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出生于福建闽侯，长林徽因4岁。其祖父谢銮恩是一名私塾先生，与严复、林纾均是老友。父亲谢葆璋为海军军官，17岁时就随严复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1895年参加过甲午海战。冰心出生时，谢葆璋已是“海圻号”巡洋舰的副舰长。

1913年，谢葆璋被聘为海军部军学司司长，冰心随父母迁往北京，就读于教会学校贝满女中，毕业后入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她本来立志做一名医生，因为母亲多病而信赖西医，但西式听筒诊胸的方法在当年难免让女性患者尴尬。为免除母亲的不便，冰心决定从医。不过她终究是没能当成医生，用她自己的话就是：“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槛。”

1919年8月25日，冰心在其表兄、《晨报》编辑刘放园的帮助下，发表了平生第一篇作品——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署名“女学生谢婉莹”。刘放园由这篇短文看出冰心的文学才华，鼓励她继续写作。冰心于是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提起的笔再也没有放下，先后在不长的时间内创作了一系列小说、散文、诗歌，均发表于《晨报副刊》，其中《繁星》《春水》等诗集更是风靡一时。从艺术表现上看，《繁星》《春水》带有明显的泰戈尔哲理小诗的风格，都是由三言两语的长短句组合，用一些美丽的辞藻，捕捉刹那的灵感。比如《繁星》第19首：

第23首：

这样的创作形式，难免有取巧、讨好的嫌疑，严格来说，它的艺术造诣并不能算高。和冰心私交甚笃的梁实秋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我读冰心诗，最大的失望便是袭受了女流作家之短，而几无女流作家之长。……《繁星》《春水》这种体裁，在诗园里面，终归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这样也许是最容易做的，把捉到一个似是而非的诗意，选几个美丽的字句调度一番，便成一首，旬积月聚便成一集。这是一种最易偷懒的诗体，一种最不该流为风尚的诗体……冰心女士是一个散文作家，小说作家，不适于诗；《繁星》《春水》不值得仿效而流为时尚。”

只是，话虽如此，在提倡文学转型的新文化运动期间，冰心的自由体小诗却正是生逢其时，《繁星》《春水》所经之处，圈粉无数，很快就为冰心赢得了极大的俗世声名。梁实秋就曾举例说，自己的清华大学好友、后来成为知名外交官的时昭瀛在学生时期为《繁星》《春水》而倾倒，每日里剪报积攒，用心良苦，精裱成一长卷，等到在美国和冰心相遇时恭恭敬敬献给她。冰心的红极一时，受追捧，受欢迎，可见一斑。张爱玲有一句话叫“出名要趁早”，和张爱玲成长背景迥然不同的冰心以自己的人生为张爱玲的这句话做了生动的注脚：她发表文章的《晨报副刊》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刊载的都是鲁迅、叶圣陶、周作人、朱自清、胡适等大家的作品，还是一名学生的冰心能和这些文坛巨匠一起发表作品，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认可和幸运。民俗学家钟敬文还讲过冰心的一则旧事。1920年，协和女子大学与通州潞河大学、北京的协和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冰心改入文科。彼时周作人任北京大学教授，在燕京大学兼课。一次上新文学课，周作人直接把冰心的作品作为范文发给大家来分析，说文坛正流行“冰心体”云云，却不知，台下坐着一个名叫谢婉莹的学生，正是冰心本人。而这个时候，冰心不过是20出头的年纪。

1923年，由燕京大学毕业的冰心凭借文学创作的突出表现获得燕京大学姊妹学校——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城西小镇韦尔斯利的美国韦尔斯利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8月17日，她和来自清华学校及燕京大学的余上沅、许地山、梁实秋、顾一樵等人，由上海乘坐“约克逊号”邮船赴美留学，途中还结识了她后来的丈夫、小她一岁的清华才子吴文藻。

