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围着玻璃墙的迈兰总部，傲慢的兰伯西前化学家拉吉夫·马立克在担任公司总裁之外，又成为董事会的执行董事。他的晋升使前同事们感到意外。研发出身的化学家很少能在美国公司做到高管。而以马立克的背景来说（他是在旁遮普接受训练的，毕业后只在印度公司工作过），做到这一点就更不寻常了。不过马立克绝不是一个平凡的实验室科学家，他头脑敏锐，开朗活泼，总是伸出手和人打招呼。如一位前同事所说，他最有名的是“惊人的远见和将不可能化为可能的意志力”，而且“管理层交给他的任务，他一次都没失败过”。现在那个同事又说：“他已经能给自己设定任务了——因为他自己也成了管理层的一员。”

马立克最近的一个任务，是监管迈兰迄今最大的一次海外收购：公司即将以16亿美元买下阿吉拉有限公司，那是印度的一家无菌注射剂生产商，在全世界拥有9家生产厂[Marie-Antoinette（1755—1793），早年为奥地利大公爵，后为法国王后。史传当她获知农民没面包时，她说“让他们吃布里欧好了”。这句话的起源可能是愤怒农民的编造，借此讽刺王室与贵族的贪婪与残暴。]。随着迈兰不断成长，马立克常常说起一项更庞大也更复杂的任务：为迈兰在全世界的每一家工厂“提高标准”，并确保公司为全世界的每一个市场生产出相同品质的药物。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马立克首先要保证，他口中的印度“低标准”不会拉低迈兰的品质，也不会把它塑造成他的前东家兰伯西那样的公司，他说兰伯西的故事是“开头美丽，结局悲伤”。

在过去几十年中，迈兰一直享有行业标杆的声誉，正如2012年出任CEO的希瑟·布雷施所说，这家公司始终是“故事里的正派”。但是当公司开始在那个人工便宜、监管松弛的国家收购工厂时，要在故事中继续当正派就变得复杂了。从表面上看，迈兰正一马当先，拖着一个不情愿的行业走向进步。一次，布雷施从一次环球旅行中返回，途经澳大利亚时参观了公司的一家工厂，她发现美国药监局已经10多年没来这家工厂视察了。虽然为美国生产药物的海外场所“数量飞涨”，但她指出，对它们的视察却远远落后于美国本土的工厂。

布雷施是个穿细高跟鞋的魅力女子，也是美国参议员乔·曼钦的女儿，在这之后她发起了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运动，想以此消除这种视察上的不一致。她试图说服自己的同事和竞争对手向美国药监局支付费用，以换取更多的视察。这似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有哪家公司愿意出钱让自己接受更严的审查呢？然而布雷施说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这笔费用，不仅可以增加海外视察，也可以加速申请得到审批的过程，从而减少美国药监局臭名昭著的工作积压。

她争取到的结果是《仿制药用户费用修正案》（Generic Drug User Fee Amendment，缩写GDUFA，以下简称《修正案》），于2012年1月签署成为法律。这个主要归功于布雷施[Katie Thomas, “Mylan Buys Drug Maker of Generic Injectables,” New York Times,February 27, 2013.]的成绩巩固了迈兰在故事中的正派名声。从理论上说，《修正案》将使美国药监局能更加有效地监管一个全球行业，同时也为美国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些企业原本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它们设在美国的工厂受到了比海外工厂严厉得多的审查。有了这个《修正案》，各地的药物品质就可能同步提高了，布雷施表示：“我到现在仍对一件事抱有希望，并保持乐观的态度：我们正在给全世界提高标准。”

然而提高标准不只是设立法律和规范那么简单，它往往还需要公司文化的转变，迈兰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要面临这个问题，内部、外部都是如此。

2013年6月，美国药监局在卡纳塔克邦的班加罗尔安排了一次视察[Gardiner Harris, “Deal in Place for Inspecting Foreign Drugs,” New York Times, August 13, 2011.]，对象是一家生产无菌注射剂的工厂，就在几个月前，迈兰刚刚宣布它将从阿吉拉手里买下它。很少有比视察无菌注射剂工厂更复杂的过程。理想的状况是，美国药监局派出的团队中要包含一名精通无菌工艺的微生物学家。美国药监局忙不迭地想找到一个愿意去那家遥远的工厂出差的人，本希望有员工愿意接这份苦差，最后却从纽约州的布法罗市找到一名常驻当地的调查员。

