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舒梅克中校一直在有礼貌地听这位信心满满的年轻女子说话，她坐在会议桌的那头，解释她的公司打算如何运营，但听了15分钟后，他无法再保持沉默了。

“你们的监管架构还没做好准备。”他打断了她。

伊丽莎白恼怒地盯着这位穿着军服、戴着眼镜的军官，后者列举了他认为她在描述中违反的各种规定。这不是她想听到的。舒梅克和他率领的这个小型军方代表团受邀在2011年11月的这个上午来到帕洛阿尔托，为希拉洛斯将其设备部署到阿富汗战场的计划表示感谢，而不是来对着公司的监管策略唱反调的。

去年8月，伊丽莎白在旧金山的海军陆战队纪念俱乐部酒店遇到了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詹姆斯·马蒂斯[1950年出生，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上将，2010年7月开始担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2013年退役。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美国国防部长。——译者]，把希拉洛斯的设备用到战场上的想法由此而生[Carolyn Y. Johnson，“Trump's Pick for Defense Secretary Went to the Mat for the Troubled Blood-Testing Company Theranos，” Washington Post，December 1，2016.]。伊丽莎白即兴推销，说她的血液检测方式如何新颖，只需刺一下指尖，就能帮助更快地诊断和救治受伤的士兵，这番话被这位四星上将听了进去。吉姆·“疯狗”·马蒂斯[吉姆为詹姆斯的昵称，“疯狗”是詹姆斯·马蒂斯的绰号。——译者]极为爱护他的部下，这让他成为美军中最受爱戴的指挥官之一。这位将军坚毅果敢，愿意接受任何可能让他的士兵更安全的技术——尤其是当他们在阿富汗没完没了地与塔利班作战、伤亡惨烈时。与伊丽莎白碰面之后，他要求中央司令部的下属对希拉洛斯的设备安排现场测试。

根据军方规定，此类申请必须通过设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的美军医疗部，在那里，申请通常会送达舒梅克中校的办公桌。作为受监管行为与合规处（Division of Regulated Activities and Compliance）的副主管，舒梅克的工作是确保军队在试用医疗设备时遵守所有法律和规章。

舒梅克并非普通的军队官僚。他拥有微生物学的博士学位，花了很多年研究针对脑膜炎和兔热病的疫苗，兔热病是在白尾灰兔身上发现的一种危险病毒，冷战期间被美国和苏联变成了武器。他还是美军中第一个在FDA完成一年研究工作的军官，这使他成为军方在FDA监管方面的常驻专家。

舒梅克举止冷静、谦逊，笑起来很和蔼，讲起话来有种俄亥俄州南方人的拖沓，但在觉得需要时，他也可以跟人直来直去。他警告伊丽莎白，希拉洛斯的策略——试图完全绕过FDA——是绝无可能的，尤其是如果像她对他言之凿凿的那样，在明年春天把她的设备推向全国各地的话。他告诉她，如果没有通过其评估程序，那家机构绝不会允许她那样做。

伊丽莎白引用希拉洛斯从其律师那里获得的建议，强烈表示不赞同。舒梅克很快就明白了，她防备心太重，太过倔强，继续争论下去只会浪费时间。很显然，她不想听到任何与她的观点相抵触的东西。他环顾会议桌，注意到她没有带任何监管事务专家来参加会议。他怀疑这家公司根本就没有雇用这样的人。如果他猜得没错，那是一种极为天真的经营方式。在这个国家，医疗是受监管最严的行业，理由非常充分：事关病人的生命。

舒梅克告诉伊丽莎白，如果想要他开绿灯，允许在军人身上使用她的机器，她就要从FDA获得书面材料来支持她的立场。她的脸上显露出极大不快。她继续自己的介绍，但在剩下的时间里都对舒梅克冷眼相待。

