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半。从这三个人离开英国到现在，五年半了。人们以为他们已经不在人世，还曾为他们哀悼，但现在他们却出现了，就像三个拉撒路[拉撒路（Lazarus）：耶稣好友、门徒。据《新约·约翰福音》，拉撒路病死后埋葬在一个洞穴中，四天后耶稣前来，奇迹般使之复活。]。

他们开始竹筒倒豆子，把这些年来发生的事情事无巨细和盘托出。尝试离开但是失败后，他们回到韦杰岛，埋葬了他们那个被谋杀的同伴。几天后，一小队巴塔哥尼亚土著坐着两只小划子出现了。这时候，困在韦杰岛上的有奇普、拜伦、汉密尔顿和另外十个人，包括见习官坎贝尔和埃利奥特医生。一个巴塔哥尼亚人朝他们走过来，用西班牙语跟他们打招呼，而埃利奥特能听懂西班牙语。这个人说他叫马丁，属于一个叫作乔诺（Chono）的海上民族。他们生活的地方比之前来过的卡维斯卡尔人更靠北。马丁说，他之前去过奇洛埃岛那个离这里最近的西班牙人定居点，这群劫后余生的人便恳求他带他们乘坐仅剩下的那艘船——将官专用艇——去那里。到那里之后，他们会把这条船给他作为感谢。

马丁同意了。1742年3月6日，他们跟另一个乔诺人一起出发，沿着海岸朝北边划去。之后没多久，当他们一行很多人都忙着在海岸上寻找食物时，奇普手下的六个人带着那艘专用艇逃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消息。奇普在自己的叙述中回忆道：“促使这些恶棍做出这么恶心的事情来的，除了他们的怯懦，我想不出来还能有什么。”不过，见习官坎贝尔曾无意中听到这几个脱离者窃窃私语，说想要摆脱他们这个偏执狂船长。

乔诺人继续领着他们穿过佩纳斯湾，前往奇洛埃岛。没了专用艇，他们只能坐在乔诺人的小划子里，定期停船上岸寻找食物。在路上，奇普这边有个人死了，用他们当中一个人的话说，只剩下“五个可怜虫”：奇普、拜伦、坎贝尔、汉密尔顿和埃利奥特。

拜伦一直觉得埃利奥特是他们当中最有可能活下来的人，但这个曾经不屈不挠的人如今也越来越虚弱，最后躺倒在一段贫瘠的海岸线上，再也起不来了。他已经消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声音也越来越有气无力。他摸索着拿出自己的一件贵重物品（一块怀表），交给坎贝尔。坎贝尔记录道，随后他便“撒手人寰”。拜伦无比悲痛，他们“在沙滩上给他挖了个坑”，似乎因为他们只能听天由命而感到心情沉重。为什么那么多同伴都死了，为什么让他活下来了？

剩下四个劫后余生的人继续穿过海湾，一路上都遵照乔诺向导的建议，按他们说的时间划船和休息，在他们说的地方找避难所和帽贝。就算这样，他们几个人的叙述里，还是会流露出他们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拜伦经常管巴塔哥尼亚人叫“野蛮人”，坎贝尔则抱怨说：“对他们的行为，我们一点儿毛病都不敢挑，他们把自己看成是我们的师父，而我们发现，在任何事情上我们都必须服从他们。”然而这几个英国人的优越感每天都会被踩翻在地。有一天拜伦摘了些浆果准备吃，乔诺人从他手里一把夺过，告诉他这些果子有毒。拜伦写道：“就这样，他们现在恐怕是救了我一命。”

走了大概七十英里后，他们能看到西北方向他们没绕过去的那个海角了。然而向导并没有带他们往那个方向走，让他们大感意外。他们看到，乔诺人把两只小划子拖到岸上，然后拆开，每只小划子都拆成五部分，这样搬运起来就更容易了。除了奇普，每个人都负责搬运其中一部分。奇普不再有梦想支撑，他身体上、精神上看起来都已经崩溃瓦解。他悄悄囤积了一点点食物，低声喃喃自语，从长途跋涉一开始，就需要有人扶着他才能往前走。

这几个英国人跟着马丁一行，沿着一条密道在陆地上行进——荒野中一条八英里的陆上运输路线——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开海角周围危机四伏的海面了。他们步履艰难，慢慢穿过一片沼泽，一脚踩下去经常陷到膝盖，有时候还会没腰。拜伦意识到，专用艇被盗让事情变简单了：他们绝对不可能拖着那条专用艇穿过陆地。即便没有专用艇，拜伦也累得精疲力竭，走了几英里后，他倒在一棵树下，用他自己的话说，“陷入了沉郁的忧思”。他见过那么多人最终放弃，融入了另一个世界，那幅前景好像是很诱人。至少，去另一个世界不用花那么多力气。但拜伦还是强迫自己站了起来：“这样的忧思一点用处都没有。”

