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幼仪，字嘉鈖，1900年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祖父做过前清知县，父亲张润之是读书人，以行医为业，家中有八子四女。张幼仪二哥张君劢（原名张嘉森），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早年曾参与发起梁启超主持的政闻社，后一手创办民主社会党，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力的政治活动家和哲学家。四哥张嘉璈（张公权）是著名金融家、“中国现代银行之父”。其他几个不太闻名的兄弟中，大哥张嘉保为上海棉花油厂的老板、沪上著名实业家，八弟张禹九（张嘉铸）为“新月派”重镇新月书店大股东、中国开发黄豆多种用途的先锋、中国蔬菜公司的大老板、中国植物油厂总经理。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站在时代潮头，充满了维新改良、经世致用色彩的家族。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家庭，将一场父母包办、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带给了徐志摩和张幼仪。

1913年，时任浙江都督府秘书的张嘉璈前往杭州府中学堂视察，翻看学生作文时，意外发现一篇题为《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的文章，该文将梁启超“文字间那种优雅的文白夹杂风格”模仿得惟妙惟肖，不仅如此，书法也是气骨不凡。详询之下，他得知这个“才气纵横，前途无量”的少年是硖石富商徐申如的独子徐章垿。爱才心切的张嘉璈当即向徐申如写信，为妹妹提亲。徐申如虽财力雄厚，但仰慕张氏在政商二界的地位，接信后既喜且急，即刻回信表示：徐申如有幸以张嘉璈之妹为媳。

这一年，张幼仪只有13岁，男女之事未开。徐志摩也不过16岁，见到家人拿来的张幼仪的照片，这个满脑子民主、科学、自由、独立的少年把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

只凭对一张照片的匆忙一瞥，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徐志摩的反感完全是先入为主和下意识地，自然也就谈不上有多少客观性。这一声不假思索的“乡下土包子”，与其说是对张幼仪的不满，不如说是一个在新式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新青年对父母包办婚姻所表达的含蓄的不满和反抗。对徐志摩来说，张幼仪是他跃跃欲试的新天地里不温不火又不离不弃的旧时代。她于他的挫败，不仅是她自身的守旧、传统，也不仅是这桩媒妁之言本身所意味的对自由的束缚。她于他的挫败在于，她出现在他的生活当中，以一种日常的、无所不在的方式提醒他，原来，他的新潮到底也生长在传统的土壤里，到底也离不开妥协的意味。用张幼仪的话来讲就是：“他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可是就算后来他思想变新了，他还是不敢反抗传统。”

这句话，是张幼仪对她和徐志摩的这段婚姻难得的清醒的判断。不过，即便如此，张幼仪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对这一桩婚姻，徐志摩当初固然是“不敢反抗”，然而这以后的人生，他一直在尝试和这个妥协的自己、和身边的旧时代角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张幼仪的命运其实从自己哥哥看到徐志摩文章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注定。

1915年10月29日，徐志摩和张幼仪成婚。在天经地义的传统面前，他虽不自愿，但十分自觉。从此，遗憾时隐时现，爱情不着痕迹。多少年后，命运的回眸再一及此，为这并不坚持的抗拒、并不情愿的顺从，还忍不住要留下难以察觉的一声叹息。

其实，以张幼仪的样貌、家世、出身，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她的形象和“乡下土包子”都沾不上半点儿关系。只是，比起徐志摩心里始终珍爱的林徽因以及徐志摩的第二任妻子陆小曼，三个女孩虽然年龄相仿，也同样是非富即贵的出身，张幼仪又的确像是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年代。她所遭逢的，是和林徽因、陆小曼迥异的成长环境。

林徽因自不待言，天资聪颖，才貌出众，从小就被寄予厚望，要养成改良社会的见解和能力。从启蒙到少年，一路以来，林徽因接受的都是最好的教育：1912年入上海爱国小学，1916年入北京的贵族学校培华女中，此后更是旅英留美，尽得风气之先。父亲林长民尝自负直言：“论中西文学及品貌，当世女子舍其女莫属。”陆小曼之父陆定也非寻常之人，早年留学日本，和林长民同为早稻田大学校友，是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得意弟子。留学期间，他入同盟会，投身革命。陆定后供职于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历任司长、参事、赋税司长等职位长达20余年，也是中华储蓄银行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因此家财颇丰。陆小曼自幼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精心培养，7岁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9~14岁入北京女子中学，15岁转入北京圣心学堂，十六七岁已通英、法两国语言。陆小曼本人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钢琴、丹青、唱戏无一不通，“写旧诗的绝句，清新俏丽，颇有明清诗的特色；写文章，蕴藉婉转，很美，又无雕琢之气；她的工笔花卉和淡墨山水，颇见宋人院本的传统；而她写的新体小说，则诙谐直率。她爱读书，英文原文版的小说，她读得很多……”加之一副天生的好模样，一时间美名远播，竟被胡适称为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

