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走进来的人当中，有一个是青年人，身材不高、生得干瘦，身上穿一件蒙着面子的羊皮袄，脚上穿一双高统皮靴。他迈着又轻又快的步子走过来，提着两个冒热气的大茶壶，壶里装着滚烫的水，胳肢窝里夹着一块用头巾包着的面包。

“哦，原来我们的公爵来了，”他说着，把茶壶放在那些茶杯中间，把面包交给马斯洛娃[英译本此处是“兰采娃”。]，“我们买到些再好也没有的东西，”他说，脱掉皮袄，把它从人们的头顶上扔过去，丢在板床的角落里，“马克尔买到了牛奶和鸡蛋。今天简直可以开跳舞会了。啊，基里洛夫娜[兰采娃的父名。]老是收拾得处处都干净漂亮，”他瞧着兰采娃含笑说道，“好，现在你来沏茶吧。”他对她说。

这个人的整个外表，不论是动作、说话的声调，还是目光，都透露出活泼和欢乐。另一个进来的人却相反，外貌阴郁消沉。他也身材不高，生得精瘦，灰白的瘦脸上隆起两块很高的颧骨，一对美丽的淡绿色眼睛相离很远，嘴唇薄薄的。他身上穿着旧棉大衣，皮靴外面套着雨靴。他提着两只瓦罐和两个树皮篮。他把提来的东西都放在兰采娃面前。他见到涅赫柳多夫，就弯一下脖子对涅赫柳多夫点一下头，所以尽管他在点头，他的眼睛却仍旧瞧着涅赫柳多夫。然后，他不乐意地伸出一只汗湿的手来同他握手，慢腾腾地从篮子里拿出食品来摆好。

这两个政治犯都出身于平民。头一个是农民纳巴托夫，第二个是工厂工人马克尔·孔德拉季耶夫。马克尔是在已经到了中年，三十五岁的时候才参加革命活动的，纳巴托夫却从十八岁起就参加了。纳巴托夫先是在乡村学校毕业，由于才能出众而进了中学，后来一直靠教家馆口，读到毕业，获得了金质奖章，可是没有进大学，因为他还在七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做出决定：既然他是从人民中间来的，就要回到人民中间去，去教育他那些被遗忘的弟兄。他果然照这样做了：起初他在一个大村子里做文书员，然而不久就被捕了，因为他给农民们朗读小册子，在农民中间创办了一个生产消费合作社。头一次，他在监狱里囚禁八个月，后来释放出来，暗中受到监视。他出狱以后，立刻到另一个省的一个村子去，在那里当教员，照旧做他原来做过的那些事。他又被捕，这一次在监狱里囚禁一年零两个月，在监狱里越发加强了他的信念。

第二次出狱以后，他被流放到彼尔姆省。他从那儿逃走了。他又被捕，监禁了七个月，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在彼尔姆的北边。]。在那里，他拒绝向新沙皇宣誓，因而被判流放到雅库茨克区。所以他长大成人以后，他的生活倒有一半是在监禁和流放中度过的。所有这些遭际丝毫也没有使他变得性情暴躁，甚至也没有减弱他的精力，反而使他的精力更加旺盛。他是个好活动的人，胃口很好，总是做这做那，兴高采烈，生气勃勃。他从来也不懊悔他做过的任何事情，也不去猜测遥远的未来，而是把全部智慧、才干、实际知识倾注在当前的生活当中。他出了监狱，总是按照他为自己所规定的目标努力工作，那就是教育和团结以农村平民为主的工人们。一旦坐了牢，他也仍旧精力旺盛、脚踏实地地工作，以便同外界保持联系，在当前条件下不仅为他自己，也为他的团体把生活安排得最好。他首先是以集体为重的人。他自己似乎什么也不需要，一无所有也能够感到心满意足，可是为同志们的集体他却有很多要求，因而不论什么工作，体力劳动也好，脑力劳动也好，他都肯干，一干起来就不撒手，觉也顾不得睡，饭也顾不上吃。他本来是农民，爱劳动，手脚灵便，会干活，他天生来处处克制自己，不费什么力就能对人谦虚，不但能体贴别人的感情，也能照顾别人的意见。他的老母亲至今还活着，是个不识字的、守寡的农妇，满脑子迷信。纳巴托夫总是帮助她，只要没被捕就常去探望她。他回到家里，极力仔细了解她的生活，帮着她干活，仍旧同他往日的伙伴，农村的青年不断来往，跟他们一块儿吸劣等烟草卷成的狗腿烟[俄罗斯农民吸的自卷的纸烟，一端是弯的，形似狗腿。]，同他们比武斗拳，向他们解释，说他们都受了欺骗，应当从他们身受的骗局里解放出来。每逢他思索或者述说革命会给人民带来什么，他这个来自民间的人，总是设想人民会在几乎原样的条件下生活，只是他们有了土地，再也没有地主和官僚而已。他认为，革命不应当改变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他同诺沃德沃罗夫和诺沃德沃罗夫的信徒马克尔·孔德拉季耶夫的看法不同。革命，按照他的看法，不应当毁掉整个大厦，只应当把这个美丽、坚固、宏伟、为他所热烈喜爱的古老大厦的内部住房换个方式分配一下罢了。

