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0日，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代表中共中央，正式接收清华大学。1949年1月21日，防守北平城的傅作义正式宣布国民党守军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1月31日中午12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莫文骅将军领导下，从西直门、德胜门、复兴门入城接防，同一日，北平正式宣告和平解放。

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夜之间就跨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对于他们来说，不离开大陆是出于一名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感，但留下并不代表立即认同了新政权。曾经两度加入国民党的清华大学教授冯友兰回忆自己选择留在大陆的原因时，曾经说过三句话：其一，“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其二，“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其三，“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对共产党的欢迎”。

冯友兰的想法，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教授学者群中，应该是有相当的共鸣。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留下，北平的知识分子中和政治有瓜葛的毕竟是少数。他们是现代型的知识人，不是旧朝的臣民，当政治坏到无可救药时，他们也能够并且愿意接受一场自下而上的、重建秩序的革命。但在内心深处，他们最在意和关心的，始终还是做学问的自由。以此为评判标准，渴望有身份的独立、说话的空间的他们，对于新旧交替之后政治的走向和可能会有的改变难免心存疑虑。林徽因等1948年就曾经写信给费慰梅表达自己对时局的担忧。言辞中固然有对国民党的反感，但她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是相当有保留的。1949年，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决定离开北京大学，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去实现自己了解解放军、了解共产党的心愿。林徽因闻讯哭得伤心不已，劝说女儿：“你又不懂共产党、马列主义，你又没有共产党的信念，你去是为什么？”梁思成也是同样的反应。对于那个未知的将来，他们心里并没有十分的把握。清华大学建筑系第一届学生朱自煊回忆说：“那个时候让我去劝梁先生不要走，在北京各所高校，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承担着留住学者的任务，梁先生说我不会走的，然后他说了个笑话，他说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共产，他就这一辆小汽车，他要共产就让他拿去，让蓝苹（江青）去坐吧。说完他就哈哈大笑。”

朱自煊回忆中的梁思成的笑，与其说是乐观的表达，不如说更像是借此化解内心的紧张和不安。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态度，在他们的亲友中已经算是相对温和的。还有很多人在等待中，心底充满了对前途的悲观、忐忑、灰心，比如他们的好友沈从文。内战伊始，沈从文就直率地表示不了解这场战争的意义，他要求侄子黄永玉“用一千、一万、十万张画作来反对这场让老百姓流血吃苦受罪的战争”。黄永玉后来说：“我觉得自己的认识在当时比他水平高一点，能分得清什么是‘人民战争’和其他不义战争的性质。何况打倒国民党蒋政权反动派是当时有目共睹的好事，除了共产党和解放军外，谁有本领做这种事呢？说做，不就做成了吗？”

1948年12月12日，清华园里的教授们夜里清晰地听到军车自平绥路急驶的声音，知道国军正在南撤，沈从文又给远在香港的黄永玉写了封信：“北京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城，三四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黄永玉读信之后想：“这当然是一封绝望之极的信。我当时也觉得未必像他所说的那么严重，处境不好，受点羞辱是难免的。一个文人，又没投靠国民党反动派，杀你干吗？”

面对未来，沈从文和黄永玉，一个悲观，一个乐观。不过，在当时，即便是自认为分得清“人民战争”和其他不义战争的性质、认识比沈从文高一筹的黄永玉也相信，“处境不好，受点羞辱是难免的”。可见，内心深处，他们已经在准备随时迎来一场新对旧的清洗。而他们自己，就是“旧”的一分子。

悲观的预期反而有了意外的收获。1948年，那些选择了留下的人所看到的、所了解的一切很快就使他们对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心悦诚服。

