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逝世不久，由胡适牵头，新月社同人组成编辑委员会，拟将徐志摩已发表的作品和未发表的手稿、书信、日记全部搜集，编成《徐志摩全集》，以尽对亡友的责任。这时，一段人事的纠纷无视生者的苦痛，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

纠纷起于徐志摩的“八宝箱”，徐志摩自己称它为“文字因缘箱”，箱内装有徐志摩的书信及部分文稿，最重要的是两册英文日记，即1921—1922年徐志摩在英伦与林徽因相识相知的日记，通称“康桥日记”。据林徽因给胡适的信，谈及还有“雪池时代日记”（1922年11月徐志摩回到北平，到景山西街雪池胡同苦追林徽因而不得的失恋日记）。与林徽因失之交臂，彼此错过，是徐志摩一生的痛，一寸相思一寸灰，八宝箱就装着这锦灰堆。1925年3月，身陷与陆小曼绯闻中的徐志摩心力交瘁，决定前往欧洲赴泰戈尔之约，暂避风头，临行前把它托付给自己的好友——陈西滢的夫人凌叔华保管，并半开玩笑说：若自己有意外，请凌叔华为自己作传。

回国后，徐志摩意外顺遂地得偿心愿，抱得美人归。为林徽因所写的日记显然“不宜小曼看”，于是继续放在凌叔华处。1928年6月，徐志摩再度欧游，同年12月，回到北京探望生病的梁启超。此时，凌叔华与陈西滢已从日本返国，并于两月前（同年10月，陈西滢应聘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移居武昌，人在武昌的凌叔华显然没有机会将八宝箱当面交与徐志摩。据凌叔华回忆：“我去日本时，他也不要，后来我去武昌交与之琳，才算物归原主。”

这厢凌叔华说她通过卞之琳，将八宝箱转交徐志摩。那厢卞之琳却一口否认。20世纪80年代，在回复徐志摩的学生赵家璧来信时，卞之琳说：“凌叔华致胡适信，说曾把徐‘文字因缘箱’交与我，是她记错了，我从未闻此事，不知她究竟交给了谁。”就时间推论，1928年10月凌叔华离京前，卞之琳尚就读于上海私立浦东中学，直到1929年夏才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认识徐志摩则更晚，要等到1931年初徐志摩到北京大学任教。凌叔华不可能将如此重要的东西交予一个从未与徐志摩谋面的人，这也难怪卞之琳在1994年1月15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了长文，认为凌叔华的种种说法，是一笔糊涂账。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徐志摩确实中途将箱子取回。1932年元旦，林徽因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此箱偏偏又是当日徐志摩曾寄存她（指凌叔华）处的一个箱子，曾被她私开过的［此句话徐志摩曾亲语我。他自叔华老太太处取回箱时，亦大喊‘我锁的，如何开了，这是我最要紧的文件箱，如何无锁，怪事——’又‘太奇怪，许多东西不见了，missing（失踪了）’，旁有思成、Lilian Taylor（丽琳·泰勒）及我三人］。”此处提及丽琳，由此可知，凌叔华所谓“交与之琳，才算物归原主”，恐是“丽琳”的笔误，过录原信之人，误将“丽”字认作“之”字，也是有的。金岳霖、丽琳与凌叔华、徐志摩都熟，他们当时正借住在凌叔华家空下来的一间偏屋，凌叔华离京时顺手托丽琳转交，最自然不过。总之，此事与卞之琳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而八宝箱则在1928年12月重回徐志摩的手中。

值得一提的是，八宝箱重归徐志摩之后，内中的文稿有了变化，原本的“雪池时代日记”为陆小曼所见后被她亲手烧毁。新放入箱子的则有两册小曼初恋时日记。其中，小曼日记牵涉是非不少，尤以骂林徽因为多，“正如从前不宜给小曼看一样不妥”（凌叔华语）。徐志摩考虑再三，八宝箱转了一圈，最终还是交回凌叔华。

