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约翰·巴尔克利跟一个同伴去巴西乡间散步，好好享受着他们刚刚得到的自由。回到住处，他们发现门上的锁被弄坏了。他俩轻手轻脚地走进屋子，看到巴尔克利的卧室里东西扔得到处都是，看起来是有人在这里四处翻找什么东西。

巴尔克利听到一声响动，一转身就看到两个侵入者朝他们扑过来。其中一个打了巴尔克利一下，巴尔克利也开始回击。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袭击者遁入夜色不见了。巴尔克利认出了其中一人，是他们这群劫后余生的人里面的，也知道了他是在执行水手长约翰·金的命令——在韦杰岛叛变的时候，这个水手长给了奇普船长脸上一拳。侵入者明显是在搜查巴尔克利的住处，但他们是想从这个如今一贫如洗的炮长身上得到什么呢？

巴尔克利感到非常不安，便和几个最亲密的同伴搬到了另一个寄宿的地方，是在一个渔村里。他说：“在这里，我们感觉很牢靠，很安全。”

几天后的晚上，有一伙人跑来砸门。巴尔克利拒绝开门，声称“晚上这个时候不合适”。但他们一直在那儿猛敲，还威胁说不开门就破门而入。巴尔克利他们在房子里到处搜寻，看看有没有武器，但他们找不到任何可以用来自卫的东西。于是他们偷偷从后面溜了出去，翻墙逃走了。

那伙人里有一个跟巴尔克利讲了他们是来找什么的：他的日记。在韦杰岛上，巴尔克利是唯一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同步记述的人。约翰·金和几个盟友看来是在担心，这份记录会透露他们在推翻奇普的时候起到了什么作用。这群之前在海上漂流的人，他们的生命再次受到了威胁，只是现在危险并非来自大自然，而是来自他们将要跟海军部讲述的故事。奇普那一拨人到现在仍然没有任何消息，似乎也不太可能突然出现并讲出他们那一边的说法。但是，要是他们真的出现了呢？而且，就算他们不会回来，巴尔克利这边可能也会有人给出跟他们相冲突的说法——为了撇清自己而指出同胞犯下某些罪行的说法。

随着相互之间的无端疑惧不断加深，巴尔克利写道，他听到约翰·金发誓“要么强迫我们交出日记，要么就要了我们的命”。巴西的一名官员表示，“一起经历过那么多艰辛和困难的人，却无法相亲相爱、和平共处”，实在是太奇怪了。韦杰岛上释放出来的力量就像潘多拉魔盒里的邪祟：一旦放出来，就再也关不回去了。

作为队伍里的高级军官，贝恩斯上尉尤其担心。巴尔克利听到传言，说是上尉悄悄告诉巴西官员，发生在奇普船长身上的事情全怪巴尔克利和卡明斯。作为回应，巴尔克利跟往常一样，拿起羽毛笔，写下一张便条。在派人送给贝恩斯的信息里，巴尔克利指责他散布虚假、卑鄙的指控，还指出只要他们回到英国，他们所有人就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正义也会得到伸张”。

1742年3月，贝恩斯乘船逃回英国。他想赶在其他人之前回到英国，这样他的说法就可以最先被记录在案。巴尔克利和卡明斯过了好几个月才找到另一艘船踏上旅程，途中，他们在葡萄牙停留时，港口的几个英国商人告诉他们，贝恩斯已经对他们提出了严厉的指控。巴尔克利写道：“我们有些朋友甚至建议我们不要回国，免得我们因为叛变而被处死。”

他告诉那些商人，贝恩斯的消息不可靠，一个有力证据就是他在岛上从来没记过日记。随后巴尔克利郑重其事地拿出自己的大部头日记，那派头跟拿出一本圣经一样。巴尔克利宣称，商人们查看了日记，“他们发现，这里面要是说有什么叛乱情事的话，领头为非作歹的人就正是指控我们的那个”。

巴尔克利和卡明斯继续踏上回家的航程。巴尔克利也仍然不由自主地往日记里添加新的内容。他写道：“我们对自己的清白充满信心，也决心无论如何都要亲眼见到我们的祖国。”

1743年1月1日，他们的船在朴次茅斯下了锚。他们能看到自己家的房子就在远处。巴尔克利有两年多没有见到妻子和五个孩子了。他写道：“我们一心只想赶紧上岸，跟家人团聚。”然而海军拦住了他们，不许他们下船。

在他们回来之前，贝恩斯就已经向海军部提交了一份书面陈述，声称奇普船长被巴尔克利和卡明斯领导下的一群叛变者推翻，他们把船长绑了起来，扔在韦杰岛上。海军部下令将两人收监，等待军事法庭审判。现在，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成了俘虏。

