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 收藏 |
社会问题转为法律和秩序问题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作者：齐格蒙特·鲍曼
卢克·华康德（Loic Wacquant）提出一个悖论：
过去那些致力于争取减少国家干预，以解放资本及其对于劳动力的使用，并取得显著成功的人，今天却在拼命要求增加国家干预，以遏制放松就业管制和落后区域社会保护恶化造成的恶果。[“Comment la‘tolérance zéro’ vintà l'Europe”, p.40.]
如果仔细想想，华康德指出的这个转变是必然的，并非悖论。这种明显的心理变化严格符合从回收利用过剩人口到弃置过剩人口这个逻辑过程。这是一次非常彻底的转变，需要国家权力强有力的介入和协助。对此，国家义不容辞。
首先，是取消那些防止个体从生产力机器中（假设是暂时的）被驱逐或跌落的集体保险。如果这种开除或跌落被认为是暂时的，是短暂的回收再造阶段（一个“康复期”，以回归到生产工作中去）的开始，那么这种社会保障对政治谱系的两翼来说都是具有显著意义的。然而，一旦这种回收再造的前景变得遥不可及，用于重塑的设施也越来越无法容纳那些堕落的、永远无法重生的人，这种社会保障很快就失去了“不只是左右”的支持。
之后，是设计和建造新的、安全的废弃物处理场。当成功回收的希望逐渐消失，过去的废弃物处理方法（输出剩余劳动力）也不再可行，对未来的疑虑不断蔓延以及“过剩人口”引发的恐惧不断加深，这项事业一定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
社会国家正在逐步地，不可逆转地变成亨利·A.吉鲁（Henry A. Giroux）所说的“卫戍型国家”（garrison state）[参见Henry A. Giroux（2002）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return of the garrison state, Arena Journal 19:141-160。]。他将其描述为一个越来越多地保护全球跨国企业利益的国家，“同时在国内加强了压制和军事化程度”。如今，社会问题越来越趋向于犯罪化。吉鲁总结道：
压制增加并取代了同情心。真正的问题被忽视了，例如城市中的住房紧张和大量失业，这是人们无家可归，年轻人游手好闲，以及毒品泛滥的原因。取而代之的是倾向于训诫、遏制和管制的相关政策。
“无用之人”大规模聚集并迅速膨胀，看上去会变成持续的、永久的存在。这要求采取更严格的隔离政策和极端的安全措施，以免危及“社会的健康”以及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根据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说法，所有系统都要执行的“模式维持”（pattern-maintenance）和“紧张关系管理”（tension-management）任务，目前可以完全归结为通过物理区域来隔离这些“无用之人”，并将其排除在其他正常人所处的法律框架之外，以“化解”和“中和”这个问题。既然“无用之人”已经不能被放逐到遥远的垃圾处理场，也不能被放置在“正常生活”的边界之外，那就需要用密闭的容器将其封存起来。
刑罚系统提供了这样的容器。大卫·加兰（David Garland）对“卫戍型国家”带来的变革做了简明扼要的总结：在回收利用过剩人口的时代，监狱发挥着“矫正部门的深端作用”，而今天，监狱“被更明确地视为一种驱逐和控制的机制”。狱墙，而非狱墙内发生的事情，“被视为这种机构最重要也最有价值的元素”[David Garland（2002）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177-178.]。充其量，“修复”“改造”“再教育”“挽救迷途羔羊”的意图只是偶尔的口头承诺。若真落实，又会招致舆论报纸和政治家的愤怒反击。非常明显，监狱的主要目的，或许也是唯一目的，不是暂时性处理过剩人口，而是对其进行终极的不可逆的处理。一旦被拒绝，永远被拒绝。对于假释或缓刑的囚犯来说，重返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重返监狱。缓刑监督官的职责不是帮助刑满释放人员更好地“回归社区”，而是为社区保驾护航，使其远离这种暂时放任的危险。“考虑被定罪的罪犯的利益，都会被视为站在公共利益的对立面。”[David Garland（2002）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180.]
事实上，罪犯通常被视为“本质就邪恶的人”，他们“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所有的相似性纯属偶然：
“我们”和“他们”之间不可能相互理解，不可能有沟通的桥梁，不可能有真正的交流……无论罪犯的性格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在反社会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结果都一样：他们超乎常理，无法挽救，被排斥于正常公民社会之外……那些不能适应社会的人必须被强行驱逐。[David Garland（2002）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184-185.]
一言蔽之：与许多其他社会机构一样，监狱的任务已经从废弃物回收转变为废弃物处理。现代性的全球性胜利以及地球的饱和使得废弃物处理的通道不再有效，现在，监狱被指派到这场战争的前线。所有的废弃物都有潜在的毒性，或者，被定义为废弃物就是被认为具有污染性，是潜藏的炸弹，总是会扰乱事物的正常秩序。如果回收利用无利可图，回收方案（无论如何在现今的环境下）也不再现实，那么处理废弃物的正确方法就是加快其“生物降解”，同时尽可能安全地将其与普通人的居住环境隔离。
工作、社会福利和家庭支持曾经是刑满释放人员重新融入主流社会的手段。随着这些资源的减少，监禁已经变成了一项长期任务，囚徒几乎没有重返自由生活的希望……今天，监狱变成一种保留地、一个隔离区，以公共安全之名把所谓危险的人隔离。[David Garland（2002）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178.]
修建更多的监狱，增加可以判处监禁的罪行，“零容忍”政策，以及更长、更严厉的刑期，这些都是为了在当前的新局势下挽救摇摇欲坠的废弃物处理事业作出的努力。
可以说，监狱是把穷人和失业者（更准确地说，无法就业的人）从“社会问题”范畴转移到法律秩序范畴的过程中采用的手段，是消除他们对于整个社会潜在的破坏性影响的投资。所有这些手段，如不断扩展的城市贫民窟、了无生气的难民营，都涉及由安保人员提供的空间隔离服务。社会工作者和社会福利人员已经被他们完全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