问题是，徐志摩广于交游，朋友众多，如此重要的东西，为何会单单交于凌叔华？要说清这个问题，须由徐志摩与凌叔华的一段渊源说起。

凌叔华，原名凌瑞棠，祖籍广东番禺，1904年生于北京，祖父为当地巨富，父亲凌福彭与康有为是同榜进士，授一品顶戴，官至直隶布政使。凌福彭精于辞章，酷爱绘画，与学界画坛时彦过从甚密。康有为、俞曲园、齐白石、辜鸿铭、姚茫父、陈半丁等社会名流都是凌家的常客。凌叔华近水楼台，起步不凡，幼时跟康有为学写字，跟辜鸿铭学英文和诗词。其父还聘请慈禧的宫廷女画师缪素筠为凌叔华教习画作，后凌叔华正式拜丹青名家王竹林、郝漱玉为师，齐白石、陈半丁也时时加以指点。她于19岁入天津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22岁入燕京大学预科就读，在周作人的帮助下开始发表作品，笔致秀逸，文采斐然，有静态工笔的画意，成为新月社和《现代评论》周刊力捧的女作家，风头一时无两。

从外表来看，凌叔华远不如林徽因清丽灵动，亦无陆小曼妖娆娇媚，但也算得上样貌端正，姿容清秀。苏雪林曾经形容她：“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心不在焉似的，我顶喜欢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

这样一个迷离、恍惚的梦中人，乍看没有林徽因那种光芒四射的魅力，也没有带动一切的旋风式气场。然而，她的温婉有礼、不疾不徐、人淡如菊，在高谈阔论的京派文人中，自有一种令人安心的力量。她也因这份气质，不动声色地赢得了众人的信任和喜爱。其中，当然包括徐志摩。1924年5月，泰戈尔访华期间，凌叔华作为燕京大学的学生代表送去请柬，还以女主人的身份在凌府为泰戈尔举办了一场不落俗套的茶会。以接待泰戈尔为契机，凌叔华认识了全程担任翻译的年轻诗人徐志摩，以及北京大学负责接待活动、同样年轻的外文系主任陈西滢。这一年6月，林徽因和梁思成相偕赴美留学，徐志摩心情黯淡，胶着在人生的低谷，得不到的爱情、纷乱的世事、莫测的前程纠缠在一起，让他痛苦不已。温润如玉的凌叔华，就在这个时候适时出现，以她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姿态，给了走投无路的徐志摩极大的心里安慰。

于是，林徽因走了之后，1924年秋冬的某一天，徐志摩写信给凌叔华，请她作他的“通信员”。“我一辈子只是想找一个理想的‘通信员’……最满意最理想的出路是有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只是，“那朋友可是真不易得。单纯的同情还容易，要能容忍而且融化却是难。与朋友通信或说话，比较少拘束，但冲突的机会也多，男子就缺乏那自然的承受性。……但普通女子更糟，因为她们的知识与理想超不出她们的习惯性与防御性，她们天生高尚与优秀的灵性永远钻不透那杆毛笔的笔尖儿。理性不透彻的时候，误会的机会就多”。

这就是徐志摩的想法，想在情感的苦闷中寻找个出路，抒发愁肠。以他的诗人气质，名利中的男性朋友显然难慰愁肠，普通女子更糟。最理想的对象，莫过于充满灵性的凌叔华。“但我现在只想望‘她’能做我的伴侣，给我安慰，给我快乐；除了‘她’，这茫茫大地叫我更向谁要去？”

这样的徐志摩，十足一个《红楼梦》中的宝玉，对着钟灵毓秀的女子，一声声好姐姐、好妹妹的央求，让你不答应也难。更何况，其时的徐志摩，用苏雪林的话：“既禀赋着极高的文才，加之以这样矫矫出尘的外表，不知多少女郎为他倾心，视之为最高的择偶对象。……徐志摩才返国，在北京大学授课，兼主编《晨报副刊》，发表了许多诗作，才名藉甚。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讲演，又由他当翻译，在全国各地露面，真是红透了半边天。他那时虽已与原配张幼仪女士离婚，对陆小曼却尚未开始追求，或虽已追求，而形迹尚未外露，所以这个新诗坛的美男子，竟成了北平少女界的‘大众情人’。”

如此一个如芝兰玉树、容颜清朗的北京大学教授，谁又能挡得住。凌叔华自然是应允了。徐志摩喜不自胜。

从此，两人书信不断，相识半年的时间里，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他这厢，恣肆地“半疯半梦”，疯话不断；她这厢，温婉含笑，全都接纳。

