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的渴望，在我满十六岁的那年夏天，我终于和同年级的奥莎在一起了。那时的我，高兴得无以名状。然而，某次在达拉娜[Dalarna，瑞典中西部省份。]地区长达一星期的露营活动中，我认识了大我两岁的桃丽，我们抽了薄荷味香烟，还在一本小说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以示心心相印。最后，我和桃丽之间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但是，当我再度来到奥莎家里时，我却深受良心的谴责，乃至于把关于我和桃丽之间的一切都告诉了奥莎。即使我和桃丽想必永远不会再见面了，我还是很想亲吻她。我甚至把这一点都告诉了奥莎。奥莎一听完这些话，就和我绝交。关于我完全不可信任、是个好色之徒的谣言也不胫而走。我再也没能在布莱金厄交到新的女朋友。不过，我在内心深处仍感觉到，我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

我所成长的家庭深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关于自由与团结的价值观影响。我的父亲种植有机蔬果，他赤身裸体地在厨房吃早餐、喝咖啡，身旁还摆着刚填满烟草的烟管。在我上小学一年级以前，母亲就已经为我说明过月经周期与男性夜间遗精的原理。我们家里几乎没有家规或训诫。单凭常识与内心的道德标准，就足以维持秩序。

青春期的时候，有一次，我曾经用力拉扯姐姐的头发，一大撮头发沾在手上，被爸爸发现了。“这样很好玩吗？”他对我这么说。

他这一说，就足以让我感到可耻、丢脸，我号啕大哭起来。

有那么几次，我曾经尝试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史黛拉。

校长打电话给我，表示史黛拉把另一名女孩的毛线帽扔到学校建筑物的屋顶上。“这样很好玩吗？”我对她这么说。

史黛拉恶狠狠地瞪着我。

“我心里一点感觉都没有，只觉得心跳加快。”

我坚信：没有比为人父母更加困难的事情了。其他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有紧急逃生门。当爱情已经退去、两人想法越来越不一致或内心不再感到甜蜜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会在某个时间点离开自己的伴侣。而你在人生旅途上，沿路也可以离弃朋友、旧识、亲人甚至父母和手足。你可以将他们离弃，继续过自己的日子。但是，你永远不能抛弃自己的孩子。

史黛拉来到世界上时，我和尤丽卡都还太年轻，缺乏人生的历练。我们或多或少理解，这将是艰难的任务。然而，我们的苦恼主要还是集中在包括睡眠不足、喂母乳时所遭遇的困难和疾病在内的俗务。一段时间以后，我俩才惊觉：为人父母最大的难处，其实完全不在于这些。

近十年来，我和尤丽卡尝试生第二胎，让史黛拉能有个弟弟或妹妹。有时候，我们的生活竟完全围绕这项缺陷打转，将我们剩余的精力消耗殆尽。我俩陷入内战，两人都忙不迭地备战，以为自己一定能够取胜。我们都幻想着：一旦怀孕检测结果为阳性，一切的争执就能迎刃而解。

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哪些变化。我们被卷进一个由耻辱感、罪恶感和缺憾心理所构成的黑洞，而且越陷越深。

我们坐在生育中心，隔着正坐在地板上堆乐高玩具的史黛拉，互相望着彼此。检查结果再度显示为阴性，没有成功受孕。

我在车内朝尤丽卡吼道：“这个又不是庭审！这里没有被告！”

她朝着雾气弥漫的车窗“哼”了一声。

“这样的话，我就来责怪上帝好了。上帝不让我们生儿育女，你能不能解释这是为什么？”

“我们明明就有子女。”我一边说，一边把车内广播的音量调高，直到扬声器的刮擦声大到令人无法承受为止。

最近这几年，我们和彼此以及和自身生理限制的对抗是如此激烈，以至于或许已经过度压抑了我们当初努力的目标。我曾经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壕里的士兵，打到最后忘记自己为何而战，反而开始对自己人扫射。

那天晚上，我们再次从生育中心回家。史黛拉穿着睡衣、头发凌乱地站在玄关，睡眼惺忪地望着我们。我觉得，她最近刚开始上学，现在想必已经六七岁了。尤丽卡和我在一段时间内迅速老化，嫉恨与沉默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裂痕。现在，我们唯一共享的，似乎只剩下生儿育女的努力。

“我不要弟弟妹妹。”史黛拉斩钉截铁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