离京之前的1923年7月，冰心曾建议《晨报副刊》开设“儿童世界”专栏，并于7月25日发表了《寄小读者》系列的第一篇通讯。“因为……觉得用通讯体裁来写文字，有个对象，情感比较容易着实。同时通讯也最自由，可以在一段文字中，说许多零碎的有趣的事。结果，在美三年中，写成了二十九封寄小读者的信。我原来是想用小孩子口气，说天真话的，不想越写越不像！这是个不能避免的失败。但是我三年中的国外的经历，和病中的感想，却因此能很自由地速记了下来，我觉得欢喜。”

事实上，正是想用小孩子口气说天真话的这部“越写越不像”的《寄小读者》，以清浅、含蓄、隽永的文风，温泉水一样清莹灵动的童心童趣，为冰心赢得了最为广大的读者群和最为深远的影响力。

1923年9月1日，“约克逊号”邮船抵达美国西雅图。吴文藻接受同学潘光旦的推荐，去了达特茅斯学院学社会学，冰心则遵从燕京大学老师鲍贵思的安排，到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进修。虽然分赴两个学校，但二人常有书信往来，一来二去，逐渐相知，成一对恋人。她和林徽因、梁思成的相熟，也是在这个时候。

说起来，林徽因和冰心之间，还有颇多渊源可追溯。二人祖籍皆为福州，算是同乡。冰心出生的福州三坊七巷谢家大宅（今鼓楼区杨桥东路17号），从前是林徽因的堂叔、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的故居。林觉民出事后，家里怕受牵连，变卖了这处宅院避祸，买主恰是冰心的祖父谢銮恩。1913年，冰心随父母迁往北京，住在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14号，父亲谢葆璋时任民国政府海军部军学司司长，与林长民、梁启超、汤化龙都是同僚，彼此间自然是有往来。冰心对梁任公更是敬重有加。1924年，身在美国的冰心曾特意委托表兄刘放园向梁任公求书清代诗人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两句：“世事沧桑心事定”和“胸中海岳梦中飞”。1925年农历四月初八（浴佛日），梁启超为冰心书写了这副对联，交刘放园赠予冰心。冰心收到后视如珍宝，60余年一直带在身边，每到一处便悬于案头，直至离世。

这是父辈间的渊源。除此之外，在他们的圈子里广为人知的是，这两位福建籍才女所选择的人生的另一半——梁思成、吴文藻都毕业于清华学校，并且是同住一个宿舍的兄弟。只是，吴文藻和冰心是1923年赴美，梁思成却因车祸致腿伤，推迟了一年。

1924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双双启程赴美。1925年暑期，二人一起前往位于美国纽约州中部伊萨卡（胡适曾将其译为“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补习语言兼访友，遇到也在这里补习法语的吴文藻和冰心。他乡遇同窗兼同乡，自然是分外亲切。4个年轻人常一起活动，交往。现在所能见到的唯一一张冰心和林徽因的合影，就是这年夏天他们在伊萨卡一起外出野炊时留下的。照片里的冰心着白色围裙，在前备菜，林徽因俏生生立在冰心身后，两个人面对镜头含蓄地微笑，就像一对亲密友爱的好姐妹。

两人应该的确有过一段亲密的时光吧。尤其1925年的那个夏天，在异国初初相逢，一个是年长几岁，已经声名鹊起的作家，一个是才只发表过几篇短文的略显青涩的女学生，她们之间，想来也不乏共同的话题，再加上同乡之谊、夫君之谊，这么多重的因缘，乍见之下，彼此亲厚，也在情理之中。多少年后，冰心回忆起这段时光，说：“1925年我在美国的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到她的诗文，真是文如其人……”

