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5岁的费正清和23岁的费慰梅不远万里，风尘跋涉，先后来到梁思成、林徽因居住并深爱着的北平。他们在西总布胡同21号一个栽满鲜花的四合院里举行了婚礼。那个时候，费正清还不是费正清，还只是牛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John King Fairbank（约翰·金·费尔班克），费慰梅也不是费慰梅，是刚刚从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艺术史系毕业的年轻的毕业生Wilma Canon（威尔玛·坎农）。1932年，他们因为对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的热爱来到中国。上述那一段文字，充满了对那个扑面而来的未知世界的冒险、好奇、着迷和跃跃欲试。他们尝试着努力融入中国。随姐姐费慰梅到中国的玛丽安回忆：“每天早上，约翰·金，一位高个子金色头发的家伙煞有介事地穿着中式长棉袍，随时在院子里的一头开始他中文的学习。他被写满单个汉字和句子的卡片包围着，他正向着这种很难学会的语言发起总攻。我的姐姐威尔玛是一位艺术史学家，她常在另一间屋子里摆弄她的唐代拓片，她想将它们复原。而我则坐在餐厅，面对着四合院，在藤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中国画……”

只是，对于初来乍到的他们，那两扇红漆大门推开的有着青砖灰瓦的房子的院落，院落上方鸽哨响彻云端的蓝天，天空下吆喝兜售土杂货的小贩回荡在胡同小巷里久久不息的叫卖声，连同院落外的紫禁城500年的古城墙，便是他们所能了解的全部。他们意识到，自己不过是那些迷人景象的看客。

直到他们遇到住在同一条街另一侧的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梁思成说：“……初次相识大约在1933年。一天，我和徽因到洋人办的北京美术俱乐部去看画展，认识了画家费慰梅和她的丈夫费正清。”“大约在我们婚礼后的两个月，我们遇见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时他们和我们都不曾想到这个友谊今后会持续多年，但它的头一年就把我们迷住了。”很多年后，费慰梅说。

从东方到西方，由西方到东方，重重叠叠的相遇，千万人之中，为什么是他们一见钟情。或许，这要从费正清、费慰梅这一对学术情侣的成长经历说起。

费正清、费慰梅两个人一个出生于1907年，一个出生于1909年，和梁思成、林徽因基本属于同一代人，也一样都有着优渥的家庭背景。费正清出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父亲是律师，母亲是社会活动家。1925年，在家庭的影响下，18岁的费正清入威斯康星大学学习，两年后转入哈佛大学主攻文科。像所有优裕家境中长大的孩子，大学时期的费正清喜欢人文、艺术，选修的也多是哲学、历史以及希腊语课程。那个时候在学术界，最热点的研究领域是外交，外交档案的解密则指向更深远的历史研究。一位从英国到哈佛大学执教的老师告诉他，中国的机密外交文件正在被公布，这将开辟外交史上一个全新的领域。“研究中国需要机灵、想象、探索、创新，尤其是首创精神。……这是一项带有冒险性的事业，而且是一项多么令人兴奋的冒险性事业啊。”年轻的费正清萌发了研究中国外交史的念头。

1929年秋，哈佛大学毕业的费正清获得了牛津大学罗兹奖学金，转而负笈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在国际奖学金寥寥无几的20世纪20年代，这无异于巨大的荣誉，而对费正清，最大的意义在于，他可以由此“摆脱人们只知赚钱糊口的那种世界”，留在学术界，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开拓者。虽然他当时并不具备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牛津大学也并非中国研究的福地——它不开设中文课，也没有中国历史课程。然而，一切就这样开始了。在牛津大学，他得到了曾长期生活在中国的苏慧廉的帮助，从一本《汉语书面语渐进练习》开始了中文的学习。因为苏慧廉的引荐，费正清拜访了晚清时期任职中国海关长达35年的哈佛大学前辈学长马士，由此确定了以“中国海关的起源”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也作为自己中国研究的起点。

爱情也发生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1929年的情人节，费正清返回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参加舞会，遇到一名哈佛大学的女学生，她“穿了一件自己剪裁的苗条而具有曲线美的火焰色衣裙，善于敏捷应对……落落大方，应付裕如”。他随后感慨，这种“随机应变的处事、思考和行动的富有创造性的能力，使她以后成为艺术家、探索者、官员、外交家、从事科研的学者和作家……”