这样的疯话，若出于梁思成或者金岳霖，实在已是标准的情话。正值青春的凌叔华，在闺阁中灯下展信，读到这样的字句，想来都是会心中一动。只可惜，她遇到的，是宝玉一样处处多情，且“浓得化不开”的徐志摩。这样的字句，便只能是知己间的诉说罢了。比起凌叔华，他对泛泛之交的冰心也说过：“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于是，徐志摩在信里感慨凌叔华是“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内心深处，就真的当凌叔华是知己，是朋友。尽管他说，“最感激不过，最欢喜不过你这样温和的厚意……”，沈从文事后也替徐志摩惋惜过，“叔华才真是会画的人……这女人也顶好，据他们说笑话，要太太，只有叔华是完全太太的，不消说，那丈夫是太享福了。替徐志摩憾恨”。徐志摩内心却始终清楚，来自凌叔华的“温和的厚意”、人淡如菊的恬静，远远不能填充满足他万种风情无地着的空虚和空落。他们之间，在外人看来，暧昧也好，缱绻也罢，于他，都和情爱没有一星半点的关系。不信？只要看一看《爱眉小札》，便可知道。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情书，其中的热度，比之与凌叔华的通信，实在有天壤之隔。凌叔华心里再起涟漪，无奈也只能藏在心里。

1925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凌叔华参加新月社聚餐，归途闻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恋情，反应激烈。回到家中，不能安坐，她立刻致长信给胡适，以自己的状态度已为人妇的陆小曼，保证徐志摩与陆小曼之间就像她和徐志摩之间，只因“感遇而成知己”，“绝无背友背夫的事”。“譬如徐志摩常与我写信，半疯半傻地说笑话自娱，从未有不可示人之语。我很懂得他的内力不能发展的苦闷，因时每每发出来。我既愿领略文学情况，当然不忍且不屑学俗女子之筑壁自围。所以我回信，谣言便生了。其实我们被人冤得真可气，我自始至今都想徐志摩是一个文友，他自今也只当我是一个容受并了解他的苦闷的一个朋友。他的信不下七八十封，未有半语是社会所想徐某想说的话，我所以觉得他实在太冤了。”末了，凌叔华请求胡适帮徐志摩出国，“早出非难罗网”。殊不知，胡适正是帮着徐志摩和陆小曼传情达意的“红娘”。而凌叔华这里，在并无深入了解的情况下情切至此，也很难用她所说的“纯粹本于爱护同道”来解释。至于谣言中伤、非难、误解云云，多多少少，也只是她自己一时之间不能接受，不愿相信罢了。

1925年，恋上陆小曼的徐志摩果然像凌叔华所言，躲到欧洲去避风头。据陆小曼日记记载，这一年3月14日，徐志摩离开没几日，凌叔华曾专程拜访陆小曼，两人谈得十分深入，陆小曼将自己和徐志摩的故事和盘托出。可叹凌叔华，可能从这一日起，才意识到徐志摩对她的用心，并不是爱情。骤然失重的凌叔华始觉自己自作多情，自此之后，凌叔华给徐志摩的信明显减少。不明就里的徐志摩在翡冷翠（即佛罗伦萨）写信给陆小曼，还问道：“叔华两月来没有信，不知何故，她来看你否？”

3月17日，情绪大受波动的凌叔华写成一篇名为《吃茶》的短篇小说。故事讲的是旧式的深闺小姐芳影一次看电影时，结识了好友淑贞的哥哥、留学生王斌。王斌种种殷勤的表现，使芳影误以为王斌爱慕自己，于是开始了朦胧的爱情幻想，相思成疾，不能自拔。一周后，芳影收到王斌的信，激动地打开，却是他的结婚请帖。淑贞随后说起某位小姐因被哥哥搀了一下，竟托人催哥哥去求婚，哥哥知道后又生气又好笑，说男子对女子绅士，本是外国最平常的规矩。芳影神情恍惚地喃喃道：“外国……规矩……”小说戛然而止。这个短篇小说，若对号入座，徐志摩就像对女性殷勤周到的留学生王斌，凌叔华是否以芳影自况，不得而知，但这篇小说完成的时间恰在她刚知道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恋情之后，字里行间，若说没有自己的情绪波动，实在难以让人信服。