她们的友谊，已经是可以分享闺中心事，彼此开解的姿态了。

只是，她们的友谊也就只到了这里。

1925年暑期结束，梁思成、林徽因和吴文藻、冰心各自回到自己的大学完成学业。1926年夏，冰心取得硕士学位，应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之请，回母校任教。1928年冬，吴文藻获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系博士学位，次年初，接受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的聘任，返回北平。1929年6月25日，吴文藻和冰心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了婚礼。燕京大学校方为表示对冰心夫妇的重视，特意将燕南园新建的66号独栋小洋楼分配给他们居住。而在此之前的1928年3月，林徽因和梁思成也在加拿大举行了婚礼，并于1928年8月回国。他们先一起赴东北大学创办建筑系，1930年秋，初为人母的林徽因不耐严寒，罹患肺病，辞去东北大学教职，回到北平。至此，梁思成、林徽因和冰心、吴文藻先后都把家安顿在了北平。耐人寻味的是，从大洋彼岸的各据东西到返国后的同居一城，虽距离近了，却再没资料显示，她们之间有更多的交往。

人海中，像她们这样的相遇，命运安排那么多的机缘巧合，却没能使她们因此而走得更近，最直接的可能只有一种，那就是，她们彼此都心知肚明，对方不是可以让自己真心欣赏、发自内心接纳的那个人。

细数林徽因身边的女性朋友，从她的小姑子梁思庄、钱端升夫人陈公蕙、陶孟和夫人沈性仁，到人人皆知的她的好闺蜜费慰梅，无一例外，都是涵养佳、性情好、宽厚包容的典范。对于林徽因的激烈、锐利、争强好胜，她们不仅优容理解，还能在其中见到并欣赏她“刀子嘴豆腐心……喜怒形于色，绝对真实”的好。冰心则不然，她不同于林徽因那些女性朋友的胸无城府、温厚平顺，也不同于林徽因本人的外冷内热、大开大合，冰心看起来一派娴雅端静，实则矜持而方正、冷静又现实，再加上少年成名，一路备受推崇与抬爱，若说心高气傲、棱角分明，她的棱角、傲气，只怕比林徽因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的季羡林是冰心晚年相处友善的朋友，他求学时期慕名去听冰心讲课，听课归来特意在日记里描写冰心。

随着青年季羡林的弃甲而逃，一个冷傲的冰心立现眼前。冰心的冷，当然不只是对着她的学生。老舍的儿子舒乙晚年在一篇纪念冰心的文章里说：

面对任何追求者均一味婉拒，只有一条，“绝不让对方下不来台”，娴雅端静于冰心，不过是应付世情的方式，客气、斯文、有礼，是她与人的距离。和林徽因的喜欢热闹，喜欢被人称羡比，始终君子之交淡如水，甚至于冷若冰霜，才符合冰心的心意。她的知己梁实秋也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从《繁星》与《春水》里认识的冰心女士，是一位冰冷到零度以下的诗人。”“初识冰心的人都觉得她不是一个令人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又说：“她不是个恃才傲物的人，不过对人有几分矜持，至于她的胸襟之高超，感觉之敏锐，性情之细腻，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

梁实秋本意是辩护，无形中却把冰心放在了更加高冷的位置。“胸襟之高超，感觉之敏锐，性情之细腻”，对人“还有几分矜持”，要和这样的人成为朋友，基本上很难。更何况，这个人还有着完美到无懈可击的成长经历，以及纤尘不染的人生态度、价值观。

和林徽因在旧式大家族里的成长经历不同，冰心出生在一个纯粹的新式家庭。父亲开明而有担当，母亲慈爱而智慧，父母情投意合，姐弟间姐友而弟恭，是直接可以被当作样板去宣传的幸福之家。她回忆自己的童年说：“说到童年，我常常感谢我的好父母，他们养成我一种恬淡，‘返乎自然’的习惯，他们给我一个快乐清洁的环境，因此，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自足，知足。我尊敬生命，宝爱生命，我对于人类没有怨恨，我觉得许多缺憾是可以改进的，只要人们有决心，肯努力。”有决心、肯努力的冰心7岁看完《三国志》《水浒传》《聊斋志异》，11岁熟读《天雨花》《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东周列国志》，最不喜欢的书是《红楼梦》，因为“贾宝玉女声女气，林黛玉的哭哭啼啼都使我厌烦”。也是，一个在幸福家庭里成长，充满正能量，“爱在左，情在右，走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的孩子，如何能体会封建大家族里钩心斗角的生存之道和宗派纠纷？等到她长大，恋爱、婚姻、家庭都是典范，一辈子没有任何绯闻，一路走来都春风得意、顺风顺水，大概也无法理解人生的阴影下爱别离、怨憎会，求而不得的煎熬之苦。在她眼里，那不过都是轻狂、风流，不知自爱的庸人自扰。这种认识坚固着她的为人处世：一方面使她永远正大仙容，“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笔下的人世间永远“只有同情和爱怜……只有互助和匡扶”；另一方面也困扰着她，直到历经世事的晚年，她还激动地表示着对自己所在的文艺圈的不满：“我们的朋友里有不少文艺界的人，其中有些人都很‘风流’，对于钦慕他们的女读者，常常表示了很随便和不严肃的态度和行为。”