费正清眼里这个火焰一样光彩照人、落落大方的女子，就是费慰梅。而他描述中的她，她的灵动敏捷、应付裕如、随机应变，她丰富的创造力，集艺术家、探索者、学者、作家于一身的多种才华和身份，无一不让人联想到林徽因。

和林徽因一样，费慰梅也出身书香门第。费慰梅的父亲沃尔特·布拉德福德·坎农博士是哈佛大学医学院闻名遐迩的生理学教授，一度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及美国生理学会主席，是X光在医学领域运用的先驱，论声望，论成就，都足以称得上世界级的伟大的生理学家，用费正清的说法就是：“全世界的科学家都知道他。”拥有这样一个父亲，已然是人生的幸事。费慰梅的幸运还不仅于此，在科学家父亲的身边，她还有一个思想开放、酷爱旅游的作家母亲，关于坎农夫人，费正清有一句评价，说她“像原子反应堆的核心一样放射出能量”。她鼓励孩子们云游天下，增长见识，做独立自由的人。在她的坚持下，四姐妹少年时先后都被送往异国求学：大姐费慰梅16岁时被送去墨西哥学习艺术，后来又随丈夫费正清到中国；二姐17岁时远赴土耳其；有绘画天赋的三妹玛丽安从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毕业后，当即被母亲送去中国学习中国艺术；小妹海伦则由所在的东海岸去到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求学。这样的眼界和识见，即便在西方，也算得上超前。要知道那是在20世纪20年代，那个年代的美国社会，尤其是上层社会，风气还相当保守。1924年，林徽因就曾经因为性别问题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拒之门外。坎农家的二小姐去土耳其留学时，是班上唯一的金发女孩。就连家里的小妹海伦从东部去往西部的斯坦福大学时，也有朋友对着坎农夫人惊呼说：“你们真勇敢，竟然把女儿送到加利福尼亚！”

面对这些褒贬不明的惊讶的目光，坎农夫人丝毫不以为意，不忧不惧，初衷不变。果然，她的女儿长大后，每一个都像她，充满活力，又多才多艺。

不过，如果你据此以为费慰梅的家教激进而前卫，那就错了。生活中的坎农夫人思想开放，又不失传统，充满活力，却绝不偏激。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她远嫁到波士顿后，每周都会给住在美国中部的母亲写信，从不间断。有一年圣诞节，全家收到外祖母的一份特殊的礼物，原来，有心的外祖母将女儿多年写给她的信中那些新鲜有趣的内容，用漂亮的信纸摘抄整理成一本书，并做了封面，书的第一章是：Snatched from Oblivion（拾遗）。这件事成为坎农家的女儿们最珍贵的回忆，若干年后，费慰梅的妹妹玛丽安果真写了一本关于家族故事的书，书名就是当年外祖母使用过的标题——Snatched from Oblivion。

这个故事，相信任谁读来，都会心中一动。它的温暖、动人，不用修饰，就是一个可以登在那个年代最畅销的美国杂志——《读者文摘》上的故事。所以，坎农夫人从来不是喊着口号的女权主义者。比起那些人的激越，她有着非常主流的价值观，她告诉女儿们，“一个妇女实际上能够做一个男子所能做的一切事情，而且还能做许多他所不能做的事”，同时也告诉她们，“自己的丈夫的工作是神圣的，一定要给予他完成工作的机会”。所以，她的独立，是温和的、温情的，家庭、亲情始终是她的自由之本。这样的母亲，才造就了四姐妹，在人群中，她们永远有火焰一样的光彩，既是优秀的艺术家、学者、作家，也是美丽而温暖的妻子、母亲、姐妹和女儿。

这是费慰梅的成长经历。这样的经历，比之林徽因，虽各在大洋的两端，却有颇多相似之处。费慰梅的母亲送孩子们云游天下，林徽因的父亲也曾带着16岁的她出游欧洲。费慰梅被告知“一个妇女实际上能够做一个男子所能做的一切事情，而且还能做许多他所不能做的事”。林徽因也被期望“多观缆诸国事物增长见识”，“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和能力”。费慰梅以母亲为榜样，全力支持费正清的事业，林徽因同样也是梁思成最好的同道。费慰梅重视家庭和亲情，林徽因一生努力要求自己“对得起”人——爹娘、丈夫、儿子、家族（林徽因语）。抛开这些成长的经历，甚至于，上天也同样赋予她们超群的天赋，她们都在艺术、文学、学术的不同领域取得成就。

