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胡利娅姨妈和作家  作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夏日一个明朗的早晨,佩德罗·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博士像往常那样衣冠整洁而又准时地走进他在利马最高法院第一庭(刑事)审判长的办公室。他有五十岁左右,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从外表看——饱满的天庭、鹰钩式的鼻子、深邃的目光——组成一副正直、善良的相貌。他的行为举止反映出翩翩的风度,令人肃然起敬。他衣着朴素,因为他是个薪水菲薄的法官,根据宪法,是不能受贿的。但是,由于他品行端正,那样彬彬有礼,竟然给人以一种高雅脱俗的印象。这时,司法部大厦开始从昏睡中苏醒过来,熙熙攘攘的人群拥进这座大楼,其中有律师、讼棍、公务员、告状人、公证人、遗嘱执行者、中学毕业生、好奇的观众。在这座蜂房的中心部分,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博士正打开皮包拿出两份卷宗,在自己的写字台前坐下,准备开始办公。几分钟后,身材矮小、戴着眼镜、说起话来仁丹胡有节奏地颤动的书记员塞拉亚博士像一块陨石般急促而又无声地降落在巴雷达的办公室。

“早晨好,博士先生。”他一面问候审判官一面尊敬地点头致意。“您好,塞拉亚,”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博士和蔼可亲地笑着说,“您上午给我们安排了什么事?”

“一件造成严重伤害身心健康的强奸幼女案,”书记员说着把厚厚一袋公文放在写字台上,“被告是维克多里亚区的居民,他否认犯罪事实。主要的证人都在走廊里等着呢。”

“在听取证词前,我要把警方的报告和原告的起诉书再看一下。”法官提醒书记员。

“一切必要的材料马上备齐。”书记员说罢便离开了办公室。

在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博士那坚固的法官盔甲的里面有着诗人般的心灵。他只要剥去那些法律条款和充斥着拉丁语词的华丽外壳,便可以轻而易举地从那些冰冷的公文里想象出事实真相。他就是这样批阅维克多里亚区提交的报告,一面极为详尽地将告发的事实复原。他读到:上星期一,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名叫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梅塞德斯·卡维略·德·卡沃内拉中心小学的学生,走进光怪陆离的维克多里亚区的警察局。她哭哭啼啼地走进来,面部和四肢都带有青紫色的伤痕,陪同她前来的是父亲卡西米罗·万卡·帕德隆先生和母亲卡塔利娜·萨拉维利亚·梅尔加女士。这个女孩是前一天晚上被强奸的,地点在鲁纳·皮萨罗大街12号居民楼H号房间,犯罪分子是一个叫梅古梅辛多·特略的家伙,也是这座居民楼的房客(住在J号房间)。萨丽达一面克制着慌乱,一面声音颤抖地向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们揭露,这次强奸事件是那个罪犯长期蓄意纠缠的悲惨结果。该罪犯八个月来——也就是说自从他像个不祥的怪鸟搬到12号居民楼那天起——就在追逐萨丽达·万卡,而她的父母或别的邻居则毫无察觉。他常常说些令人不快的恭维话和无耻的暗示(诸如“我很想挤一挤你那果园里的柠檬”或者“过几天我给你挤挤奶吧”)。后来,古梅辛多·特略果真从预谋转为了行动,他曾经在这个女孩放学回家或外出办事的时候,等在12号居民楼的大院里,或者在附近的街道上企图抚摸和亲吻她。出于少女的羞怯,被害人并没有把上述被纠缠的情形告诉父母。

星期天夜晚,萨丽达·万卡的父母去梅特罗波里丹影院看电影,他们走后十多分钟,这个女孩正在做作业,忽然听到有人轻轻敲门。她上前开了门,看见是古梅辛多·特略站在外面。她有礼貌地问道:“您有什么事吗?”那个罪犯装出世界上最无害的样子,借口说他的煤油炉没有燃料了,想去买,天又太晚了,希望能借一点煤油好做饭(他保证次日归还)。万卡·萨拉维利亚这姑娘既慷慨又天真,便让那家伙进了房间,并且告诉他,煤油桶就放在炉灶和马桶中间。

(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博士看到那位受理此项控告的警方代表的疏忽,露出一丝微笑。那份报告无意中暴露了万卡·萨拉维利亚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的习惯——在进餐和起居的房间里用木桶大小便。)