在18年的军旅生涯中，舒梅克遇到过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军队可以不受民事法律的监管，可以自由地从事自己想要的医学研究。事实并非如此，尽管这并不是说过去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五角大楼在美军士兵身上测试过芥子毒气，1960年代在囚犯身上试验过橙剂[橙剂（Agent Orange），一种剧毒除草剂喷液。——译者]，但军方不受监管、随心所欲进行医学实验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例如，在1990年代的塞尔维亚冲突中，五角大楼先确保获得FDA的认可，然后才向部署到巴尔干地区的部队提供了一种试验阶段的对抗蜱媒脑炎的疫苗，而且只给那些愿意接种的士兵。与此类似，2003年在伊拉克，军方与该机构密切合作，为士兵提供一种临床试验阶段的针对肉毒杆菌毒素的疫苗。那个时候，人们非常担心萨达姆·侯赛因储备了这种致命的生物制剂，所提供的疫苗由德特里克堡的研究人员开发，但尚未获得FDA的批准。

在这两个例子中，军方都向伦理审查委员会（IRB）咨询过，该委员会在军队内部监管医学研究，以确保其安全且符合伦理。如果伦理审查委员会认定一项拟议中的研究不会带来重大的风险，FDA通常会允许它推进，前提是它必须按照经委员会审核和批准后的严格方案执行。

适用于疫苗的要求同样也适用于医疗设备。如果希拉洛斯想在驻阿富汗的部队里试验其血液检测机器，舒梅克觉得它肯定要带上由IRB批准的研究协议。但既然伊丽莎白如此顽固不化，他又收到了中央司令部的马后炮意见，他决定把耶利米·凯利请来，此人是在FDA工作过的军方律师。他再次安排与伊丽莎白的会面，以便凯利能直接听到伊丽莎白的说法并提供第三方意见。他们同意在2011年12月9日下午3点30分会面，地点在希拉洛斯雇用的扎克曼·施佩德律师事务所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

伊丽莎白单独来参加会议，带着一份只有一页纸的文件，概述了舒梅克几周前在帕洛阿尔托听她说过的那个监管办法。他不得不说：她列出的结构很有创意。甚至可以说是狡猾。

这份文件解释了希拉洛斯的设备仅仅是远程的样本处理单元。真正的血液分析工作将在公司位于帕洛阿尔托的实验室进行，在那里计算机会分析设备传输过来的数据，并由有资质的实验室人员复核和解释检测结果。因此，只有帕洛阿尔托的实验室需要获得许可。设备本身类似于“无声”的传真机，是免于监管的。

舒梅克发现还有第二个令他觉得疙疙瘩瘩、同样难以忍受的地方：希拉洛斯坚持其设备进行的血液检测是实验室开发检测，因此不在FDA的审查范围之内。

那么，希拉洛斯的立场就是，它的帕洛阿尔托实验室依据CLIA获得的许可，足以让它在任何地方设置和使用它的设备。这招很聪明，但舒梅克并不买账。凯利也不买账。希拉洛斯的设备绝不是无言的传真机。它们是血液分析仪器，像所有市场上的其他分析仪器一样，它们最终需要经过FDA的审核和批准。在那之前，希拉洛斯需要咨询伦理审查委员会，提出一个该机构可以接受的研究方案。这样一个过程通常需要6到9个月的时间。

伊丽莎白继续表示不同意，无视军方律师在场。她的身体语言不像在帕洛阿尔托时那样有敌意，表现得更愿意进行讨论，但他们仍然陷入僵局之中。奇怪的是，扎克曼·施佩德律师事务所没有派人陪她待在会议室里。舒梅克以为那家律所会出几个合伙人陪她来，但只有她自己来了。她继续援引律所的法律建议，但律所没有人到场作证。

会议最后以舒梅克重申他的立场结束，即他需要看到FDA以书面文件证明希拉洛斯受其监管，才能签发在阿富汗进行试验的许可。伊丽莎白同意去弄一份这样的证明信。她的举动看上去煞有介事。舒梅克对此非常怀疑，不过事情现在至少扯清了：球到了希拉洛斯这边。

舒梅克此后没有听到关于这事的更多消息，直到2012年春末，他又开始收到来自中央司令部的询问。他不由得感到恼火。希拉洛斯不仅没有提供他要的证明信，而且自从他和凯利12月份去华盛顿见过伊丽莎白之后，该公司音讯全无。

