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陷防疫的日子里，我们列出了这些问题，想要一一求解，以此来对抗短期的焦灼。

结果突然出现急转。那样的日子迅速成为历史，大家飞也似的奔向新的生活节奏，不想再回头看。而纸质出版总是慢人一步，像个书呆子，还在摇头晃脑地研究、琢磨，

经过许多不可省略的程序——约稿、修改、编辑、排版、退改、核红，最后才长出一本书来。

封面设计的灵感，也反映了这个笨拙的、物理的心智过程。既没有弯路可走，也确实厌倦拐弯抹角了。宁可用这样一种主动“刻舟求剑”的方式，在越来越频繁变更、也受到操弄的社会热点中，紧紧抓住那些更具历时性的问题，作为理性的锚点。

最终的问题清单，在最初设想的基础上有所更改，有些问题得到了回答，有些没有。单读的作者们，代表我们问出了问题。当历史的玩笑再次出现在人的眼前，困难的不是回答问题，而是提出问题，这种行为本身就蕴含了抗拒、反对和不甘。在动荡的年头，这是一种维持基本尊严的方式，即便它会延宕人的痛苦，但至少我们不再对痛苦的根源视而不见。

20世纪70年代，罗兰·巴特在母亲去世后陷入了长达两年的哀悼，在330块纸片上写出一本《哀痛日记》，后来他著名的摄影理论《明室》正来源于此。“一个人刚死，其他人便疯狂地构筑未来。”罗兰·巴特斥之为“未来癖”。他说：“一段时间之前，死亡是一种事件、一种突然出现，而在这种名义之下，它动员人、激励人、使人紧张、使人活跃、使人骤变。而后来，有一天，它不再是一种事件，而是另一种延续——一种呆滞的、无意蕴的、不被叙述的、沉闷的、无援的延续。”

今天的我们，正身处这样一种长久的集体性的哀痛之中。

不同于那些即刻变脸的欢庆，我们认为，作为一个拥有记忆和情感的人，应该在这样的哀痛中停留更长时间。

---撰文：吴琦