被告用上述手段钻进H号房间以后,立刻将门闩上,随后双膝跪下,两手合拢,向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倾诉爱慕之情。这时,小女孩才为自己的处境惊慌起来。古梅辛多·特略运用那少女称之为浪漫的语言,劝她答应他的要求。他要求些什么呢?他要她脱光衣裳,让他抚摸。萨丽达·万卡极力镇定下来,断然拒绝,并厉声斥责古梅辛多·特略,声称要喊街坊四邻。被告见此情形,一反哀求的态度,立刻从身上抽出一把匕首,威胁女孩说不许声张,否则乱刀捅死。他从地上站起来,步步向她逼近,一面说道:“得了,得了,宝贝儿,快脱衣服吧!”由于她无论如何不肯依从,他便拳打脚踢,直到把她打得躺在地上。据受害人称,因为恐惧,她的牙齿抖个不停。罪犯撕开了她的衣服,又解开了自己的纽扣,便猛扑到她身上,就在地板上把她奸污了。由于小姑娘一再反抗挣扎,那个强奸犯又是一顿殴打,所以身上增加了青斑和肿块。性欲得到满足后,古梅辛多·特略离开了H号房间,临走前他又警告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如果还想活下去,就对发生的事一个字也别说出来(他一面说一面晃动匕首,表明他的话是算数的)。父母从电影院回到家中,发现女儿泣不成声,并且遍体鳞伤。处理过她的伤痕后,他们一再追问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她因为羞愧交加,不肯开口。这一夜就这样过去了。次日清晨,小姑娘从这次意味着失去童贞的沉重打击下有所恢复,向父母讲出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于是他们立刻前往维克多里亚区警察局提出控告。

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博士闭目沉思片刻。他为女孩的遭遇感到痛心(虽然他终日与犯罪案件接触,却不能习以为常),思量着,看上去,这是一件毫不神秘、典型的、可以分毫不差地归入刑法的案件,根据其有预谋、百分之百暴力和手段残酷等恶劣性质,完全可以纳入强奸幼女的条款中。

法官接着批阅了警方逮捕古梅辛多·特略的报告。

阿尔贝托·库西甘基·阿佩斯特吉和瓦西·蒂托·帕里纳高卡两位警察奉恩里克·索托上尉的指示,手持逮捕证前往鲁纳·皮萨罗大街12号居民楼,但是罪犯不在家中。邻居报告说,他的职业是机修工,在印地摩托气焊修理部工作。这家修理部位于维克多里亚区的另一侧,差不多就在松树岭的山坡上。两名警察立即动身前往,到达修理部后,他们吃了一惊,原来古梅辛多·特略刚刚离开。修理部的老板卡洛斯·普林西佩先生告诉他们,古梅辛多·特略借口参加洗礼仪式向他请了假。当警察询问工人们他可能到哪个教堂去时,工人们都诡秘地相视而笑。卡洛斯·普林西佩先生解释说,古梅辛多·特略不是天主教徒,而是“耶和华的见证人”。他们这个教派不在教堂里由神父洗礼,而是露天钻到河水中去。

库西甘基·阿佩斯特吉和蒂托·帕里纳高卡怀疑这种聚会是同性恋的某个团体干的(因为发生过类似情况),便要求老板带他俩前往被告所在的地方。经过反复思量和交换看法,印地的老板决定亲自带领警察前往特略可能在的地方,因为好久以前,特略曾经给老板和修理部的同事们宣讲过教义,并邀请他们去观看受洗的仪式(结果老板并没有被上述场面说服)。

普林西佩先生用自己的汽车带上治安当局的代表来到玛依纳斯大街与玛尔蒂奈底公园交界的地方,那里是一片空地,周围的居民经常在那里焚烧垃圾脏物,里玛克河的一条支流从那儿经过。“耶和华的见证人们”果然正在那里聚会。库西甘基·阿佩斯特吉和蒂托·帕里纳高卡看见有十几个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站在齐腰深的泥水中,没有穿游泳衣,而是衣冠整齐,有些男人还系着领带,其中一个甚至戴着礼帽。他们全然不理睬从附近跑来看热闹的居民的嘲笑、讽刺、投掷果皮和其他恶作剧,继续严肃认真地进行仪式。两位警察最初一看,认为那是不折不扣的集体投河自杀。他们看见这样一个场面:“耶和华的见证人”以十分笃信的声调唱出奇怪的赞美诗,同时抬起一个身披斗篷、穿宽脚裤的老年人,把他按进那肮脏的河水中,难道他们要用他来祭祀上帝?可是,当警察手持左轮枪,两脚踏进污泥,命令那些人停止罪恶行径时,首先表示抗议的就是那位老人,他要求警察马上退走,并且称他们是什么怪物(似乎是“罗马人”和“天主教徒”)。这两位治安维持者无可奈何,只好耐心地等待洗礼结束,以便逮捕古梅辛多·特略,在普林西佩先生的指点下,他们已经认出了那个罪犯。洗礼又持续了一会儿,见证人们时而祈祷,时而将受洗人按入水中。那老人脸朝下,大口吞下脏水,直到灌满肚皮。那时,聚会者才将他抬到岸边,祝贺他从那时起获得了新生命。