在征得上司同意后，他决定自己联系FDA[大卫·舒梅克发给萨莉·霍瓦特的电子邮件，题为“寻求关于希拉洛斯的监管建议（非保密件）”（Seeking regulatory advice regarding Theranos［UNCLASSIFIED］），东部时间2012年6月14日上午10:16。]。2012年6月14日上午，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该机构微生物设备处的主管萨莉·霍瓦特。2003年，舒梅克在FDA做访问学者期间，两人曾经共事，而且在此前一周的一个会议上刚刚见过面。舒梅克向霍瓦特描述了希拉洛斯的情况，称该公司的监管想法“相当新颖”，请FDA对此予以指点。尽管他并没有打算让这封电子邮件超出非正式的咨询请求的范围，但它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如果他能有所预见的话，也许会再三斟酌是否要发这封邮件。

霍瓦特将他的问询转发给了5位同事，包括FDA的体外诊断和放射健康办公室（Office of In Vitro Diagnostics and Radiological Health）主任阿尔贝托·古铁雷兹[萨莉·霍瓦特发给伊丽莎白·曼斯菲尔德、凯瑟琳·塞拉诺、考特尼·利亚斯、阿尔贝托·古铁雷兹、唐·圣皮埃尔和大卫·舒梅克的电子邮件，题为“转发：寻求关于希拉洛斯的监管建议（非保密件）”，东部时间2012年6月15日中午11:43。]。古铁雷兹拥有普林斯顿的化学博士学位，在FDA工作的20年中，他恰巧有一小段时间花在了思考实验室开发的检测的相关问题上。

FDA长期以来都在考虑将实验室开发的检测（LDT）的监管纳入自己的权限之内。然而，在实践中，它没有做到，因为直到1976年对《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进行修订，将FDA的权限从药品扩展到医疗设备时，实验室开发的检测都还不常见[Office of Public Health Strategy and Analysis，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The Public Health Evidence for FDA Oversight of 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s: 20 Case Studies，” November 16，2015.]。只有某个不太寻常的医疗案例有需要，地方的实验室才会偶尔做一下。

到了1990年代，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实验室开始为大众做更多包括基因检测在内的复杂检测[Office of Public Health Strategy and Analysis，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The Public Health Evidence for FDA Oversight of 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s: 20 Case Studies，” November 16，2015.]。根据FDA自己的估计，数十种有缺陷的、不可靠的检测被推向市场，使用范围从百日咳、莱姆病（Lyme disease）到各种癌症，给病人造成了难以言说的伤害。在FDA内部日益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它需要开始监管实验室的这部分业务，最为支持这种观点的就是古铁雷兹。当他看到霍瓦特转发给他的舒梅克的邮件时，古铁雷兹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其中描述的监管方式，正是他想要阻止的那种绕过FDA监管的擦边球。

古铁雷兹的观点——应当由FDA而不是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来监管实验室开发的检测——并不意味着他与该中心的同僚相处得不好。恰恰相反，他们有良好的工作关系，经常进行跨部门沟通，努力弥补过时的法规造成的监管空白。古铁雷兹将舒梅克的电子邮件转发给了朱迪斯·约斯特和彭妮·凯勒——她们是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的实验室监管处成员——并且在邮件开头加了一个说明：

看看这个！！！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会把这个东西看作实验室开发的检测吗？我搞不清楚在这个案子上我们是否会行使执法自由裁量权。

阿尔贝托[阿尔贝托·古铁雷兹发给朱迪斯·约斯特、彭妮·凯勒和伊丽莎白·曼斯菲尔德的电子邮件，题为“转发：寻求关于希拉洛斯的监管建议（非保密件）”，东部时间2012年7月15日下午4:36。]

经过来来回回的讨论，古铁雷兹、约斯特和凯勒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希拉洛斯的模式不符合联邦监管的规定。约斯特和凯勒认为，不妨派人去帕洛阿尔托，看看这家他们此前闻所未闻的公司在做什么，并纠正它的错误认识。[朱迪斯·约斯特发给彭妮·凯勒和萨拉·本内特的电子邮件，题为“回复：寻求关于希拉洛斯的监管建议（非保密件）”，东部时间2012年6月18日中午11:46。]