在1948年以前，林徽因和梁思成对共产党几乎毫无认识。唯一可算作接触的有两次，都发生在林徽因从李庄赴重庆之后。第一次是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宿舍里，时任周恩来的英文秘书、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发布员、外事组副组长龚澎前来拜访。自我介绍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很快便认出眼前这位自称共产党的来客便是20世纪30年代经常跟着梁思懿来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她的燕京大学同学。身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发言人，彼时的龚澎已是重庆外交界的明星人物。在和各国通讯社的交往中，她流利的英语、缜密的思维、机智的反应、美丽的容貌给外国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人“因她的魅力而发狂”，有人暗自表示对她的倾慕之情，甚至有人发表亲共的报道，只是为了得到龚澎的偏爱和好感。林徽因和梁思成自然也对龚澎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这个共产党，是战前燕大的学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衣着也很淡雅入时”。他们和龚澎长谈许久，宾客尽欢。龚澎告辞后，林徽因按捺不住心里的兴奋，对儿子梁从诫说：“你不是问什么是共产党吗？这就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啊。”梁从诫奇怪地反问：“他们不是说共产党是穿草鞋拿枪打日本的吗？这个共产党怎么还穿高跟鞋，也没有枪呢？”一家人沉浸在对共产党全新的认知中，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次拜访是周恩来从费慰梅处了解到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情况，特意派龚澎前来探望。

另一次接触是在1945年年底。抗战结束后，林徽因携子梁从诫出席美国特使乔治·马歇尔在重庆举行的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大部分人都是共产党领袖、国民党官员以及各国外交代表，周恩来也在其中。费慰梅感叹：“那真是一个神奇的时刻。日本已经投降而中国内战尚未爆发。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之后，盼望真正和平的气氛弥漫在空中。”酒过三巡，隔绝多年的国共两党官员开始互相祝酒。当老朋友和老敌人互助健康时，林徽因“紧张地注视着这种惊人的重逢”，她更注意的是共产党的领袖，“他们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客人。关于他们，她从国民党那里所听到的读到了除了邪恶没有别的——然而在这一环境下，他们和别人一样都是人”。

1948年12月15日，清华大学先于北平城被解放，解放军没进驻清华园，只在校门口设置了一个岗哨。这是清华园的教授们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支传闻中的军队。为了一睹解放军的风采，清华大学的师生把站岗的小战士围得水泄不通。有个女教师看见战士是赤脚穿鞋，就打算送他一双袜子。不过，她去了不久就回来说：“解放军果然不要。”

共产党的军队不进驻校园，而是根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精神保卫学校，这多少有点出人意料，清华园里一时间热议纷纷。住在清华园附近成府村的梁家保姆刘妈，兴奋地向林徽因和梁思成描述她见到解放军的经历：那天清早她打开大门突然发现村子里已经开来了八路，他们说是半夜开进来的，可是连一条狗都没有惊动，怎样在严寒中就在胡同里睡了一夜，怎样连一碗开水都是谢了又谢才接过去喝的。用她的话说：“我活了六十多了，可没见过这样的队伍。人家都说八路好，我就不信。今儿个我可瞧见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开始“觉得这支军队了不起，不同于任何旧中国的军队”。梁思成后来回忆这段心路历程时说：“从1949年年底清华大学获得解放，我第一次接触到解放军战士和党的干部起，到我参加建设工作止，……我以好奇的眼光，赞叹解放军和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和作风，解除了我过去受反动派蒙蔽和歪曲而形成的一些错误观念，觉得共产党挺不错，党员很和蔼可亲。”

梁思成的想法在当时，实在是有相当的代表性。和梁思成后来一起提出“梁陈方案”的陈占祥，就是因为在上海解放时目睹人民解放军的严明军纪和优良作风，当场撕毁了赴香港的机票，“能带领出这样一支军队的党，一定是值得托付、值得生死与共的，他一定能让饱受蹂躏践踏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就连原本悲观的沈从文内心也有了新的波澜：“……解放军进城，威严而和气，我从未见共产党军队，早知如此，他们定将多一如我之优秀随军记者。……可知解放广大人民之不易……你应速回，排除一切干扰杂念速回，参加这一人类历史未有过之值得为之献身工作。”