接下来的故事，的确也和小说一样，徐志摩、凌叔华之间最终没有像朋友们猜想的那样“修成正果”。1926年，凌叔华嫁给了徐志摩的好友——同样也是青年才俊，却性格沉稳，“身家清白”无婚史的陈西滢，胡适是证婚人。此后，对于徐志摩与凌叔华的关系，外界虽颇有暧昧猜测，但凌叔华始终坚持撇清是手足。1982年，旅居英伦的凌叔华收到陈从周寄来的《徐志摩年谱》，回信说：“至于徐志摩同我的感情，真是如同手足之亲。而我对文艺的心得，大半都是由他的培植。”次年，在给陈从周的信中，她再次强调：“说真话，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经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况且当年我自视甚高，徐志摩等既已抬举我的文艺成就甚高，在此种种原因……”又说，“徐志摩与我一直情同手足，他的事，向来不瞒人，尤其对我，他的私事也如兄妹一般坦白相告。我是生长在大家庭的人，对于这种情感，也司空见惯了”。落花有意，流水无心，彼此再亲厚，也只能退回到手足之情。

凌叔华以“手足”解释她九曲十八转的心思，可以说用心良苦。而在不谙世故的徐志摩这里，因为心底无私，则向来不避讳二人的亲密。1925年3月10日，即将欧游的徐志摩临行前给陆小曼写了一封缠绵的信，末了说：“最后一句话：只有S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 3月18日，他在旅欧途中的一封信里又说：“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可见她在他心中分量之重。生平从不为人作序的徐志摩为凌叔华的处女作小说集《花之寺》作序，他自己的诗集《徐志摩的诗》出版，特别请凌叔华为他题上“献给爸爸”的题词。凌叔华为徐志摩设计了一帧贺年卡——一个小孩子，在沙滩上种花。徐志摩便以“海滩上种花”为名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演讲。另有传言说，徐父闻知徐志摩与张幼仪仳离之后，甚至希望能将凌叔华娶进门。徐志摩去世时，徐申如还指名让凌叔华书写碑文。凌叔华很乐意也很慎重，在和胡适商量后，几经推敲为徐志摩题写了一块“冷月照诗魂”的碑文，制成一个正方形的石碑，立在徐志摩墓侧。在20世纪70年代尚有人于下山道旁发现这块石碑“横卧泥中”，后来终于散失，不知所终。

这些解不开、理还乱的纠葛，似乎足以解释为什么徐志摩要将八宝箱交付凌叔华。1931年8月，徐志摩和沈从文在胡适家中有过一次长谈，徐志摩计划请沈从文为他写传记小说，谈话中再次说到八宝箱的托管。沈从文在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此事：“八月间我离开北平以前（徐志摩、胡适向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推荐沈从文到该校担任教职，因此沈从文于8月上旬离开北平去青岛），在你楼上（当时徐志摩住胡适家）我同他谈到他的故事很久，他当时说到最适宜于保管他案件的人，是不甚说话的叔华。他一定有他的苦心，因为当时还同我说到，等他老后，等我们都老一点后，预备用我老后的精力，写他年青的故事，可以参考他百宝箱的一切。”徐志摩的本意，是“爱惜羽毛，恐防文字遭劫”，又“不愿世上添了憎恶嫉妒”，陆小曼、林徽因显然都不恰当，因为八宝箱里有的内容林徽因不方便看（陆小曼日记中的怨言），有的内容陆小曼不方便看（“康桥日记”中徐志摩与林徽因的故事），身在事外，且一向恬淡，又对他忠心耿耿的凌叔华就成为最可靠、最合适的人选。只是，世事难料，徐志摩因空难意外身亡，而他最担心的两件事，在他身后全都不幸应验。