这个活落到了加里·山本的头上，他是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旧金山分部的资深现场巡查员[彭妮·凯勒发给加里·山本的电子邮件，题为“转发：寻求关于希拉洛斯的监管建议（非保密件）”，东部时间2012年6月18日下午5:48。]。两个月后，2012年8月13日，山本没打招呼就突然造访希拉洛斯在帕洛阿尔托的办公室[加里·山本发给彭妮·凯勒和凯伦·富勒的电子邮件，题为“回复：关于希拉洛斯情况的更新”，东部时间2012年8月15日下午2:03。]。那个时候，公司已经完全搬入Facebook原来那幢坐落于南加利福尼亚大道（South California Avenue）1601号的办公楼，离之前它在山景大道的办公室不到一英里远。

桑尼和伊丽莎白引着山本进了会议室。当山本解释说，他的机构收到了一份关于希拉洛斯的投诉，他来是为了就此进行调查时，他惊讶地发现，他们竟然知道那投诉来自哪里，来自何人[电子邮件，标题为“回复：关于希拉洛斯（非保密件）”，彭妮·凯勒发给大卫·舒梅克，抄送艾林·埃德加，东部时间下午1：36，2012年8月16日。]。看来已经有人将舒梅克给FDA发邮件的事暗中通知了他们。伊丽莎白很不高兴，脸上阴云密布。她和桑尼声称不知道舒梅克在电子邮件中所说的事。是的，伊丽莎白与这位军官见过面，但她从未跟他说过，希拉洛斯凭着CLIA的一张许可就想把自己的血液检测设备大范围地铺开。

那么为什么希拉洛斯已经申请了CLIA的许可呢？山本问道。桑尼回答，公司想了解实验室如何操作，还有比自己操作更好的方式吗？山本发现这个回答很可疑，暧昧模糊，毫无意义。他要求看看他们的实验室。

他们无法像拒绝凯文·亨特一样拒绝他。这是一位联邦监管机构的代表，不是什么私人实验室顾问，可以随意叫板。因此，桑尼不情愿地带着这位巡查员来到新办公楼二楼的一个房间。杜普伊被解雇后，希拉洛斯将实验室从东梅多环路的临时地点搬了过来。

山本在房间里没有发现什么令他眼前一亮的东西，但也没有产生大的疑问：那是一个小空间，有一群穿着白色实验服的人，还有一些闲置的商用诊断仪器。看上去跟别的实验室没什么两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里有特别的或创新的血液检测技术。当他指出这一点时，桑尼说希拉洛斯的设备仍在开发，公司并没有不经FDA的许可就推广它们的计划，这与伊丽莎白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对舒梅克说过的话截然不同。山本不确定该相信哪一方。那位军官有什么必要捏造所有这些事呢？

然而，对于希拉洛斯现在的运作方式，山本找不到明显违规的地方，所以跟桑尼说了一大通关于实验室监管的话就让他过关了。他再三强调，舒梅克在其给萨莉·霍瓦特的电子邮件里描述的场景——在一个经CLIA认证的主基地远程操作试验性血液分析仪——是不可接受的。如果希拉洛斯打算最终把设备推广到其他地点，那些地方也需要CLIA的认证。除此之外，更好的办法是设备自身通过FDA的批准。

当伊丽莎白感觉公司遭受攻击的时候，她不会坐视不理、听天由命。在一封写给马蒂斯将军的措辞激烈的邮件里，她对那个胆敢在她的前路上设置障碍的人进行了反击[伊丽莎白·霍姆斯发给詹姆斯·马蒂斯的电子邮件，复件给了约恩·彭和卡尔·霍斯特，题为“回复：后续跟踪”，东部时间2012年8月9日下午3:14。]。她写道，舒梅克将关于希拉洛斯的“明晃晃的虚假信息”传递给了FDA和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她随后用几个段落指责这位陆军中校，并在“我们的法律顾问协助下”列出了他向那些机构所作陈述中7个不准确之处。她在邮件最后提了个要求：

