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艾米娜拉到沙发上，要她坐下。她的动作如机械般生硬，她显然还无法承受发生的一切。我的任务是保持坚强、理性，以辩护律师的思维考虑问题。

“我们不去啦？”艾米娜说。

我紧贴着她，将双手搭在她的膝盖上。

“请你一定要信任我。”

“可是……”

她的双膝颤动着。干涸的下唇像一块由死皮做成的帘幕，垂在下巴上。

“克里斯多弗·奥尔森死的时候，你和史黛拉都在场。是吗？”

“没错。”

“瑞典的法律算是相当保障个人权利的，”我一边说，一边努力厘清自己的论点与思绪，“发生一起命案时，要是同时有两名嫌疑犯在场，检察官就必须要能证明是谁下手杀人，或是向庭上证明，这两人是共谋犯案。”

艾米娜剧烈的脉搏扩散到我的手掌上，我的身体也激烈地抖动着。

“你在说什么啊？难不成我得告诉警方，我和史黛拉都在场？”

“哎呀，我不知道。”

也许是我在说梦话吧，这个主意是被绝望所逼出来的，没有经过深入的评估，就被我塑造出来。实际上，这将意味着什么呢？我能拯救艾米娜和史黛拉吗？我心理上是否已经准备好，要让她们承受一切必需的折磨？

“这样想必是行不通的，”我说，“要是你告诉警方，他们会努力将你们俩都定罪。如果要让这一招奏效，你必须等到开庭。”

“为什么？”

“我们必须让检察官猝不及防。突然间出现另一名潜在的嫌疑犯，而法院不能否认，这当中存在合理的疑点。而当你被释放以后，检察官必须取得全面、大量的新证据，才能重新起诉。在同一个案子上连输两次，没有任何检察官想冒这种风险。”

艾米娜张着嘴，盯着我。

“开庭？这要等上一阵子吧？难道我们要让史黛拉……”

不，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让史黛拉一直被拘留。

“我不知道。”我说。

“我就直接承认，这样比较好。”

“可是，艾米娜，你的医学系课程。你一辈子的前程……”

史黛拉被收押在拘留所里一间破烂囚室的样子，出现在我眼前。哪个母亲会想让自己的孩子被收押呢？从现在到起诉，可以拖上好几周，甚至几个月。

“我们得让史黛拉保持沉默。”我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能告诉她。史黛拉的个性，你是知道的。我们必须让她保持缄默，同时不能向她透露太多细节。”

“你这样不太聪明吧？难道我们要让史黛拉待在拘留所，什么都不说？”

“这是同时保全你们两人的唯一办法。我认识史黛拉的律师。他会帮助我们的。”

“不，这样不行。”艾米娜说。

我抓住她的手。

“史黛拉知道，我们都是爱她的。等到这一切都结束以后，她就会知道的。”

艾米娜抽泣着。

“这一切全是我的错。”

我思索着，这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是否曾经是真的。我们是否真能确切地坚称：在某些情境下，某一个单独的个人，必须为发生的一切负起全责？人生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取决于以众多不同方式影响彼此的因素。

我们的家庭变成这样，又该由谁来负责？

有时我希望自己能够相信上帝，相信某种至高无上的力量。有个能让你推卸罪过与责任的对象，生活也许就会变得简单。从另一方面来说，就算是最忠诚、最坚信不疑的基本教义派，似乎也不会把那些迟早会降临到我们大家身上的苦难，怪罪到他们万能、至高无上的真主身上。生而为人，就已经是一种罪过。

“你觉得，史黛拉会希望我们怎么做？”我说，“我们让她决定。”

艾米娜绝望地看着我。此刻，我用双手抱住她，这是一种承诺，也是我们之间的某种联结。

正义是不存在的。唯一存在的，是我们共同打造的事物。

“史黛拉会说服我们这么做的。”艾米娜说。

她向外走到玄关，取来一只塑料袋。我马上就意识到袋子里装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