有什么割不断、放不下呢？譬如她自己，当年面对高长虹以及其他众人的苦追，就没有做出过任何回应。就连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里也特意说：“长虹写给冰心的情书，已阅三年，成一大捆。今年冰心结婚后，将该捆交给她的男人，他于旅行时，随看随抛入海中，数日而毕云。”接受彭子冈的访问时，冰心也明确表示，不寻与不写因了自身的原因而制造出的爱情烦恼。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对于一个沉静且冷静、理性而现实的人，那些恋爱大过天，生命不止，折腾不息，哪怕受伤也在所不惜的永不安分的灵魂，要怎样才能懂？

因为不理解，又因为性情里的矜持自许，冰心成了她的社交圈中一个“冷若冰霜的教训者”。刘半农初见冰心，她才30多岁，给刘半农的印象却是“大有老太婆气概矣”。浏览冰心的文学作品，各种文体无不充满了浓重的说理色彩，散文如《寄小读者》含着大量的儿童说教，诗歌如“墙角的花！当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也是在说教。《繁星》《春水》更是满满的训诫之意，梁实秋曾为此说：

没经过人生的穷形尽相、千疮百孔、种种艰难，没体会过感情“想心不生波动，而宿命难懂”的狭路相逢，种种纠结与挣扎，批评的姿态，大约就会格外凌厉、冷峻和不留情面。

梁实秋自己，就切身地体会到了来自冰心的这种严苛的指责和批评。1974年，梁实秋原配妻子程季淑在美国意外身亡，悲伤不已的梁实秋写下《槐园梦忆》，以奠发妻。1975年，梁实秋在台北遇韩菁清，一见钟情，结为夫妻。1984年，梁实秋的学生胡百华去拜访冰心，当他把梁实秋和第二任妻子韩菁清的照片送到冰心手中时，没想到，冰心指着照片上的韩菁清说：“他呀，这一辈子就是过不了这个关。”富有戏剧性的是，当胡百华将冰心的原话说与梁实秋时，梁实秋沉吟半晌说：“嗯，她这一关我倒是轻易地迈过去了……”又过了15年，傅光明采写《老舍之死采访实录》时，提到冰心谈话中对一些旧友的评价，其中尤以巴金为高，原因是巴金“对婚姻问题严肃的态度”。冰心感慨说：“我的文人朋友多了，像梁实秋他们，要说才情什么的，他们都有，就是没有巴金这个专一，我最佩服他的也就是这一点，我最喜欢他的也就是这一点。”

这态度，和面对沈从文婚外情时的林徽因，成鲜明对比。1934年，沈从文邂逅女诗人高青子，两人互生爱慕，张兆和又气又恼，愤而离家。沈从文第一时间找到林徽因倾诉。面对纠结痛苦的沈从文，林徽因的理解是：“这个安静、善解人意、‘多情’又‘坚毅’的人，一位小说家，又是如此一个天才。他使自己陷入这样一种情感纠葛，像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事陷入绝望。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她以自己的经历开导他，劝解他，和他探讨人性和文学，末了，还写了一封长信复沈从文，信中说：“反正我的主义是要生活，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生活必须体验丰富的情感，把自己变成丰富，宽大，能优容，能了解，能同情种种‘人性’，能懂得自己，不苛责自己，也不苛责旁人，不难自己以所不能，也不难别人所不能。……如果在‘横溢情感’和‘僵死麻木的无情感’中叫我来拣一个，我毫无问题要拣上面的一个，不管是为我自己或是为别人。人活着的意义基本的是在能体验情感。能体验情感还得有智慧有思想来分别了解那情感——自己的或别人的！”