我们正在迅速采取行动纠正这些令人误解的陈述。舒梅克中校告诉FDA，他在“提醒”他们“希拉洛斯在搞什么名堂”，并向他们提供错误信息，这让人觉得我们在做违法的事，如您能帮忙向该监管机构澄清，我将不胜感激。由于错误信息来自国防部内部，如果由国防部内部人士正式予以纠正将会极其有用。谢谢您的周到，并一如既往地感谢您费心。

致以最真诚的祝愿，

伊丽莎白

当马蒂斯几个小时后读到伊丽莎白的电子邮件时，他极为愤怒。他将邮件转发给艾林·埃德加上校——中央司令部的军医主任，也是他安排负责落实希拉洛斯的战地测试的助手——并附了一段话表达自己的怒气：

艾林：谁是舒梅克中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想要这个设备尽快在战场上测试，要合法、合乎伦理，而且我还要知道下面提到的拜访是否发生过，我们该如何克服这个新的障碍……最低限度，我需要关于以下陈述之准确性的基本事实。如果需要跟舒梅克中校和曼恩中校见面，以便让他们解释我是在推动不符合伦理或不合法的事，请安排时间，等我回国后，让他们在坦帕[佛罗里达州的城市，美军中央司令部所在地。——译者]与我会面（我可能会在战场逗留，错过原定的返回日期）。谢谢，M。[詹姆斯·马蒂斯发给艾林·埃德加的电子邮件，复件给了卡尔·霍斯特、卡尔·曼迪和约恩·彭，题为“转发：后续跟踪”，东部时间2012年8月9日晚10:52。]

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巡查员出其不意的来访，将伊丽莎白推入了战斗状态。在打给埃德加上校的电话中，她威胁要起诉舒梅克。埃德加将她的威胁以及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巡查的消息，一起转达给他在德特里克堡的这位同事。他还把伊丽莎白给马蒂斯的邮件以及马蒂斯的回复也转发给了舒梅克。[艾林·埃德加发给大卫·舒梅克的电子邮件，题为“转发：后续跟踪”，东部时间2012年8月14日下午1:35。]

读完这一串邮件，舒梅克脸都白了。马蒂斯是军中最有权势、最令人生畏的人之一。这位说话直率的将军对驻扎在伊拉克的海军陆战队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你们要有礼貌，要专业，也要准备杀死你们遇到的每一个人。”[Thomas E. Ricks，Fiasco（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2006），313.]如果你是一个低阶军官，你绝不会想跟这样一个人对着干。

舒梅克对于自己的行为导致这家公司被检查也确实觉得内疚。他深知这样的造访多么令人难受：他之前被派到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担任生物安全处主管，该部门负责军队研究中所使用的生物威胁剂（biothreat agents）的安全，就在2008年7月布鲁斯·埃文斯自杀[2001年10月，9·11事件之后，美国发生多起通过信函传播炭疽病毒的事件，造成极大恐慌。联邦调查局经多年调查，怀疑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布鲁斯·埃文斯博士为幕后黑手。2008年7月29日，埃文斯自杀身亡。联邦调查局其后发布报告称埃文斯就是炭疽攻击的凶手，但遭到广泛质疑。——译者]两周前。埃文斯的自杀表明，作为该所研究人员的他很有可能是2001年炭疽攻击事件的罪魁祸首，其自杀也导致形形色色的政府机构对该研究所开展了持续两年之久的大规模检查。在每一次检查中，舒梅克都是受检查方的负责官员。

在埃德加上校的鼓励下，他试图平息事态，于是发邮件给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的官员，说他从没有想要暗示希拉洛斯已经在实施他所描述的监管模式，只是说它在考虑而已[大卫·舒梅克发给彭妮·凯勒和朱迪斯·约斯特的电子邮件，题为“希拉洛斯（非机密件）”，抄送艾林·埃德加和罗伯特·米勒，东部时间2012年8月15日下午3:34。]。他也对该机构竟然告诉希拉洛斯公司是他要求对其进行检查表示惊讶。他收到的回复带来了另一个意外：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没有告诉希拉洛斯公司此事；当巡查员到达时，该公司已经手握他与FDA往来通信的副本。[彭妮·凯勒发给大卫·舒梅克的电子邮件，题为“回复：希拉洛斯（非机密件）”，抄送艾林·埃德加，东部时间2012年8月16日下午1:36。]