那名调查员主要在纽约州北部生活工作，在当地视察一家奶牛场和一名奶牛兽医，此外还有些别的任务。他的视察工作并不关系到生死。而班加罗尔的那家工厂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要是看漏了什么，美国是会死人的。他自然感到恐惧。幸好，上面又派了一位更有经验的调查员陪同他前往：彼得·贝克。两人6月17日到达班加罗尔，在那里逗留了10天。

在一家无菌生产厂里，对每一个环节、每一步操作都必须加以考虑和控制，以免破坏无菌环境。但是在班加罗尔，两位调查员看到的却是一家马虎而危险的工厂[FDA, “Form 483: Inspectional Observations,” Mylan Laboratories Ltd., Bangalore, India,June 17-27, 2013.]。他们看到一把使用过的拖把被随意地扔在一条传送带旁，传送带上就放着打开的药瓶。没有受过培训的工人在厂里快步走动，而不是按照要求用缓慢谨慎的步调行走，因此“可能破坏单向的气流” [FDA, “Form 483: Inspectional Observations,” Mylan Laboratories Ltd., Bangalore, India,June 17-27。]，贝克在报告中写道。设备的关键零件没有储存在无菌区域，使用前也从来不会重新消毒。在盥洗室里，有几名员工使用马桶后没有洗手。

然而揭露工厂真实情况的还是那几副手套。调查员看见技术员们戴的手套有碎屑剥落和小孔，这样制作中的药物就暴露在污染之中。在一间储藏室里，调查员在一个装手套的盒子里发现了“被压扁的昆虫” [FDA, “Form 483: Inspectional Observations,” Mylan Laboratories Ltd., Bangalore, India,June 17-27，3。]。存放在里面的备用手套也都开裂褪色了。虽然贝克到工厂的第四天就指出了这个问题，但是直到视察结束，技术员们仍然戴着那些被腐蚀的手套。

这是一场灾难，当美国药监局在阿吉拉的另两处工厂也发现了严重问题时，灾难便愈演愈烈。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美国药监局已经制裁了迈兰的三家工厂，说它们未能确保无菌环境，其中两家原本都是阿吉拉的。这些工厂也为辉瑞和葛兰素史克生产有效成分，它们的问题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响。但其中反应最大的还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卡农斯堡——在迈兰总部，拉吉夫·马立克为自己接手的问题大发雷霆。

马立克后来解释说：“我们买下阿吉拉时，它在印度有六家工厂，它们得到了美国药监局的批准，得到了巴西国家卫生监督局的批准，得到了全世界每一家监管机构的批准。辉瑞、葛兰素史克都委托它们做药。这些工厂设施先进，一切都是机械化的，还有摄像头监控……但是在六个月后，一封警告函却甩在我们脸上。”接着他话锋一转（也许不可避免地），说起了彼得·贝克和他激进的视察方法。“他制造了一种恐慌的氛围。”马立克说道，在这种氛围下，连工人的恐惧和沉默都被当作罪证。马立克表示，不过，迈兰依然做了彻底的回应。在199个批次的药物中，公司将119个可能受手套碎屑剥落影响的批次从市场上召回，重新做了检测。他说，在这些药物中没有发现颗粒，公司也将数据交给了美国药监局。

到这时，公司已经聘请了美国药监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德博拉·奥托担任高级副总裁，负责战略性全球品质和监管政策。奥托后来说：“如果我不是百分之百确信迈兰会做正确的事，我早就走人了。”就阿吉拉事件，马立克说：“我们把三家工厂关闭了将近三年。”他说这些行动是最好的示范，表明迈兰经营透明、注重品质。这是集白手套精神、一尘不染的机器的精神和“正确做事”精神于一身。

但其实，迈兰在变，而且一些员工相信，不是在变好。在公司内部，当马立克以激光一般的精准度将药物推向市场时，无论是印度还是美国的员工都开始体会到公司的变化。马立克和他的副手们似乎将速度视为重中之重，几个前员工都这样说道。一位辞职了的高管说，那些坚持遵守良好生产规范的人都感觉受到了排挤。“你太守规矩，他们就说你太慢。”