风波凭空而起。

站在林徽因的角度，因为文稿涉及自己，而且又是情感方面的隐私，她自然不愿被另一个女人保管。同时，她也极盼望能看到“康桥日记”，那一段关于他们的旧历史，徐志摩生前曾说过要一起回味，也说过要交给她与从前的信件一并收藏。由自己出面，凌叔华未必肯给，为了却心事，她找到了胡适，请胡适代为出面。胡适其时正在编辑“徐志摩遗著目录”，加上他的文坛地位、老大哥的身份，凌叔华自是不好不给。1931年11月27日，胡适由凌叔华处拿回箱子。当时的情形，凌叔华后来分别于1982年10月15日和1983年5月7日，两次致信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述及，前信说：“不意在他飞行丧生的后几日，在胡适家有一些他的朋友，闹着要求把他的箱子取出来公开，我说可以交给小曼保管，但胡帮着林徽音一群人要求我交出来（大约是林和她的友人怕徐志摩恋爱日记公开了，对她不便，故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我说我应交小曼，但胡适说不必。他们人多势众，我没法拒绝，只好原封交与胡适。可惜里面不少稿子及日记，世人没见过面的，都埋没或遗失了。”后信说：“至于徐志摩坠机后，由适之出面要我把徐志摩箱子交出，他说要为徐志摩整理出书纪念。我因想到箱内有小曼私人日记二本，也有徐志摩英文日记二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过我为他写‘传记’，为了这些原因，同时我知道如我交胡适，他那边天天有朋友去谈徐志摩的事，这些日记恐将滋事生非了。因为小曼日记（二本）内也常记一些是是非非，且对人名一点不包含，想到这一点（彼时小曼对我十分亲热，她常说人家叔华就不那样想，里面当然也有褒贬徽音的日记），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把八宝箱交给他，要求他送给陆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起了……但胡不听我说，竟未交去全部。小曼只收回她的二部日记。”

关于八宝箱，凌叔华本意是经胡适之手转交陆小曼，不想胡适竟瞒着她转给林徽因，这让她颇为不满。当然，凌叔华获悉此事已是林徽因拿走箱子几日后的事。或许是潜意识里的担心，加上对胡适不能完全信任，凌叔华在交出八宝箱时并没有像自己所说的“原封交于胡适”，而是相当地有所保留，因为她扣下了在她看来最重要的东西，也是她最不能放心交付的东西——和林徽因相关的“康桥日记”。

林徽因和凌叔华二人，同为高门巨族出身，同是名动京城的才女。此前两人交往虽然不多，也还算有些渊源。泰戈尔访华期间，两个人共同参与接待泰戈尔，凌叔华家还专门举办了一场欢迎泰戈尔的茶会，想来林徽因也是座上客。凌府当时为来客别具心思地备下了“百枚新鲜玫瑰老饼”、“百枚新鲜紫藤萝花饼”并“家中小磨磨出的杏仁茶”，这些“很投合诗人画家的趣味”的“应节的茶点”得到了客人们的赞许，一同得到赞许的，还有凌府温婉有礼、工书画的大小姐凌叔华。茶会间，凌叔华问泰戈尔：“今天是画会，敢问您也会画画吗？”泰戈尔便即兴在凌叔华准备好的檀香木片上画了莲叶和佛像。老诗人对凌叔华显然印象颇佳。1925年4月30日，徐志摩致信泰戈尔说：“女作家凌叔华小姐，你曾给她很恰当的奖誉，认为她比徽音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是，尽管如此，这一场文艺界的盛大派对，若干年后回望，灯火通明处，只见到郊寒岛瘦的徐志摩、人艳如花的林徽因，和老神仙一样白髯飘飘的泰戈尔挟臂而行。从王孟瑜、袁昌英出演《奇特拉》，陆小曼在剧场门口发售演出说明书，到凌叔华在家中设茶会招待泰戈尔，那么多名媛参与，当时的媒体独独惊艳于林徽因。《晨报副刊》感叹：“千金丽质，与泰氏周旋者，林女士一人而已。”在林徽因面前，京城名媛们通通落了下风。面对这样的报道，向来以沉静著称的凌叔华坐不住了，一反常态写了文字反驳：“我初读此段，心中非常难过。中国女子与泰氏周旋者，确不止林小姐一人，不过‘丽质’与否，不得而知。但是因她们不是‘丽质’，便可以连女子资格也取消吗？中国女子虽不爱出风头，像西洋太太小姐那样热烈欢迎，可是我知道北京中等学校以上的女士，已经有几群下请帖请过泰氏。我为这样动议，已经用了一下午功夫代同学写请函，因为大家说泰氏赞成写中国有文学价值的信，所以我很郑重地写了中文，句句话求他不落俗，然后又翻译成英文，泰氏却也很知趣，亲笔回了一封道歉的信。”火药味十足的措辞，固然是意在炮轰媒体的三观不正，细细读来，也未尝没有几分对林徽因的不平之意。只此一段，已可见二人关系之微妙。