巴尔克利称，贝恩斯的说法并非“完美叙述”，指出根据记忆讲出来的故事（贝恩斯自己也承认确实如此），可资验证的价值没有在事情发生时同期写下来的记录大。而在海军部要求巴尔克利提交自己的陈述时，他决定交出整本日记——他说这是自己拼死都要保护好的东西。尽管日记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巴尔克利还是把卡明斯也列为合著者，这样也许会让这份叙述更加可信，同时也保护这位最亲密的朋友免受惩罚。

这本日记从他们的角度阐述了导致他们揭竿而起的各起事件，包括对奇普船长精神崩溃、开枪击中科曾斯头部使之毙命的指控。巴尔克利写道：“如果事情没有严格按照海军恪守的秩序和规定进行，我们就有必要偏离共同道路。我们的情形很独特：自从船只失事以后，我们最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和自由。”最后，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根据理性”行事。

巴尔克利不但提交了日记，一起交上去作为证据的还有他们在岛上起草的法律文件——贝恩斯本人明明也在这些文件上签了字。海军部似乎被这么多材料吓到了，所有人命运攸关的那本日记就在海军部办公室里搁置了一段时间。巴尔克利写道，最终办公室把日记发还给他， 还附了一道命令：“以叙述的方式撰写一份摘要，这样大人先生们读起来不会那么沉闷。”

巴尔克利和卡明斯立即行动起来，从他们的叙述里提炼出摘要，跟着一份说明递交了上去：“我们严格遵循了不幸的奇普船长的愿望，他给我们的最后一道指令是，一定要向大人先生们如实陈述。”

海军部的大佬们对这些事件互相冲突的叙述版本感到困惑不已，于是决定推迟调查，至少也要等到奇普被正式宣告死亡为止。与此同时，巴尔克利和卡明斯在收监两周后获释。巴尔克利写道：“我们的家人早就以为我们失踪了，已经放弃了，而现在，他们把我们看成是奇迹般回到他们生活中的儿子、丈夫和父亲。”

然而在司法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巴尔克利和他这一伙人仍然要受苦受罪一段时间。海军部拒绝为这次远征付他们工钱，也禁止他们受雇为国王陛下服务。巴尔克利写道：“船没了，我们挺过来了，经历了那么多饥荒、那么多困难，我们也挺过来了，我们剩下这些人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然而就算回到这里，我们仍要遭遇百般不幸，不得受雇工作，也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

巴尔克利急需用钱，他收到一份工作邀请，是要带一艘商船从普利茅斯（Plymouth）开往伦敦。他给海军部写了封信，请求他们允许他出门执行这趟任务。他写道，尽管他认为接受这份工作是自己的职责所在，但没有海军部批准，他不会那么做——“以免大人们认为我是畏罪潜逃。”他又补充道：“我很愿意，甚至是渴望，就我对奇普船长的所作所为经受最严格的审判，也希望自己能活到有机会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但同时我也希望自己不会被晾在这里就这么死了。”海军部批准了他的申请，但他仍然穷得叮当响。他也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担心自己和其他在漂流中幸存下来的人可能随时被传唤受审，判处死刑。

自从成为失事船员以后，巴尔克利就不再等着其他当权者对自己发号施令。现在回到故乡已经好几个月，他决心发起另一种反叛——纸上反叛。他开始谋划出版自己的日记。巴尔克利将深刻影响公众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并像他在韦杰岛的时候一样，把人民团结到自己身边。

他估计，有些人会觉得出版这么一份日记很不像话——高级军官公开他们的航行经历很常见，但只是个炮长有啥好出版的——他写了一篇序言，免得有人对他这个决定说三道四。他在序言里指出，鉴于他和卡明斯的地位，如果有人认为他们不可能创作出这么严格可信的作品，那是十分不公平的。他写道：“我们不是博物学家，也不是饱学之士，但是，具备一般理解能力的人，就有能力每天对值得他们关注的事情发表评论，特别是对他们自己来说关系甚深的事情。我们只会讲述我们不敢稍忘的那些事情，以及我们知道绝对真实的事情。”他还估计会有人说，他和卡明斯无权披露他们和船员们身上发生的秘密，对此他驳斥道：“有人暗示我们，出版这本日记可能会冒犯某些大人物。我们怎么也想不到，任何跟韦杰号有关的事情，既然都已经这么公开了，怎么会冒犯到国内的任何伟人。我们乘坐韦杰号遭遇了海难，这件事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了，我们来讲一遍会有任何冒犯之处吗？……他们不是也已经知道，我们怀着获得巨额财富的希望前往海外，归来时却穷得跟乞丐一样？”他接着说道：“如果人们克服了巨大的困难，那么他们会很高兴讲出自己的故事；而如果我们也让自己这样满足一下，有谁有任何理由说自己被冒犯了？我们，曾经在那么多情形下面对死亡的人，需要为了免得冒犯到谁——天知道是谁——而裹足不前吗？”