从出生到成长，从家庭到学校，个人的际遇、背景在相遇之前早已为他们的相知做了细密的准备。

当然，这两个出身书香门楣的女子之间，也有巨大的差别，最明显的就是性情的迥异。她们一个激烈尖锐，一个和缓温润，初相遇难免磨合和冲突。费慰梅就曾经提到，她们一起外出考察时，遇到环境恶劣，大家感觉都不好，“可是她（林徽因）在这种时候就会大声咒骂起来”，这对从小受到父母教育要随时保持风度的费慰梅来说，颇受刺激，甚至开始怀疑，面对现实而大声抗议和为了保持风度而消极等待它过去，到底谁对？……

不过，这样的摩擦，在她们的相处中，到底还是少之又少。大部分时候，她们之间还是相看两不厌的情意投契。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多亏了费慰梅的温柔敦厚。举个例子，林徽因所到之处总是如众星捧月，费正清自然也是众多的欣赏者之一，并且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对林徽因的赞美，他说：“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在围绕着她转。她穿一身合体的旗袍，既朴素又高雅，自从结婚以后，她就这样打扮。质量上好、做工精细的旗袍穿在她均匀高挑的身上，别有一番韵味，东方美的娴雅、端庄、轻巧、魔力全在里头了。”这样的表述，明显有倾慕之意。他的学生李欧梵在一篇回忆费正清的文章里，甚至八卦地猜测：“费正清也和当年仰慕林徽因的几位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这自然是一厢情愿的臆测。可唯其如此，越发显出费慰梅的大度豁达，不入俗流。如果她敏感、多疑、多心、计较，她和林徽因的友情如何能长久？

背景的描述讲到这里，已足够。

让我们回到1932年，从头叙述。

为了搜集清季外交资料以充实博士论文，1931年的圣诞节之后，费正清启程前往中国。岁末年关，他一个人坐着轮船穿过日本海军陆战队同十九路军在闸北的战场，在“一·二八”事变漫天的炮火中，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接着，他又从黄浦江畔赶到“有城墙环绕的古老的东方城市”北平。1932年7月，费慰梅追随费正清到中国。他们在北平的盛夏结婚、安家，在北平的秋天，遇到梁思成、林徽因。

费慰梅说过，这段因缘，一开始，就让他们着迷。这说法，放在林徽因和梁思成身上，也同样适用。

早在20世纪20年代林徽因、梁思成在美国留学时，有当地媒体采访林徽因，问她对美国女生的看法。林徽因的回答是：“我得承认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她们很傻，但是后来当你已看透了表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她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在中国一个女孩子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她的家庭。而在这里，有一种我所喜爱的民主精神。”

几年之后，当她回到中国，命运之手善解人意地，把费慰梅、费正清送到她身边。

对于林徽因和梁思成，费氏夫妇代表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它距离他们既远又近，既陌生又熟悉。这感觉，林徽因在给费氏夫妇的信里有过分析。

林徽因、梁思成以优越的家世门风跨域中西两种文化，却从不崇洋媚外，鄙薄自己的传统。林徽因自己就曾在散文《窗子以外》里说过一句话，“洋鬼子们的浅薄千万学不得”。可另一方面，他们少年起就接受西式教育，之后旅欧留美，视英语为内在的思维和表达方式，西方文化的“接触与活动”对他们又必不可少。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纯粹的西方文化所孕育的佼佼者、学界新锐，又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艺术有着深深的热爱的费正清与费慰梅的出现，无疑应和了林徽因、梁思成对另外一种文化气质的渴望，补充了他们精神上的“缺失”与“贫乏”。