不过，不平归不平，在八宝箱事件之前，两大才女表面上总还是相安无事。接待泰戈尔之后，林徽因赴美留学。其间，林长民曾经徐志摩引荐，请凌叔华为家庭教师，教导几个年幼的弟妹。凌叔华满口应承，后听旁人劝阻，说教家塾的女先生等同于外国的女管家，有失身份，又通过胡适婉辞。林长民死后，凌家买下了林家旧居景山的雪池，昔日的老宅住进了新婚的凌叔华、陈西滢。身在美国的林徽因写信托胡适向凌叔华、陈西滢二人问好，希望凌叔华拍几张旧居的照片以慰乡愁，信中说：“我和那房子的感情实是深长。旅居的梦魂常常萦绕着琼塔雪池。她母亲的院子里就有我无数的记忆，现在虽然已不堪回首，但是房主人都是旧友，我极愿意有几张影片留作纪念。”

这是林徽因和凌叔华为数不多的交集，林徽因在信中直呼凌叔华夫妇“通伯和叔华”，并称其为旧友，可见双方即便交情不深，总还算可以客气寒暄，见面亦能点头微笑的朋友。然而，在1931年年底，伴随着徐志摩的八宝箱风波，林徽因、凌叔华二人关系迅速恶化，结下了解不开的死结。

1931年11月28日，林徽因自胡适处取回八宝箱，并一一做了清点。箱中的两册英文日记，只是徐志摩后半期的康桥生活。徐志摩结识林徽因是在1921年年初，她没有看到关于自己的记载。后来在给胡适的信中，林徽因说：“十一月廿八星六晨，由您处拿到一堆日记簿（有满的一本，有几行的数本，皆中文，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有两本英文日记，即所谓Cambridge（康桥）日记者一本，乃从July 31，1921（1921年7月31日）起。次本从Dec. 2nd（12月2日）起始，至回国止者，又有一本英文为徐志摩一九二五在意大利写的。此外几包晨副原稿，两包晨副零张杂纸，空本子小相片，两把扇面，零零星星纸片，住址本。”拿到箱子后三四天，又从张奚若处听说，凌叔华处还有徐志摩的“康桥日记”，曾给叶公超看过。林徽因方知，凌叔华到底还是留了一手。

12月6日，北平公祭徐志摩，林徽因和凌叔华见了面，因气氛哀伤，两人并没有多说什么。追悼会上，胡适提到要将徐志摩的书信收集出版，那是很美的散文。一语提醒了凌叔华，因为她手上有许多徐志摩的信，她想再收集一些，自己编一本出版。12月7日，凌叔华到林徽因家，提出编辑“徐志摩信札”，向林徽因要徐志摩的旧信。林徽因非但一口回绝，还再次向凌叔华提出要看她手中的“康桥日记”。凌叔华极为不悦，勉强答应，约定后天（12月9日）由林徽因差人到凌家取日记。

12月9日，星期三，上午11时半，林徽因亲自登门，没想到凌叔华竟失约不在，只留下一封短信。

林徽因知道凌叔华有意躲避，不愿将日记交出，于是忍住气，也留下字条，说日记中有关于自己的部分，是不幸事的留痕，请凌叔华务必找了借她一读，并盼凌叔华能够体谅。

凌叔华自然是不能做到林徽因所说的理解体谅，被蒙在鼓里的她几天前方才知道胡适已将箱子交与林徽因，又气又急。12月10日，她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

不知凌叔华是否找了沈从文当说客，两天后（12月12日），远在青岛的沈从文写了封急信给胡适，转述徐志摩生前所说将文稿委托凌叔华的话，同时建议胡适：

虽然是又气又急，但以凌叔华周全婉转的风格，仍是不愿因此而见罪于胡适和林徽因。所以，在思虑几日后，12月14日，凌叔华还是将手中的“康桥日记”交与林徽因。只是这一次也并未全送，仅有半册，且正巧断在徐志摩与林徽因相遇的前一两日。林徽因怀疑凌叔华裁截了日记，张奚若此时又传言，说凌叔华在陶孟和家对陶孟和夫人沈性仁表示，不愿将徐志摩日记交给林徽因。林徽因听了急怒攻心，再次求助胡适。于是，胡适在12月28日给凌叔华写了封长信。

