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托尼·布莱尔还是英国首相，时值溽热盛夏，美剧《犯罪现场调查》被评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克里斯即将成为一名兽医，安娜的医学院之旅也走到了中途。在马恩岛，《辛普森法医病理学》的第12版不仅撰写完毕，还已问世。这本书的完成给了我一种走向结局的感觉，这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写书带给我的自豪感。读这本书的第3版，开启了我的职业生涯。写作第12版，是我职业生涯结束的标志吗？

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参与委员会，对复杂案件与公开调查中的证据发表意见。但是，现在的生活和我以前所亲历的那个忙碌的世界大不相同，那个世界总是以尸体为中心，死亡原因往往不明，或许死者名字也不为人知。

偶尔，当我牵着狗走过山丘，凝视大海时，开始心生倦怠。那是什么？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意识到这辈子几乎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无聊。还是孤独？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在某次热闹的社交活动后，我和珍单独在一起似乎无话可说。我们没有必要像以前那样讨论孩子，现在他们已经长大了，小屋的装修也已完成，所以也没什么好说的。珍买了一些羊，开始学习如何管理羊群。我也试着培养对羊的兴趣。但事实是，虽然我很喜欢我们俯瞰大海的家，但它开始显得非常安静。我甚至欢迎那些猛烈的暴风雨，它们撞击着窗户，敲打着屋顶，这一切让我觉得房子有了些生机。

搬到岛上时，我们都以为这里会有一些兼职工作，也许会有适合我的停尸间的工作，肯定有适合珍的皮肤科诊所的工作。但事实证明，我们完全无法插足岛内的医疗政治。最后，珍每个月都需要在英国本土的一家诊所工作一周。2006年，我收到在利物浦担任周末代班法医病理学家的邀约。我接受了。

也许是感觉到在私营化的法医病理学界，我的工作受到了其中的政治、行政责任、人际关系复杂性的打击，我从伦敦遍体鳞伤地退避到了马恩岛。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自己真正思念的是什么：我的工作核心，即死者和他们的死亡谜团。擦洗洁净后，我站在利物浦的停尸间里，手里拿着PM40手术刀，甚至开始因长久以来再次接触到尸体而体会到全新的职业兴奋，这名受害者又臭又醉，被人捅死后丢在垃圾槽里。这是为警方而做的应急法医工作，我每个月都会在一家酒店住上一个周末。有时，我会被叫来处理一组凶杀案。有时，令我大失所望的是，什么也没发生。

我脱离一线工作的时间不长，只有两年，但这个世界似乎已经进入法医病理学的新时代。变化并不强烈，它可以视为我在伦敦第一次注意到的事态发展的延续。

无论过去和现在，尸体都在变化。人体脂肪含量呈指数级增长，因此，除非病人无家可归或死于癌症，除非因太老或太穷而不能吃东西，否则很少有人的体型和我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执业时遇到的死者一样。回顾那个时代的法医照片，我惊讶于当时普通人的尸体是多么纤瘦。

尸体之所以看起来不一样，还因为体表装饰愈加繁复。曾经，文身是为战斗人员和水手设计的。现在看来，大多数进入停尸间的死者的身上都有穿孔或文身。此外，曾几何时，自残几乎闻所未闻，而现在，我惊讶地发现，很多尸体，尤其是年轻人的尸体，带着死者生前自己造成的旧伤和撕裂伤来到停尸间，这能告诉我他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变化，但没有告诉我他们的死亡原因。他们的死因一般与自残没有直接关系。

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病理学家来说，当时艾滋病和肝炎已成为公认的敌人，现在的情况依然如此。但当我从马恩岛返回工作岗位时，结核病对任何在停尸间工作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职业危害，我认识的几位病理学家和停尸间工作人员都患上了结核病。结核病的发病率远超普通人的想象，即使在验尸期间也是如此，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这种高传染性疾病，而其他医生会将其误诊为简单的肺炎。

