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3日凌晨，英国警方在伦敦以东的埃塞克斯郡某工业园内发现一辆集装箱卡车，内有总共39具疑似偷渡者的遗体（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这群亚裔死难者的身份识别，成为伦敦警方的第一要务。事实上，无论是亨格福德大屠杀、巴厘岛爆炸案、伦敦七七爆炸案、克拉珀姆交会站惨案、哈罗德·希普曼连环谋杀案、侯爵夫人号沉没案、“9·11”事件与戴安娜王妃车祸遇难案，还是本书提到的其他非正常死亡事件，相关调查的发端，均是法医病理学家等专业人士从事现场物证识别鉴定。

法医，即便不考虑其与中国古代社会的仵作之间的“源流关系”，但身处“贱籍”的“高级技工角色”，使其似乎“只要能找出足够的证据，完成科学的证明也就完成了使命”[马翀炜、吴坚：《法医人类学的文化视阈拓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130页。]。在英国，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80年代，英国法医病理学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大学附属医院以法医缺乏相关科学研究，无法在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为由，接二连三关闭法医病理学科系，其中很多科系历史非常悠久。偶有幸存者，也被迫推行“私营化”，自收自支。除此之外，法医病理学家还需要应对验尸过程、庭审诘问、媒体质疑、遗属责难、家人抱怨等导致的巨大心理压力。其生存状态，岂是“恶劣”二字能够形容？

作为英国当代著名法医病理学家，本书作者理查德·谢泼德医生为我们近距离描述了一个又一个耳熟能详的惊天大案中某些至为关键，又至为黑暗的验尸现场。但让人印象深刻的，不是书中“血腥刺激”的细节，而是一个普通人用真实的生命感受死亡余温的心路历程。

死亡是一个过程，身体的不同器官，根据各自内部细胞的新陈代谢速度，以不同的速度走向终结。而且，从科学角度来说，死亡是一个有温度的过程。虽然并不绝对准确，但尸体温度正是法医病理学家确定死亡时间的指标之一。

作者的幼年偶像、传奇法医病理学家基思·辛普森教授，曾搭乘蒸汽列车奔赴现场，然后利用自己掌握的医学技能，帮助警探重建杀人过程，侦破悬案，解救无辜，出庭雄辩，让犯罪分子得到应有惩罚。作者经过多年努力，进入了偶像曾经供职的盖伊医院，成为一名法医病理学家。尽管作者也无奈地承认，案件真相存在极大的弹性或张力，但他并未因此放弃理想，“依然一厢情愿地认为，总能想办法找到一条在所有人看来都明确无误的道德路径”。

追求理想，让作者付出了极大代价。无论是死者父亲的责难，还是为了鉴定溺水者尸体的指纹，背负切断罹难者双手的舆论唾弃，抑或是为了工作封闭内心，无法好好经营婚姻生活，这些都让作者痛感挫败。

谢泼德医生和他的故事，或许已湮灭在科技浪潮中。曾几何时，他和同事还在周五办公室例行聚餐时，争论DNA检测是否代表着未来，是否会成为比指纹识别更好的鉴识手段。而现在，在法医物证DNA分型、死亡时间推断、个体特征刻画、年龄和性别推断、毒物目标化合物筛选与检测峰判读以及影像图像与病理学切片诊断方面，人工智能的加入，让新科技在法医工作中的作用发展到了全新阶段。例如，法医昆虫学结合人工智能，利用两种人工神经网络的方法，分析尸体上丝光绿蝇幼虫烃类化学物质的GC–MS谱，估计绿蝇的生活阶段，进而得到准确度高达80%~87%的鉴定结果。[刘志勇、张更谦、严江伟：《人工智能在法医学中的应用与展望》，《刑事技术》2019年第5期，第384页。]

也正是在冰冷的科技面前，谢泼德医生及其代表的传统法医精神，才更加弥足珍贵。我们更加喜欢，或者说更加钦佩那位在自家厨房里做实验，希望能“汇编出有关刀伤的轨迹、角度及刀柄瘀伤方面真正全面的分析”的年轻病理学家。让人略感欣慰的是，时至今日，作者在刀伤痕迹方面的专长与兴趣，并未如他担心的那样已经过时，“沦为一无是处”。[针对刀伤鉴定，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法医依然坚持传统的鉴定方式，参见张惟、薛瑞、黄志平、刘钊：《命案作案人刻画方法初探》，《刑事技术》2019年第4期，第363页。]

法医病理学家被很多人视为“散发着万圣节般恐怖光芒的死亡使者”，在本书中，作者对这个行业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进行了最为真实的“解剖”。他让我们明白，死亡不可避免，因此更应珍视生活中的微小幸福。

---李立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