在马立克的领导下，迈兰印度公司成了培养生产力的温室。马立克本人的报酬，也部分取决于迈兰向全世界的监管机构提交了多少申请。年复一年，他和他的团队总能超额完成目标[Michael Smedley, Acting Director, Office of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t Quality, CDER,Office of Compliance, FDA, “Warning Letter” to Venkat Iyer, CEO, Agila Specialties Private Ltd., September 9, 2013, 2.]。他们的研发线总是饱和的，实验室也不断产出有利数据，提交的申请往往比公司要求的多出几十份。然而员工们（有一些据说在上司要他们篡改数据之后辞职了）却感到困惑：这些马立克亲自挑选的团队成员是已经摒弃了在兰伯西受到的训练，还是把它们带到了迈兰？

迈兰作为行业标杆的名声很快将会受到沉重打击。2016年8月，在总统选举达到白热化、美国的孩子们即将返校上课之际，迈兰一头扎进故事的另一面，当起了反派。忽然间，它就成了一家作恶的公司，臭名远播。其产品肾上腺素笔（EpiPen）的价格涨了四倍[在2011年至2017年间，迈兰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委托书表明，这家公司向全球监管者提交的申请数量已经超出了它自己定下的目标。例如，公司在2012年的全球申请目标是140件，实际提交了171件，见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proxy statement, Mylan Inc., April 12, 2013, 26。再举一例，2017年，公司的申请目标是135件，实际提交了184件，见U.S. Securities andExchange Commission, proxy statement, Mylan N.V., May 30, 2018, 46。根据委托书，公司在全球提交监管申请的目标数字占拉吉夫·马立克年度激励薪酬的四分之一，而年度激励薪酬又占他总薪酬的三分之一。]。这是一种注射型肾上腺素，经常在儿童因过敏而生命垂危时使用。

迈兰在2007年买下了默克集团的仿制药分部，由此成为肾上腺素笔的专利所有者。在对这种自动注射装置做出一些改进之后，迈兰开始以每包两支100美元的价格销售它们。后来美国药监局以设计缺陷为由将一家竞争企业的仿制版列为不合格品，迈兰从此独霸市场，开始大幅涨价。到2016年，肾上腺素笔的市场价已达到600美元。忽然间，那些需要购买充足肾上腺素笔放在家里、学校和背包中的家长，发现自己多出了一笔高得吓人的开支。

愤怒的情绪迅速在社交媒体上蔓延。一个名为“肾上腺素笔门”（Epigate）的标签获得了大量关注，一篇关于布雷施和她高涨的工资的公开报道也同样获得关注。2007年，布雷施的收入是240万美元。但到2015年，她的收入却接近1900万美元。加上迈兰2014年决定在爱尔兰成立公司以降低税收，布雷施和其他高管又多赚了许多钱：2014年，她和马立克的薪酬总额都超过2500万美元。这时，肾上腺素笔为公司提供了大约10%的收入。[Alex Nixon, “Firestorm Grows over Price Hikes on EpiPen,” Pittsburgh Tribune Review,August 25, 2016.]

一夜之间，布雷施就成了制药业贪婪的代名词[布雷施2007年的薪酬数字来自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proxy statement, Mylan Inc., April 5, 2010, 26。她2015年的薪酬数字来自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proxy statement, Mylan N.V., May 30, 2018, 53。布雷施和马立克2014年的薪酬见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proxy statement,Mylan N.V., May 23, 2017, 62。肾上腺素笔提供公司年收入10%这一数字来自U.S.Congress, Full House 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form, “Reviewing the Rising Price of EpiPens: Testimony of Heather Bresch, CEO of Mylan,” 114th Cong., 2nd sess., September 21, 2016.]。媒体把她和马丁·什克雷利（Martin Shkreli）相提并论，后者由对冲基金经理转职为大型药企CEO，曾把一种治疗艾滋病感染几十年的老药价格提高了50倍。当公众谴责的浪潮涌向布雷施时，她并没有为自己争取到多少好感。在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的一次灾难性访谈中[Andrew Buncombe, “Mylan CEO’s Salary Soared by 671% as Firm Hiked EpiPen Prices,”Independent, August 26, 2016.]，她宣布对于这轮价格暴涨，“没有人比我更沮丧”。接着她开始指责供应链上的其他单位，并建议对漏洞百出的医疗系统开展全国大讨论。这次访谈没有把她塑造成南丁格尔，而是成了玛丽·安托瓦内特。[Dan Mangan, “Mylan CEO Bresch: ‘No One’s More Frustrated than Me’ about EpiPen Price Furor,”CNBC, Squawk Box, August 25, 2016.]