验尸报告也发生了变化。当我开始从事这一行时，三页的长度便已经足够。等我重返工作，如果报告不足十页，就会遭到批评，哪怕只是漫无边际地解释人体的工作原理也好。

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DNA检测开始成为法医鉴定工作的主力军，物证鉴识科学很快取代法医病理学，成为破案的重要抓手。在我离开法医行业之前，警察已经开始要求我们在犯罪现场佩戴手套。等我回来的时候，要求变成了必须佩戴手套，穿靴子、白色塑料防护服（连帽），戴口罩。DNA检测变得非常灵敏，现在我们知道只要呼吸、说话，唾液中到处都是DNA。病理学家和高级调查官穿着制服在现场讨论案件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白色连帽防护服的设计当然不是为了穿着方便，也不是为了舒适，当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拍你的时候，试着穿上它总是会略显尴尬。但在现场检查结束时把它们取下来放在证据袋里，是非常好的做法——是的，现在连这套行头都被留作痕迹物证了。

多年来，在法庭上，我注意到检方办案不再经过仔细研究、精心组织了。与律师讨论案件的会议已经成为历史。再也没有电话了，警察、皇家检控署甚至律师，都不会给病理学家打来电话。如果幸运的话，在进入证人席前，我有机会与王室法律顾问谈十分钟。更常见的情形是，当出庭律师站起来开始询问我时，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会给出什么答案。一般来说，他们甚至不会让我有机会告诉陪审团我是谁，为什么这些年的经验让我尤其有资格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只是问：“谢泼德医生，你是注册医师，告诉我你在检查尸体时发现了什么？”

当我离开伦敦的时候，夸夸其谈的律师风格已经宣告终结：在男妓案件中曾经给我沉重打击的辩方律师，已经成为尘封于过去的老古董。现在，这样的律师几乎绝迹。据推测，出于经济原因，皇家检控署似乎更愿意聘用初级律师，而不是代价不菲的王室法律顾问。当然，风格不再那么火爆、经验丰富的王室法律顾问仍然存在，他们几乎总是为辩方工作。

不管我们有多少经验，法院现在更感兴趣的是专家证人提供所谓“基于证据”的证词，而不是基于经验的证词。法官们偶尔会生硬地打断我，让我不能完整地回答重要的问题，“谢泼德医生，给我们一个是或不是的答案”。这通常发生在我回答律师所提出的一个冗长而详细的问题时。

我离开伦敦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引入的法医病理学自负盈亏的结构，几乎完全排除了法医学科学研究的可能性。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现在不在大学工作或教书，法医学甚至不在医学院的课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人体组织管理局[人体组织管理局（Human Tissue Authority, HTA），成立于2005年，是负责管理英国范围内，基于学术研究、移植、教育和培训目的，移除、存放、使用和处置人体器官与组织的非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坚持要求在将尸体样本，甚至极其微小的样本用于研究目的前，必须获得死者家属同意，从而实质上阉割了研究的可能。那么，你可能会问，我们给法庭的答案如何才能是“基于证据”的？

杀人、自杀和意外事件时有发生，但现在常规的法医案件越来越频繁地包括护理院的疏忽和“安全照护”问题。除此之外，肯定还有大量吸毒过量的死者。而且，令人感到可耻的是，在押人员死亡的情况也在变本加厉，这充分说明了英国监狱的真实状况：截至2017年3月的一年间，共有316名在押人员死亡，其中97人为自杀。同年，监狱内发生了4万多起自残事件和2.6万多起袭击事件。这些数字正以惊人的速度逐年上升。

回归后，我注意到的最令人震惊的变化是，法医病理学家应召参与死亡调查的次数急剧减少。启动死因调查的费用和管理难度，似乎促使一些验尸官忽略细小的疑点。如果“可能存在”自然死因，医生“可能”愿意签署这样的报告，许多验尸官会乐于接受，不会进行太多的调查。可悲的是，需要向法医病理学家支付的标准费用，诚然只是几千英镑，便可能足以让警方相信，死亡（特别是接近财政年度末期的死亡）其实并没有那么可疑，完全可以交由当地的普通病理医生来鉴定，而不是选聘在英国内政部注册的约40名专家中的一位。

大多数人都同意，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努力探究死因真相。围绕斯蒂芬·劳伦斯之死的审判、调查和公开调查所产生的天价费用，足以提醒任何对此抱有疑问的人，在一开始就把所有事情都做好，才是非常、非常好而且非常、非常便宜的解决办法。