人情练达的胡适出面仲裁，软硬兼施，陈明利害，措辞委婉有力，看似温和，实则毫无回转余地，尤其第四条：“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目录，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昨天有人问我，我就说：‘叔华送来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徐志摩的日记都在那里，我还没有打开看。’昨天我已替你瞒过人了，往后不能再瞒了。”看似没有一字不替凌叔华设想，实则没有一字不是力逼，逼凌叔华交出日记，“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作传记材料。……我知道你能谅解我的直言的用意，所以不会怪我”。

话已到此，凌叔华驳无可驳，退无可退，只好将手中的日记托来人带与胡适，并附上一信。

1932年1月22日，从南方返京的胡适收到凌叔华送来的半册“康桥日记”，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为了徐志摩的半册日记，北京闹得满城风雨，闹得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宁。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胡适此次拿到的是徐志摩的半册日记，而不是陆小曼的两本，所以这里的“此中果有文章”，应该是关于林徽因和徐志摩在康桥的故事。详情如何，胡适讳莫若深，后人自然无从得知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半册日记仍非完璧。这一次，向来和气的胡适也坐不住了，当天的日记里，他说：“我查此半册的后幅仍有裁去的四页。我真有点生气了。勉强忍了下去，写信去讨这些脱页，不知有效否……这位小姐到今天还不认错。”到底是胡适，即便心有不满，言辞也相当克制，最多是“有点生气”，但还是“勉强忍了下去”。而急脾气的林徽因，再也忍不下去了。1932年元旦，林徽因给胡适写了封长信历数是非曲直，写完后仍觉意犹未尽，农历大年初一又写一信，发泄对凌叔华的怒火：“我以前不认得她，对她无感情，无理由的，没有看得起她过。后来她嫁通伯，又有《送车》等作品，觉得也许我狗眼看低了人，始大大谦让真诚地招呼她，万料不到她是这样一个人！真令人寒心。”

无论凌叔华如何推脱阻挠，像这样言语无状，犀利刺耳，总是不该。情急之下的林徽因，在胡适面前全没了风度。她自己也在信中自言：“我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八宝箱事件，充分可见林徽因的另一面，她的人生没有灰色的中间地带。她脾气急躁、毫无心机，不善应对复杂的人事。她尖锐直接、快意恩仇，不会模棱两可、得过且过。她争强好胜、不懂退让，似乎从不知世上还有妥协求全。这样的林徽因，和那个冰雪聪明、诚实正直、坦率热情的林徽因互为表里，共同成就了最真实的、缺点和优点一样突出的她。

不过，像这样“难得糊涂”、尖锐刻薄，在林徽因，也并不是常有的事。她自己事后大概也有所意识，一番气头上的糊涂话之后，再也不见她对凌叔华有过微词。1936年，林徽因在编选《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时，仍秉公收入凌叔华的一篇《无聊》，由此也可见林徽因对事不对人的坦诚、不因私而废公的气度。倒是一向温婉淡然的凌叔华，嘴上说着“此事以后希望能如一朵乌云飞过清溪，彼此不留影子”，却把阴影永远留在了心里。1982—1983年，已是80岁高龄的凌叔华在给陈从周的信里回忆这桩往事，仍难以释怀。彼时距离林徽因去世已近30年，距八宝箱事件更是远隔着半个世纪的光阴路途。往事如烟，往事又并不如烟。

至于八宝箱事件的后续，胡适到底有没有要到“康桥日记”中被裁去的四页，再不见史料记载。1932年的农历春节（2月6日），林徽因致信胡适说：“现在无论日记是谁裁去的，当中一段缺了是事实，她没有坦白地说明以前，对那几句瞎话没有相当解释以前，她永有嫌疑的。”可见，胡适已将半册日记转交林徽因。林徽因手中的八宝箱，其中两册陆小曼日记后由胡适转交陆小曼本人，至于徐志摩本人的日记，林徽因在给胡适的信中说：

