页。]。为防止“士”的反抗，曹操还制定了严厉的《士亡法》。若有屯田兵或屯田民选择逃亡，政府会杀死他们的妻子儿女，严重者可以灭族。但即便如此，“太祖患犹不息”[《三国志·魏书·高柔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4页。]，逃亡现象仍不断发生，可见压榨之严重。

明代的卫所军户制度，与曹魏的屯田制大体相仿，也是从户籍中划出部分人口，强制将其变成军户，让他们世世代代为朝廷屯田和服兵役[按永乐二年（1404）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的说法，“以天下通计，人民不下一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也就是天下五分之一的人口属于朝廷的“军事农奴”，明帝国实可谓是一个农奴制国家。见《明太宗实录》第三十卷，永乐二年八月庚寅。]。卫所之兵变成了明帝国的军事农奴。朝廷和卫所的各级军官，便是卫所士兵的双重农奴主。

这些军丁，普遍承受着明帝国最沉重的剥削。他们（一般包括一兵加上一名随军余丁，以及他们的妻室）前往卫所的一切开支费用，须由“军户”自己承担，许多家庭因此破产；到了卫所之后，即成为军官奴役的对象，除了日复一日地种地、养马，还得承担各种差役，如砍柴、烧炭、割草、修渠、筑房、运粮等。更残酷的是，不但军丁自己的人生已丧失了阶层跃升的希望，他的后代也注定要走他的老路；如果没有后代，“原籍军户”里的兄弟子侄便会被朝廷当作替补，成为新的“军事农奴”。所以，有明一代，只有军户不断冒死逃亡，绝无民户主动成为军户。民户因担忧受到牵连导致阶层下降，普遍拒绝与军户通婚。军丁年过四十仍无婚配，是极为常见的现象。总体来说，在明代军、民、匠、灶这“四民”当中，军户的地位最低，“应役户丁的身份接近于奴隶”。[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4页。这数百万户“军事农奴”，在洪武时代更具体的命运，留待后文谈及《大诰武臣》时再做详述。]

命令士兵携带妻子儿女前往卫所驻防，是朱元璋的一大发明。明代以前各朝军制，为保证军队战斗力，大多禁止士兵携带家属至军中。朱元璋则反其道而行之，于洪武初年即鼓励军士携妻驻防。他在洪武四年（1371）发布过一条诏令，“自今凡赏赐军士无妻子者给战袄一袭，有妻子者给绵布二匹”[《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七，洪武四年八月甲午条。]。有家室随行的士兵，较之无家室随行的士兵，得到的赏赐更加优厚，朱元璋的鼓励之意十分明显。这种鼓励，后来形成了固定政策：“如原籍未有妻室，听就彼完娶，有妻在籍者，着令原籍亲属送去完娶。”[（明）徐溥等：《大明会典》卷一五五，“军政起解”。]士兵在原籍没有妻室，可以在驻地娶一个；在原籍有妻室，需命原籍的亲属出钱出力，将妻室送往该士兵的驻防地。洪武时代的基本政策是：外军调入京城，士兵的妻室必须随行；发配前往边地（比如云南）充军者，也必须携带妻室前往。

朱元璋制定如此别具一格的政策，有三个目的。第一，如前文所述，是为了让士兵可以繁衍后代，以保证卫所的“军事农奴”代代相传；第二，士兵的妻儿在卫所，可以做许多工作，如为士兵缝制军装，如参与屯田从事耕种；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将士兵的妻儿弄到驻防地，可以大大增加士兵逃亡的成本，降低“军事农奴”的逃亡率。[《明代的军屯》，第244页。]

“军事农奴”的高逃亡率，是一个让朱元璋极为头疼的问题。仅吴元年（1367）到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便逃亡了四万七千九百八十六名士兵[《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九，洪武三年十二月丙子条。]。此后，随着士兵越来越“军事农奴化”，逃亡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作为应对，朱元璋先是以逃亡人数的多寡为依据，制定了针对军队将领的严惩制度。在严惩也无济于事之后，又于洪武十六年九月颁布命令，开展“勾军清军”运动，要求各卫所全面行动起来，去逮捕那些逃跑的士兵，同时命“给事中潘庸等及国子生、各卫舍人分行天下都司卫所，清理军籍”[《明太祖实录》卷一五六，洪武十六年八月戊辰条下“是月”。]，派出大批人到军中，核查军队的实际人数。

朱元璋向都司卫所施压，但只要残酷的“军事农奴”制度不改变，都司卫所也不会有办法解决士兵的高逃亡率问题。朱元璋的政策必须应付，于是军中开始盛行以“冒取同姓及同姓之亲”的方式来补足缺额——对军方来说，较之去抓捕逃亡士兵，或调查“原籍军户”中谁是第一顺位的“军事农奴替补”，随便抓一个与缺额士兵同姓之人充数，显然是成本更低的解决办法。所以，“勾军清军”运动也没能解决问题。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再次下诏给各卫所，要他们“核实军伍”，除了查军队跑了多少人、还剩多少人之外，还要严厉打击“匿己子以养子代者”这种普遍现象——军户将亲儿子藏起来，用养子代替，显然是深知一入军户即终身为奴、代代为奴。同年秋，朱元璋又要求各卫所将士兵的姓名、籍贯、所在原籍军户丁口等资料制成档案，以便士兵逃亡或死绝时，可以随时补足。[《明史》卷九十二《兵四》，第2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