两相对比，两个人的差异便再清楚不过。作为冰心一生中唯一一位以“一生知己”相称的异性朋友，梁实秋与冰心在1949年后分隔于海峡两岸，从此大江大海，山水迢递，难有只字片言的往来。其间梁实秋一度误以为冰心服毒自尽，悲恸不已，写下《忆冰心》一文。隔着这样的情境，这么多年音讯全无的惦念、牵挂，一朝终得以彼此问候，道一声安好，冰心最强烈，也最主要的表达，竟是对梁实秋再娶的不能释怀。当林徽因对沈从文娓娓道来着“生活必须体验丰富的情感，把自己变成丰富，宽大，能优容，能了解，能同情种种‘人性’，能懂得自己，不苛责自己，也不苛责旁人，不难自己以所不能，也不难别人所不能”时，冰心则以道学气的面孔，对梁实秋自认为找到一个对的人的再娶，对他抵抗晚境里孤苦寂寞的努力说：“他这一辈子就是过不了这个关。”

听起来未免有些不近人情，不通情理。

然而，只有这样的冰心，才是真正的冰心。试想，如果没有这眼里容不下沙的苛刻，任时间的磋磨也不改变的对感情从一而终的理解，还有对自己在象牙塔里成长起来的充满爱、美和暖的人生观、价值观笃定的自信，何来那个世人眼里永远正大仙容，永远温婉优雅，也永远都充满正能量的冰心先生。

当然，对于这样一个冰心，世人的评语也是众说不一。就好比你之蜜糖，我之砒霜。喜欢的，爱她典雅、纯洁；不喜欢的，嫌她矜持、做作。比如同是女作家的张爱玲和苏青。20世纪40代中期，张爱玲、苏青、潘柳黛、关露一拨女作家聚谈，说起对自己有影响的作家，好几位都谈到了冰心。但是苏青说：“我从前看冰心的诗和文章，觉得很美丽，后来看到她的照片，原来非常难看，又想到她在作品中时常卖弄她的女性美，就没有兴趣再读她文章了。”张爱玲更是直截了当，在一篇名为《我看苏青》的文章里毫不客气地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

冰心对林徽因的不喜欢，某种意义上，就像张爱玲、苏青曾经对她的反感，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明确的理由，完全是一种情感和直觉上的判断。当然，这细微而微妙的判断，本身也不是毫无来由，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两个人之间的落差。张幼仪的侄孙女张邦梅曾经形容徐志摩和张幼仪之间，是小脚与西服的距离。冰心与林徽因虽同为接受新教育的新女性，但她们一个是钟爱旗袍、向往贤妻良母的中式才女，一个是爱穿洋装、追求独立自由的西式女性。两个人无论是性格、气质还是处世态度、价值观，都有天壤之别，各自又都心比天高，结果当然就是，冰心从内心深处无法做到对林徽因的欣赏，而林徽因也同样不能诚挚地视冰心为友。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解释，何以冰心会在1933年用心良苦地炮制出一篇小说，将矛头直指林徽因。说得直白点儿，就是她们之间彼此看不惯，尤其是冰心对林徽因。毕竟，冰心是一个连自己的好友晚年丧妻再娶都不能接受的人，更不用说林徽因高调的为人处世、流言四起的情感纠葛，以及看起来似乎攥了一把男友在手心的、让人眼花缭乱的文艺沙龙，每一桩，每一件，都冲击和挑战着她贤妻良母的立世标准，让她忍不住有站出来的冲动。反正，以一个批评者的面孔出现，在她，已经是一种习惯的姿态。