当他就此事与埃德加上校对质时，埃德加窘迫地承认他就是那个把舒梅克与萨莉·霍瓦特的电子邮件透露给伊丽莎白的人，他把这说成是疏忽[艾林·埃德加发给大卫·舒梅克的电子邮件，题为“回复：希拉洛斯（非机密件）”，东部时间2012年8月20日上午7:23。]。他向舒梅克道歉，并邀请其下周前往中央司令部位于佛罗里达州坦帕的总部，与马蒂斯梳理相关监管问题。舒梅克对面见将军感到紧张，但他接受了邀请。他联系了阿尔贝托·古铁雷兹，问其能不能跟他一起走一趟，他觉得自己的意见如果得到FDA高层的支持会更有分量。尽管通知得相当仓促，古铁雷兹还是同意一同前往。

2012年8月23日下午3点整，埃德加上校陪同这两人进入马蒂斯位于坦帕的麦克迪尔空军基地（MacDill Air Force Base）的办公室[大卫·舒梅克发给阿尔贝托·古铁雷兹的电子邮件，题为“回复：希拉洛斯后续进展（非机密件）”，东部时间2012年8月20日上午10:58。]。这位61岁的将军本人看起来气势逼人：他肌肉发达，肩膀宽阔，眼睛下面的黑眼圈表明他不怎么睡觉。他的办公室里摆放着长期军旅生涯留下的各种纪念品。在一堆旗帜、奖章和纪念币中，舒梅克盯着玻璃柜里一套漂亮的剑看了好一会儿。当他们在办公室一侧镶着木质面板的会议室落座，马蒂斯直入正题：“各位，这一年来我一直想把这个东西部署下去，进行得怎么样了？”

舒梅克已经跟古铁雷兹把所有东西又梳理了一遍，确信自己有充分的理由。他率先开口，简要概括了希拉洛斯的技术要进行战场测试所产生的问题。古铁雷兹接着告诉将军，他的军中同僚对法律的阐释是正确的：希拉洛斯的设备很大程度上应当归FDA监管。而FDA至今尚未评估和批准其进行商用，它只能按照伦理审查委员会设定的严格条件进行人体测试。这些条件之一就是受试者给他们知情同意书——众所周知，这东西在战区很难获得。

马蒂斯不愿放弃。他想知道，他们是否能给出一条推进的路径。正如几个月前给伊丽莎白的一封邮件里所提到的，他确信她的发明对于他的部下而言将“改变游戏规则”。古铁雷兹和舒梅克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用从士兵身上获取的去除身份信息的残存血液样本进行“有限目标实验”。它可以避开对知情同意的要求，是唯一可以按照马蒂斯的愿望尽快推进的研究方式。他们同意按照这一行动路径继续下去。进入办公室15分钟后，舒梅克和古铁雷兹与马蒂斯握手告别。舒梅克如释重负。无论如何，马蒂斯态度粗暴，却是通情达理的，而且达成了一种可行的妥协。

双方商定的有限实验，与马蒂斯脑海中更雄心勃勃的战地测试相去甚远。希拉洛斯的血液检测不会被用来为受伤士兵的治疗提供信息。它们只会被用来检测用剩下的样本，看结果是否与军方的常规检测一致。但它并非毫无意义。在职业生涯早期，舒梅克有5年时间是在监管生物威胁剂诊断检测的开发，他付出了极大努力从战场上现役军人那里获取匿名样本。从此类检测中获得的数据，在向FDA提出申请时是非常有用的。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希拉洛斯莫名其妙地没有利用给予它的机会。当马蒂斯将军2013年3月退役时，这项利用去除身份信息的剩余样本的实验尚未开始。到埃德加上校数月后被任命为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所长时，它仍未启动。希拉洛斯似乎就是无法付诸行动。

2013年7月，舒梅克中校退役。在告别仪式上，德特里克堡的同僚赠予他一张“幸存证书”，表彰他有勇气直面马蒂斯，并从对抗中全身而退。他们还送给他一件T恤，正面写着一个问题：“从四星将军手下逃生后你想做什么？”答案可以在T恤的背面找到：“退休，扬帆驶向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