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一点点在改变，而最终打消疑虑则是在最后的围城时刻。清华大学被解放后的几天里，他们看到国民党败兵源源不断来到解放军设在城外的收容所，解放军则在清华园中绑扎云梯，演习巷战，一场争夺城池的攻坚战已不可避免。林徽因和梁思成每天谛听着远处隐隐的炮声，日夜难寐。他们为这座举世无双的古城的命运担忧，为不可复得的文物古迹担忧，深恐它们会随着攻城而毁于一旦。

正在此时，奇迹发生了。一天，解放军某兵团政治部主任到清华大学宣讲形势。学生问：“为什么还不对北平发起攻击？”“如何攻打北平，你们对保护古都有什么打算？”主任答：“我们随时都可以打下北平。但是为了保护古都文化，为了尽可能减少人民损失，我们敦促和平谈判解决。万一非打不可，我党中央已严令部队保护文物古迹。我们将坚决执行。”

12月18日，张奚若带着两个解放军坐着吉普车来到梁家。他们带着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急令，特意前来请教梁思成夫妇，万一他们因与傅作义的和平谈判失败而被迫攻城，哪些古建筑必须保护，并要梁思成把北平城里最重要的文物古迹一一标在他们带来的地图上。解放军走后，林徽因和梁思成激动得欢呼雀跃。

194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再次就北平文物保护问题致电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要求“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攻城部队：“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

和平解放北平以保存文物古迹、文化传统，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呼声。周恩来派田汉以毛泽东和他的名义秘密拜访著名画家徐悲鸿，希望他不离开北平。徐悲鸿受到极大鼓舞。在傅作义召集的北平学者名流座谈会上，徐悲鸿第一个发言：“……为了保护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化免遭破坏，也为了保护北平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免遭损伤，我希望傅作义将军顾全大局，服从民意，使北平免于炮火摧毁。”年逾花甲的康同璧（康有为之女）说：“北平是座世界共仰的文化古城，有着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无价之宝，绝不能毁于兵燹。”历史学家杨人楩说：“如果傅作义将军能为北平免于战火做出贡献，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将来在书写历史时，一定要为傅将军大书一笔。”

1949年1月27日，北平和平解放基本达成协议。这时，蒋介石来电，要派飞机接走十三军少校以上的军官及重要武器。傅作义不便拒绝，只好一面复电“遵照办理”，一面致电中国人民解放军，请以祈年殿来确定目标，炮击天坛临时机场，阻止蒋介石派来的飞机着陆。几天炮击使蒋介石的计划破产，但祈年殿的一角也被炮火击坏，后被补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市第一届体育运动会在天坛公园举行，毛泽东看到一半，就约傅作义出去走走。走到祈年殿时，毛泽东指着修补过的天坛一角，问傅作义：“宜生（傅作义字），你看这一块我们补得好不好？”傅作义会意地笑笑说：“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如果我们兵戎相见，这墙补也补不得”，毛泽东高兴地说，“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奖你一枚像天坛一样大的奖章。”

古都有惊无险，逃过战争厄运的经历，也使共产党在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心里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心里的天平从此彻底归向共产党。北平解放前，攻城尚属军事机密，为解放军绘制文物地图的事只能放在心里，等到和平到来的这一天，他们就再也憋不住了。梁思成更是不止一次提起这件事：“党十分尊重我的一点知识和技术。北京城解放以前，来咨询我关于城内文物建筑的情况，以便万一攻城，可以保护，这更深深感动了我。……我感到共产党挺能够‘礼贤下士’，我也就怀着‘士为知己者用’的心情，‘以国士报之’。”他还说：“童年读孟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两句话，那天在我的脑子里具体化了。过去，我对共产党完全没有认识。从那时候起，我就‘一见倾心’了。”“这样的党，这样的军队，值得信赖，值得拥护”，疑虑顷刻冰消瓦解，他们朴素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满怀着希望和孩童般的天真进入共产主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