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费正清的信中，梁思成曾试着描述去往李庄的路途：“我们的会见意味着你们终于来到了这个谁都难以到达的可诅咒的小镇。从重庆坐一艘破轮船到李庄，上水要走三天，回程下水要走两天，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缩短船行时间或改善运输手段。”在梁思成眼里，李庄就像天涯海角，天涯海角尚有明确的坐标，而李庄这个隐遁在大西南山水深处、如同被诅咒般消失在地图上的地方，让他为之词穷，思量半晌，只好恨恨地说了一句，这是一个“谁都难以到达的可诅咒的小镇。”

谁都难以到达，除了知交故友和有心人。

1941年6月，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随总务长郑天挺、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一道，自四川泸州码头乘船，沿水路而上，先行来到李庄。

梅贻琦一行此来李庄，一是为了考察抗战中内迁的学术机关，郑天挺、罗常培二人还需参加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毕业生的论文答辩，除此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目的，便是探望流亡在李庄的知交故友。他的这一番用心，李庄一众师生自是感念不已。“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战火中孤悬世外，音讯渺渺，故乡于他们，就是过去的一个老友、记忆里的一段往事，以及看起来似乎再难回头的、黄金一样的那些时光。随便一段旧梦重温，故人重逢，都足以让他们唏嘘感慨，悲欣交集。

更何况，这探望，还是出于他们敬重的梅贻琦。

梅贻琦，字月涵，天津南开学堂第一班学生、张伯苓的得意门生，也是清华大学招考的首批留美公费生，1915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半年后担任清华学校物理学教授，1926年任清华学校教务长。1928年，清华学校更名为清华大学，1931年12月，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自此起，他厘规则，定制度，建章立制，筚路蓝缕，用了短短十几年时间，就使得清华大学在学术界声名鹊起，并奠定了以“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为魂的清华校格。直至1962年在台湾去世，梅贻琦连续为清华大学服务近半个世纪，被誉为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

执掌清华大学经年，这位终身校长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1931年，他在就职演说中关于“‘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比喻，表达的固然是他的治校理念，但也可见他对教授、学者的看重之意。梅贻琦礼遇教师，在当时，实在是有目共睹。做教务长时，他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院务，曾亲自到火车站去接赵元任，他和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特别是陈寅恪与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王国维于1927年夏在颐和园投湖，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的后事。

他的儿子梅祖彦说：“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父亲的人。”

梅贻琦自己则说，他不过是京戏里的“王帽”，“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通常并不是他唱的。他只是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正是因为这一份“与有荣焉”的惺惺相惜，才有了世人眼中的梅贻琦，身为清华大学校长，他和那么多名师大家建立了深情厚谊，才有了身为大学的清华园和写不完的学术传奇。

在1941年盛夏的李庄，这样的故人，当然值得期待。

1941年6月27日，梅贻琦一行几经周折，抵达李庄。6月28日，梅贻琦在董作宾、梁思永、李方桂的陪同下，往吴定良等人的工作室参观，当晚在董作宾家中宴饮；次日上午，往门官田访问由陶孟和任所长的社会科学研究所；6月30日，往李庄上坝月亮田看望梁思成一家。林徽因依然缠绵在病榻上。梅贻琦在当天日记中记载：“徽因尚卧病未起床，在其病室谈约半时，未敢久留，恐其太伤神也。”对林徽因的病情，梅贻琦当然有所耳闻，他也不是不清楚梁家的生活情况，可当见到林徽因、梁思成本人，这一双小儿女点点滴滴的窘迫、艰辛，仍然让梅贻琦揪心不已。他看在眼里，难过在心里。7月3日，梅贻琦参加了计划中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论文答辩。7月5日清晨，他离开了李庄。临行前，放心不下的梅贻琦特意再次登门，看望林徽因。

从年龄和辈分来看，梅贻琦于梁思成和林徽因当属长辈，因为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院务的关系，他本人和梁启超早年颇有来往，清华大学出身的梁思成也算是梅贻琦的学生。面对这样一个亦师亦友的长辈不辞劳苦的一再探望、殷殷问询，林徽因百感交集。出于礼貌，她强撑着将行军床挪到廊下，与梅贻琦交谈。除了互诉短长，不堪病苦的林徽因此时心底还有一个强烈的念头，那就是离开李庄，到昆明去。在她心里，昆明的阳光是治愈自己的唯一希望。而身为西南联大的常委，此时此刻，梅贻琦便代表着那缕久违的阳光。

