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承认一件事情。我本来相信：瑞典各地的监狱完全就是连锁酒店。在这个国家坐牢简直不算是惩罚，我以为监狱就像孩童和青少年休闲娱乐中心一样。在那里，你可以放松，躺在床上看电视连续剧。伙食好吃，你什么事都不必在乎。

读高中时，我说过，我不明白，瑞典怎么会有无家可归的人。我还说，我宁可进监狱，也不要在街上生活。

现在，我并没有待在监狱里。但是，在拘留所被关押了六星期以后，我永远不会再说自己希望被拘禁起来，也不会再相信监狱和酒店没两样。

我的房间面积有九平方米。他们把这称为“房间”（因为“囚室”听起来更无趣）。九平方米的面积，差不多就和一个马槽一样大。它比瑞典绝大多数的后院温室要小。房里塞了一张床、一张书桌、一张椅子、一个架子、一个坐式马桶和水槽。

我不希望别人可怜我。我待在这里是有原因的，而我并不是受害者。我全身上下感到疼痛、体重下降，各种思绪像耳鸣一样困扰着我。但是，我没有什么好可怜的。去他的吧！读四到六年级的时候，我常说一句自己最喜欢的口头禅，用它来形容现状，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既然要做，就做到底。

我们每天可以到户外放风一次，呼吸新鲜空气。如果我们走运的话，有时候，监狱的职员人手不够；有时候，他们没办法将所有人接送到各个区域的电梯；有时候，他们根本就不管这么多。

这简直就是在屋顶上遛狗。除了踏步、绕着小圈圈来回走动以外，你什么事都不能做。不过，那又怎样？这总是某种形式的暂停，可以做点别的事情。你暂时从臭味与封闭中解放出来。不过，你摆脱不了各种思绪，以及腹部的沉重负担。

一天晚上，天空下起暴雨，钉子般的雨点蜂拥而至。不过，我还是在屋顶上缓慢走动，来回走动。雨点在我的双颊上戳刺，我冷得要命。不过，除了坐着或倒躺在床上以外，所有能做的事情，在这里都像金子一样珍贵。

所以，我开始在这里学习瑞典语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我也想学习英语和数学。不过，你不能重修你已经取得及格成绩的科目。说真的，我要感谢“猫头鹰”比姆，感谢她给我瑞典语这么低分！要是没有小熊，我在这里早就撑不下去了。

收音机？电视机？互联网？想都别想。我受到一堆限制。除了和我的案子有直接关系的文件（比方说：提请收押的文件、地方法院寄来的备忘录）以外，我不能看到、听到、阅读任何有趣的材料。没有播不完的电视剧，没有音乐，连一条手机短信都没有。我不能接电话，不能打电话。唯一能见我的，只有我的律师。

福利社的卖货推车一周会来三次，这时，我会趁机补充热量达到两千卡的可乐和代姆[Daim，为亿滋国际（Mondelēz International）在瑞典生产的巧克力品牌。]牛奶巧克力。糖分是一种被低估的精神药物，在这里，你偏偏又只能拿到这种东西。

我非常期待两个我不认识的人转开门锁，带着一只装着食物的托盘进来。其实，这真是难以置信的。前几天，我几乎就要痛哭流涕了。只不过是看到其他人，就足以让我全身上下欢欣鼓舞。我从床上弹跳起来，扑上前去，抱住他们的脖子。然后，我漫无目的地问了他们至少五十个问题，就是不放他们离开。

只要我孤单一人，各种思绪就开始旋转起来。我也重新闻到恶臭味。

当他们把我交给心理医生时，我来到这里也才两天。

“我又没有要求看心理医生。”我对保安说。

他恶狠狠地瞪着我，仿佛我是一块清洁工忘记清理掉的污垢。

“那又不会怎样！”

我觉得，他叫作吉米。他下巴蓄着像阴毛一样恶心、长长的山羊胡子，有着一双冰冷的蓝眼。我百分之百确定：我之前曾经在“楼层”夜店或其他酒吧见过他。

我们可以轻易地将保安分成两种。第一种人只把这个当成一般工作，只会想到每个月汇入户头的薪资。也许，拘留所只是他们追求更理想或更高薪职业过程中的一小站。第二种人则非常享受权力，他们主动追寻这份工作。也许警校拒收他们，他们想必被心理医生评定为不适合进入警校。这种人喜欢暴力，欺负别人，把受刑人当成害虫看待。

你很快就能学会判断他们之间的差异。许多人的眼神都同样冰冷。不过，冷漠与轻蔑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关键的。

吉米很明显属于权力狂。他看人的眼神就是不太对劲。他仿佛同时从下方与高处看人。他似乎认为自己比我好、比我优越，而在内心深处却又意识到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可把他逼疯了。他花了太多时间在健身房。他的上臂比大腿还要粗，脖子的直径简直与一头公牛相仿。我真想将那两条肥滋滋的胳臂沿着他的侧身一把剁掉。

他用新的问题，来回应自己被问到的所有问题。

“你在开玩笑吗？你觉得呢？我看起来像你老妈吗？”

我只想对着他的脸狂吼：

“如果我们当中有人需要看心理医生，那才不会是我。”