相形之下，张幼仪的成长经历就黯淡得多。虽然家中有8个儿子4个女儿，但是她的母亲从来只告诉人家，她有8个孩子，因为“只有儿子才算数”，“女人家是一文不值的”。这种想法也体现在对儿女的教育上。平心而论，张幼仪的父亲并不是食古不化的守旧派，他对张家8个儿子的希望是先完成传统教育，再入新式学堂，将来出国深造，成为“中西学兼备”的人才。这想法在同代人中，算得上高瞻远瞩。只是，尽管如此，他从来不舍得花钱给女儿读书，只因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没读过书的女孩比较顺从夫家”。

这是张家对女儿的教育，仍然是传统里的男尊女卑。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张幼仪最熟悉和最喜欢的故事是：一个孝子的母亲病了，在隆冬时节渴望喝竹笋汤，这孝子就在一片竹园里哭得撕心裂肺，结果眼泪化作绵绵春雨，竹笋竟然为他钻出雪地。她从中学到的是“为何必须遵从‘三纲’这样简单的道理，以及为什么必须对‘五尊’怀有敬意”。加上生性本来就严肃、持重，性格和环境彼此合力，联手打造了一个“沉默寡言，举止端庄，秀外慧中，亲故多乐于亲近之”的张幼仪。“除非爸爸要求，我从不在他面前出现，而且从不在得到他许可以前离开。除非他先开口对我说话，否则我不会在他面前启齿。他数落我的时候，我就鞠个躬，谢谢他纠正。我也从不用‘你’来称呼我父亲，譬如我从不说‘你要不要再来杯茶？’而必须得说‘爸爸要不要再来杯茶？’……大半时候，我甚至从来不问爸爸要不要再添茶，我干脆把茶倒好。能事先料到他的心意，才更孝顺。”

这个张幼仪，在后来得知徐志摩爱上林徽因后说：“我丈夫爱上他老师儿子的结婚对象，是辱没了‘五尊’里的‘师’。”

不过，虽然被限制在旧伦理的框架之内，新思潮毕竟不可能由此而完全被屏蔽，尤其是对张幼仪这样的家庭。她曾经说过：“我生在变动的时代，所以我有两副面孔，一副听从旧言论，一副聆听新言论。我有一部分停留在东方，另一部分眺望着西方。”这话并不夸张。在张幼仪的成长中，新思想和新言论对她的影响同样显而易见：在接受新式教育的哥哥的帮助下，她逃脱了裹小脚的命运；也是从她的兄弟那里，她了解到外面的世界——她的二哥小时候拿着一只熟瓜，给她讲列强瓜分中国的故事。她对他们敬佩不已，由此成为家里4个女孩中最在意求学的一个，并且在有限的空间里，千方百计地争取到了上学的机会。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张幼仪并不算是一味守旧，对于那个神秘的、焕然一新的时代，她的内心也充满了一个闺中少女的好奇和亲切。只不过，这一点好奇和亲切，在当时并没能突破她的父母为她设置的男尊女卑的防线，也没能突破她自己脑海里根深蒂固的传统。在这桩婚姻里，她想要的，只是富贵和安稳。她想象着徐志摩是一个和他哥哥一样“思想先进却不失传统，拥有一套坚定价值观的男子”，“期许他负笈海外，回国以后在政府部门里谋得一官半职，光宗耀祖”。这本是凡人对人世最忠厚而本分的指望，以张幼仪的贤惠知礼、端庄少语，若遇到一个勤勉踏实的良人，本不难期待一个圆满结局。只是，她遇到的是徐志摩，这情形，就如同宝钗遇到了宝玉，她的温良恭俭，她的识大体、顾大局，她俗世的爱的温度，她所有为人称道的优势，统统都失去了用武之地，于是，统统也都错了。对于徐志摩，张幼仪那像宝钗一般经世致用的世故和智慧显然无法满足他对未来的期待，她永远读不懂他的爱和孤独，自然也无法走进他的内心。关于未来，他想要的，是一个美丽而有才情的花样女子、一个真正的灵魂伴侣，他要追的，是一份文学的、文字的因缘。在他眼里，带着一火车嫁妆来到硖石的张幼仪思想守旧，才情欠奉，古板而严肃，虽有一双天足，但在本质上和缠过“小脚”的旧式女子并没有两样。