在宗教方面，他也是个典型的农民。他从来也不去思索种种玄虚的问题，不去思索万物的本源，不去思索死后的生活。上帝，在他心目中也如同在阿拉戈[阿拉戈（1786—1853），法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据莫德的英译本注：“另一位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1749—1827）曾把他的著作《天体力学》献给拿破仑，拿破仑说：‘拉普拉斯先生，我听说你写了这本论述宇宙的巨著，书里甚至根本没有提到宇宙的创造者。’听到这话，拉普拉斯回答说：‘先生，我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假设。’当时阿拉戈还年轻，这句话不见得是他第一个发明的，不过后世的人往往认为这句话是他说的。”]的心目中一样，是他至今还没有感到需要的一种假设。这个世界是如何开创的，究竟是摩西说的对，还是达尔文说的对，他根本不过问。他的同志们认为达尔文学说极其重要，可是在他看来，这种学说却同六天当中创造了世界的说法[基督教经书《旧约·创世记》中的传说。]一样，无非是思想的玩物而已。

他所以对世界怎样产生的问题不感兴趣，恰恰是因为他面前永远摆着人在这个世界上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好的问题。关于来世的生活，他也根本不去考虑。他在灵魂深处保持着一种坚定稳固的、从历代祖先继承下来、而且为一切种田人所共有的信念，那就是，如同动物界和植物界任何东西也不会消灭，而是经常从一种形式变换为另一种形式，粪肥变成麦粒，麦粒变成母鸡，蝌蚪变成青蛙，青虫变成蝴蝶，橡实变成橡树一样，人也不会消灭，只不过发生变化罢了。他相信这一点，所以永远精神饱满，甚至高高兴兴地面对死亡，坚定地忍受种种导致死亡的痛苦，然而他不喜欢谈，也不善于谈这种事。他喜欢工作，老是忙于实际，而且推动他的同志们也致力于实际事务。

在这批犯人当中，另一个来自人民的政治犯马克尔·孔德拉季耶夫却是另一种性格的人。他从十五岁起就做工，为了扑灭在他心里隐约出现的屈辱感觉而开始吸烟喝酒。他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屈辱的感觉，是在过基督圣诞节的时候，他们这些童工被带到一棵由厂主太太装饰好的圣诞树跟前，他和他的同伴们得到的礼物是每人一个苹果、一支只值一个戈比的小笛、一个用金纸包着的核桃、一个干无花果，可是厂主的儿女们得到的却是玩具，依他看来像是仙女的赏赐，事后他听说那要值五十卢布以上。他二十岁那年，有位著名的女革命者到他的工厂里来做女工，发现孔德拉季耶夫有杰出的才能，就开始送给他书和小册子，同他谈话，对他说明他所处的地位、造成这种地位的原因和如何改进这种地位的方法。等到他清楚地领会到有可能把他自己和别人从目前所处的被压迫地位当中解放出来，这种地位的不公平在他心目中就显得比以前越发残酷，越发可怕，他不但迫切要求解放，而且要求惩罚那些安排和维护这种残酷的不公平现象的人。据别人对他解释说，知识能够实现这种可能，孔德拉季耶夫就热切地致力于求得知识。至于社会主义的理想怎样才能通过知识来实现，他不清楚，不过他相信知识既然能够向他指明他所处的地位不公平，那么知识也就能够纠正这种不公平。此外，知识已经使他在自己心目中高于其他人了。因此他戒绝烟酒，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在读书上，自从他担任仓库管理员以后，他的空闲时间就更多了。

女革命者教他读书，对他永不知足地吸收各种知识的惊人能力暗暗纳罕。两年之间他学会了代数、几何和他特别喜爱的历史，而且涉猎了全部文学著作和评论著作，特别是社会主义著作。

后来女革命者被捕，孔德拉季耶夫也同她一起被捕，因为在他的住处搜出了禁书。他先是囚禁在监牢里，后来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在欧俄北部。]。在那里他认识了诺沃德沃罗夫，阅读更多的革命书籍，全都记在心里，越发坚定了他的社会主义观点。流放期满以后，他领导一次工人大罢工，最后砸毁工厂，打死了经理。他被捕，判处褫夺公权，流放到西伯利亚。

他对待宗教也同对待当前的经济结构一样，抱着否定的态度。自从他明白他从小信奉的宗教是荒谬的东西以后，他就费了不小的力气摆脱这种信仰，起先还不免害怕，后来却很高兴。这以后，他仿佛要向他自己和他的祖先所受的欺骗进行报复似的，一有机会就尖刻而愤激地嘲笑教士和宗教教条。

他是借习惯的力量成为禁欲者的，满足于极少的一点点物质需要。如同一切从小习惯于劳动，练出一身发达的肌肉的人一样，任何体力劳动他都能承担，干得又多，又轻松，又灵巧，不过他最珍视闲暇，这使他在监狱里和旅站上可以继续学习。目前他在钻研马克思的第一卷[指《资本论》第一卷，俄译本在一八七二年出版。]。他极其小心地把这本书藏在他的背包里，当做无价之宝。他对所有的同志都疏远，冷淡，惟独对诺沃德沃罗夫特别倾心，凡是诺沃德沃罗夫对各种事情所发表的见解，他都认为是无可争辩的真理。

他对女人抱着无法克制的轻蔑态度，把女人看做一切必要的工作的障碍。不过他怜惜马斯洛娃，待她亲切，认为她是下层阶级受上层阶级压榨的实例。根据同一种理由，他不喜欢涅赫柳多夫，不同他谈话，不握他的手，每逢涅赫柳多夫跟他打招呼，他也只是伸过一只手去，让涅赫柳多夫握一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