就在这时,两名警察上前逮捕了古梅辛多·特略。这位机修工人未做任何反抗,也没有企图逃跑,更不为被捕一事表示惊慌。给他戴上手铐时,他仅仅对别人说出这样一句话:“弟兄们,我永远不会忘记诸位。”见证人们立刻放声唱起新的赞美诗,举头望着天,翻动着白眼球,他们就这样伴送古梅辛多·特略和警察登上普林西佩先生的汽车。老板将他们仨送到维克多里亚区警察分局。局里的人对老板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老板便告辞而去。

在分局里,恩里克·索托上尉询问被告是否愿意把鞋子和长裤放在院子里晒干。对此,古梅辛多·特略回答说,由于近来利马城内改变信仰的人日益增多,他已经习惯穿着湿衣湿鞋走路。索托上尉立即进行审讯,被告对此表现了积极合作的态度。当问他一般情况时,他说姓名是古梅辛多·特略,母亲是古梅辛达·特略女士,莫盖瓜省人,已故,父亲情况不详。他本人大约也出生于莫盖瓜省,现年二十五岁或者二十八岁。关于年龄不准确的问题,他解释说,他出生后不久,母亲便将他送给省城里由天主教开办的孤儿院。他说,他接受的是天主教的愚昧教育,幸运的是到了十五岁或十八岁的时候便摆脱了他们的愚蠢言行。他解释说,活到十五岁或十八岁时发生一起大火,孤儿院被烧得一干二净,全部档案也付之一炬,所以他的准确年龄便成了秘密。他声称,这场灾难是命里注定的,因为就在这时,他认识了从智利徒步到利马的一对智者夫妇,他们一路上宣讲使盲人可以看见光明、使聋子可以听见声音的真理。他再三强调,他随同这对智者来到利马。至于这对夫妻的名字,他婉言拒绝说出,因为他说只要知道有这么两个人存在于世就足矣,何必贴什么标签?他还说,从那时起,他一直住到现在,一部分时间从事机修工作(他在孤儿院学了这门手艺),另一部分时间宣传真理。他说,他曾在波雷尼亚、毕达尔德、阿尔多斯区居住过,八个月前才搬到维克多里亚区,因为他在印地摩托气焊修理部找到了工作,而以前住的地方离修理部太远。