迈兰想努力扭转这次公关惨败的局面。公司开始发放打折券，并表示很快会以半价推出一款仿制的肾上腺素笔。公司长篇大论地解释复杂神秘的药物定价机制以及有多少中间商从中牟利。但是公众无法理解为什么只有这家仿制药公司在销售一种高价药物，公司的解释在他们看来都说不通。[2017年8月17日，Mylan Inc.和Mylan Specialty LLP同意对一项《虚假申报法》诉讼达成和解，并以故意将肾上腺素笔错误归类为仿制药而非品牌药的罪名，向美国司法部支付4.65亿美元的罚款，他们由此避免了支付金额更大的医疗补助退款。见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of Public Affairs, “Mylan Agrees to Pay $465 Million to Resolve False Claims Act Liability for Underpaying EpiPen Rebates,” news release, August 17, 2017。]

忽然间，公司从前的丑闻在媒体上被一件件抖了出来。比如布雷施的MBA学位。2007年12月，《匹兹堡邮报》发现布雷施没有修完获得学位所必修的课程[Patricia Sabatini and Len Boselovic, “MBA Mystery in Morgantown: Questions Raised over How WVU Granted Mylan Executive Her Degree,” Pittsburgh Post-Gazette, December 21,2007.]，但是在她的父亲乔·曼钦当上州长之后，西弗吉尼亚大学立刻为她修改了成绩单，并且追授了学位。舆论一片哗然，2008年，大学撤销了她的学位。还有人指控说，公司的执行董事长罗伯特·考里（Robert Coury）经常挪用公司飞机送他的音乐家儿子到全国各地参加演奏会[Tracy Staton, “Think EpiPen Is Mylan’s First Scandal? Here’s a Timeline of Jet Use, an Unearned MBA, and More,” FiercePharma, September 2, 2016.]。另外还有一宗涉及公司一名副董事长的黑幕土地交易，迈兰公司在涉案土地上建造了它的新总部大楼。

但是这些都无法和肾上腺素笔丑闻相提并论。没过多久，迈兰就面临国会质询、集体诉讼和几位首席检察官的反垄断调查。2016年9月21日，一脸不快的布雷施在众议员监管及政府改革委员会面前起誓并接受盘问[U.S. Congress, Full House 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form, “Reviewing the Rising Price of EpiPens: Testimony of Heather Bresch, CEO of Mylan,” 114th Cong.,2nd sess., September 21, 2016.]，过程向全国电视转播。立法者们质问她为什么要背叛那些已经买不起药的家庭。

与此同时，在远离公众视野的地方，还有一系列影响更为深远的事件也在悄然发生，这些事件令公司的诚信及其药物品质也都面临质疑。

大约一年之前，迈兰的一名前员工来到马里兰州银泉市的美国药监局总部，和一群高级官员坐下来交谈了一阵。在保密的条件下，他提出了几项特殊指控：他说在拉吉夫·马立克的领导下，迈兰在海得拉巴的研发中心已经成了一个数据作假中心，那里产生的作假手段流传到了公司在印度各处的工厂。这名举报人称，在迈兰担任关键领导职位的那些人，包括兰伯西的前员工，正在运用他们的手段操纵数据。

这名举报人指出了几项申请，那些药物将会在美国市场销售。他说，为了使某些药物的检测结果合格，迈兰将不太稳定的商业批次的样品替换成了规模较小的试验批次中的样品，因为后者更加容易控制。但他的指控中最惊人的一项，或许是迈兰的团队已经改进了欺诈手法以规避视察。他们不再从工厂的软件系统中删除受操纵的数据，因为那会在元数据中留下痕迹，被彼得·贝克这样的调查员发现。工厂的经理们会刻意破坏他们想要隐瞒的数据。他们认为，这才是瞒过调查员的好方法。