尽管如此，徐志摩毕竟没有勇气违抗父命。不是他不够彻底，实在是传统的根深蒂固。傅斯年曾说：“胡适之先生曾有一句很妙的形容语，说‘我不是我，我是我爹的儿子’。我前年也对一位朋友说过一句发笑的话：‘中国做父母的给儿子娶亲，并不是为子娶妇，是为自己娶儿媳妇儿。’这虽然近于滑稽，却是中国家庭实在情形。”胡适和媒妁之言的江冬秀“小脚配西服”的婚姻尽人皆知，傅斯年16岁时也奉母命娶了第一任妻子丁蘸萃。类似的例子，还有鲁迅和朱安、闻一多和高真、郁达夫和孙荃……举不胜举。徐志摩和张幼仪，不过是那个年代包办婚姻的众多例子之一。这样的婚姻，幸或者不幸，固然是如人饮水。然而，胡适在被奉为“旧道德的楷模”的同时，由韦莲司而陈衡哲而曹诚英，乃至女学生徐芳，一生绯闻不断，恋情不断。傅斯年后来协议离婚，再娶俞大维胞妹、出身名门的俞大彩。鲁迅、闻一多、郁达夫均另觅所爱。“五四”一代文人中，甘心在包办的婚姻里面波澜不惊、就此一生的毕竟少而又少。同为“五四”一代，徐志摩的态度最初并不激进。对他来说，这桩世人眼中的金玉良缘虽不是他想要的，一旦木已成舟，他也想过尽自己的力量去改善。1920年冬接张幼仪赴英团聚，未尝不是因着这一点苦衷，徐志摩内心深处以为，欧陆的自由风气或许可以将张幼仪改造为一个扬眉吐气的新式女子也未可知。后来的日子，张幼仪果然如徐志摩所愿，变成了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他惊叹她“独立的步子已经站得稳，思想确有通道……她现在真是‘什么都不怕’，将来准备丢几个炸弹，惊惊中国鼠胆的社会，你们看着吧！”只是，这独立是在他们的婚姻结束之后，她的独立，和徐志摩再没有半点儿关系。造化弄人，这样的人事离散、因果流转，在当时，恐怕是张幼仪和徐志摩都始料未及的。

1920年冬，张幼仪抵达欧陆。船到马赛港的那一刻，她的心就凉了一截，在所有在岸边守望的人群中，她一眼就认出了徐志摩，他穿着一件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着白色丝质围巾，不同的是，在接船人群中，他是唯一露出不想在那儿出现的表情的人。

张幼仪很久没有见到自己的丈夫了，久得她差点儿忘记徐志摩其实从不曾正眼看过她。但在这一刻，所有的感觉都回来了。跟随徐志摩从巴黎搭乘飞机前往伦敦的途中，张幼仪辛苦颠簸，晕机呕吐，徐志摩见状嫌弃地摇头，由衷地叹了一声：“你真是个乡下土包子！”说完没多久，徐志摩自己也吐了。张幼仪带着怨气，及时回敬了徐志摩一句：“哦，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

走了千山万水，仍是一对被捆绑的怨偶，看不出丝毫恩爱的迹象。这是徐志摩和张幼仪英国生活的开始。对于张幼仪，她实指望借随夫游学的生活改变自己，使自己成为新时代的一员，真正配得上徐志摩的思想：“我知道自己虽是旧式女子，但是若有可能，我愿意改变。我毕竟人在西方，我可以读书求学，想办法变成饱学之士。”然而，这期望中的蜕变还没有来得及发生，徐志摩便遇到了林徽因。彼时距离张幼仪赴英不过月余。他们的彼此相守，短暂得像一场仓促而潦草的梦，徐志摩甚至没有来得及细细感受他和张幼仪之间好不容易才脱离了大家庭拘束的、属于他们两个人的世界，便义无反顾地爱上了林徽因。

1921年四五月间，在狄更生的帮助下，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做了一名文科特别生，随意选课听讲。他携妻搬到离剑桥大学6英里的沙士顿乡下，每天一早坐街车（有时骑自行车）上学，到晚回家。张幼仪还是硖石的张幼仪，一个人料理所有家务，足不出户地等着丈夫，守着家。她回忆这一段日子时说：“我来英国的目的本来是要夫唱妇随，学些西方学问的，没想到做的尽是清房子、洗衣服、买吃的和煮东西这些事。”然而，徐志摩已不是盼妻信时的徐志摩。他心事重重，心思全不在沙士顿的新家。几年之后张幼仪才得知，徐志摩当年用理发铺对街的杂货铺作为他的收信地址，和他在伦敦的“女朋友”联系。伦敦和沙士顿邮件往来很快，“徐志摩和他女朋友至少每天都可以鱼雁往返。他们信里写的是英文，目的就在预防我碰巧发现那些信件”。徐志摩每天一早总是借口理发匆忙出门，到了夜色降临，面对两厢厮守的命运，痛苦便如潮水般涌上来。他们唯一的相处方式，就是沉默。张幼仪说：“我没办法把任何想法告诉徐志摩……我没法子让徐志摩了解我是谁，他根本不和我说话。”