被告承认从那时起他就在鲁纳·皮萨罗大街12号居民楼以房客的身份定居下来,还承认认识万卡·萨拉维利亚一家。他说他曾经几次对这一家人进行过启发性谈话,朗读过一些有益的作品,但是毫无成效,因为像其他房客一样,他们受罗马异端邪说的毒害太深。当提到那个据称是受害者的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小姑娘的时候,他说他记得这个名字,并且暗示道,尽管她尚且处于童蒙阶段,他却没有失望,总有一天要把她引导到正路上去。当古梅辛多·特略听到对他的有关控告时,显得极为惊讶,当即否认犯罪事实,随后便放声大笑(故作姿态以便将来辩护?),并且十分高兴地说,这是上帝为他设下的考验,从而检查他的信仰和牺牲精神。他还补充说,现在他才明白为什么征兵时没有中签,其实这正中下怀,是他求之不得的,因为他想以此为例,宣讲他如何拒绝入伍,拒绝向国旗宣誓效忠,因为那是魔鬼的象征。恩里克·索托上尉追问他这些话是否有意反对秘鲁。对此,被告回答说,绝非如此,他所涉及的只是宗教问题。接着他便热烈地向索托上尉和警察们宣讲起来。他说耶稣并不是神,而是神的见证人;还说天主教宣传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伪造的,是在撒谎,因为据《圣经》记载,他是被钉在一棵树上。关于这个问题,他奉劝他们去阅读《觉醒》半月刊,花上两个索尔就可以解决这类及其他疑难,并为人们提供健康的娱乐方式。索托上尉打断了他的话,发出警告说在警察局里不许进行商业宣传。上尉一定要他供出前一天晚上待在何地,做些什么,因为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毫不含糊地声称是前一天晚上被古梅辛多殴打、强奸的。特略明确地回答说那天晚上同每天夜里一样,他独自一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思考着耶稣被钉上去的那棵树,在考虑为什么某些人说的在最后审判的日子里人人都能复活是错误的,因为有许多人永远不会复活,这说明灵魂终有一天会泯灭。当再次要他回到正题上来的时候,被告表示道歉,他说他这样做并非故意,而是无法避免,因为他总想时刻发出光和热去照亮别人。看着人们生活在黑暗之中,他感到万分焦虑。具体地说,他记不得那天黄昏或黑夜看见过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他请求当局将下面的意思记录在案:他虽然身遭诬陷,却并不怀恨那个小姑娘,甚至还要感谢她,因为他猜想这是上帝通过这小姑娘来考验他的信仰是否坚定。鉴于无法从古梅辛多·特略口中确定别人对他的指控,恩里克·索托上尉便结束了审问,将被告转交给司法部监狱看押,以便让法官进一步审理此案。

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博士合上卷宗,在这个令人忧伤的早晨,法院里充满了嘈杂声,他开始沉思起来。“耶和华的见证人”?他见过这个教派的人。前几年,有个男人骑着自行车四处活动,有一天也跑来敲他家的大门,并递给他一份《觉醒》。他由于一时心软,便收下了杂志。于是从那时起,“见证人”就像星辰一样地守时,白天黑夜地踏进他的家门,坚持要他接受上帝的启示,给他送来大量不同风格和题材的小册子、书籍、报刊,直到用劝告、哀求和说教的文明礼貌方法已经不能将“见证人”请出家门,法官只好诉诸警方的武力了。而眼前的强奸犯居然是那种满腔热情地劝说人们皈依正宗的人。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博士心里想,这个案件一定很有意思。

这时上午刚过一半,这位法官漫不经心地玩弄着写字台上那把锋利的长裁纸刀,刀柄上镶有蒂亚瓦纳科[位于南美洲玻利维亚和秘鲁交界处的古城,其太阳门上刻有1万2千年前灭绝的古生物和繁复精确的天文历法。]遗址的图样。这是他的上司、同事和下属对他表示敬意的信物(当他庆祝获得律师头衔后的银婚纪念时他们馈赠的礼物)。他唤来书记员,指示要证人出庭。

首先进来的是警察库西甘基·阿佩斯特吉和蒂托·帕里纳高卡,他俩用尊敬的口气证实了拘捕古梅辛多·特略时的现场情况,还证明,该嫌疑人除去否认指控,虽然由于他那宗教狂热而有点令人讨厌,却表现得乐意合作。书记员塞拉亚博士鼻梁上架着摇摇欲坠的眼镜,逐一地记录着警察的话。

随后进来的是女孩的父母。这对年事已高的夫妇使法官为之一惊:这样一对老朽怎么在十三年前还能生儿育女?女孩的父亲伊萨亚斯·万卡先生牙齿全无,双眼被眼屎糊住一半。他在警方有关他的报告上很快签上字,便急于想知道萨丽达是否能同特略先生结婚。这个问题一提出,萨拉维利亚·德·万卡太太,一个身材矮小、满脸皱纹的女人立刻走到法官面前,一边吻着他的手一边用哀求的声调请求法官行行好,强迫特略先生娶萨丽达为妻。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先生费了好大功夫才向这两位老人解释清楚,在他被授予的最大职权范围内,没有强制结婚这一项。看来,这对老夫妻更关心的是让女孩成婚而不是惩罚强奸犯,因为他们几乎没有谈到事件本身,只在催问他们的时候才说上几句。可是他们花去很多时间细数萨丽达的美德,仿佛正在进行拍卖。

法官不禁暗暗发笑,他想,这些可怜的农夫——毫无疑问他们是从安第斯山里来的,以前一定是和土坷垃打交道的——把他当成了一个不肯批准儿子婚事的刻薄老爹。他再三要他们认真考虑:怎么能让一个强奸幼女的男人做女儿的丈夫?可是他们急忙插嘴说,萨丽达一定是个模范妻子,她小小的年纪已经对烧饭、缝衣等家务事样样精通。他们已经年迈,不愿意丢下她当孤儿。特略除了那一夜对萨丽达有些越轨,看来为人严肃、肯干,从来没有看见他喝醉过,实在令人尊敬。他总是一大早就手提工具箱和一捆挨户推销的小报上工去,这样一个为生活而奋斗的小伙子难道对萨丽达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对象吗?两位老人向法官伸出双手说:“法官先生,发发慈悲吧,帮帮我们!”