虽然美国药监局的各位官员认为这名举报人的说法可信，但奇怪的是，他们在之后的大约一年内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美国药监局，迈兰似乎被一圈魔法保护着。这不仅是因为其首席执行官是一位美国参议员的女儿，还因为现在负责维护公司与美国药监局关系的高管，是美国药监局的前任官员德博拉·奥托。

2016年7月，那名举报人发出一封电子邮件，震动了美国药监局的各位官员。他在电子邮件中表达了对他们无所作为的沮丧。他明确指出，美国药监局对于美国患者的遭遇负有责任。他还暗示，迈兰公司的政治人脉及它和美国药监局之间的人员通道是美国药监局消极应对的原因。

他这样写道：“说实话，我对美国药监局将诈骗犯绳之以法的手段有百分之百的信心。但是我也听说，迈兰公司为美国药监局成员提供职位的策略十分见效。也许，美国药监局正在等待一出最终的悲剧在美国本土发生，因为低劣的仿制药产品未达到安全和功效标准。（就像在非洲所发生的一样，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没有显示出充分的功效。）”

他推测有什么力量或什么人明显在阻挠美国药监局对迈兰进行视察：“这种官僚主义场面在印度这样的国家是‘家常便饭’，但是对于美国的政府部门，我肯定有高得多的要求，毕竟美国政府是以较高的职业伦理和道德标准著称的。”

这封异常尖锐的训诫邮件在美国药监局内部引发了仓促的行动。两个月后的9月5日，也就是布雷施坐到国会证人席上大约两周之前，一个美国药监局调查员驶离印度纳西克市的主干道，开上了一条徘徊着山羊和鸡的尘土飞扬的小路，来到了迈兰公司的印度旗舰工厂。这一次，他没有事先通知。

迈兰的纳西克工厂距孟买有五小时车程，一路上会经过燃烧的农田和无人的停靠站。虽然选址荒凉，但这家工厂规模庞大，设施先进。它占地22英亩，一年能为全球的各个市场生产80亿剂药物，包括澳大利亚、非洲和美国。

在为期九天的视察中[FDA, “Form 483: Inspectional Observations,” Mylan Laboratories Ltd., Sinnar, Nashik District, Maharastra, India, September 5-14, 2016.]，那名美国药监局调查员发现工厂的软件系统中充满错误提示，提示的内容有“设备故障”“断电” [FDA, “Form 483: Inspectional Observations,” Mylan Laboratories Ltd., Sinnar, Nashik District, Maharastra, India, September 5-14, 2016，7。]和“色谱系统连接中断”。工厂的经理们显然没有调查过系统反复崩溃的原因，只是在接收到错误提示后重新检测药物。这使美国药监局怀疑崩溃都是有意造成的，就像那名举报人声称的那样。事情看来是这样的：迈兰没有删除不想要的数据，因为那样就会留下痕迹，他们的做法是主动让系统崩溃，比如让技术员拔掉墙上的电脑插头。这种手法相当引人注意，乃至美国药监局的各位官员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崩溃的文件”。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又有三名调查员[FDA, “Form 483: Inspectional Observations,” Mylan Pharmaceuticals Inc., Morgantown,West Virginia, November 7-18, 2016.]不打招呼就来到迈兰公司位于西弗吉尼亚州摩根敦的工厂。在那里，他们惊讶地发现了数据操纵的可疑行为。技术员在正式检测之前，先将样品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似乎是为了对检测结果进行预测。另外，药物批次的检测结果出现不合格或者异常，但分析员没有按要求开展调查，只是重新检测药物，直到得出合格的结果。这不禁使人疑惑：他们还使用了什么操纵手段？

在美国药监局的合规官员看来，软件崩溃、预检以及分析员没能调查出异常结果，这些情况都透着欺骗的意味。在信函中，他们要求迈兰做出解释，并指出纳西克工厂的错误提示“使人对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产生了怀疑”。这种看法对这家西弗吉尼亚州的公司构成了严重威胁。如果美国药监局最终判定迈兰的品质问题是系统性的，而不仅限于一家工厂，那么对迈兰的处罚和制裁就会大大升级。美国药监局的怀疑也威胁到了迈兰的诚信形象，而这个形象是公司努力经营起来的，公司总部的玻璃外墙和半透明的名片都是它的体现。虽然在政坛具有影响力，但迈兰仍有可能被认为和其他仿制药公司一样不可信任，无法运营一间干净的实验室。