在另一方的费正清与费慰梅那里，这段友情所引起的共鸣也是相似的。费慰梅在晚年追溯与林徽因友情的源起时说：“……因为我们的交流完全是通过英语进行的，当我还是一个中文的初学者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位精通英语的大师了。毫无疑问，若不是有着这样的语言媒介，我们的友情是不会如此深刻，如此长久的。……不久我们便发现彼此有着无数的共同语言，使我们得以交换彼此的经验、维护自己的论点、共享相同的信念。她在英语方面广博而深厚的知识使我们能够如此自由地交流，而她对使用英语的喜爱和技巧也使我们在感情上更为接近了。”费正清则说，“他们是两个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的人”，“在我们历来所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是最具有深厚的双重文化修养的，因为他们不但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而且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旅行。这使他们得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

中与西，传统和现代，在梁思成、林徽因和费正清、费慰梅之间，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让他们一见钟情，再见如故，成为无话不说的知交、挚友。

这是20世纪30年代初，是林徽因、梁思成人生中难得的一段安稳的时光，也是他们各自人生里最好的年华，他们成家、立业，蓄势而发，各自都有对未来雄心勃勃的设想和计划。这样的时候，遇到彼此，互相滋养，彼此成就，自然值得庆幸。费正清的弟子史景迁描述那时的林徽因以及他们的初相遇，言语间不无向往：“1932年在北京家中那间孩子和朋友们欢聚一堂的起居室里。她那盈盈的笑脸。书桌上放着未完的诗稿。脑海里跳动着在将来的几个月中去未知的古老庙宇考察的计划。”“他们那高朋满堂的起居室里夹杂着杯盘之声的欢笑。”

众人的热闹过后，也有私底下的小酌和谈心。入夜时分，费慰梅常骑着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到梁家。红漆大门深锁，一个用人把庭院入口的门闩打开，引导她穿过内花园去找林徽因。她们在客厅一个暖和的角落里坐下，泡上两杯热茶，然后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一股脑倒出来。不在一处的日子，她们则用密集的书信，殷勤往来……

那些静夜里的深坐，信纸上的倾吐，林徽因和费慰梅谈人生，谈理想，谈文学、艺术、学术，谈所有天上云端、宏大高蹈的东西，抒发内心深处对于美最极致的感受。

他们分享过往、从前，记忆的曲折幽微处，静水深流的情愫、心结与思念。

当然，还有身为主妇必不可少的、苦恼而磨人的家务琐碎。

对于太太的客厅里高谈阔论的林徽因，这样私密而无所顾忌的闺中谈话，是在其人生中鲜有的。天上掉下个费慰梅，润物细无声地，进入她牵扯在中与西、传统和现代之间矛盾又困惑的内心世界。林徽因说过：“我认为最愉快的事都是一闪亮的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迸出神奇的——如同两个人透澈的了解：一句话打到你心里使得你理智感情全觉到一万万分满足。”和费慰梅的友情，应该就是这一万万分的满足。不管什么样的疯话，她都懂，什么样的烦恼，她都知道。费慰梅能洞察到她“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的各个侧面，并全盘接受；理解她日日唯恐被生活的琐碎浪费从而导致最终一无所成的担心，并不是出于无病呻吟的矫情；认同她人生更丰富的乐趣和精义，在永无止境的精神层面的追求；还有她的感情——她和徐志摩那一段“不幸的旧历史”，曾经让她在流言里百口莫辩，突然遇到费慰梅，温暖明亮，用浪漫的文学关系而不是世俗公式里的男欢女爱、欲拒还迎去理解——这样的相遇，怎不叫人欣喜、安慰和满足。林徽因说：“我从没料到我还能有一位女性朋友，遇见你真是我的幸运。否则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和享受到两位女性之间神奇的交流。”

眼前分明是外来客，心底却是旧时友。

1932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他们宛如旧时友般的外来客，取了日后在汉学界如雷贯耳的中国名字：费正清、费慰梅。他们彼此亲厚，如同家人。费慰梅的父亲坎农博士来中国旅游，会特意往林徽因、梁思成家里小坐。费慰梅在北平学画的妹妹玛丽安和林徽因、梁思成以及金岳霖同样是亲密的朋友。玛丽安说：“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遇见梁思成和他的妻子。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日晚上，他们非常迷人，非常热情……他的妻子非常漂亮。”