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博士的心中浮起一堆疑团,做了这样的假设:所有这一切会不会是这对老夫妻为嫁出女儿而设下的圈套?但是大夫的报告是无可争辩的:女孩的确被强奸了。他颇费唇舌地送走了这对证人,随即传讯受害人。

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的到来使法官闷热办公室的气氛变了样。法官是见多识广的人,无数的害人者和受害人在他眼前表演过种种千奇百怪的事,但是这一次,他心里想,眼前这一位是个真正别具一格的标本。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是女孩吗?从年龄上判断,这是毋庸置疑的:从她那初显女性特征的幼小身材,从梳成长辫的发式以及学生式衣裙的穿戴着,都是毫无疑问的。可是,看看她那灵活的动作、站立的姿势、时而分开的双腿、时而扭动的腰身、时而耸动的肩膀、时而插在腰间的双手,特别是她那用两只丝绒般毫无顾忌的眼睛看人的方式以及用老鼠般的小白牙咬住下唇的神态,都似乎说明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是个饱经风霜、阅历丰富的女人。

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博士审问少年儿童时一向极其谨慎。他善于赢得孩子们的信任,懂得用迂回的办法来避免伤害他们的感情,用温和耐心的态度轻而易举地诱导他们说出那些棘手的问题。但是这一次他的经验不灵了。他用委婉的口气问那个女孩是不是古梅辛多·特略长期以来说些没有教养的话来纠缠她,萨丽达·万卡立刻打开了话匣子。她说,是的,自从他搬到维克多里亚区之后,每时每刻,在任何地方都在纠缠她。有时去公共汽车站等她,有时送她回家,总是说:“我真想从你身上吸一口蜜。”但是使法官的面颊烧得通红、使塞拉亚中断了打字的还不是这些女孩不便说出口的隐喻,而是萨丽达描绘她被追逐时的一系列动作。那个机修工总想摸摸这个地方,她说着举起双手,放在那柔软的胸脯上亲热地抚摸起来。他还摸这个地方,她说着,两手又落到膝盖上,然后逐渐向上、向上滑去,弄皱了裙子,一直摸到大腿根(不久前还是情窦未开的)。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博士眨眨眼睛,咳了一声,同书记员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用长辈的口气向那女孩解释说,谈谈大概的情况即可,不必那样具体。萨丽达打断法官的话,说他还捏这个地方,说着转过身去,向法官撅起臀部,仿佛有个胀大的气球突然出现在他眼前,法官立刻产生一种预感:他的办公室随时可能变成脱衣舞场。

法官极力克制着心头的紧张,用平静的声调引导她忘掉那段开场白,集中叙述她被强奸的经过。他解释说,虽然她应当客观地讲出发生的事件,但对细枝末节无须赘述;至于那些有碍廉耻的部分,就更不必多讲了(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博士略为难地干咳了一声)。法官一方面想缩短这次传讯的时间,另一方面也想使这一次传讯进行得规矩些。他心里揣猜那女孩说到色情淫秽的地方自然会慌乱不安,小心谨慎,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

可是,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刚听罢法官的提示,就像一只嗅到血腥味的斗鸡,立刻激动万分,脱口说出一篇淫秽的独白,外加说明精子运动的表演,这使得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博士屏住呼吸,弄得塞拉亚浑身颤抖,颇不雅观。机修工这样敲门,她这样开门,他这样盯着她,这样说话,这样跪下,这样拍着心窝,这样向她表白发誓说爱她。法官和书记既慌乱又恍惚地注视着这个小妇人,望着她好像飞鸟般扑扇着翅膀,仿佛跳舞般地踮起脚,弯腰,起立,微笑,发怒;听着她变换着声调,提高嗓门,时而模仿自己,时而模仿古梅辛多·特略;最后,表演他跪在地上向她求爱。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博士伸出一只手,含含糊糊地说,好了,不要讲下去了。但是那个饶舌的受害者继续解释说,机修工用匕首这样威胁她,这样扑向她,把她这样推倒在地,这样趴到她身上,这样掀起她的裙子……听到此处,法官——脸色苍白,神情庄重而又威严,好似《圣经》里愤怒的先知——从座位上挺直身体,怒吼道:“行了,行了,够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高声怒喝。

