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中出现了星星。涅赫柳多夫沿着结了冰的、只有少数地方还有烂泥的道路回到客店里，敲了敲黑暗的窗子，那个宽肩膀的工人就光着脚走出来给他开门，把他让进前堂。前堂右边有一间杂用屋，里边传来马车夫响亮的鼾声。前面，门外的院子里，传来许多匹马咀嚼燕麦的声音。左边有一道门，通到一个干净的房间。这个干净的房间里弥漫着苦艾和汗臭的气味，房中间立着一道隔板，隔板后面传来某人结实的肺部发出的鼾声，鼾声均匀，每过一忽儿就响一下。圣像前面点着长明灯，灯上安着红色的玻璃罩。涅赫柳多夫脱掉衣服，在蒙着漆布的长沙发上铺开一条方格毛毯，放好他的皮枕头，躺下去，脑子里把他今天所看见和听见的种种事情重温一遍。在涅赫柳多夫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事情当中，他觉得最可怕的就是那个男孩，把头枕在男犯人的腿上，睡在从便桶里渗出来的粪浆当中。

尽管今天傍晚他同西蒙松和卡秋莎的谈话出乎他的意外，而且意义重大，可是他没有停下来推敲这件事。他同这件事的关系太复杂，况且也太不明确，因此他索性不去想它。不过他越来越清楚地想起那些不幸的人的情景，他们在令人窒息的空气里喘气，泡在臭烘烘的便桶渗出来的粪浆当中。他特别生动地想起那个天真无邪的男孩，他把头枕在苦役犯腿上的那副样子始终不肯离开涅赫柳多夫的脑海。

一个人只知道远处一个什么地方有些人蹂躏另一些人，使他们遭到各种堕落的影响、非人的屈辱和苦难，这是一回事，至于一连三个月不断看到一些人腐化和折磨另一些人，那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涅赫柳多夫正好体验到这一点。一连三个月，他不止一次问自己：“究竟是我疯了，所以才会看见别人没有看见的事呢，还是他们疯了，因而才会做出我所看见的那些事？”然而那些人（他们人数极多）做出种种使他十分惊讶和害怕的事情却表现出极其平静的自信心，不但认为这样做完全应该，而且认为他们所做的事都是很重要、很有益的工作，这就使人很难认为所有那些人都是疯子。至于要他承认他自己发了疯，那也办不到，因为他感到他的思路是清楚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经常处在大惑不解的状态。

涅赫柳多夫一连三个月所见到的种种情景，使他得出了这样的概念：人们借助于法院和行政机关，从所有自由人当中抓走一批最神经质、最激烈、最容易冲动、最有才能、最有力量的人。这些人同别人相比，往往最缺少狡猾和慎重，而且对社会来说丝毫也不比那些仍旧自由的人更有罪，更危险。然后，第一，这些人被关押在监狱里，旅站上，或者服苦役的地点。他们一连监禁若干月以至若干年，过着完全闲散和衣食无虞的生活，脱离自然界，脱离家庭，脱离劳动，也就是处在人类的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条件之外。这是一。第二，这些人在那些机构里遭到各种不必要的屈辱，例如戴上镣铐，剃光半边头发，穿上丢脸的衣服，也就是说使软弱的人被剥夺了力求过好生活的主要动力：关心别人的意见，羞耻心，人的尊严感。第三，他们经常有性命之忧，因为在监禁地点经常有传染病流行，犯人们体力疲惫，狱吏经常殴打犯人，至于中暑、水淹、火灾之类的例外情况，那就更不在话下了。这些人经常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就连最善良、最有道德的人一旦落到这地步也会出于自卫的心理而干出残忍得极为可怕的事情，并且看到别人干这类事情，还会原谅他们。第四，这些人被迫结交淫棍、凶手、歹徒等，在生活中，尤其是在这类机构中遭到极端腐蚀的人。那些已经腐化的人对这些还没有通过一般方式完全腐化的人所起的作用，无异于酵母对面团所起的作用。最后，第五，凡是身受这种影响的人，无不通过极有说服力的方式，而且恰恰是通过别人强加给他们的不人道行为，例如虐待儿童、妇女、老人，殴打，用树条或皮鞭抽打，对于抓回活的或者死的逃犯的人一概发给奖金，拆散夫妻，使得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私通，枪决，绞杀等方式，总之，通过极有说服力的方式领会了一个道理：各种暴力、残酷行为、兽行，在对政府有利的时候，非但不会遭到政府禁止，反而得到政府的批准，那么由此可见，这类行为对那些处在丧失自由、贫困而不幸的境况里的人来说，就越发是可以容许的了。

所有这些办法都像是特意发明出来，以便制造在其他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形成的、登峰造极的腐化和恶习，然后再把这种登峰造极的腐化和恶习按最广泛的规模传布到全体人民中间去。“这简直仿佛是提出了一个任务，要用一种最完善和最妥当的方法腐化尽量多的人似的。”涅赫柳多夫仔细研究了监狱里和旅站上发生过的种种事情以后，暗自想道。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糟踏得极端腐败，等到他们已经腐败透顶，就被释放出狱，以便把他们在监狱里学来的腐败行径散布到全体人民中间去。