走完这条运输路线，乔诺人把小划子重新组装起来，放进一条航道，随后他们便沿着航道，在智利海岸线外犬牙交错的岛屿间蜿蜒前行。他们一路向北慢慢走了好几个星期，从一条航道划到另一条航道，从一个峡湾划到另一个峡湾。直到1742年6月的一天，他们瞥见远处有一个岬角。马丁说，那就是奇洛埃岛。

要抵达那里，他们还需要穿过一个面对太平洋无遮无挡的海湾，这片海湾非常凶险，甚至成了天然屏障，阻挡了西班牙人南下入侵的步伐。拜伦记录道：“那里有一片对所有敞口船只来说都最为可怕的深海，非常危险，真的。”而对他们的小划子来说，还要凶险“一千倍”。汉密尔顿决定跟其中一个乔诺人多等几天再尝试下海，但另外三人跟马丁一起坐上小划子立即出发了，马丁还用几块破毯子做了个小小的船帆当作动力。开始下雪了，船也开始漏水。拜伦疯狂地往外舀水，奇普则在风中喃喃自语。他们日夜兼程，小划子摇摇晃晃，但总归还在前进。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成功穿过了那个海湾，抵达奇洛埃岛最南端。他们离开韦杰岛已经三个月，从韦杰号在那里搁浅算起则已经将近一年了。拜伦写道，他和另外几个一起劫后余生的人“几乎都不成人形了”。奇普的情形最糟糕。拜伦记录道：“他的身体，我只能拿蚂蚁窝来比拟，上面爬满了成千上万只昆虫。现在他完全不再尝试摆脱这种折磨，看起来他已经完全魂不守舍，他想不起来我们这些人的名字，连自己叫什么都不记得了。他的胡子像隐修的人一样长……腿跟磨坊柱子一样粗，尽管身体只剩下皮包骨。”

他们冒着大雪艰辛跋涉了几英里，来到一个土著村落，那里的居民给他们提供了食物和住处。拜伦写道：“他们在篝火旁用羊皮给奇普船长铺了张床，把他放在上面。实际上，要不是得到了现在这些善意的帮助，他肯定活不下来。”

拜伦和坎贝尔尽管早就厌倦了奇普狂风暴雨式的领导，但他们还是坚持认为，如果巴尔克利那伙人没有抛弃他们，奇普原本的计划说不定已经成功了。奇洛埃岛这片区域并没有看到哪里藏着西班牙舰队，说不定他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潜入一个海湾，缴获一艘没有武装的商船——用坎贝尔的话来说就是，“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不过也有可能这只是个幻想，能让他们更容易接受自己做的选择。

汉密尔顿也很快跟他们会合了。他们已经开始康复，就连奇普都有所好转。一天晚上，他们大块吃着肉，大碗喝着大麦酿的酒，坎贝尔写道：“我们都在尽情欢乐……感觉自己又回到了人间。”拜伦从离开英国以来已经过了两个生日，现在18岁了。

几天后，他们出发前往另一个村子。路上，突然有一队西班牙士兵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挺过了暴风雨、坏血病和船只失事，忍饥挨饿那么久，还经历了被抛弃的命运，而现在，这几个大难不死的人成了俘虏。

* * *

奇普记录道：“我现在沦落到了要被迫投降的地步，简直是奇耻大辱。”他称为“任何人可能面临的最大不幸”。一开始，他收到一份文件，要求他承认臣服于西班牙王室，并被告知要签了这份文件才会给他吃的。他愤怒地把文件扔在地上，说：“英国国王手下的军官就算饿死也不会乞食。”

然而他签不签字都无所谓了。他什么办法也没有。奇普一行最后被一艘船运到了智利大陆上的一个城市，叫瓦尔帕莱索（Valparaíso）。他们被扔进所谓的“死牢”，里面非常黑，互相都看不见脸。拜伦写道：“除了光秃秃的四面墙，什么都没有。”还有好多跳蚤。那个地方的人跑来想要一睹这些重要囚犯的风采时，守卫就会把他们从死牢里带出去游街示众，就像马戏团里的动物一样。拜伦记录道：“那些士兵可挣了不少钱，因为任何人想看我们都得给他们钱。”

四人被捕七个月后被再次转移，这次是去了圣地亚哥，还在那里见到了总督。他把他们当成是战俘，但同时也是绅士，因此对他们要友善一些。他说，只要他们不会尝试跟英国的任何人联系，他就准许他们假释，住在监狱外面。