后来和一名记者会面时，迈兰的干部刻意淡化了美国药监局的发现，解释说，“数据完整性过失”这个说法不太好，它其实涵盖许多简单的监管失误。公司的全球品质系统及合规主管R.德雷克·格洛弗（R. Derek Glover）说道：“我们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失误中有任何一项涉嫌数据欺诈。”

迈兰对纳西克和摩根敦的视察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在和美国药监局的一系列会议、电话和通信中，公司的高级律师和人脉畅通的高管们许诺会全面配合、保持透明。他们给美国药监局发去了大量数据和分析，想以此证明公司拥有周密的品质管理系统，并且做好了自查的准备。

2017年1月，迈兰给美国药监局发了一封长长的保密信件，试图解释纳西克工厂出现大量错误提示的原因——短短七天内就出现了42条。公司的解释有好几条，首先说这些提示“和以太网线或电线的切断无关”，然后补充说：“经事后调查，尚不清楚这些断网情况是因为人为的线路干预（不小心碰掉了缆线），还是因为没有信号。”对于另一个在七天内出现150次的错误，公司给出了一个片面的解释：公司的一部分软件设置导致“无意间产生了若干重复的错误提示”。在次月的一封保密信中，迈兰向美国药监局保证事关批次发售决定的数据的完整性和妥当性不会因此受到直接的影响。

然而美国药监局并不买账。2017年4月3日，它向纳西克工厂出具了一封警告函，在公司做出改正之前，有效地暂停了对这家工厂申请的审批工作。函中指出，迈兰的品质管理系统“未能充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FDA, “Warning Letter 320-17-32”(re: Mylan Laboratories Ltd., Nashik, FDF), letter to Rajiv Malik, President, Mylan Pharmaceuticals Inc., April 3, 2017.]。函中还表明，美国药监局对于工厂内的错误提示始终保持怀疑：“你们的品质小组未能全面地处理错误信号，也未能确定丢失或删除的数据的范围或影响，直到我们在视察中评估了这些问题才做出回应。”消息传出，公司的股价下跌了2%。

纳西克工厂收到警告函之后不到三周，马立克和其他六名迈兰的干部来到美国药监局总部，与19位一脸不快的美国药监局官员坐在一起，试图说服他们不要对西弗吉尼亚州摩根敦的工厂采取监管行动。当官员质问他们实验室的技术员为什么没有调查异常结果，而是重新检测药物，并且只记录合格结果时，马立克的团队意识到官员们在问一个更大的问题：在迈兰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监管者说，他们对于摩根敦的失误感到“震惊”，觉得工人的做法“极其恶劣”，并质问公司“是否让每一家工厂保持透明”。一位官员说得毫不客气：“考虑到迈兰整体的品质文化，美国药监局想知道这样的违规行为为什么会在摩根敦工厂发生。”

作为迈兰转型的代言人和领导者，马立克辩解说，迈兰公司和摩根敦工厂背后的价值观没有改变。他向一众官员解释道：“迈兰的品质哲学，就是对于数据的完整性和患者的安全绝不妥协。”为了将摩根敦工厂从美国药监局的审查中解救出来，他表示这家工厂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的业务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第一天起，这家工厂就建立在诚信原则之上”。最后，公司将没有调查而重新检测的做法归咎于一套陈旧的标准运营程序，并说它需要更新了。

这一次，公司的解释似乎奏效了。2017年5月，在两名部门员工的极力反对中，美国药监局生产品质办公室的主任托马斯·科斯格罗夫（Thomas Cosgrove）做出了一个富有争议的决定：他降低了调查员对摩根敦工厂负面评定的级别，将“官方行动指示”调为“自主行动指示”。他还主动给公司发了一封不带抬头也不向大众公开的信——在两年中，这已经是科斯格罗夫第二次调低对迈兰的不利评价等级，并且隐瞒美国药监局的回复了。

