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在墨西哥城一条中心大道路边等出租车，光天化日之下，我看见一辆出租车驶来却没去拦它，因为司机身边坐着一位乘客。然而，车开到我身边以后，我发现那只不过是自己的视错觉：那辆出租车并没有载客。

几分钟后我向司机讲了我看见的现象，他一脸镇静地告诉我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幻觉。“这是常事，”他对我说道，“有时候我开着车转上一天也没人拦我的车，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看见我旁边坐着个幽灵乘客。”这个座位既舒服又危险，在有些国家，它被叫作“死者之座”，因为一旦发生事故它是首当其冲，而在这个出租车故事里，这个名字更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把这件事讲给路易斯·布努埃尔听的时候，他起了极大的兴致，对我说：“这种事拍到电影里倒是个挺不错的开头。”我一直在想，他这话说得有道理。这个细节本身并不算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毫无疑问，它作为一篇小说或是一部电影的开头会相当精彩。当然，它也有一个严重的缺陷，那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必须比它更加精彩。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从来没有采用过它。

不过，好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对它又有了兴趣，有人竟对我讲了同样的故事，就好像是他在伦敦刚刚亲身经历一般。要说这种事会发生在伦敦，更是有点儿蹊跷，因为伦敦的出租车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都不大一样。它长得有点儿像出殡用的车，有着带花边的窗帘，深紫色的脚垫，软软和和的真皮座椅算上加座可以载七个人，还有种带有葬礼遗忘氛围的自内散发的寂静。而在那个所谓“死者之座”的地方——在司机的左手边而不是右边，没有载客的座位，只有一个装行李用的空间。可在伦敦给我讲这件事的朋友向我保证，他就是在这个位置看见那个并不存在的人的，不过那司机对他说——和墨西哥城那位司机正好相反——可能是他眼睛看花了。现在好了：昨天我把这些事情讲给巴黎的一位朋友听，他坚信我是在拿他寻开心，因为他说这明明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此外他还说，在他身上发生的那回更是非同小可，因为他给出租车司机描述了他看见的那个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人的样子，包括他礼帽的式样和领结的颜色，结果司机认为那是他在德国人占领法国期间被纳粹杀害的兄弟的鬼魂。

我不觉得我的这些朋友在撒谎，正如我也没有对路易斯·布努埃尔说谎一样，我只想指出一个事实：这类故事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在世界各地一再上演，而没有人能够证实它是真还是假，也没有人猜得出其中的蹊跷。所有这一类的故事里最古老、也是重复率最高的版本，我第一次是在墨西哥听到的。

这个流传久远的故事是说，一家人在海边度假时，老奶奶不幸去世了。把一具尸体从一个州运到另一个州的各种批文和法律手续又昂贵又难办——有人曾在哥伦比亚告诉我，他不得不让死人坐在他的车后排座位上，夹在两个活人中间，经过公路检查站的时候还往死人嘴里塞了根点燃的雪茄烟，总算躲过了形形色色的运送尸体的法定手续——就这样，墨西哥那家人把死去的老太太卷进一块地毯，再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绑在了车顶的行李架上。在一个休息区，一家人下车吃顿午饭的工夫，连车带绑在上面的老太太尸体一起被偷走了，而且从此再也没有任何消息。对于这起失踪事件的解释是小偷们没准找了片荒地把尸体埋了，然后把车拆个七零八落，这才卸去了尸体压在心头的重负。

有一段时间，在墨西哥到处都有人讲这个故事，只是故事中人的姓名各不相同罢了。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讲故事的人总说自己是主人公的朋友。有的还有鼻子有眼地说出主人公的姓名和地址。好多年过去了，我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听人讲过这一类故事，甚至在越南，当地一个翻译也给我讲过，说是他一个朋友在战争年代遇到的真事。每个人都说得活灵活现，如果你坚持一下，他们甚至还会告诉你主人公姓甚名谁家住何方。

另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时间上离现在稍微近一点儿，诸位如果一直有耐心每周都看我的专栏的话，也一定会记得的。那个耸人听闻的故事讲的是去年夏天，四个法国年轻人在蒙彼利埃的公路边搭载了一个白衣女子。突然，那女子用手指向前方，大喊一声：“小心，前面那个弯道危险！”随即就消失了。这段故事我在法国的许多家报纸上都看到过，它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后来我还就此事写了一篇小文章。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像这样一个如此具有文学美感的事件，居然没有引起法国官方的重视，而是把它束之高阁，仅仅是因为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不过，几天以前一位在巴黎的朋友告诉我，官方这种冷漠的态度自有它的原因：在法国，这一类的故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很多年前就有了，甚至早于汽车的发明，只不过在那个年代，那些夜间游荡在公路边的鬼魂请求搭载的是载客的马车。这使我想起在美国征服西部的故事中，也有个被一再重复的传说：一位孤独的旅行者乘坐夜行的驿车，车上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银行家、一个刚刚上任的新法官和一个漂亮的北方姑娘，还有陪伴姑娘的保姆，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唯独那姑娘的位子是空着的。不过最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我发现我在法国报刊上看到、又在我的专栏里写过的这个白衣女子的故事，早被我们当中最多产的一位作家，马诺洛·巴斯克斯·蒙塔尔万，写过了，名字叫《经理的孤独》，是他众多作品中我还没来得及拜读的几本之一。我的一个朋友给我寄来了复印件，我这才知道居然还有如此巧合，而那朋友也是早就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听过这个故事。

我倒不太担心与巴斯克斯·蒙塔尔万发生什么版权纠葛：我们俩有着我们这些“第二加泰罗尼亚人”共同的文学代理出版商，这个故事的版权怎么分配最为得当，她自有办法。我担心的是另一个巧合，那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我指的是第三个——说的也是公路上的事情。我曾从我书房里那么多没用处的词典上看到过这么一个词，叫作“道听途说”，现在已经找不到它的出处了，可一定和这些故事有什么关系。糟糕的是这个词的意思是指编出来的没有根据的瞎话，而这三个一直跟在我身后的故事可都是千真万确的，它们在不同的地点由不同的主人公一再重复，这样一来大家就不会忘记，文学创作领域也有不安的灵魂在四处漂泊。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国家报》，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