一天晚上，他们受邀跟西班牙海军上将唐何塞·皮萨罗共进晚餐。安森的分遣舰队离开英国后的几个月里，皮萨罗一直在追赶他们。现在他们知道了，皮萨罗的舰队曾尝试在英国舰队前面绕过合恩角，因为想在太平洋拦截他们。但他这支舰队也几乎全毁在暴风雨里了。一艘载有五百人的战船消失了，还有一艘载有七百人的船沉了。由于天气造成的延误，剩下三艘战舰吃光了所有食物，水手们开始抓老鼠，还互相卖来卖去，价钱是四美元一只。大部分海员最后都饿死了。皮萨罗镇压了一场叛变，处决了三个密谋叛变的人，然后命令剩下这些为数不多的手下打道回府。安森和皮萨罗的舰队都遭受了灭顶之灾，很难说谁的更严重。

现在，尽管奇普等人不再被监禁，但他们无法离开智利，他们的生活也几乎一成不变。奇普感叹道：“对我来说，这里的每一天都像一个世纪一样长。”成为俘虏两年半以后，他们终于被告知可以回家了。尽管詹金斯耳朵之战一直没有正式停战，但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所有重大军事行动都已经停止，两国也达成协议，交换所有战俘。奇普登船上路，跟他一起的还有拜伦和汉密尔顿，他称他们俩为“我的忠实伙伴，两个患难之交”。然而，坎贝尔留下了。被俘这些年来，他跟俘虏他的西班牙人关系越来越密切，奇普指责他转投了天主教，效忠对象也从英国变成了西班牙。要是真可以这么说，那么韦杰号船员到现在已经犯下了军法规定的几乎所有严重罪行，甚至包括叛国罪。

奇普、拜伦和汉密尔顿回家路上航行经过了韦杰岛，又绕过合恩角，就好像穿越回他们饱经摧残的过去。然而大海永远叫人捉摸不透，这一次的航程相对还算平静。他们抵达多佛后，拜伦马上租了匹马前往伦敦。现在22岁的他穿得像个乞丐，身无分文，只能加速闯过收费口。后来回忆起这些，他说他“不得不行骗，骑着马拼命穿过他们所有人，完全不去理会那些大喊着要把我拦下来的人”。飞扬的马蹄嗒嗒嗒踏过泥泞的鹅卵石路面，飞快地穿过田野和村庄，穿过伦敦郊外延展出来的郊区。这时的伦敦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人口逼近70万。笛福说这座城市“巨大而丑陋”，在拜伦不在的这几年里，这座城也一直在不断发展，古老的房屋、教堂和铺子现在挤在新的砖砌建筑、公寓楼和商店之间；街上满是四轮马车，载着贵族、商人和店主。对于这个以海员、奴隶和殖民主义为代价建立起来的岛屿帝国来说，伦敦就是跳动的心脏。

拜伦来到位于伦敦市中心时尚区的大马尔伯勒街，去了他几个最亲密的朋友以前住的一个地方，结果那地方拿木板封了起来。拜伦写道：“离开了那么多年，而且这么长时间里没有听到过家里的任何消息，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谁过世了，有谁还活着，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去哪里。”他在他们家以前经常光顾的一家干货店停下来，问起家里兄弟姐妹的情况，得知他姐姐伊莎贝拉嫁给了一位勋爵，就住在旁边不远的苏荷广场。那里是一个贵族社区，有高大的石头房子，房子周围都是田园诗一样的花园。拜伦以最快速度走到那里，敲响了姐姐的家门，但那个门房只是斜眼看着这个跟这里格格不入的人。拜伦说服门房让他进去，正看到伊莎贝拉站在那里。这是个瘦削、优雅的女人，后来写了一本讲礼仪的书。她一脸困惑地看着这个访客，随后才意识到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她以为已经死了的弟弟。拜伦写道：“我姐姐以那么惊讶、那么喜悦的心情迎接了我。”上次分别时，拜伦还是个16岁的孩子，现在已经成长为饱经风霜的海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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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奇普也去了伦敦。他已年近五旬，被困在智利的漫长岁月里，他似乎一直在回想每一起灾难事件，每一次惨痛遭遇。现在他发现约翰·巴尔克利对他进行了严厉控诉，说他是个又无能又凶残的指挥官，而且还是通过一本书发出的指控；这样的指控不但会终结他的军事生涯，就连他的生命都可能因此而终结。奇普给海军部官员写了封信，反指巴尔克利那伙人是骗子：“他们以最灭绝人性的方式抛弃了我们，在离开的时候还摧毁了他们认为或许对我们有用的所有东西……对于干了这么多坏事的懦夫，还能指望他们说得出来什么？”