一念既起，再难落下，谈话至尾声，林徽因向梅贻琦提出了自己的意愿。

梅贻琦陷入为难之中。林徽因出口相求，自是希望能得到清华大学乃至西南联大的关照。身为众人的师长，林徽因和梁思成二人的前辈、长辈，于公于私，于情于理，他都该尽力帮扶，救助他们远离病厄。可彼时的西南联大未设建筑系，完全没可能将整个营造学社纳入编制。深知当家持家之苦的梅贻琦和梁思成心底都清楚，当下之时，对营造学社而言，除了依附史语所，实在难有第二条出路。

只是，心里虽然清楚，真对着林徽因，却叫他如何直言相告，在看得到的未来，她只能继续忍受着病痛，煎熬在李庄这样残酷的现实。他们明知那只会让她的健康每况愈下。

心里难过的梅贻琦不知该如何将话题继续，只好匆匆告辞，在压抑、伤感的气氛中离开梁家。当天的日记里，梅贻琦沉重地写道：“8时半至上坝营造学社，再看梁夫人病。大家坐廊下，颇风凉。徽因卧一行床，云前日因起床过劳，又有微烧，诸人劝勿多说话，乃稍久坐，临别伊再提及愿返昆明之意，但余深虑其不能速愈也。”

离开梁家，用过午餐，梅贻琦一行直奔江边一处茶楼，坐等船来。梁思成和董作宾、芮逸夫、杨时逢、陶孟和、李济、梁思永等皆来送行。李济的父亲、人称“郢客”的前清学人李权老太爷也特意赶来相送，渡船停放的码头，只见年逾花甲、须发皆白的李家老太爷握着梅贻琦的手，道了声“江干一别”。这样的辞别之语，让梅贻琦酸楚不已，“劳师送我下山行，此别何人识此情。我已七旬师九十，当知后会在他生”。他如何听不出这位久经离乱、兴衰的老人欲语还休的言外之意，就像他自己刚刚写在日记里的感慨，“乱离之世，会聚为难，惜别之意，彼此共之也”……他们都只是乱离之世的点点浮萍，一朝各自东西，也许就是后会他生，自己唯一能做主的，也只有“惜别之意，彼此共之”。

下午三时，长丰轮自下流缓缓开到李庄码头。梁思成坚持踏趸船将梅贻琦一行送到轮上。望着梁思成消瘦的身影，想到缠绵病榻、不能前来的林徽因，还有自己无法给出的许诺，梅贻琦不禁黯然长叹：“余对此小夫妇更为系念也。”如同当年对梁思成所做的待抗战胜利后请他设计一座一流的清华园的承诺，林徽因的请求同样在梅贻琦心里生了根。数年后，清华大学设立建筑系，梁思成出任系主任，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起筹备系务。所有这一切的人事脉络，大约从这个时候便埋下了伏笔。

1941年7月，紧随着梅贻琦的脚步，林徽因、梁思成最亲密的朋友金岳霖从西南联大来到李庄。和梅贻琦半公半私，走遍整个李庄，交友遍天下式的探访不一样，金岳霖利用年假的机会，不辞劳顿、穿山越岭来到李庄，不为其他人，就只是单纯地要来看望李庄上坝的梁思成一家。

初来乍到的金岳霖首先对李庄的天气极为敏感，在给费慰梅的信里，他讲述着自己的种种不适：“这里的天气总是变化无常，每次理完发我都要得一次感冒。我好像无时无刻不在增减衣服的状态，时时处在或是刚刚遁入感冒的忧郁中，或是迎来刚刚摆脱一次感冒之后的愉悦……”而所有这些细碎的铺垫，只为了说出他想说的那一句话：“很显然，这实在不是一个能让徽因恢复健康的地方。”

只是这一句，便足以让林徽因热泪盈眶。

这样的语言，不属于梅贻琦，只属于金岳霖。

是的，他不是梅贻琦，他是金岳霖。梅贻琦的关心，是局外人的爱莫能助，徒然叹息。金岳霖的关心，是置身其中的同喜同悲，一同分担。也因为身在其中，他见到的，便不再是人人都看见的贫病、困厄。他说，徽因“依然充满活力，依然侃侃而谈，还是那样执着于寻找艺术灵感，继续为人性忧虑的同时挥洒着她的博爱。她无时不在的思想活动让她无法安于病榻。不时地就会像是又在发表演说，一会是佛像，一会是希腊风格，一会又回到她的家庭成员身上”，思成也“仍然和过去一样，干着修修补补的杂事。在上班时他的主要工作则又要写中国建筑简史又要管理研究所的财务。他作为建筑学家的责任有些不同寻常：他要烤面包、砌炉灶、运煤块和做各种家务事。我想如果瞬间把他一个人扔到美国去，即使是无依无靠，他的日子也会过得不错，也许比现在还要好，就跟着美国人的样子做个洗衣工”。

