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赫柳多夫回到莫斯科以后，头一件事就是到监狱医院里去，把枢密院核准法庭的原判这个可悲的消息通知马斯洛娃，告诉她现在要准备动身到西伯利亚去了。

递交最高当局的状子，已经由律师为他写好，现在他把状子带到监狱里去让马斯洛娃签字，不过他对这个状子所抱的希望很小。再者，说来奇怪，他现在也不希望成功。他已经为西伯利亚之行，为他在流放犯和苦役犯当中生活做好了思想准备，如果马斯洛娃无罪释放，他倒难于想象他应该怎样安排他的生活和她的生活了。他想起美国作家托罗[托罗（1817—1862），美国作家，反对奴隶制度和资产阶级国家。一八四九年托罗在《论公民的违抗》一文里写道：“在一个把人不公正地监禁起来的政府下面，正直的人的真正去处就是监狱。”]的话，托罗在美国还有奴隶制度的时候说过，在一个使得奴隶制度合法化并且维护奴隶制度的国家里，正直的公民唯一适当的去处，就是监狱。涅赫柳多夫，特别是在他到彼得堡去过一趟，在那儿见到种种情况以后，恰好产生了同样的想法。

“是啊，在当代的俄国，正直的人唯一适当的去处，就是监狱！”他想。他坐着马车来到监狱，走进监狱围墙的时候，甚至直接体验到这一点了。

医院的看门人认出涅赫柳多夫以后，立刻通知他说，马斯洛娃已经不在他们这儿了。

“那她到哪儿去了？”

“又到监牢里去了。”

“可是为什么把她调走呢？”涅赫柳多夫问。

“她本来就是那么一号人嘛，老爷，”看门人说，鄙夷地笑了笑，“她跟一个医士吊膀子，主任医师就把她打发走了。”

涅赫柳多夫万万没有料到马斯洛娃和她的精神状态竟然同他这样密切相关。这个消息使得他愣住了。他心里的感触近似于人们听到意外的大祸临头的消息以后所生出的那种感触。他心里很难过。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产生的头一种心情，就是羞愧。首先他觉得自己可笑，因为他居然高高兴兴地认为她的精神状态似乎起了变化。所有她那些不愿意接受他的牺牲的话，那些责备、那些眼泪，总之所有那些东西，他暗想，无非是一个心地已经变坏的女人的狡猾手段，打算尽可能地利用他罢了。现在，他觉得在上一次探监的时候，好像已经看出她有种种的迹象表明她不可救药，如今果然暴露出来了。所有这些想法，都是在他本能地戴上帽子，从医院里走出来的时候，掠过他的脑海的。

“可是现在怎么办呢？”他问自己，“我还要跟她拴在一起吗？现在她既然有了这种行为，我岂不是自由了吗？”他问自己。

不过他刚刚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就顿时明白过来：他认为自己已经自由而抛弃她，那他所惩罚的并不是他想惩罚的她，却是他自己。他就心惊胆战了。

“不！她发生的这件事，不能够改变我的决心，只能够坚定我的决心。她顺应她的精神状态爱做什么，都由她去做好了，她要跟医士调情就随她去跟医士调情，那是她的事……我的本分却是做我的良心要求我做的事，”他对自己说，“我的良心要求我牺牲我的自由来赎我的罪。我已经决定同她结婚，哪怕是形式上的结合也未尝不可，而且我已经决定跟她走，不管她流放到哪儿去都一样，那么现在我的决心就绝不改变。”他带着誓不罢休的执拗心情对自己说着，走出医院，迈着果断的步子向监狱大门走去。

他来到大门跟前，要求值班看守去报告狱长，说他希望同马斯洛娃见面。值班看守认得涅赫柳多夫，就好像见了熟人一样，告诉他一件监狱里的重大新闻说，原先的上尉已经免职，由另外一个严厉的长官接替他的职位了。

“现在办事严起来了，严得不得了，”看守说，“现在他就在里边，我马上去报告。”