更叫人向往的，是他们在一起的氛围。1934年夏，林徽因、梁思成与费氏夫妇相约一起往山西晋汾一带度假并调查古建筑。费慰梅后来把路途中的照片做成了一个私人剪贴本，并配上文字说明：“1934年的山西夏日历险记的主人公包括：两位科班毕业的建筑师、两位天才烹饪大师、一位历史学家、一位画家、一位卓有成就的摄影师、一位天津大公报的记者、一位行李打包专家、她在艺术上的死对头……最早起床的人，第二名起床的人，两位第三名起床的人……”林徽因则说，这是他们的夏日行宫。俏皮风趣的文字、温暖活泼的语调，让你很难想象，这是在战时的华北乡村，他们经常因为没有交通工具而苦恼，行路到午夜找不到一处可以歇脚的地方也是常有的事。一路走来，随时出没的兵匪、月黑风高里的赶路、荒野里的投宿，所谓历险，真的是随时随地性命堪虞的危险。

或许是为了应和1934年的山西之行，1935年，得知费慰梅希望去北平西山考察后，林徽因凭想象画了一幅漫画，名为“慰梅的西山神秘池塘之旅”，信中说：

这两个在婚姻里已近中年的女子，不是不知道世事，但是她们的活法仍然像两个天真的少女，艳阳、庙宇、老树、赶驴的男孩，甚至一身蓝裤褂，都是图画，烧火煮饭也是浪漫。在这样的心境底下，她们彼此投契，互相欣赏，并影响着她们的先生、两位内敛稳重的男士，和她们一起，把兵荒马乱、穷乡僻壤里的晓行夜宿走得兴味盎然，妙趣横生，情意深重。多年后回忆这段旅途，费正清说：“我们的友谊是在艰难时刻同甘共苦所结成的，在空旷的道路上的历险使我们四个人在难以忍受的环境中相依为命，不分你我，不分主客。”

当然，他们的故事，还不仅限于这些或惊险里或寻常中的浪漫。对于崇尚艺术、文化，立志于学术研究的他们，这一段友情的意义，还在于事业中的彼此襄助，学术上的惺惺相惜、互为成全。费正清和费慰梅在1932年，因为自己的兴趣、学术理想来到这片对他们来说神秘而陌生的土地，梁思成和林徽因则以自己的名门出身和学术的影响力帮助他们打开了进入中国的知识阶层，进而融入中国社会的大门。

通过梁思成和林徽因，费氏夫妇和这个国家最杰出的知识分子有了交集，比如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钱端升，在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考古学且领导过殷墟发掘的李济，留学伦敦、领导社会研究所的社会学家陶孟和，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教授陈岱孙以及留学美国、德国的物理学家周培源，他们几乎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全貌。他们贯通中西，“都能以规定的背诵方式吟诵中国诗，抑扬顿挫，有板有眼，而且他们能把中国诗与英国诗人济慈、丁尼生，或者美国诗人维切尔·林赛的诗篇进行比较。他们通晓宋朝的画家和书法家，当然也熟悉北京的一切大事”。

在梁家客厅，费正清、费慰梅和他们一起分析、比较中国和美国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探讨中外艺术与文化——从哈佛广场、纽约艺术家及展品、美国建筑师、剑桥大学巴格斯校园、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意大利中世纪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到中国历史、考古、碑刻、殷墟甲骨，古今中西，无所不谈。通过他们的目光，费正清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一体化问题，即“需要扬弃过去的糟粕，对外来事物需要区别什么该保存，什么该借鉴”，同时也对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有了最初的认识：“这些人大多数像我们一样，我们尊敬他们，并与他们打成一片，而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却是没有实权和地位的少数。可是他们坚定不移地懂得，他们所能发挥的是文化上的领导作用，也懂得他们作为学者负有培养中国未来一代的责任。因此，他们站在一起，互相支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裴宜理后来说：“在费正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可以看到在战火纷争、内忧外患、政权分裂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多舛命运”。这个关联，若说开始，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

梁思成为费氏夫妇取名时曾解释说，“费正清”的意思是“费氏正直清廉”，“使用这样一个汉名，你真可算是一个中国人了”。他们果然如他所愿，真正融入这片土地——不仅作为观察者，还作为亲历者。