金岳霖见到的，是贫病背后的他们，心性、习惯、脾气，甚至夫妻间的相处，所有的一切，仍一如从前。他打趣他们，“如果瞬间把他（梁思成）一个人扔到美国去，即使是无依无靠，他的日子也会过得不错，也许比现在还要好，就跟着美国人的样子做个洗衣工”，也安慰他们，“在这困难的年月里，重要的是要想一想自己拥有的东西，它们的现金价值是如此惊人，人们就会觉得自己已很富有；同时人们一定尽可能不要去想那些必须购买的东西”。为了给病中的林徽因增加营养，金岳霖花钱买了一群小鸡，怡然自乐地养了起来。天气好时，他便帮林徽因把帆布床搬到院子里，扶她出来晒太阳。

这就是他们久盼的老金。在1941年的盛夏，他用他们熟稔的、温暖而不动声色的老金式幽默，四两拨千斤地把曾经属于他们的欢声笑语、他们之间才有的奇妙的化学反应，重又带回位于上坝月亮田的中国营造学社阴冷的小院。久居李庄的林徽因恢复了往日的兴致，用难得的俏皮向她大洋彼岸的好闺蜜费慰梅描述他们仨在一起的情形。

在林徽因的文字后面，金岳霖忙不迭跟着补充。

最后是向来沉稳的梁思成，心里好笑着，却严肃着面孔，好脾气地配合解释。

贫穷、疾病、困窘、辛劳，此刻都一笑而过。透过破旧的信纸，他们的快乐扑面而来，让远方挂念他们的人忍俊不禁，又辛酸叹息。

这快乐，力透纸背，支撑着他们度过困厄的战时岁月。

1941年7—8月，当金岳霖在李庄陪伴林徽因和梁思成，重写他丢失的文稿《知识论》的时候，他们的好友费正清应美国当局征召，进入美国情报协调局下设的研究分析分局。1936年，费正清在剑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返回哈佛大学任教。1939年起，他与赖肖尔一起在哈佛大学开设东亚文明课程。彼时中日之间战事正酣，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关注远东，但是，“熙熙攘攘来往于美国大街上的人们却对中日两国的情况简直一无所知”。当费正清“偶尔从有关远东的清代文献和书籍中抬起头来时，传来的消息总是使人忧心如焚”，他说：“法西斯主义在扩张。事态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把我拉到公众的活动中去。”

1942年6月，美国情报协调局改组，分出一个陆军情报局，余下的研究分析分局、秘密情报处和特工处合并成为战略情报局。费正清隶属于战略情报局。受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将军派遣，这一年，34岁的费正清再次来到中国。不同于数年前单纯的牛津大学在读博士的身份，这一次，费正清是怀揣着徕卡相机和胶卷的美国“特务”——他名义上是美国驻华大使的特别助理，实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员，为赢得战争的胜利来华搜集关于日本的出版物，并将有用的情报资料拍成缩微胶卷，送回华盛顿。

当然，于费正清个人而言，此行还另有一重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他终于可以见到远在李庄的林徽因与梁思成。自北平一别，他和费慰梅就一直在关注林徽因与梁思成，关注着他们的病困，关注着他们的成就，并静静地记录下他们为理想打拼的每一步艰难。

费慰梅最初是从李庄来信中了解到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处境，那些形形色色的信纸给她留下了比字面更直接、更有冲击力的关于贫困的印象，它们“多半是薄薄的、发黄发脆的，可能是从街上带回来的包过肉或菜的。有时候也有朋友给的宝贵的蓝色信纸。但共同的是每一小块空间都使用了。天头地脚和分段都不留空，而最后一页常常只用半页或三分之一页，其余的裁下来做别的用了。而那仍在使用的信封上贴的邮票的数目使人懂得，当时即便不出中国，通信有多贵——因此也有多仓促。这也说明为什么一个信封里常常装着多日以来为邮资的一次大挥霍积下来的好几封信”。战时的友情就这样被艰难地传递着，每一封李庄来信都能引起费正清夫妇或喜或悲或担忧的情绪，而远隔重洋，他们的牵挂却因为距离变得无处用力、无所着落。