果然，狱长就在监狱里，过不多久走出来同涅赫柳多夫见面。新的狱长个子很高，骨瘦如柴，两颊的颧骨突出，动作很缓慢，神色阴沉。

“只有规定的日子才允许在探监室里跟犯人见面。”他说着，眼睛没有看涅赫柳多夫。

“可是我需要让她在一份递交最高当局的状子上签字。”

“您可以把它交给我。”

“我要亲自见一见这个女犯人。以前，我是素来得到许可的。”

“那是以前了。”狱长匆匆地瞟涅赫柳多夫一眼，说道。

“我有省长发给我的许可证。”涅赫柳多夫坚持说，拿出他的皮夹来。

“请容许我看一下。”狱长说，仍旧没有看涅赫柳多夫的脸。他伸出又长又干瘪的白手指头，食指上戴着一个金戒指，接过涅赫柳多夫递给他的一张公文，慢吞吞地读了一遍。“请您到办公室去。”他说。

这一次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狱长靠着一张桌子坐下，翻看桌上放着的公文，显然准备在他们会面的时候留在这里。涅赫柳多夫问他，能不能同女政治犯博戈杜霍夫斯卡娅见面。狱长干脆地回答说不行。

“同政治犯见面是不许可的。”他说，又埋下头去看公文。

涅赫柳多夫衣袋里装着那封打算交给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的信，感到他的处境像是一个正在打算犯法的人，不料他的预谋被揭穿，遭到了挫败似的。

等到马斯洛娃走进办公室，狱长就抬起头来，眼睛既没看马斯洛娃，也没看涅赫柳多夫，只是说一声：

“可以谈话了！”说完，他就继续专心地看公文。

马斯洛娃又是从前那样的装束，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扎着白头巾。她走到涅赫柳多夫跟前，看见他那冷冰冰的、气愤的脸色，就涨得满脸通红，不住用手指摸索上衣的底边，低下眼睛。她的窘态，依涅赫柳多夫看来，证实了医院看门人的话。

涅赫柳多夫有心像上次那样对待她，然而他不能够照他所打算做的那样伸出手去同她握手，现在她在他的心目中变得极其讨厌了。

“我给您带来一个坏消息，”他用平稳的声调说，眼睛没有看她，也没有朝她伸出手去，“枢密院把上诉驳回了。”

“我早就知道会这样。”她说着，声调奇怪，仿佛她在喘气似的。

换了从前，涅赫柳多夫就会问一声，她为什么说早就知道会这样，现在他却光是看她一眼。她的眼眶里满是泪水。

可是这不但没有使得他心软下来，反而越发惹得他对她反感。

狱长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尽管涅赫柳多夫目前对马斯洛娃抱着满腔的反感，可是他仍旧认为他有必要对她表白一下他对枢密院驳回上诉这件事所感到的遗憾。

“您不要灰心，”他说，“向最高当局上告，也许会有结果的。我希望……”

“不过我不是在想这件事……”她用泪汪汪的、斜睨的眼睛凄凉地瞧着他，说。

“那么您想的是什么事呢？”

“您去过医院了，大概那儿的人对您谈起了我……”

“哦，那是您的事。”涅赫柳多夫皱起眉头，冷冰冰地说。

他那由于自尊心受到侮辱而产生的反感，本来已经平息下去，如今她一提起医院，就又带着新的力量在他心里抬头了。“他这样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任何一个出身高贵的姑娘都会认为嫁给他是幸福，他却情愿做这样一个女人的丈夫，可是她，偏偏等不得，跟一个医士调起情来了。”他暗自想道，怀着痛恨的心情瞧着她。

“您在这个状子上签一下名吧。”他说着，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大信封，把信封里的状子铺在桌上。她用头巾的一角擦掉眼泪，靠着桌子坐下来，问他应该写什么，写在哪儿。

他告诉她应该写什么，写在哪儿。她就在桌子旁边坐好，伸出左手去整理右臂的袖子。他在她身旁站着，居高临下，默默地瞧着她朝那张桌子俯下身去，由于极力忍住呜咽，她的后背偶尔颤动一下。在他的灵魂里，两种感情，恶与善的感情，受了侮辱的自尊心与对这个受苦的女人的怜悯心，正在交战。结果，后者战胜了。