奇普怒火中烧，也讲述了自己的版本。但他可不会玩巴尔克利那一套，比如出版一本书什么的。实际上，他打算把自己的证词——还有怒火——留在一个更有决定意义的公共论坛上，也就是军事法庭，担任法庭法官的都是像他这样的指挥官。他准备了一份宣过誓的证词，详细列出了他的指控，还在写给海军部大臣助理的信中坚称，只要完成司法审讯，“我敢大言不惭地说……我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在船只失事之前还是之后，都会显得无可指摘”。他发表的公开评论为数不多，不过有一次他说：“在审判日之前，对于这些恶棍，我既没有什么话要支持他们，也没有什么话要反对他们。”——随后他又补充说，到了那一天，就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这些人被绞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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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远征的故事——或许更应该说，那么多个众说纷纭的故事——继续深深吸引着公众的想象力。当时，出版物呈指数增长，既因为政府审查制度很宽松，也得益于老百姓的识字率在不断提高。公众对新闻的渴求越来越强烈，为了满足这种渴求，出现了一个专门的蹩脚文人阶层，他们卖文为生，而不是靠贵族供养，老牌文学家经常嘲笑他们是“格拉布街小文人”。（格拉布街以前在伦敦的一个贫民区，有廉价旅馆、妓院和唯利是图的出版商。）现在格拉布街发现了一个好故事，便紧紧抓住所谓的韦杰号事件再也不肯撒手。

据《卡利多尼亚水星报》（Caledonian Mercury）报道，巴尔克利和那些叛变船员攻击的不只是奇普和汉密尔顿，而且还包括跟奇普一伙的所有人——“把他们手脚都捆了起来”，然后把他们留给“更仁慈的野蛮人处置”。另一个故事带来了汉密尔顿的视角，说奇普的行为“往往很神秘，而且总是很高傲”；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汉密尔顿清楚地看到，船长“始终是在世事洞明的远见指引下行事”。

大型报纸和期刊上连篇累牍的报道让人喘不过气来，图书出版商也没闲着，争相出版这些度尽劫波的人带来的一手资料。奇普回到英国后不久，坎贝尔也从智利乘坐另一艘船回来了。他出版了自己长达一百多页的叙述，题为《巴尔克利和卡明斯南海航行记续篇》（The Sequel to Bulkeley and Cummins’s Voyage to the South-Seas），为自己遭到的叛国指控辩护。不过后来没多久，他逃离英国，加入了西班牙军队。

约翰·拜伦认为，巴尔克利试图为之辩护的那些行为，“只能看成是叛变，无从他想”。尽管拜伦可能也发表了自己的版本，但他似乎不愿意说自己上级军官的坏话，而且沉迷于他所谓的“自我主义”。与此同时，还有更多叙述也都纷纷现身。有个格拉布街小文人写了本小册子，题为《英国皇家船只韦杰号的不幸航行和灾难的动人叙述》（An Affecting Narrative of the Unfortunate Voyage and Catastrophe of His Majesty’s Ship Wager），声称该书“根据真实的日记编写，并通过邮寄转递给伦敦一名商人，来自一个目睹了所有事件的人”。然而学者菲利普·爱德华兹（Philip Edwards）指出，这份叙述只是把巴尔克利的日记稍微改动了一下，而且改得很不合情理，有时候还是逐字照搬，把所有细节都改成了支持奇普说法的样子，也是在维护长期以来的权威体系。在口诛笔伐中，炮长的日记被改头换面，成了针对他自己的武器。

各式各样的叙述简直汗牛充栋——其中有些叙述的来源还相当可疑——因此，对韦杰号事件的看法因读者而异。巴尔克利的日记一直在被各路小文人剽窃，最后巴尔克利发现人们越来越怀疑他这本日记的真实性，就仿佛那里面的记载也有可能是假的，这让他怒火中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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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普回到英国没几天，海军部就在报纸上发出一份传唤，要求韦杰号所有幸存下来的军官、士官和海员都到朴次茅斯报到，接受军事法庭审判。将在几周后开始的这场审判，必须穿透众说纷纭的迷雾——那些互相冲突、疑点重重乃至向壁虚构的说法——分辨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从而伸张正义。作家珍妮特·马尔科姆（Janet Malcolm）指出：“法律是守护者，守护着理想的、没有受过任何影响的真相，去除了讲述中的矫饰的真相……最能经受住证据规则检验的故事，就是会胜出的故事。”然而，无论哪个说法最后占了上风，这场审判都肯定会让世人看到，军官和海员——大英帝国先头部队的一部分——是怎么陷入无政府状态、变成野蛮人的。这个令人悲伤的前景，甚至可能足以取代安森俘获西班牙大帆船的恢宏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