1942年，经过漫长的期待，命运终于安排了他们的重逢。

1942年8月21日，费正清由迈阿密乘飞机出发，取道南美洲，经过大西洋中部的复活节岛，穿过非洲到达埃及，穿过印度洋到达印度，从印度飞越缅北喜马拉雅山的“驼峰”，于9月20日抵达昆明。在昆明，他先见到梅贻琦和蒋梦麟，作为西南联大的领袖，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彼时都以苦行僧的形象著称。“蒋梦麟已困难到山穷水尽，唯靠典卖仅剩的衣物书籍而维持生活”，饶是如此，跟梅贻琦相比，蒋梦麟也还算是稍胜一筹。梅贻琦看上去要比他“记忆中的形象憔悴和疲乏得多，但是满腔热忱。……梅博士月薪不足600元，一支派克自来水笔售价6000元……把一支自来水笔送给一位中国教授，胜似送他一年薪金”。西南联大教授们的贫困处境让费正清深感震惊，“他们正在开展一场顽强的斗争，但是难以持久地坚持下去”，他感慨着他们的“绝望、贫穷、苦撑门面、相互支援，以及行动的渐次消弱”，要见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愿望也更加迫切。

1942年9月25日，费正清从昆明坐班机飞往重庆，赴美国大使馆就职。他飞抵重庆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往中央研究院的招待所。他早就听老友们讲，梁思成每次从李庄来重庆“要钱”，都住在中央研究院的招待所——它是专为外地的研究所负责人临时到重庆办事提供住宿的，名为招待所，其实只是在一两间大房子里摆满一张又一张的帆布床。即便是这样的集体住宿，也常常人满为患。费正清后来将这里描绘成一个挤满了受过高等教育专家的贫民窟，他说，在这里，“高级知识分子生活在落难状态中，被褥、锅盆瓢勺、孩子、橘子和谈话喧闹声乱成一团……真是一个悲喜剧的好题材”。

费正清想碰碰运气，看会不会遇到梁思成。

他果然得偿所愿。7年没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从未到过重庆的费正清，第一次走进中央研究院招待所的大门，便在那里见到了他的老友梁思成。久未谋面，两个老友情绪激动地紧握着对方的手，长达5分钟之久。他们彼此心里都清楚，这偶遇并不只是因为运气，为了从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申请到一点拨款，支撑营造学社的工作，梁思成经常要乘坐挤满旅客的小火轮沿长江水道行程三天去陪都重庆。几年中，那已经成为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返回李庄的梁思成给费正清专门绘制了一张标有营造学社位置的地图，以便他顺利到达李庄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在随地图寄出的信里，梁思成说：“船是不按班期运行的。每一次到达在这里都是突发事件。但你仍然可以用电报通知我们你搭乘的船名和日期。电报是从宜宾或南溪用信函寄来，两地离此都是60里（约20英里），它可能在你来到之前或之后达到。”

1942年11月，循着梁思成绘制的地图，费正清和赴重庆办事欲归的陶孟和一起搭乘小火轮溯江而上，经过三天三夜的颠簸，来到李庄。他见到的是典型的扬子江风光，一条绵亘不断的河谷，两边夹峙着小山，还有一长条狭窄的沿江平原。李庄坐落在一个约半英里宽的平原上，地势高亢，足以避免洪水泛滥。梁家和营造学社的房子就在小山脚的几棵大树边，山顶上筑有一座瞭望塔，山坡上满是柑橘树。

费正清说：“有12名年轻的制图员在内院一间研究所的大房间里工作，林徽因就住在同一宅院内的另一间大房间里，所以她可以听到院里的所有情况。不过通常是她到了那里，那里的工作便得以更快地进展，因此这些年轻人是听到的教益多，实际贡献少。”

因为路途遥远，环境不适，费正清病了，一周有好几天都卧床休息，他的房间和林徽因隔着一个客厅，梁思成不得不在两张病床间来回忙碌。虽已见到西南联大教授们的窘迫，李庄的艰苦仍然超出了费正清的想象。“……傍晚5时半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这样，8时半就上床了。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周围一切变得如此陌生，林徽因却和以前一样，“尽管非常消瘦……还是显得生气勃勃”，“每次进餐，都吃得很慢”，餐后开始聊天，“趣味盎然，兴致勃勃，徽因最为健谈……”。也只有这时，费正清才找回了一点旧日的感觉。

这一次，费正清在李庄逗留了一个星期。7天的时间带给他的，是此前7年没有过的触动。他对自己说：“我内心深处的奋战目标，如今已明显地摆在了面前——帮助那些在美国留学的中国教授生活下去，其中有的还是我从前在北京时期的老朋友。”

