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施暴政于民，致使社会矛盾急剧激化，终于导致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暴政之下，秦帝国的百姓们苦难深重。《汉书·食货志》记载董仲舒给汉武帝的上书，其中谈到了秦王朝“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

秦王朝的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既然如董仲舒上文所述，那么，再经过三年之久的全国规模的反秦农民战争，社会经济的再遭破坏和人民生活的每况愈下，是可以想见的。

然而，继之而来的是一场持续五年之久的楚汉战争。战乱连年，使社会生产再度遭到严重破坏，民失作业，饥馑连年，以至于出现了人食人的现象。且不说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地区的广大黎民百姓，仅举汉政权统治下的关中地区为例，便可以窥见一斑了。

公元前206年，汉王刘邦率兵平定三秦，在关中建立了汉政权。汉政权的首任丞相萧何，出身于秦王朝的沛县主吏，最了解百姓的疾苦，也深知秦王朝施暴政而亡的覆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相。萧何辅佐刘邦，从进入关中直到还定三秦之后，也实行一些安定秩序、抚恤百姓、恢复和发展生产、减轻百姓负担的政策，诸如：

汉王元年八月，刘邦率先攻入关中，除秦苛法，约法三章，秦民争相献牛、羊、酒食犒劳军士，刘邦辞让不受，说道：“仓粟多，非乏，不欲费民。”

汉王二年正月，汉王下令“诸故秦苑囿园地，皆令人得田之”，为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解决无有或缺少耕地问题，恢复农业生产。

然而，楚汉战争一旦全面展开之后，关中和巴蜀地区百姓所承受的负担便处于十分沉重的境地了。

汉王二年四月，汉王率诸侯联军惨败于彭城之下，兵员损失殆尽，退至荥阳线，汉政权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形势。此时，作为关中留守的丞和萧何，他把关中地区的男子包括老弱一律征调到荥阳前线，为汉军补充兵员；同时又把关中及巴蜀地区的粮食源源不绝地运送到荥阳，补给军食，兵员与军粮“未尝乏绝”。

试想，关中地区的男劳力大多征调到前线，农业生产由谁来承担？粮食大多调运前线，关中的百姓吃什么？

萧何于汉王二年四月由关中向荥阳前线征调兵员和运送军粮，同年五月，关中地区又发生了大的饥馑，每斛（合二十升）米价万钱，出现了人食人的现象。关中地区百姓因饥饿而“死者过半”。在这种情况下，汉王下令关中地区百姓可以到蜀郡、汉中郡逃荒活命，允许父母卖掉子女，以免饿死于家中。

史书并没有记载汉王二年五月发生于关中的大饥馑是由于何种自然灾害直接造成的。无论如何，关中地区百姓难以承受的兵役和军粮负担，加重了这次关中大饥馑的严重程度，是不容否认的。关中地区所产的粮食如不是被大量地运送到荥阳前线，关中纵使遭受天灾，百姓略有粮储，也不至于出现“米斛万钱，人相食”“死者过半”的惨象。

从汉王二年五月至汉王五年二月刘邦即皇帝位的两年零十个月中，在中国大地上还发生过多少次饥馑？这一切，史书没有留下记载。待到刘邦统一中国，做了汉王朝的皇帝时，汉帝国到处是战乱所留下的满目疮痍，田野荒芜，人民流亡，府库空虚，廩无积粟，百姓一贫如洗，无有积蓄，牲畜死亡殆尽，所谓“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正是当时社会经济凋敝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