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平躺在地面上,就要形象地讲述到令人消魂的阶段,这时惊恐地望着那根似乎要向她开火的食指。

“我不需要再了解了。”法官较为缓和地重复说,“站起来!整理好裙子,回到你父母那里去。”

受害人点点头,站立起来,那戏剧性的表情和不知羞耻的神色已经从那张小脸上消失,她又重新变成了一个小姑娘,并且明显地露出愧色。她一面卑微地低头鞠躬,一面退向房门,然后离开了。法官这时转身望着书记员,用很有分寸、毫无讽刺意味的口气提醒他别再打字了,难道他没发觉打字纸早已滑到地上,他是在空滚筒上敲打吗?塞拉亚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回答说,刚才发生的事把他弄得神经错乱了。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博士微笑着对他说:

“咱们看了一出非同寻常的演出。”法官满带哲理地说下去,“这个女孩的血液里有个魔鬼在捣乱,糟糕的是她自己可能还不知道。”

“博士,美国人把这种人称为洛丽塔,对吗?”书记员企图增长些见识。

“毫无疑问,是个典型的洛丽塔。”法官语气肯定地说。他一面故作镇静,仿佛倔强的海豹,虽遇飓风却依然乐观地吸取教训,一面补充说:“我们至少可以感到欣慰,并非只有北方巨人才有这项专利权。我们这位本地姑娘可以与任何一个外国的洛丽塔决一雌雄。”

“看上去似乎是她把那个工人弄得神魂颠倒,结果就把她强奸了。”书记员走了题,“但听完她的讲话,看完她的表演,人们会发誓说,是她把他奸污了。”

“行了,别说了!我禁止这类推论。”法官责备书记员,后者脸色变得苍白,“别搞这种多疑的猜测。传古梅辛多·特略到庭!”

十分钟后,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先生看到古梅辛多被两名警察押着走进办公室,立刻明白书记员对该人的归类太过火了。这不是一个惯犯,而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为严重的人:一个教徒。看到古梅辛多·特略那张面孔,一股寒战使法官脑后的头发陡然竖立起来,他立刻记起那个骑自行车散发《觉醒》杂志的人,特别是那不动声色的眼神。他曾经在噩梦中见过此人,梦见过那平静而又固执的目光,那目光表明他是那种通晓真谛、心中不惑、已经解决了全部疑问的人。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未满三十岁的小伙子,他那瘦骨嶙峋、体弱多病的模样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怜悯,从而给予布施;他的头发短得几乎成了光头,肤色黝黑,身材矮小;身上穿着烟灰色的外衣,既不整洁也不褴褛,而是不好不坏;衣服已经干了,但是由于曾经下水洗礼而皱褶得厉害,上身穿件白衬衫,脚下穿着带铁掌的短靴。法官——这个具有人类学家般嗅觉的人——只需看上一眼,就知道这人的性格特征是:谨慎,俭朴,信仰诚笃,沉着冷静,天资聪慧。他很懂礼貌,刚踏进门槛,便亲切地向法官和书记员道了日安。

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博士命令警察给他打开手铐后离开办公室。自从巴雷达登上法官的宝座后,便确定了一个习惯:即使面对最放肆的罪犯,也要单独审问,不用强制手段,而用慈父般的口气。就在一对一的面谈中,罪犯常常像忏悔的人面对牧师那样向他敞开心扉。他从来没有对这个带有冒险性质的试验表示过后悔。古梅辛多·特略揉揉手腕,对这表示信任的做法连声道谢。法官指给他一个座位,机修工挺直胸脯在椅子边沿上坐下来,他似乎是那种一想到舒适的概念就浑身不自在的人。法官心里推测着约束这位“见证人”的生活信条:睡眼惺忪就起床,尚未吃饱就离开餐桌,(如果去看电影)不等影片结束就退场。他试图想象这位机修工如何受到维克多里亚区那个小荡妇的撩拨和刺激,但是他立刻取消了这种联想,因为这违反辩护条例。这时,古梅辛多·特略开口讲起来:

“我们的确不给政府、政党、军队或任何显赫的政治团体充当奴仆,因为他们都是魔鬼的产物。”他温顺地说道,“我们也的确不向任何五颜六色的布片宣誓效忠,也不穿任何军服,因为任何军服和袖章都不能使我们喜欢。我们也不赞成移植皮肤或输血,因为上帝造就科学是为了建设,而不是为了破坏。但是,这些看法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去履行自己的义务。法官先生,我听您的吩咐,将竭诚效力,并且希望您明白,虽然事出有因,但我仍然对您表示尊敬。”

他缓缓地讲着,似乎有意给书记员的工作提供方便。书记员用音乐般的打字声为他那冗长的演说伴奏。法官对他的良好愿望表示感谢,并且告诉他法庭尊重各种思想和信仰,特别是宗教信仰。然后便有意提醒他,他并非由于信仰问题而被捕,而是因为有人控告他殴打和强奸幼女。

一抹深奥的微笑从这个莫盖瓜省人的面孔上闪过。

“见证人就是出面作证的人,是可以证明他人行为的人,是可以证实某个事件的人,”他一面注视着法官,一面表现他如何精通词义学,“见证人就是知道上帝存在而把它讲述出来的人,是认识了真理并把它公布于众的人。我是见证人,你们二位只要有决心,也可以成为见证人。”

“谢谢,改日再谈这个吧。”法官打断他,拿起那厚厚的卷宗,在机修工面前一晃,仿佛那是一盘食物,“现在时间紧迫,眼前这件事是重要的,咱们还是直截了当地说吧。开始前,我有一言相劝:讲真话,老老实实地讲真话,这对您是有好处的。”

被告人似乎被某种隐秘的回忆激动,深深地叹息一声。

“真话,真话,”他忧伤地嘟囔道,“法官先生,何谓真话?莫非指诬蔑、走私或梵蒂冈利用庸人的天真所宣传的欺骗?那难道是真理?不客气地说,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了真理,但是我斗胆地问您一句:您找到真理了吗?”

“我正打算找到它。”法官拍拍卷宗的封面,狡黠地说。

“是关于十字架的虚构吗?是关于彼得和石头的玩笑吗?是关于主教冠冕的真相吗?或是关于取下教皇一根头发便可使灵魂永生的传说?”古梅辛多·特略用讽刺的口吻问道。

“是关于你对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小姑娘犯下的强奸罪行,”法官开始反击了,“是关于你蹂躏一个十三岁少女的真相,是关于你如何殴打她、威胁她、恐吓她、强奸她、凌辱她、也许已经使她怀孕的真相。”

法官的声调越来越高,口气里充满了责备和威严。古梅辛多·特略极为严肃地望着法官,像他坐的那把椅子一样死板,脸上毫无慌乱、悔恨的表情。终于,他像老黄牛那样温和地摇摇头,语气肯定地说:

“我准备迎接耶和华对我的任何考验。”

“这与上帝无关,而是与你自己有关,与你的欲望、淫乱、好色有关。”法官把他从天上拉回到尘世。

“法官先生,这总是与上帝有关的,”古梅辛多·特略固执地说,“这与您、与我、与任何人都无关,只与上帝有关。”

法官劝告他说:“你要承担责任。按照事实讲吧!如果认罪,法庭也许可以从轻发落。既然你极力要我相信你是有信仰的,那么就按照你的信仰办事吧。”

“我对自己的种种罪过,无数的罪过,是悔恨的,”古梅辛多·特略悲哀地说道,“法官先生,我清楚地知道我是个有罪孽的人。”

“很好,讲具体事实吧。”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博士催促道,“要讲得确切,不要拐弯抹角。说吧,你是怎么强奸她的?”

可是这个为上帝做见证人的人却双手蒙面,抽抽搭搭地哭起来。法官并没有被打动,他早已习惯了被告人突然间的喜怒变化,并且善于利用这种变化来追查事实。看见古梅辛多·特略那样垂头丧气,看见他那颤抖的身体和沾满泪水的双手,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博士因这套战术的效果而产生出对职业的自豪感,他想,被告的内心斗争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火候:鉴于无法再伪装下去,只好自动、急切而滔滔不绝地讲出真相。

“材料,材料,”他强调说,“干了些什么事?什么地点?什么位置?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动作?好了,拿出勇气来!”