回美国后，费正清多次向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董事会提议，为中国学者提供研究资助。从1943年开始，费正清夫妇一方面通过私人渠道从美国运回大量维生素药物，一方面源源不断地把这些药物和他们的朋友所稀缺的钢笔、手表等物品运送到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再以补贴的形式给西南联大教授们秘密分发出去。

1943年，金岳霖应邀启程赴美讲学。除了学术交流，久贫的老金还有个异想天开的念头，那就是向移居美国发了大财的湖南同乡李国钦募10万美金，帮西南联大买急需的营养药品。不承想，初到美国，钱尚未见到，他就在华盛顿的岩溪公园不慎落水，唯一的一条裤子被打得透湿，当晚不得已只能穿着在印度买的军衬衫与军短裤和费正清夫妇在饭馆吃饭。老金奇异的装束引起全餐厅的注意，食客们以为这是一位中国的“游击队长”，餐厅老板为此还免了他们三人的饭钱。

贫困如影随形。在大后方的云南，西南联大教授们自发成立了战时的临时救济处，他们将之戏称为“救友agency（代办处）”。由单身的陈岱孙负责，将各家暂时用不到的物品、薪金结余，以及外界支援的现金、实物汇总到一处，视需要按轻重缓急进行分配。远在美国的金岳霖没有募到他盼望的巨款，自费在美国购得三块手表，辗转托人带给陈岱孙，并特意叮嘱将其中两块送往梁思成和林徽因处。这两块尚在旅途中的手表给李庄波澜不惊的生活就此增加了无数的想象。

缠绵病榻的林徽因闻讯特意写信给陈岱孙，一边自嘲“现时救人救肚子，这三表如同维他命一样都是准备我们吃的。表之自然用处早已是为滋补生命而非记录时间”，一边却又不舍得就此就将之卖掉来填饱肚子，因为“虽然我们现在蛰居乡僻，山中方七日，世上可能千年百年的时间，我们到底还需要保存时间观念”。她为此左右权衡，纠结不已。

梁思成也一样。家里的旧表时修时坏、时行时歇，他天天盼着弄块好表一劳永逸，一旦朝思暮想的手表真的近在咫尺，他又不免犯起踌躇，在一家人的温饱面前，看时间的愿望显得那么奢侈。那段日子，林徽因说他，“意见甚多，对其去留、烧煮、煎烤问题颇不易决定”，女儿也常听他半开玩笑地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

1943年秋，在费正清的敦促下，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向包括梁思成在内的6名学者每人补助1 000美元，向另外8名学者每人补助500美元，总共10 000美元。因为费氏夫妇的帮助，梁家的生活始有一点改善。梁思成写信给费正清说：“亲爱的正清，感谢你九月三十日的来信，得知我将获得由哈佛燕京学社给予的一千美金的资助。得此慷慨赠予我深感震惊和荣幸。唯有以我未来的工作成果表示我诚挚的谢意。”又说：“天气更冷了，但这里每个人的状态都不错，特别是徽因，身体状况有明显好转。她开始读一些有关英国戏剧大师哈利威巴克的东西，他曾在伦敦斯隆广场的宫廷剧院演出，徽因16岁在伦敦读书的时候，每天路过这个剧院两次，但是从未进去看过，直到现在还在后悔，从这也可以看出她状态不错。至于说到我，应该是在我自身身体条件下力争最好，就是两只耳朵生了冻疮，所以得戴一副用毛线织成的耳套，所以只要我一到李庄镇上，总能引起当地居民的广泛注意。”

读到梁思成的来信，费正清欣慰之余，又有诸多感慨。战时的艰难让他重新认识了相识多年的老友。在回忆录里，他说：“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如同许多历尽困苦的知识分子，林徽因、梁思成把心总系在祖国的命运上，而这种联系终究体现在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尽学者的职责。但在战时的李庄，要坚持一个学者的本分，其间的煎熬、辛酸、濒临在崩溃边缘时咬着牙的坚持，远不是费正清寥寥数语所可概括的。

怎么可能概括？在穷乡僻壤、不蔽风雨的几间农舍，伴着如豆的菜籽油灯光，熬过一个又一个晨昏。“用木桶担水，以米饭为主食，燃烧木炭取暖”，忍受着头顶轰然飞过的日本飞机带来的“随时都会被炸中的异样的恐惧”，还自挂念着学术事业，拼上性命也要继续，这样的体验，只有亲历者才最为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