实际上，早在这个短篇小说之前，围绕林徽因和徐志摩的绯闻，冰心对林徽因就已经有各种或明或暗的嘲讽。

1930年冬，林徽因因病辞去东北大学的教职回到北平，来年初被诊断为肺结核，遵医嘱赴香山静养。其间有许多人上山探望，徐志摩自然是去得最勤的一个，为此他还曾专门向陆小曼解释，说自己格外谨慎，不会伺候病，无此能干，亦无此心思，又何必来调笑。可见当时围绕林徽因与徐志摩，已经有各种传言。对此，冰心想必也有耳闻。早在香山之前，1928年12月13日，徐志摩从上海往北平探望病重的梁启超，其间曾到清华大学拜访罗家伦、张彭春，晚上路过燕京大学时，恰巧遇到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冰心。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徐志摩特意记录了此事：“……晚上路过燕京，见到冰心女士，承蒙不弃，声声‘徐志摩’，颇非前此冷傲，异哉。”在此之前的12月10日，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刚在《新月》第1卷第10号发表，一时间石破天惊，好评如潮。冰心的亲切有加，也许是因为读过这首诗后的惺惺相惜。不过，这并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重点。这里要说的重点是，我们由徐志摩的不明就里、受宠若惊里，清晰可见冰心平素待徐志摩的态度。以冰心的自命清高，传播正能量的强烈的使命感，自是看不惯如穿花蝴蝶一样处处多情的徐志摩，更不用说徐志摩和林徽因一而再，再而三，被外界传得沸沸扬扬的流言，冰心听到了，多半是要皱一皱眉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

她果然也这样做了。

1931，丁玲受命出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同年6月23日写信给沈从文，委托其代为约稿：“……上海实在也住腻了，心飞得很远，但只是一个折了翅膀的鸟，成日困在抑郁中……下半年你教书我绝不想教书，我觉得无味。现在有个新的小书店，请我替他们编一个杂志，我颇想试试……我意思这杂志仍像《红黑》一样，专重创作，而且得几位女作家合作则更好。冰心、叔华、杨袁昌英、任陈衡哲女士等，都请你转请，望他们都成为特约长期撰稿员。”作为丁玲早年挚友，沈从文自是尽心尽力，他在后来的《记丁玲》一文中说：“冰心第一个就为她（丁玲）写了一首长诗。”冰心自己回忆说，当年是沈从文前来找她，把丁玲的请求转告她，还留下了丁玲的地址。这以后，冰心在7月底写出一首诗《我劝你》，寄给了远在上海的丁玲。而沈从文在向冰心约稿的同时，也向私交颇好的林徽因、徐志摩等约了稿。这样，1931年9月20日发行的《北斗》创刊号就同时刊登了冰心和林徽因的作品。其中，冰心在这首题名为《我劝你》的长诗里写道：

从内容来看，这是一首立场鲜明，具有明显说教意味的劝诫诗。它劝告一名被诗人苦追，从而身陷婚外恋情的已婚女子，不要相信诗人投其所好，用充满剧情和诗意的谎言编织的情话，那只是他无尽游戏中的一场。如果沉迷其中，只怕女子的好人丈夫将会离去，女子也会停留在迷途而无法回返。要知道，“只有永远的冷淡，是永远的亲密”。

这样的内容，在关于林徽因和徐志摩的流言甚嚣尘上的1931年，很难不让人把它和林徽因联系在一起，猜想着冰心想要劝诫的对象，便是林徽因本人。

再说回到事件本身。作为最初的约稿人，丁玲在读完《我劝你》后，将自己对诗的解读写成一信，与原稿一并寄给沈从文。沈从文当然感觉到这首诗的讽劝似有所指，此事过去几年后，他曾在一篇文章里有婉转的暗示。