“法官先生,问题是我不会撒谎,”古梅辛多·特略抽抽噎噎、含含糊糊地说,“我吃什么苦都行;挨骂,坐牢,受羞辱,都可以。但是,我不会撒谎。我从来也没学过。我做不到!”

“很好,很好,不会撒谎值得赞扬,”法官脸上露出鼓励的表情,同时高声说道,“可是要证明给我看。说吧,你是怎么把她强奸的?”

“问题就出在这里,”上帝的见证人一面咽下口水,一面绝望地说,“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强奸她!”

“特略先生,我要对您说,”法官一字一顿、口气宛如长蛇般柔软但显得越发轻蔑,“你是耶和华的假见证人!是个骗子!”

“我没有碰过她,从没有和她单独说过话,昨天甚至没有看见她。”古梅辛多·特略说道,好似一头咩咩叫的羊羔。

“你是一个无耻之徒、一个惯于装腔作势的人、一个言而无信的家伙,”法官斩钉截铁地斥责道,“如果说你不在乎法律和道德,那么至少要尊重你整天挂在嘴上的上帝吧。想想吧,上帝眼下就在注视着你。想想吧,上帝听见你撒谎,他会感到多么痛心。”

“无论是我的眼睛还是我的心灵,都从没有伤害过那个小姑娘。”古梅辛多·特略再次重复道,那声音是令人心碎的。

“你威胁她,殴打她,强奸了她!”法官发火了,“特略先生,就是因为你那下流的性欲!”

“因为——我那——下流的——性欲?”上帝的见证人重复道,仿佛头上挨了重重的一击。

“是的,先生,因为你那下流的性欲。”法官重申道;稍停一下,他又添加一句:“就是因为你那个造孽的玩意儿!”

“因为——我那——造孽的——玩意儿?”被告结结巴巴地说道,那声音是凄楚的,表情是惊愕的,“您说——我那——造孽的玩意儿?”

他的两眼奇怪地翻动着,仿佛一对惊慌的蚱蜢,从书记员转到法官,从地面转到天花板,从椅子转到写字台,然后在桌子上停住,扫视着纸张、卷宗、吸墨器……当他的目光落到那把因史前艺术光辉而璀璨夺目的蒂亚瓦纳科图样的裁纸刀上时,眼睛里突然放出异彩。古梅辛多·特略突然一伸手,把刀子抢在手中,这个动作如此之快,使得法官和书记员根本来不及阻止。古梅辛多没有任何威胁他人的意思,而是相反,好似母亲保护婴儿般把寒光闪闪的刀子贴在胸前,一面向那两个惊得目瞪口呆的人投去一瞥平静、安详而又凄然的目光。

“要是你们以为我会伤害各位,那就是对我的侮辱了。”他以悔罪的声调说。

“蠢货,你是绝对逃不出去的。”法官这时渐渐恢复了镇定,发出警告,“司法大楼里布满了警察,他们会杀死你!”

“我要逃跑?”机修工嘲讽地问,“法官先生,您太不了解我了!”

“你看看,你现在不是不打自招了吗?”法官强调说,“把裁纸刀还给我!”

“为了证明我是清白无辜的,需要借用一下。”古梅辛多·特略平静地解释说。

法官和书记员互相对视了一下。这时被告人已经站起身来,他脸上的表情好像耶稣准备受难,右手上的刀子发出不祥的寒光,左手则不慌不忙地伸向裤子中央的拉链,痛苦地说:

“法官先生,我至今还是童身,从来没有接触过女人。这个别人用来造孽的家伙,在我身上只能用来小便……”

“等一等!”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博士产生了极大的疑心,连忙打断他说,“你打算干什么?”

“把它割下来,扔到垃圾里,以证明它对我是无关紧要的。”被告一面回答,一面用下巴指指字纸篓。

他毫无狂妄的表情,平静而又果断地说完,法官和书记员张口结舌地望着,未能发出一声喊叫。古梅辛多·特略的左手已经抓住那个造孽的家伙,右手举起裁纸刀,仿佛刽子手挥动刀斧前那样测量着被判死刑者的头颅,以便手起刀落,结束那不可思议的考验。

他下手没有?如果一刀下去,会不会发生意外?他肯为了表现抽象的伦理道德而牺牲自己的身体、青春和名誉吗?古梅辛多·特略将把利马最受尊敬的法庭变成祭坛吗?这出法庭悲剧究竟怎样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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