在为自己和卡明斯在韦杰岛做的事情辩护时，巴尔克利也采用了类似的平民主义口吻。他写道，很多人都谴责他们，说“对于身陷我们这种处境下的人来说，我们太忙碌、太活跃了”，但正是因为他们做了这些事情，才使每一个人都回到了英国。他认为，读完这本日记，人们就能自行评判他和卡明斯是否应该受到任何惩罚：“我们把船长关起来，被认为是胆大包天也是史无前例的行动，而我们没带他回家，被认为是更加糟糕的行径。但读者自然会发现，我们这么做，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

巴尔克利承认，那些讲述海洋事件的人喜欢编造一些神奇的故事来博人眼球，但他坚持说，他和卡明斯“完全尊重事实，从而小心翼翼地与这些人有了差别”。

用英文写成的这段叙述震惊了世人。这本日记很难算得上是文学作品，但跟传统的航海日志比起来，里面多了很多故事，充满了个人化的细节。而且，这个故事是由一个令人精神一振的新声音——一个铁面无私的海员——来讲述的。跟当时辞藻华丽、晦涩难懂的文章不同，这本日记的行文简单干脆，反映了巴尔克利的性格，从很多方面来讲都可以说很现代。炮长宣称，这本日记属于“朴素的海事风格”。

到巴尔克利和卡明斯准备好售出他们的原稿时，他们那一拨有很多人都已经回到英国，对于跟这次海难和所谓叛变有关的任何信息，公众也都非常渴望一探究竟。通过出版这本日记，他们从伦敦一家书商那里拿到了据他们说相当可观的一笔钱。金额并未披露，也并没有让他们觉得经济方面可以就此高枕无忧了，然而对于处于他们这种困境里的人来说，仍然是很大的一笔奖赏。巴尔克利承认：“对于我们这种情况的人来说，金钱是很大的诱惑。”

这本书在巴尔克利和卡明斯回到英国六个月后出版，书名简单直接，就叫《1740—1741年南海航行记》（A Voyage to the South-Seas, in the Years 1740-1），不过，书名后还跟了一个长长的副标题来吸引读者：

忠实叙述了英国皇家海军战舰韦杰号在南纬47度、西经81度40分的一座荒岛上失事的故事：内有军官和船员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在该岛五个月为争取生存空间所经历的艰辛困苦；在广阔的巴塔哥尼亚地区南部沿海，他们对自由的大胆追求；从该岛出发时，船上多达八十人；损失小快艇；穿过麦哲伦海峡；为了找到任何能吃的东西，他们经常要经历无法想象的困难……

这本书卖三先令六便士一本，同时也在《伦敦杂志》（The London Magazine）上连载。海军部的部分成员以及一些贵族都极为愤怒，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炮长和一个木匠向他们的指挥官发动双重攻击：他们先是把奇普绑了起来，现在又在纸面上抨击他。有位海军大臣对巴尔克利说：“谁给你的胆子，以这么公开的方式质疑一位绅士的品格？”还有一名海军军官告诉畅销周刊《寰宇观察》（Universal Spectator）：“我们也早就准备好了，完全可以同样怪罪韦杰号船员，为船长辩护……我们甚至倾向于认为，奇普船长如果能回来，他会消除谴责他顽固不化的所有说法，并把一切恶果都归咎于手下没有服从他。”巴尔克利承认，他出版那份日记会让人觉得意在挑衅，甚至在某些群体里面只会让处决他的呼声更高。

然而这本书（后来有位历史学家称赞说，“每一页都带着真正的海洋光晕”）很快再版，而且让大部分公众都站到了巴尔克利这群人一边。这位历史学家也指出，这本书体现出的“无比英勇、敢于斗争”的精神，似乎还赢得了“金辫绅士（gold-braided gentry）一些不情不愿的敬重”。

巴尔克利还担心会有人写书反驳，给出一个相反的故事，但并没有出现。他不但出版了关于这段历史的第一份书稿，而且似乎也改写了未来。他和跟随他的人也许会被海军放逐，也可能会仍然一贫如洗，但他们还活着，也是自由身。

然而巴尔克利在航海中已经知道，缓刑很少会持续很久——一定会发生什么无法预见的事情来打破局面。没过多久，令人振奋的报道就开始在媒体上出现：领导这次出征的海军准将乔治·安森，正在开辟一条横跨太平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