在一封写给同事的电子邮件中，科斯格罗夫附和了他们的观点，承认迈兰的重复检测行为“比我们看到的更加普遍，公司的自查也不充分”。但他也为自己的决定做了辩护：“迈兰的态度是积极响应、主动配合的，我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不会自行改正错误。”

这个决定使迈兰的摩根敦工厂暂时摆脱了美国药监局的强力审查，但它并未化解一场正在酝酿的风暴。2018年年初，来自工厂内部的一名举报人主动联系美国药监局，举报了工厂内的恶劣环境，包括人手不足和清洁不当。这名举报人称，迈兰的管理层并没有积极解决问题，他们更关心的是把“文件做成防护伞”躲避审查，美国药监局在一份备忘录中详细记录了他的指控。举报人描述了公司如何从印度调来一队员工迅速结束公司对摩根敦工厂积压的调查工作，并下令让美国的员工不得质疑他们的工作。举报人称，迈兰发展出了一套容忍欺诈的“内嵌文化”，还说一些前员工也有相同的看法。

在孟买最著名的酒店泰姬陵酒店的海景休闲区，一名曾在迈兰任职的化学家眺望着孟买港和1911年建成的那座名叫“印度门”的凯旋门。但这美景并不使他快乐。虽然身边围绕着丝质靠垫和体贴的侍者，他心中仍感到烦乱。他秘密来到此地，来向一位记者描述迈兰公司如何在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使用“炮制”数据，以使几十项药物申请快速通过审批系统。化学家表示，这种数据操纵是在拉吉夫·马立克和他的一群同事的领导下完成的。他说，马立克的团队将公司的印度业务打造成公司成功的核心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改变并败坏了西弗吉尼亚公司。

他还说，马立克团队运用一系列欺骗手法加快关键产品的审批进程。他们用“必要的动作”使开发数据合格，并“管理”了申请批次的生产。必要时，他们会通过更换样品生成生物等效数据。由“聪明人士”准备申请文件提交给监管机构。申请后的生产则由专门人士“安排”。公司还会咨询为监管机构所尊重的全球专家，让他们“保佑”申请文件，但同时又只向他们透露部分信息。所有这些干预手段都是为了“缩短”仿制药的开发和生产通常所需的时间。

在海景休闲区，化学家描述了工业规模的数据操纵是如何流畅进行的。他说研发部门会在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部署团队，以处理不合格的数据。马立克在每个生产系统都安插了自己的人，他们的行动完全同步。“一个人开口说一句话，其他人就能接下去把它说完。”化学家补充说，马立克的人不需要很多指示就能执行他的意图，“他根本不需要下什么具体命令。”他还说，他们的目标是让药物尽可能快地上市，马立克手下的人会想方设法达成这个目标。

在每一个步骤，他们都会使用变通的方法，比如使用隐藏的设备、对检测动手脚以及偷偷使用替补数据。检测过程转移到工厂并且扩大规模时，会出现因为批次变大而无法通过的情况。化学家说：“这时他们就打电话，而不会发送电子邮件。他们会从分析组抽一个人去品控组，动一下数据，然后数据就干净了。”

再接着就是商业化了，即大规模生产，这一步控制起来要困难得多。“商业批次会在稳定性检测中失败。”化学家说，而对策也依然是数据操纵，“调整一下参数，杂质就不会出现了。”每一个步骤，“都有研发组的人来展示怎么弥补问题”。

在这样一套体系下，好几种产品的数据在提交给美国药监局审批之前就经过了操纵，化学家说，这也是促使他离开迈兰的原因。

迈兰的总法律顾问布赖恩·罗曼（Brian Roman）表示，公司“坚定而强力”地否认数据操纵的指控。他指出，美国药监局并未证实公司有任何此类行为。他对一名记者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他有我们调换样品的证据，我认为他是在对你说谎。”他还说，不管谁提出这样的主张，都有义务“出具一份可以作为调查依据的报告”。实际上，那个化学家的确这样做了。辞职后，他曾书面向几个高级经理详细说明他的指控。

在那个海景休闲区，化学家表示美国药监局调查员彼得·贝克发现了那个与正式的检测系统并行的隐秘系统，这是“准确摸到了印度的脉搏”。“每一次命令都是从上面来的。”他无声地哭了，泪水从脸庞滚落，“这个行业的事情，真是太脏太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