对于沈从文来说，徐志摩始终是一个对自己有提携之意，平生风义兼师友的人，二人间的情谊非比寻常。当年他北漂在京，最困顿的时候，是担任《晨报副刊》主编的徐志摩发现了他的才华，大量刊发他的文章。彼时常在《晨报副刊》上发文的，都是如胡适、梁启超、张奚若、陈西滢、余上沅、舒新城、闻一多、朱湘、赵元任这样的名流，籍籍无名的沈从文能和胡适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同样的地方，足见徐志摩对沈从文的引重。1925年11月11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刊出沈从文的一篇散文《市集》，并在文末盛赞沈从文笔下的自然是“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可是，此事却引起了沈从文的不安。原来，这篇稿子沈从文先前曾交给过《晨报副刊》前任编辑，见迟迟没有回音，便将它通过熟人发表于《燕大周刊》上，另一位朋友看见喜欢，又拿去转载到《民众文艺》上，此番徐志摩再拿出来发表，已经是第三次面世。沈从文深感对不住徐志摩，便写了一篇《关于〈市集〉的声明》。没想到徐志摩丝毫不以为意，照登了这篇申明，并在文后说：

言下之意，沈从文的文章，是值得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对于徐志摩的知遇之恩，沈从文当然绝不能忘怀。1936年，沈从文特意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的代序里由衷感谢徐志摩：“尤其是徐志摩先生，没有他，我这时节也许照《自传》上所说到的那两条路选了较方便的一条，不到北平市去做巡警，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

以这样的一份感念为基础，可以想象，冰心此诗一出，沈从文自然是倾向于徐志摩和林徽因的。因此，1931年，沈从文在读过丁玲来信后的第一反应，是立刻将它转寄于徐志摩：“我这里留有一份礼物，‘教婆’诗的原稿、丁玲对那诗的见解、你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点记录。等到你五十岁时，好好地印成一本书，作为你五十大寿的礼仪。”信中，沈从文直称诗的作者为“教婆”，由这个略显讥讽的称呼，也可见沈从文本人对冰心的训诫并不以为然。另外，沈从文既将此事告知了徐志摩，林徽因十有八九也该知情。作为同一期的作者，她本人当然也会在这份刊有自己作品的杂志上，读到冰心的作品。一个自己曾视为长姐的故旧，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公然发表这样一首劝诫诗昭告天下，换作谁只怕都难以接受，更不用说心高气傲的林徽因。面对冰心的发难，她暂时选择了沉默，两个人的嫌隙却就此埋下。

大约在这首诗发表后的一个月，1931年的11月11日，徐志摩因事从北平去上海，启程前专程往燕园拜访冰心。徐志摩素来是天真热情、敦朴厚道，与人无不善，“对于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叶公超语），对着冰心的冷嘲热讽也一样。他心里，总希望能够相逢一笑，化干戈为玉帛，故此会不计前嫌专门拜访冰心。这一年，也是徐志摩精神上非常苦闷的一年，和陆小曼貌合神离的婚姻、为生计两地奔忙的劳碌，让他心灰意冷。谈话中，他在一张纸上随手写下：“说什么以往，骷髅的磷光。”临别之际，面对“教母”般的冰心，他还以一贯的风格半真半假说了一句：“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冰心表面上不置可否，却把这话记在心里。

8天后，即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在从上海赶回北平时因飞机失事罹难。1931年11月25日，也就是徐志摩遇难的第6天，冰心给当时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梁实秋写了一封信，相当克制而严肃地谈到了徐志摩的死，并将徐志摩拜访自己时所说的话原封不动说与梁实秋。