他记不得首先产生的是哪一种心情：究竟是先从内心怜悯她呢，还是先想起了自己、他自己的罪恶、他自己的卑鄙行径，如今他竟然责备她做了同样的事。总之，他忽然感到自己有罪，同时也就怜悯她了。

她在状子上签完名，把沾了墨水的手指头在裙子上擦干净，然后站起来，看他一眼。

“不管结局如何，不管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的决定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的。”涅赫柳多夫说。

他一想到他原谅了她，他对她的怜悯和柔情就越发强烈，他一心要安慰她。

“我以前怎样说的，我就要怎样做。不论人家把您发送到哪儿去，我都跟您在一起。”

“用不着这样。”她匆匆打断他的话，整个脸上放光了。

“您想一想您在路上需要些什么东西。”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东西了。谢谢您。”

狱长走到他们跟前来。涅赫柳多夫不等他发话，就向她告辞，走出去，心里生出一种他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宁静的欢乐心情、一种心平气和以及热爱一切人的心情。涅赫柳多夫感到马斯洛娃的任何行动都改变不了他对她的爱情，这就使得涅赫柳多夫喜气洋洋，把他提高到他从未经历过的高度上去了。随她去跟那个医士调情吧，那是她的事。他爱她并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她，为了上帝。

其实，涅赫柳多夫信以为真的关于马斯洛娃跟医士调情而被赶出医院的事，无非是这么一回事：有一次马斯洛娃奉女医士的差遣，到过道尽头的药房取润滑汤药[一种治咳嗽气喘的草药。]，在那里碰见一个高身量、脸上生着紫疱的男医士乌斯季诺夫，这个人早就在调戏她，惹得她厌烦。这一次马斯洛娃挣脱他的纠缠，猛的使劲推开他，弄得他撞在药架上，有两个药瓶从架子上掉下来砸碎了。

这时候主任医师正巧从过道里走过，听见砸碎器皿的声音，瞧见马斯洛娃满脸通红地跑出来，就气冲冲地对她嚷道：

“喂，小娘儿们，要是你在这儿跟人家调情，我就把你打发走。这是怎么回事？”他转过脸对医士说，从眼镜架上边严厉地瞧着他。

医士赔着笑脸，说些话开脱自己。医师没有听完他的话，扬起头，从眼镜里瞅着他，然后到病房去了。当天他就对狱长说，要他另派一个比较老成的女助手来接替马斯洛娃。所谓马斯洛娃跟医士调情，其实只不过是这么一回事罢了。马斯洛娃在同男人调情的罪名下被赶出医院，这在她是特别痛苦的，因为跟男人发生关系早已为她所厌恶，自从她同涅赫柳多夫相遇以后，那种关系就变得尤其可憎。所有的男人，包括满脸紫疱的医士在内，却根据她过去和现在的地位来判断，认为他们有权利侮辱她，而且见到她拒绝，还觉得诧异，这使她感到极其委屈，在她心里引起可怜自己的情绪，惹得她落下泪来。刚才她来见涅赫柳多夫，料着他一定听到了她的罪名，就打算在他面前替自己辩白，说明这个罪名是冤枉的。可是临到她刚要开口辩白，她却感到他不会相信她的话，她的辩白反而会证实他的怀疑，于是泪水堵住她的喉咙，她说不下去了。

马斯洛娃仍然认为，而且继续使自己相信，她就像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对他所表明的那样，没有原谅他，痛恨他。其实她早已又在爱他，而且爱得那么深，凡是他希望她做的，她都不由自主地照着做了：她已经戒掉烟酒，不再卖弄风情，而且到医院里去做杂工。她所以做这些事，就是因为她知道他希望她这样做。如果每次他提起他要同她结婚，她总是那么断然拒绝接受他的牺牲，那也只不过是因为她先前已经对他说过那些高傲的话，以后就不愿意再改口罢了，而且主要的是因为她知道同他结婚就会使他不幸。她已经下定决心不接受他的牺牲，不过她想到他藐视她，认为她在继续做她从前那样的人，而没有看见她内心所起的变化，她却感到很难过。她暗想他现在可能认为她在医院里做了什么坏事，而这件事比起她已经最后判决服苦役刑的消息来，更加使她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