我发现，自己很喜欢回到利物浦的工作一线，虽然一切看起来已经很不一样。我有时会应医疗机构或其他专业团体的邀请到英国本土讲课，对此我也颇为享受。讲座结束时，感兴趣的人通常会过来问我问题。在伦敦的一次讲座后，一位法医儿科学家和我聊了聊我的工作。法医儿科学家会参与涉及虐待儿童（包括身体虐待和性虐待）的案件，而这恰恰是儿科学家的专长：不是鉴定死亡，而是保护活着的人。她问了我一些关于瘀伤的问题，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真的应该结合我们的专业知识就这个问题联合撰写一篇学术论文。在这个问题上，我对一个孩子是否属于自然死亡的研究，与她对活着的兄弟姐妹是否存在危险的研究之间存在交集。在随后前往英国本土的几次旅行期间，我和她几次会面，讨论这篇关于瘀伤的论文。

在马恩岛，我们的房子变得越来越安静。珍牧养她的羊群。我研究我的论文。

有一天，她说：“我们真的应该讨论下我们的婚姻。”

我说：“什么婚姻？好像几乎不存在了。”

我们的婚姻就是这样结束的。在2月的一个晚上，不是砰的一声，而是一声呜咽。仅有寥寥数语，但痛彻心扉。

与30年的长度相比，婚姻生活破裂的速度真的太快了。也许每个实体的生命周期都非常有限。可能衰老也存在于人际关系中，正如它存在于人体中。在我看来，这段婚姻什么都没剩下，但如果要说出来，如果想起来，不可能不引起痛苦和愤怒。我们有一段过去，有两个孩子和共有的财产，当然，所有这些都必须讨论，讨论常常会变得尖酸刻薄，让双方都痛苦不堪。但是我们分享的东西实在太少了，我确信，当喊叫结束，伤痛消退，我们两个都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珍向我提出离婚，离婚手续最终在一年内完成。

此时，我并不清楚自己会爱上那位与我会面并讨论瘀伤论文的法医儿科学家，更没想到她会成为我未来的妻子，但我始终无法说服珍相信我。我确实和一个特别温暖、有同情心且充满智慧的人走到了一起，但我没有进一步的计划。琳达也没有。她在三个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守寡，几年来一直在和某人谈恋爱。而那段关系和我的婚姻，都以混乱和愤怒告终。

尽管珍决意要和我离婚，但她也承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们的分手也给孩子们带来了相当程度的不快。我想，孩子们也错误地认为，我是因为找到了琳达，才将他们的母亲一脚踢开。马上就要成为医生的安娜，在她母亲最痛苦的那个阶段怒火中烧，并宣称自己永远不会成为像她父亲那样的病理学家。

令我高兴的是，珍最终找到了能带给她幸福的伴侣。2008年9月，琳达和我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又给我增添了一个家庭，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忙碌的父母照顾青少年的世界。无论多么热爱并欢迎一个新的家庭，每个人之间的关系，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都必须慢慢地、经年累月地建立起来。我们一直为此努力，我希望，结果将是一个强大而充满爱心的大家庭。

从那时起，我就在英格兰北部生活和工作，担任法医病理学家。这里的生活丰富多彩：刺激的工作，温暖而爱意满满的家，有趣的假期，惊喜的探险，一架共享的飞机，我们的五个孩子——现在我又收获了两名孙辈。

儿子克里斯现在是一名兽医，专攻马匹的救治。他现在住在国外，那里有别样的风景，也许还有更广阔的精神世界。不管怎么说，他肯定逃过了低薪和黑暗的早晨。他在一件事上效仿了我：学习飞行。

安娜是一名组织病理学顾问，是的，她对验尸和法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与我多年前合作过的一些验尸官合作。我们经常谈论案例：我向她寻求关于“新式”检测的建议，她向我寻求关于死因的意见。她结婚时随了夫姓，没有人会说她的成就与父亲之间存在任何关系。可能没人真的这样想，因为她显然是自己的主人。安娜从未在现代法医实践与成为基思·辛普森的愿望之间左右为难。不，安娜的世界比我在她这个年纪所认识的那个世界要复杂得多，也有更多责任。我认为这个时代不像从前那样多姿多彩。但她不那么想。她从来不知道辛普森的无限视野。

我想说，对死亡的了解，帮助我认识到生活中微小幸福的重要性，而我沉浸其中：一个兴奋地奔跑在红黄相间的厚厚落叶上的可爱孩子，或是怀着深深爱恋抚摸我脸上皱纹的一根手指；屋内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屋外雨点敲打窗户，爱犬冲过来欢迎我回家，一只温柔的手深情地握住我的手。我对快乐并不陌生。我知道，只有那些经历过逆境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快乐，而逆境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