看到这封信，就会觉着，徐志摩生前希望得到冰心谅解的想法，是多么天真的一厢情愿。一个晚上的倾谈，只一句“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是被冰心放在了心上的。她眼里，所关注的，永远是道德的是非曲直，以及自己始终保持的、圣洁的姿态。哪怕是面对徐志摩这样惨烈而令人扼腕的死，她先想到的，仍然是严正的批评。“社会一班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可说已经是用词极重。但冰心的重点还不在这里，她的重点在，“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所谓“女人”，想来，无非也就是指陆小曼和林徽因。世人皆因徐志摩之死而怪罪陆小曼，凌叔华说：“可惜小曼也被友人忽视了，她有的错处，是一般青年女人常犯的，但是大家对她，多不原谅。”此外，徐志摩之所以急着回京，其中一个原因，是要赶回去听林徽因的演讲，以此故，“舆论对林徽因有过不小的压力”。此情此景，冰心一句“女人的坏处”，摆明就是将徐志摩之死归罪于陆小曼和林徽因。面对“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女人的坏处”，她痛定思痛，又想到那首《我劝你》，深省自己写作太少。要知道，学成回国的最初几年，冰心几乎是处于沉寂状态，“1926年回国以后直到1929年，简直没有写出一个字”。而此时，面对着徐志摩的罹难，她在给梁实秋的信里说：“我近来常常恨我自己，我真应当常写作，假如你喜欢《我劝你》那种诗，我还能写他一二十首。无端我近来又教了书，天天看不完的卷子，使我头痛心烦。是我自己不好，只因我有种种责任，不得不要有一定的进款来应用……”

真是，好一个冷若冰霜的教训者，不知道梁实秋读这信时，有没有想起自己从前说冰心的：“得不到同情与慰安，只有冷森森的战栗……”

或许是遗憾于《我劝你》这样的作品太少，认为自己的责任未尽够，1933年，冷眼旁观着北总布胡同三号众星捧月的冰心，找到了自以为满意的写作素材和灵感。1933年的中国，内忧外患，国难当头。这年元旦，胡愈之在《东方杂志》推出“新年的梦想”，发表了142位知识分子的“梦想”。征稿信中说：“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沉闷的空气窒塞住每一个人……”这样的情形下，林徽因的客厅里却是高朋满座，“歌舞升平”，于是冰心决定就写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继续自己训诫的职责。

1933年9月，徐志摩的两位好友杨振声和沈从文从“学衡派”代表人物吴宓手中接过《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一职，将之更名为《大公报·文艺副刊》。沈从文筹备副刊时，常听取林徽因的意见。他坚持《文艺副刊》“不分门派、不看名气，只要文章好，一概都能见诸报端”。从此，《文艺副刊》面貌焕然一新，吸引了大批作家聚集在旗下，直接导致了“京派”作家群的产生，而林徽因则被推崇为京派的灵魂。

1933年9月23日，改版后的《大公报·文艺副刊》重新出刊，林徽因在创刊号发表了一篇文章《惟其是脆嫩》，以示支持。1933年9月27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2期开始连续刊载冰心的《我们太太的客厅》，直至第10期，方始登完。小说甫一发表，在平津文化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几乎所有阅读过此小说的人，都认为冰心影射的，就是林徽因和她的沙龙。

出没于林徽因“太太的客厅”，又常现身燕南园66号小楼的萧乾说，小说写的是林徽因。萧乾夫人文洁若回忆：“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其表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而写的。当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后，家里更是经常谈起他，也提到他和陆小曼之间的风流韵事。”林徽因、梁思成留美时期的同学陈植的姐姐陈意，也曾在美国留学，毕业后回到燕京大学教书，和林徽因以及冰心的关系都很密切。陈意晚年告诉别人：“冰心的《太太的客厅》是讽刺林徽因和徐志摩的。”此外还有金岳霖的反应，一向淡泊随性的金岳霖认为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30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这就把问题搞得复杂了”。替林徽因不平的金岳霖出于为林徽因考虑，希望把矛盾的焦点转移到自己身上：“少奶奶究竟是谁呢？我有客厅，并且每个星期六有集会。湖南饭店就是我的客厅，我的活动场所。很明显批判的对象就是我。不过批判者没有掌握具体的情况，没有打听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以为星期六的社会活动一定像教会人士那样以女性为表面中心，因此我的客厅主人一定是少奶奶。哪里知道我这个客厅的主人是一个单身的男子汉呢？”

冰心对林徽因隐隐约约的讽刺或批评，此前也不是没有过，朋友熟人间最多也就是话语中揣测，当作谈资，谁也不会十分当真。何以这一次，所有人都认定了这篇小说描述的就是林徽因本人？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回到冰心这篇小说的文本当中，寻找它和林徽因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