这样的深度客居经历，对费正清、费慰梅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5年圣诞节，他们离开中国。1936年，费正清取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1938年回到哈佛大学。费慰梅以自己对山东武梁祠汉代拓片的实测为基础，写成《“武梁祠”祭坛》一文。文章刊登于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专刊，引起强烈反响。费正清则成为哈佛大学开风气之前的现代中国学研究宗师。20世纪40年代，费正清以情报协调局驻华代表的身份第二次来华，见到抗战的艰辛、国民党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打压以及对整个局势的逐渐失控，他不断提醒美国政府不能简单地只视国民政府为盟友，并预测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会获胜，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又提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将遇到三个关键问题：一是人口；二是腐败；三是思想高度统一后，整个民族的创造力下降。

回望历史，这样的预见性和判断力，不得不叫人惊叹它的清醒、准确。

1946年8月，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担任区域研究（中国）项目的第一任主持人。1948年，他的处女作《美国与中国》完稿，甫一上市，即成畅销书，时至今日，仍被誉为“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及文明的最佳导论作品”。1955年，费正清创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并亲自出任主任。他的学生私底下都用他的中间名“King”来称呼他，意思是，他是中国学研究之王。他开设的中国近代史以及近代东亚文化等课程叫好又叫座，深得学生追捧。李欧梵回忆彼时盛况说，他们把他的教案称为研究生必读的“圣经”，背得滚瓜烂熟，甚至连文体也背下来了，“譬如讲到1870年‘天津教案’的一段，就说（大意如此）‘英国领事举枪向……射击，不中，再射一枪，击毙……’，当时我最欣赏的就是这‘不中’一语，英文只有一个字——‘Missed’，传神之至”。他的著作和观点就这样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乃至整个西方的汉学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蜚声海外学界的汉学家，从孔飞力、魏斐德、史景迁到傅高义、余英时，全部出自他的门下……

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在费氏夫妇看来，和梁思成、林徽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费慰梅坦言自己之所以把“对中国艺术的美学兴趣”和“对武梁祠石块这样的考古遗存的建筑设计的欣赏”结合在一起，“明显有梁氏夫妇的影响”，要深深感谢他们。1948年，费正清的代表作《美国与中国》出版时，第一时间即寄给远在中国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他说：“中国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而梁氏夫妇在我们旅居中国的经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句话，道出梁思成和林徽因于他们的重量。而同样，他们对梁思成和林徽因，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作为最亲密的朋友，费氏夫妇参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古建筑考察计划，和他们一起乘火车，坐卡车，甚至驾骡车跋涉在人迹罕至的泥泞之中。作为在西方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在古建筑研究还鲜少人了解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他们对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理解有着独到的深刻。费正清说：“这是一个尚待开辟的双重文化领域，没有多少人曾经如此深入地、如此自觉地加以钻研。这需要智能、毅力和勇气在两种文化中积极地生活下去。”费慰梅说：“他们生活在一个剧变的时代，历尽磨难，处处受到生存的威胁，但仍能坚持下去，为中国建筑研究做出伟大的贡献，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他们知道林徽因夫妇的来处、去向，懂得他们内心深以为然，并爱惜如性命的事业的价值，了解他们的辛苦和不易。

所以才有了这以后经历战火的考验、连绵的政治动荡而始终不断的、长达一生的友情。

1935年年底，费正清、费慰梅结束了近4年客居中国的生活，准备回国。1935年12月9日，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战争的乌云开始逼近华北地区。眼看最好的朋友遭受直接的灾难，他们却要离开，这样的分别让费正清和费慰梅心绪复杂，难割难舍。费正清感慨：“我们不需要坚忍不拔。威尔玛和我即将动身到一个比较幸福的世界去了。正如治外法权的特权地位给我们旅居中国4年的一段插曲铺平了道路一样，是我们的幸运，而不是我们的优异成绩，让我们把中国的艰辛工作暂时丢下了……”又说：“离开思成、徽因让人黯然神伤，共度的日子让我们已不分你我，难以割舍。徽因成了我和慰梅最亲密的朋友，分别令人心碎。”

对于费氏夫妇，4年的深入观察、体验，一朝离开，意味着人生全新的开始。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从此乌云压城，山河破碎，国土沦陷。这一分别，意味着最好的华年的逝去。从相识之初的1932年夏，到即将分别的1935年深冬，不到4年的时间，他们已走完人生最美好的时段。这以后，在长年的战争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他们带着这一份深厚的友情，度过了颠沛、逼仄、贫病、困惑，内心饱受煎熬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