这个沉默的徐志摩，和友朋间的徐志摩，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形象。杨振声说徐志摩：“决不让人苦闷，决不煞风景！曾记得他说过：‘为什么不让旁人快乐快乐？自己吃点亏又算什么！’”梁实秋描述徐志摩：“我曾和他下过围棋，落子飞快，但是隐隐然，颇有章法。下了三五十着，我感觉到他的压力，他立即推枰而起，拱手一笑，略不计较胜负。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潇洒的人。他饮酒，酒量不洪，适可而止。他豁拳，出手敏捷，而不咄咄逼人。他偶尔也打麻将，出牌不假思索，挥洒自如，谈笑自若。他喜欢戏谑，从不出口伤人。他饮宴应酬，从不冷落任谁一个。他也偶涉花丛，但是心中无妓。他也进过轮盘赌局，但是从不长久坐定下注……以我所知，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当世无双。”林徽因惊叹于徐志摩的温文大度、理解力、同情心：“没有一个人他对他不和蔼；没有一种人，他不能优容；没有一种的情感，他绝对地不能表同情。”然而，这样一个“温柔诚挚如朋友中朋友”的徐志摩，在1921年，对于这段曾经认命的婚姻，对于自己的发妻，偏偏无法再优容忍受。他那孩子般的单纯、天真，在张幼仪身上，变成了孩子般的残忍。这一年8月，徐志摩听到张幼仪怀孕的消息，第一反应是劝她把孩子打掉。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21年9月。一天，徐志摩告诉张幼仪，他的一位女性朋友当天将来访。满脑子三从四德的张幼仪将此意会成和徐志摩女朋友的见面。在她的认识当中，男人纳妾是很正常的事，原配夫人“有义务欢迎小老婆入门”，否则就犯了“七出”中的“善妒”。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的原配李惠仙就曾做主替梁启超娶了第二任夫人，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在硖石也有很多女朋友，这不过是中国女人的命运。所以，尽管心烦意乱，她还是不停地告诫自己，要以庄重高贵的姿态，超脱徐志摩强迫她接受的这项侮辱，要表现得坚定随和，而不是嫉妒和生气。

傍晚来临，来访的女子登门，她留着短发，擦着暗红色的口红，穿一套毛料海军裙装，令人错愕的是，在穿着丝袜的两条腿下，竟是一双着绣花鞋的小脚。“小脚与西服”本是徐志摩用来形容他和张幼仪的距离的用语，没想到出现在这位留学英国的“明小姐”身上。张幼仪不禁哑然失笑，待到送客出门，她脱口而出：“她看起来很好，可是小脚和西服不搭调。”却不曾想，这一句话道出了徐志摩心底的隐痛，他突然激烈地表示：“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毫无心理准备的张幼仪惊呆了，那一刻的绝望，烙印成一生的记忆：“我望着外面黑暗的夜色，又回头看着徐志摩那张被客厅透出来的灯光照亮的脸。那一刹那，所有事情——我们之间的痛苦、误解、分歧——好像都荒唐地凑在一起了。”往事一幕幕在脑海中飞快掠过，那个曾经的自己，曾经要嫁给家人所相中的男子的自己，曾经为了丈夫的喜好想多读一点书、做新式女子的自己，曾经苦守着寂寞的婚姻而仍然要做贤妻良母的自己，曾经以为只要不犯“七出”之规，无论如何都不会被休弃的自己，被徐志摩的一句话就击得粉碎。她想起遥远的故土，她熟悉的家乡，天气转凉后被收在一边的、画着美丽扇面的扇子。在9月的沙士顿，她觉着自己仿佛变成了一把秋天的扇子，荒掷在被遗弃的命运当中。她说：“我是秋天的一把扇子，只用来驱赶吸血的蚊子。当蚊子咬伤月亮的时候，主人将扇子撕碎了。”

徐志摩离开了。张幼仪也离开了。只剩下幻想和期待、心碎和伤害，还弥漫在1921年沙士顿的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