在秋明、叶卡捷琳堡、托木斯克等地监狱里，在各旅站上，涅赫柳多夫看到这个仿佛由社会本身提出来的目标正在顺利地完成。那些平平常常的普通人，本来是有俄罗斯的社会道德、农民道德、基督教道德的要求的，现在却放弃了那些观念，吸收了监狱中流行的新观念，其主要内容就是一切对于个人的凌辱、暴力，以至杀害，在有利可图的时候，都是可以容许的。在监狱里生活的人以整个身心领会了一个道理：根据他们身受的种种情形来判断，所有那些关于尊敬人和怜悯人的道德原则，虽然由教堂的教士和道德的导师大肆宣扬，其实在现实生活里是一概废弃不用的，因此他们也就用不着遵守那些原则。涅赫柳多夫在他认识的一切犯人身上都看到这一点，费多罗夫是这样，马卡尔也是如此，就连塔拉斯也不例外，他同犯人们生活过两个月以后，他的见解也变得不道德了，这使涅赫柳多夫暗暗吃惊。涅赫柳多夫一路上听说，有些流浪汉逃进原始森林，并且怂恿同伴们跟他们一起潜逃，后来却把他们杀死，吃他们的肉。他亲眼看见过这样一个活人，被控犯了这样的罪，而且直认不讳。最可怕的是这种吃人的事实并不是仅仅一次，而是经常发生的。

只有在这类机构产生的、经过特殊培养的恶习的腐蚀下，一个俄罗斯人才会落到这种流浪汉所落到的地步。这种流浪汉已经走在尼采最新学说[尼采（1844—189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提倡反动的“超人”学说。]的前头，他们不但认为一切事情都可以放手去做，没有一件事是被禁止的，而且把这种学说先是散布到犯人中间，然后散布到全体人民中间去。

对于目前正在发生的种种事情的唯一解释，按照书本上的说法，就是为了制止犯罪，为了惩一儆百，为了改造犯人，为了依法惩办。可是在现实生活里，不论是第一种作用，第二种作用，第三种作用，还是第四种作用，连一点影踪也没有。这样做不但没有制止犯罪，反而推广了罪行。这样做不但没有惩一儆百，反而鼓励了犯人；有许多犯人，例如那些流浪汉，就是出于自愿来到监狱里的。这样做非但没有改造犯人，反而把种种的恶习有系统地传布开去。至于惩办的需要，不但没有因为政府的惩罚而减少，反而在人民中间，在原来没有这种需要的地方，培养出这种需要来。

“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涅赫柳多夫问他自己，却找不到答案。

最使他感到震惊的是，这一切都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由于误解，更不是只做一次就完了。这一切是经常在做的，一连几百年绵延不断，区别仅仅在于以前是削掉犯人的鼻子和割掉犯人的耳朵，后来是把犯人打上烙印，拴在铁杆子上，现在是给犯人套上镣铐，不是用大车而是用火车和汽船来载运而已。

据担任官职的人们告诉他说，那些使他愤慨的事情都是起因于监禁和流放地点的设施不完善，只要新式监狱建立起来，这一切就可以得到纠正，然而这种论调不能使涅赫柳多夫满意，因为他感到，使他愤慨的事并不是起因于监禁地点的设备较为完善或者不够完善。他读到过塔尔德所推荐的改良监狱，那儿装着电铃，使用电刑，可是经过改良的暴力使得他越发愤慨。

使涅赫柳多夫感到愤慨的，主要是有一批人坐在法院里和政府各部门里，领到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大笔薪金，却致力于查阅由同一类官僚出于同一类动机所写成的书本，把人们违背他们所制定的法律的各种行为归到各个法律条款下面，然后根据这些条款把那些人发送到从此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地方去，他们到了那种地方就处在一批残忍粗暴的狱长、看守、押解人员的专横跋扈下，成百万地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死亡。

涅赫柳多夫更进一步了解监狱和旅站以后，看出在犯人当中发展起来的所有那些恶习，例如酗酒、赌博、残暴，以及囚徒们干出的所有那些可怕的罪行，乃至人吃人的行径，都不是偶然现象，也不像麻木不仁的学者为袒护政府而做出的解释那样，是什么退化、犯罪型、畸形发展的现象，却是人能够惩罚人这种莫名其妙的错误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涅赫柳多夫看出人吃人的行径并不是在原始森林里开始，而是在政府各部门、各委员会、各司局里开始的，只不过在原始森林里最后完成了而已。他看出，例如，他的姐夫，以至所有那些审判人员和官僚们，从民事执行吏起到各部的大臣止，丝毫也不关心他们嘴上常说的正义和人民的福利，他们大家所需要的无非是由于他们做了所有那些造成腐化和苦难的事情而应该付给他们的卢布罢了。这是十分明显的。

“那么难道所有这些都仅仅是由误会造成的吗？应该想出一个什么办法，向所有那些官僚提出保证，只要他们不做他们现在所做的事，就照旧发给他们各人一笔薪金，甚至另外再发一份奖金呢？”涅赫柳多夫暗想。他想到这儿，外面的公鸡已经叫过第二遍，尽管他的身体稍稍动弹一下，他四周的跳蚤就像喷泉那样纷纷跳到他身上来，他却还是沉酣地睡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