关于心理医生，我有一套理论。我并不是说，这套理论适用于所有人，但无论如何，我在这些年来也遇过好几个心理医生，还没见过例外。

这么说吧。如果有人花了五六年的时间，被灌输了一大堆诠释模式与诊断，那我会认为这些人往后会不可避免地想要“学以致用”。在他们眼里，其他一切都是愚不可及的。他们出了社会，和别人接触—不管是客户、患者还是你所能想到的其他名称—然后认为，他们一定能够解释人们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会做出这些事情。心理医生的工作，就是把我们这些其他人硬套进他们的格式里。

建议：你们真应该反其道而行！

原因：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那些来了又去的心理医生开展各种自我评量与性格测试，人生是由这些构成的吗？当然，他们首先会尝试挖掘出一个不愉快的童年。每个心理医师梦寐以求的，仿佛就是找出一个破碎、压抑童年大量不愉快回忆的灵魂。

关于他们开出的所有诊断，最诡异的一点是：绝大多数内容，都让你感到似曾相识。要想找到完全没有套用这些理论的心理测试，根本是不可能的。

有一段时间，这简直让我走火入魔。大家都认为我有病，连我自己的家人也不例外—是的，也许我的家人反而更觉得我有病。所以，我尝试找出问题所在。我读到的所有材料都显示，当你能针对这些问题命名，贴上标签，同时知道其他许多人有着跟你类似的问题时，你会觉得好过一点。

首先我觉得自己患有注意力缺陷综合征或多动症，然后是边缘性人格障碍、类精神分裂型人格违常、情绪两极症。

我得到的结论是：这一切都是鬼扯。

我就是我。诊断人：史黛拉。

我身上是有一堆缺陷，这我不否认。我一点都不正常。我的大脑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和我作对。可是，除了我自己的名字以外，我完全不需要其他的名称。我是史黛拉·桑德尔。如果有人觉得我有问题，那个人也许应该吃药。

心理医生有自己的心理问题，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如果他们一开始没有心理问题，之后他们也会出现心理问题。读了太多弗洛伊德的人，保证会发疯的。

当我阅读这一切文献与材料时，我对精神病患者产生了兴趣。或许可以这么说：我对他们的处境感到着迷。作为一个嗜好，这应该是很健康的。所以，我把对手球的关注转移到精神病理学上。

我在进入拘留所以前遇到的心理医生，有一部分的相似之处。大部分是女性，许多人有着红头发，眼神通常格外忧虑，穿着常类似初中的音乐老师。更惊人的是，她们当中许多人还说斯莫兰省方言。

因此，当这位名叫吉米的保安将我交给拘留所的心理医生时，我难以掩饰自己的惊讶。

“你好，史黛拉！我叫西琳。”一名年轻女孩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来。

她有着深色的皮肤，长相很甜美，头发扎成两根紧紧的辫子，简直就是中东版本的莉亚公主。[Princess Leia，乔治·卢卡斯导演的著名科幻电影《星球大战》主传三部曲中的主要角色。]

“我不需要心理医生。”我说。

实际上，我本来准备用侵害个人尊严、滥用职权等华丽的字眼狠狠地抨击她。对那些低估你、焦虑不已的公职人员来说，这些字眼是很伤人的。然而，西琳只是像约会时准备吃肉丸子的小姐[Lady，为迪士尼于1955年制作的动画片《小姐与流浪汉》主角，是美国富裕家庭所养的一只可卡犬。]那样，坐在原地，纹丝不动，我甚至无法拉高音量。

“没关系的。”她说，“我可以理解你的抗拒感。我每周花一小时和被关押的青少年见面。而这并不是我决定的。”

她露出坦诚的微笑，你常会在伯母和小狗的脸上，看到她这种微笑。

“呃，我不是针对你个人，”我强调，“你一定非常优秀。可是，我已经见过太多心理医生了。”

“我了解，”西琳说，“我也没有觉得被冒犯。”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沉默，那种使我无法忍受的沉默。西琳坐在我对面，面露微笑，用充满同情心的眼神望着我。

“所以，你打算逼迫我，我们每星期要花一小时坐在这里，四目相对？”

“那就看你的决定了，史黛拉。如果你想谈谈，我会很乐意和你谈。”

我朝天翻了个白眼。不管她的褐色双眸再怎么温柔，不管她的微笑和公主的有多么神似，我根本就不想谈。我要说什么，我永远无法对别人描述我经历过的事情。没人能够理解，就连我自己都不理解。

这场沉默的游戏，现在开始了。

我们坐在原地，四目相对。西琳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而我不予理会：你在这里感觉怎么样？你跟家人讲话了吗？有没有睡足？一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快到甚至让我以为她在谎报时间。

“那么，我们也许下周见。”她一边说，一边起身，准备去叫保安。

“那当然。”我说。随后，吉米在门口接我，推着我穿越走廊，仿佛在推着一头该死的畜生。他把我扔回囚室的时候，用那双冰冷的眼睛瞪着我。

我对寂寞深恶痛绝，它使我感到惊恐。在囚室里，一切是如此接近，近到让你觉得不舒服。当吉米转开门锁，放我和墙壁及恶臭味独处时，我无法摆脱各种想法与感觉。我的脑海里弥漫着尖叫声，我简直快要爆炸了。

我不知道这样值不值得，不知道我能不能撑下去。我知道的是，许多人不曾活着离开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