一句话，因为“关系人个个都活着”，林徽因已下定决心将“康桥日记”收储保存。陆小曼对这部分日记始终耿耿于怀，在为徐志摩编全集时，曾遗憾地说：“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很多。”语气里满满的怨气。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文中也说：“听说，徐志摩有一堆文字在林徽音手里，又有一大堆在另外一位手里，两方面都拒不肯交出，因此全集的事延搁下来。我不知道这传说是否正确，总之，《徐志摩全集》没有印出来，凡是他的朋友都有一份责任。”林徽因自己也曾亲口告诉陈从周，她一直保存着徐志摩的两本英文日记。至于林徽因保管的日记的下落，陈从周说，林徽因去世后，自己曾特意向梁思成的新夫人林洙打听，林洙则回复他说遍寻无着。卞之琳后来说：“我1982年为一卷本《徐志摩选集》写序，仅就听说林徽因当年争到的一部分而言，说过物是人非（她于1955年病逝），确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终于消失了，倒并不是出于红卫兵的打、砸、抢。这是我当时特向金岳霖探听到的下落。”话说得很含蓄，但可以肯定的是，林徽因去世后，确是“有人有意”让它消失在人间了。

八宝箱的下落成难解的谜题，永远付之阙如，再无踪影。

再回到当时。连月来的纷争终于偃旗息鼓，随之而来的飞短流长却未曾稍有停歇，外界纷纷传说林徽因之所以要“康桥日记”，是因为怕披露她和徐志摩的恋情。面对各种猜测，林徽因极难得地向胡适吐露心声：

八宝箱的纠纷引出林徽因一番肺腑之言，上面写满了对世俗人情的蔑视，这一次一气呵成的倾吐，在林徽因，绝不只是说说而已。事实上，徐志摩逝世以后，林徽因就从不讳言那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

时间转移到1933年的一个冬夜。赵元任夫妇从美国回到北平。梁思成、林徽因在家里设宴为他们接风，来客多是徐志摩生前好友。席间，林徽因拿出徐志摩两年前从北平赴上海前夕写的一张条幅，文字中有像飞机撞山的形状，在座众人一片唏嘘，叹息得不得了。赵元任叹说：“他要我作的《海韵曲》我还没弹过给他听呢。”林徽因说：“弹给我听也是一样。”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笑笑说，自然一样了，那本是根据你们的故事写的。蒋廷黻出言阻止，说赵太太不要说穿了好。林徽因轻声却肯定地回答：“不要紧。”《海韵曲》是徐志摩作词，赵元任作曲的一首音乐作品，全曲以女高音独唱，合唱和钢琴伴奏，分别表现女郎、叙述者“诗翁”和大海的形象，可惜作品完成后赵元任一直没有弹给徐志摩听，遂成永久的遗憾。当时围绕徐志摩和林徽因有诸多流言，朋友圈中人对着林徽因大都避而不谈，唯有杨步伟直截了当。而同样直爽的林徽因也并未因此恼怒，一声“不要紧”，既回答了朋友们善意的顾虑，也回答了所有好事者的揣测。在之后的岁月里，她不理睬漫天的流言，以自己的方式，继续着自己对徐志摩最深沉的思念。

1932年6月，林徽因再入香山，写信给胡适，坦言自己触景伤怀，对于徐志摩的“悲念，几乎成个固定的咽梗牢结在喉间，生活则仍然照旧碾进……” 1934年11月19日，林徽因和梁思成赴浙江宣平考察，途经徐志摩的故乡硖石。火车停留的短短几分钟里，林徽因下了车，在昏沉的夜色中独立于车门外，“凝望着那幽暗的站台，默默地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生和死间居然幻成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车似的蜿蜒一串疑问在苍茫间奔驰”，“眼泪不自主地溢出睫外”。火车到上海之后，林徽因、梁思成与赵渊如（赵深）、陈直生（陈植）、陈从周见了面。竟日盘旋，她总是谈笑风生，滔滔不绝。一次突然沉默起来，陈植忍不住询问情由，林徽因也不掩饰自己情绪的黯淡，生硬地反问道：“你以为我乃女人家，总是说个不停吗”？

然而，林徽因毕竟还是有话要说。硖石的仓促一瞥开启了她太多的回忆与思索。1935年徐志摩忌日，她一吐心中块垒，做《纪念徐志摩去世四周年》。此时，尘埃初定，人事已远，林徽因不再心有牵绊，坦然与死者“亡灵”对白，一颗知音的心也随之跃然纸上。

同有一颗诗心，林徽因与徐志摩有着最深的相知。文章中，林徽因从头说起，细评作为诗人的徐志摩，随着她的娓娓道来，徐志摩的灵魂尽在字里行间。她和徐志摩的过往，彼此互为知音的懂得，终于成为生者与死者穿越阴阳的互勉。

1935年12月8日，《纪念徐志摩去世四周年》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第56期星期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