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下诺夫哥罗德到彼尔姆的这段路上，涅赫柳多夫只有机会同卡秋莎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下城，犯人们坐上一条四周圈着铁丝网的驳船以前；一次是在彼尔姆，在监狱办公室里。这两次会面，他都发现她不爱说话，态度也不和气。他问她一路上好不好，是不是需要什么东西，她却回答得支支吾吾，心慌意乱，而且依他看来，似乎还流露出她以前就已经表现过的那种敌视的责备神情。她这种阴郁的心境使涅赫柳多夫感到痛苦，其实那只是因为当时男犯人正在纠缠她。他担心旅途中她处在艰苦而使人堕落的境况影响下，又会陷入以前她对自己不满和对生活绝望的那种心境，正是那种心境才促使她恼恨他，并且拼命地吸烟喝酒来忘掉一切。可是他又不能在任何方面对她有所帮助，因为旅途中最初的整段时期，他没有机会同她见面。一直到她调到政治犯当中以后，他这才不但相信自己的担忧毫无根据，而且恰好相反，随着他每一次同她见面，他开始注意到在她身上越来越明确地出现了内心的变化，而这正是他那么强烈地盼望在她身上看到的。临到他在托姆斯克初次同她见面，她已经又变得跟启程以前一样了。她见到他，既不皱眉，也不心慌意乱，而且刚好相反，欢欢喜喜，神色自若地迎接他，向他道谢，感激他为她出力，特别是感激他把她调到目前正同她一起生活的那些人当中来。

自从她随着队伍跋涉了两个月以后，她内心所起的变化也在她的外貌上表现出来。她消瘦，晒黑，仿佛苍老了似的。她的两鬓和嘴角露出细纹，她不再让一绺头发飘到额头上来，而把头发都包在头巾里。于是，不管她的装束也罢，她的发型也罢，她对人的态度也罢，再也没有先前卖弄风情的迹象了。她这种已经发生而且仍然在进行的内心变化，不断地在涅赫柳多夫心里引起一种特别欢乐的心情。

他现在对她生出一种以前他从没体验过的心情。这种心情跟最初那种诗意的迷恋完全不同，跟他后来所感到的肉欲的爱慕更不相同，甚至跟他在法庭审判以后决定同她结婚而产生的履行责任的思想感情以及其中混杂着的虚荣心理也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这种心情就是最单纯的怜惜和感动，当初他在监狱里跟她初次见面的时候就产生过这样的心情，后来他到医院里去过一趟以后，极力克制自己的厌恶，原谅她和医士中间那个虚构的恋爱事件的时候，又更加强烈地产生过那样的心情（至于她遭到冤枉的那件事，后来已经解释清楚）。这就是先前已经有过的那种心情，只是有一点区别：先前那种心情是暂时的，现在却变成经常的了。现在无论他在想什么事，也无论他在做什么事，他的一般的心境总是这种怜惜和感动的心情，而且不但对她一个人如此，对一切人也都是如此。

这种心情似乎在涅赫柳多夫的灵魂里开辟了一道爱的激流，原先这种爱找不到出路，现在却向他遇见的一切人涌去。

涅赫柳多夫感到他自己在这次旅行的整个时期保持着一种情绪昂扬的精神状态，因而对所有的人，从押解兵和马车夫起，到跟他打过交道的监狱长官和省长止，不由自主地变得关心和体贴了。

在这段时期，由于马斯洛娃已经调到政治犯当中，涅赫柳多夫就得到机会认识了许多政治犯，最初是在叶卡捷琳堡[西伯利亚的一个城市，在彼尔姆东南，现在改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帝俄时期是罪犯的流放地区。]认识的，因为政治犯们在那里很自由地同住在一个大牢房，后来他在路上又认识了同马斯洛娃一起的五个男犯人和四个女犯人。涅赫柳多夫同流放的政治犯接近以后，完全改变了他对他们的看法。

自从俄国革命运动[指十九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俄国民粹派革命运动。民粹派是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派别，主要包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其宗旨是发动农民向沙皇专制制度进行斗争，发动革命青年“到民间去”，到农村去，但是没有得到农村的支持。民粹派的革命理论是错误的，认为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认为农民是主要的革命力量，农民公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这个革命运动遭到沙皇政府的严酷镇压。]开始以来，特别是在三月一日[指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刺死。民意党是民粹派在一八七九年建立的革命的恐怖组织，采取个人恐怖手段作为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方法。这个组织在八十年代被沙皇警察所摧毁。]以后，涅赫柳多夫一直对革命者抱着恶感，鄙视他们。首先，在反对政府的斗争中他们所使用的残酷而隐蔽的方法，尤其是他们残酷杀人的行为，使得他感到厌恶。其次，他们一般都具有强烈的自命不凡的特点，这也惹得他讨厌。不过等到他更接近他们，了解他们往往无辜而受尽政府迫害的种种事实以后，他才看出他们不能不成为他们目前这样的人。

不论一般所谓的刑事犯所遭到的折磨多么荒唐透顶，可是在他们判罪之前和之后，毕竟还能多多少少见到一点依照法律办事的影子，然而在政治犯们的案子里却连那一点影子也见不到，犹如涅赫柳多夫在舒斯托娃一案里，以及后来在许许多多他的新朋友的案子里所见到的一样。政府对付这些人无异于用大渔网捕鱼：凡是落网的鱼统统拖到岸上来，然后把那些合乎需要的大鱼挑拣出来，至于那些小鱼，就无人过问，听任它们在岸上死掉，晒干。政府就是照这样捉住几百个显然不但没有犯过罪而且也不可能危害政府的人，把他们囚禁在监狱里，有的时候一关许多年，于是他们在监狱里传染上肺痨病，或者发了疯，或者干脆自杀了事。他们所以被囚禁在监狱里，只是因为缺乏释放他们的理由罢了，再者由于他们关在监狱里，近在咫尺，遇到需要他们做证的时候，倒也可以把他们提出来说明某一个问题。所有这些人，甚至从政府的观点来看，也往往是无罪的，可是他们的命运却取决于宪兵、警官、暗探、检察官、侦讯官、省长、大臣等的专断、闲暇和心境。这样的官僚，只要闲得无聊，或者有意立功，就大肆逮捕，然后要看他自己或者上司的心境，决定把他们关进监狱，或是释放。至于高一级的上司，也要看是不是想立功，或者同大臣的关系如何，或是把他们发送到天涯海角去，或是关进单人牢房，或是处流刑，做苦工，以至处死，再不然，遇到一个什么太太来向他求情，就把他们释放掉。

既然别人像在战争中那样对付他们，自然，他们也就要使用别人用来对付他们的同一种手段。犹如军人永远生活在一种舆论的气氛里，这种舆论不但为他们遮盖他们所做所为的犯罪性质，而且把这些行为说成英雄业绩一样，政治犯恰好也有一种由他们的团体所形成的舆论的气氛永远不离他们左右，正是由于有这种舆论的气氛，他们冒着丧失自由、生命和人所宝贵的一切东西的风险而做出的残忍行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才非但不是恶劣的行为，而且成了英勇的行为。这也就向涅赫柳多夫说明了一个惊人的现象，为什么一些秉性极为温和的人，平时非但不忍心使得活着的生物受苦，而且不忍心看到他们受苦，现在却满不在乎地准备杀人。几乎所有这些人都认定，在某些情况下，以杀人做为自卫和达到全民幸福这个崇高目标的手段，是合法而正当的。至于他们对他们的事业做出崇高的评价，以及因此而自视很高，那却是由于政府把他们看得重要，残酷地惩办他们而自然形成的。他们必须自视甚高，才承受得起他们所承受的苦难。

涅赫柳多夫接近和了解他们以后，深信他们不像某些人所设想的那样是十足的坏人，也不像另外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十足的英雄，而是些平常的人。像各处的人一样，他们当中也有好人、坏人和中间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所以成为革命者，是因为他们真诚地认为他们有责任与当前的恶势力进行斗争。不过也有一些人，他们选择这种活动是出于利己的虚荣的动机。然而大部分人向往革命，却是出于涅赫柳多夫在战争时期所熟悉的追求危险和冒险行动的愿望，以玩弄自己的生命为乐，像这一类的感情原是极平常的、精力充沛的青年所共有的。他们同平常人的区别以及胜过平常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道德要求高于在平常人中间所公认的道德要求。在他们中间，不但认为节制欲望、生活刻苦、真诚老实、大公无私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认定为了他们共同的事业不惜牺牲一切，乃至牺牲他们的生命，正是他们的本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这些人当中，凡是高于一般水平的人，才总是远远地超出一般水平之上，成为罕见的道德高尚的模范，而凡是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也才远远地落在一般水平之下，往往成为不老实的、装腔作势的、同时又自以为是的、高傲的人。因此涅赫柳多夫对待他的某些新朋友不但怀着敬意，并且充满热爱，而对待另外一些新朋友，就不止于是冷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